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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译性问题一直是翻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译性问题不但存在于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话语也有着独特的影响力。随着中俄关系日益紧密，俄剧以其独特的幽默方式和话语表达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本文将以俄剧《入乡随俗》中的话语作为范本进行分析，探寻中俄影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并从中归纳可供借鉴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 可译性;《入乡随俗》;影视翻译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123-03
众所周知，翻译研究的一大根本问题就是可译性问题，即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与情感是否能用另一种语言毫无偏差地再现出来。语言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单单只是进行信息的传递，其背后还蕴含着源语者的情感背景和源语国的文化底蕴。语言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想要逐字逐词地完成对等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不可译性的绝对化。对这一问题无数国内外学者们争论不休，但纵观翻译史，绝对的不可译性几乎已经消失，现如今国内外翻译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可译性的限度问题，而为了达到更高限度的可译性，对此提出了异化与归化两种解决途径。翻译活动不仅仅体现在文学翻译、交际翻译中，现如今面对国家间文化交流频繁，思想借鉴紧密的局势下，许多外国影视作品引进国内，受到了国内观众的一致喜爱，对此也产生出一种新型的翻译现象——影视翻译。但面对口语化程度高，社会因素蕴涵复杂的外国影视作品，想要直接通过人物语言的直译来了解其文化背景几乎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问题，影视翻译借鉴了传统翻译中异化与归化手段，运用直译、转译、加注等手段，使得观众能够以最为轻松的形式理解话语传达出的基本意义与其背后的民族文化特性。本文将以俄罗斯情景喜剧《入乡随俗》为研究范本，分析电视剧翻译中采用的翻译方法和影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对中俄两国言语文化的可译性探究发展有积极意义。
一、文化的相对可译性与影视翻译
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所产生的独具特色的产物，它不但受到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条件、宗教信仰等主观条件的控制。因此，纽马克曾指出：“如果源语的内容涉及本国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译文的意思就必然有所走失。”与纽马克抱有同样思想的学者还有许多，他们皆认为在文化层面的翻译是无法精确传达出原文内涵的，文化是不可译的。持文化可译性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俄罗斯翻译理论的奠基人费奥多罗夫则认为凡是符合源于语言规范的材料都是可以翻译的，可以通过其他词汇和语法手段再现，只不过会失去某些功能，但可译性原则是针对整部作品，则费奥多罗夫认为语言是可译的，但对语言的可译性要做辩证唯物主义解释，语言中不可翻译的特殊东西确实存在，但这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可译性原则，而只能说对可译性原则的某些限制。译文与原文之间可以建立确切对等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是指形式上，而是指功能上。
其实面对文化的可译性问题，如费奥多罗夫所说，应该要具有辩证思想，如果单纯片面地否认文化的可译性，则是放大文化间的差异而摒弃文化间的通性。民族的逻辑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相似性的，这是由人类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语言结构的差异不应成为完全否认逻辑思维方式相通的原因。则文化的不可译与可译性都应是相对的，翻译活动对于损失和变动原文的尝试是允许的，这能达到最高程度地保留原文的主要意义和要素，则不可称之为绝对不可译。译文与原文达到功能上的对等则已经可以认为达到了相对可译，如果能达到形式上的完全对等则更好不过。
影视翻译作为一种新型独特的翻译方式，他与文学翻译、外交翻译、商务翻译等不同，拥有高度的凝练性和口语化特征，作品台词背后不仅是角色形象身份的塑造，更是国家文化的凝结，涵盖着一个民族的会话习惯和言语文化发展历程。因此影视翻译不单单是一种翻译活动，更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際活动。比利时学者德拉巴斯蒂塔指出，要研究影视翻译，就不能忽视文化层面的因素。因此，影视翻译中面对的许多难译问题一部分为语音不可译问题，而剩下的基本可以转换为文化的可译性问题。而惠特曼则指出由于译者很多时候面对的文化元素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一些改变，使得目的语国观众能够接受这一影视译本。通过画面和字幕，观众能够直观地看到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译者除了要掌握相关的文化常识，还需要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技巧，来达到信息上或者功能上的对等。这与费奥多罗夫的翻译功能对等所达到的相对可译性不谋而合，而如今的影视翻译也是如此操作的。
二、电视剧《入乡随俗》简介及其语言特色
俄罗斯情景喜剧《入乡随俗》讲述的是一个美国间谍以俄罗斯工程师奥列格·梅尼绍夫的身份潜入“俄气”集团，试图窃取公司机密的故事，但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他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如何潜入公司内部，而是由于完全不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他不能成功地扮演俄罗斯人而闹了许多笑话。《入乡随俗》以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人物设定、成熟的拍摄手法和颇具特色的文化气息，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而作为一部反映生活场景包罗万象的电视剧，其中包含了日常生活、工作职场、民族宗教、国际交往等多角度的情节，在不同情境下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即存在口语化、商业化、民族化、时代化等多种语言特点，这对译者对源语国的文化了解程度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三、电视剧《入乡随俗》采取的翻译策略
面对文化差异语境下的跨文化翻译活动，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文化不对等现象，从而陷入翻译的瓶颈，对于此类的文化翻译问题，译者不得不借鉴传统的翻译理论，而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归化”与“异化”理论。所谓“异化”则是指译文应以源语和源语国文化为中心，旨在让读者了解源语国文化，充分发挥翻译的文化交流作用，在目的语中加入源语文化才能更大程度上地完成文化的交互作用。而“归化”则是指译文应以目的语和目的语国读者为中心，如果将源语的言语表达习惯和文化现象强加至译文中，则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意义不清、概念不明等理解障碍问题。翻译既然担任文化交流的作用，则不能造成文化间的误解和混用。这两种翻译策略实际上并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在翻译活动中相辅相成的，在一定情境下采取异化手段，而在另一种情境下采取归化手段，才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提升语言和文化的可译程度。 俄罗斯情景喜剧《入乡随俗》在引入中国后能引起中国观众的极大共鸣，达到其高度的感染力，并在跨文化背景下也能同样达到喜剧内核，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恰当准确的翻译。电视剧为达到高度的可译性主要依靠“异化”与“归化”两种基本翻译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多种翻译策略，以下将举例论证：
（一）“归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由于中俄文化的差异性，存在很多中国观众不能直接理解的语句或词语，如果一味使用直译，则将消解原文的真正含义，不但破坏原句美感也会使观众一头雾水。因此在“归化”理论指导下，译者在不改变原文中心思想，保留原句美感的基础上，采取目的国语言中相对应的词句进行阐释，减少了意义不清、概念不明等翻译问题，其中主要策略有三：意译、换译和增译。
1.意译。《入乡随俗》这部电视剧最显著的意译体现便是剧名的翻译，俄语原文为“адаптация”，意为“适应，适合”，如果直译为原译，则会失去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甚至会让人摸不着头脑。而意译后的名称“入乡随俗”则保留了词语本身适应之意，还使用了中文的成语，并以最简洁的方式介绍了电视剧的主要剧情，可谓是一举多得。
2.换译。在各类外国引进电视剧中最基础且常见的换译就是将国外社交平台名以国内社交平台名同等替换，比如《入乡随俗》中就将“Twitter”译为“微博”，将俄罗斯通信软件“VK”译为“微信”。这样更加符合目的国国情习惯，也更容易让观众理解和接纳。
3.增譯。增译在字幕翻译中十分常见，对于某个源语国不能够深度理解的台词进行增译，比加注简洁，还保留了观众的观看连贯性。比如在第八集中族长与萨满的对话中，族长对萨满说：“Старый филин，а всё пичужкой прикидываешься”，这句话本是俄罗斯的一句俗语，俄语原意为“老鹰装雏鸟”，如果这样翻译在语境中观众或许能够理解大意，但并不够直观，则字幕组将该句话翻译为了“老雕装鸟雏，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翻译后，不但对台词的意义有了清晰的理解，还将老鹰改为了老雕，雏鸟改为了鸟雏，更凸显了两个上了年纪的人之间对话的市侩和钩心斗角。
（二）“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由于各个民族的思想和其表现的语言间具有通性，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直译原文就能够达到话语意义的传达，直译是异化理论最直接的体现方式，肯定了原文的中心地位。但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存在其独特性，经常会存在中俄两国文化不对等的情况，在目的国的语料库中无法找到相对应可替代的语言，则使用“归化”策略中意译等方法也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应秉持“异化”策略，竭力保持其原文翻译的准确性，而后再加注进行阐释其文化内涵，虽然会破坏观众观看时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也会对原文的精神内核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能够使观众准确理解语句，则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可译性的最大化。
1.直译。直译是最为常见的翻译方法，在原文基础上调整语序和语法结构使翻译后的话语适应目的国的语法习惯从而完成翻译，影视翻译中绝大部分的台词都采用的是直译。
2.加注。加注是在面对两国文化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时，不得不采用的翻译手段，虽会打破剧情的连贯性，但能够使观众精确地理解台词后的文化内涵。比如在电视剧第九集中，“俄气”的副董对董事长评价男主人公时说：“Яего，как шестёрку”，这句话如果在直译且不加注的情况下得到的翻译为“他就是个小六”，这样的翻译会使得观众不明所以，完全无法理解台词的意思，也无法理解副董对于男主的评价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字幕翻译为该句话做了标注：“6为俄罗斯36张牌中最小的一个”，在注释的帮助下观众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副董事长对于男主人公的评价并不高。还有在第十一集中，董事长获得了一枚勋章，女助手问：“Можно я её потрогаю？ ”而董事长回答：“Его.”如果直译这段对话则得到：女助手问：“我能摸摸她吗？”董事长回答：“是他。”在观众看来是完全不明所以的一段对话，而注释中则标记出“俄语名词分为阴阳中性，勋章为阳性，所以是‘他’”。这种由于两国语言文化完全不对等的情况所造成的不可译，必须要借助注释，否则将不能完成信息的完整传递，甚至还会出现误解。
四、结语
影视翻译所要求的高度口语化和生活化以及艺术感染力，使得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站在源语国的国情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更大一部分需站在受众的角度上。为达到共鸣，引入情节，感受情感氛围等目的，译者既要结合作品中角色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个人性格等因素，也要联系源语国语言特色、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更要结合具体语境，在此基础上再运用合理的翻译方法，才能准确传达人物言语的内涵，完整传达原文精神，从而达到功能层面的部分可译性。从电视剧《入乡随俗》的实例中可以发现，尽管中俄两国语言存在着文化背景、语言特色、结构特点等方面的参差和不同程度上的束缚，只要充分地理解和接受两国语言特征，积极运用合理的翻译方法，探求翻译的功能性对等，甚至是尽力达到形式上的对等，发掘语言共性，这对于解决影视翻译乃至于文化翻译可译性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从而完成不可译到可译的转换。
参考文献：
[1]张秀梅.俄罗斯电影语言文化翻译“不可译性”辩证[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8，（04）.
[2]喻红华.文化的不可译性及对策[J].宜宾学院学报，2008，（10）.
[3]黄珺怡.浅析俄国电视剧的中文翻译策略[J].国际传播，2020，（04）.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02）.
[5]王巅华.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J].东方论坛，2002，（06）.
【关键词】 可译性;《入乡随俗》;影视翻译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123-03
众所周知，翻译研究的一大根本问题就是可译性问题，即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与情感是否能用另一种语言毫无偏差地再现出来。语言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单单只是进行信息的传递，其背后还蕴含着源语者的情感背景和源语国的文化底蕴。语言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想要逐字逐词地完成对等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不可译性的绝对化。对这一问题无数国内外学者们争论不休，但纵观翻译史，绝对的不可译性几乎已经消失，现如今国内外翻译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可译性的限度问题，而为了达到更高限度的可译性，对此提出了异化与归化两种解决途径。翻译活动不仅仅体现在文学翻译、交际翻译中，现如今面对国家间文化交流频繁，思想借鉴紧密的局势下，许多外国影视作品引进国内，受到了国内观众的一致喜爱，对此也产生出一种新型的翻译现象——影视翻译。但面对口语化程度高，社会因素蕴涵复杂的外国影视作品，想要直接通过人物语言的直译来了解其文化背景几乎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问题，影视翻译借鉴了传统翻译中异化与归化手段，运用直译、转译、加注等手段，使得观众能够以最为轻松的形式理解话语传达出的基本意义与其背后的民族文化特性。本文将以俄罗斯情景喜剧《入乡随俗》为研究范本，分析电视剧翻译中采用的翻译方法和影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对中俄两国言语文化的可译性探究发展有积极意义。
一、文化的相对可译性与影视翻译
文化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由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所产生的独具特色的产物，它不但受到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条件、宗教信仰等主观条件的控制。因此，纽马克曾指出：“如果源语的内容涉及本国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译文的意思就必然有所走失。”与纽马克抱有同样思想的学者还有许多，他们皆认为在文化层面的翻译是无法精确传达出原文内涵的，文化是不可译的。持文化可译性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俄罗斯翻译理论的奠基人费奥多罗夫则认为凡是符合源于语言规范的材料都是可以翻译的，可以通过其他词汇和语法手段再现，只不过会失去某些功能，但可译性原则是针对整部作品，则费奥多罗夫认为语言是可译的，但对语言的可译性要做辩证唯物主义解释，语言中不可翻译的特殊东西确实存在，但这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可译性原则，而只能说对可译性原则的某些限制。译文与原文之间可以建立确切对等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是指形式上，而是指功能上。
其实面对文化的可译性问题，如费奥多罗夫所说，应该要具有辩证思想，如果单纯片面地否认文化的可译性，则是放大文化间的差异而摒弃文化间的通性。民族的逻辑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相似性的，这是由人类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语言结构的差异不应成为完全否认逻辑思维方式相通的原因。则文化的不可译与可译性都应是相对的，翻译活动对于损失和变动原文的尝试是允许的，这能达到最高程度地保留原文的主要意义和要素，则不可称之为绝对不可译。译文与原文达到功能上的对等则已经可以认为达到了相对可译，如果能达到形式上的完全对等则更好不过。
影视翻译作为一种新型独特的翻译方式，他与文学翻译、外交翻译、商务翻译等不同，拥有高度的凝练性和口语化特征，作品台词背后不仅是角色形象身份的塑造，更是国家文化的凝结，涵盖着一个民族的会话习惯和言语文化发展历程。因此影视翻译不单单是一种翻译活动，更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際活动。比利时学者德拉巴斯蒂塔指出，要研究影视翻译，就不能忽视文化层面的因素。因此，影视翻译中面对的许多难译问题一部分为语音不可译问题，而剩下的基本可以转换为文化的可译性问题。而惠特曼则指出由于译者很多时候面对的文化元素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一些改变，使得目的语国观众能够接受这一影视译本。通过画面和字幕，观众能够直观地看到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译者除了要掌握相关的文化常识，还需要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技巧，来达到信息上或者功能上的对等。这与费奥多罗夫的翻译功能对等所达到的相对可译性不谋而合，而如今的影视翻译也是如此操作的。
二、电视剧《入乡随俗》简介及其语言特色
俄罗斯情景喜剧《入乡随俗》讲述的是一个美国间谍以俄罗斯工程师奥列格·梅尼绍夫的身份潜入“俄气”集团，试图窃取公司机密的故事，但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他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如何潜入公司内部，而是由于完全不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他不能成功地扮演俄罗斯人而闹了许多笑话。《入乡随俗》以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人物设定、成熟的拍摄手法和颇具特色的文化气息，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而作为一部反映生活场景包罗万象的电视剧，其中包含了日常生活、工作职场、民族宗教、国际交往等多角度的情节，在不同情境下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即存在口语化、商业化、民族化、时代化等多种语言特点，这对译者对源语国的文化了解程度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三、电视剧《入乡随俗》采取的翻译策略
面对文化差异语境下的跨文化翻译活动，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会面对不同程度的文化不对等现象，从而陷入翻译的瓶颈，对于此类的文化翻译问题，译者不得不借鉴传统的翻译理论，而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归化”与“异化”理论。所谓“异化”则是指译文应以源语和源语国文化为中心，旨在让读者了解源语国文化，充分发挥翻译的文化交流作用，在目的语中加入源语文化才能更大程度上地完成文化的交互作用。而“归化”则是指译文应以目的语和目的语国读者为中心，如果将源语的言语表达习惯和文化现象强加至译文中，则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意义不清、概念不明等理解障碍问题。翻译既然担任文化交流的作用，则不能造成文化间的误解和混用。这两种翻译策略实际上并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在翻译活动中相辅相成的，在一定情境下采取异化手段，而在另一种情境下采取归化手段，才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提升语言和文化的可译程度。 俄罗斯情景喜剧《入乡随俗》在引入中国后能引起中国观众的极大共鸣，达到其高度的感染力，并在跨文化背景下也能同样达到喜剧内核，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恰当准确的翻译。电视剧为达到高度的可译性主要依靠“异化”与“归化”两种基本翻译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多种翻译策略，以下将举例论证：
（一）“归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由于中俄文化的差异性，存在很多中国观众不能直接理解的语句或词语，如果一味使用直译，则将消解原文的真正含义，不但破坏原句美感也会使观众一头雾水。因此在“归化”理论指导下，译者在不改变原文中心思想，保留原句美感的基础上，采取目的国语言中相对应的词句进行阐释，减少了意义不清、概念不明等翻译问题，其中主要策略有三：意译、换译和增译。
1.意译。《入乡随俗》这部电视剧最显著的意译体现便是剧名的翻译，俄语原文为“адаптация”，意为“适应，适合”，如果直译为原译，则会失去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甚至会让人摸不着头脑。而意译后的名称“入乡随俗”则保留了词语本身适应之意，还使用了中文的成语，并以最简洁的方式介绍了电视剧的主要剧情，可谓是一举多得。
2.换译。在各类外国引进电视剧中最基础且常见的换译就是将国外社交平台名以国内社交平台名同等替换，比如《入乡随俗》中就将“Twitter”译为“微博”，将俄罗斯通信软件“VK”译为“微信”。这样更加符合目的国国情习惯，也更容易让观众理解和接纳。
3.增譯。增译在字幕翻译中十分常见，对于某个源语国不能够深度理解的台词进行增译，比加注简洁，还保留了观众的观看连贯性。比如在第八集中族长与萨满的对话中，族长对萨满说：“Старый филин，а всё пичужкой прикидываешься”，这句话本是俄罗斯的一句俗语，俄语原意为“老鹰装雏鸟”，如果这样翻译在语境中观众或许能够理解大意，但并不够直观，则字幕组将该句话翻译为了“老雕装鸟雏，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翻译后，不但对台词的意义有了清晰的理解，还将老鹰改为了老雕，雏鸟改为了鸟雏，更凸显了两个上了年纪的人之间对话的市侩和钩心斗角。
（二）“异化”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由于各个民族的思想和其表现的语言间具有通性，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直译原文就能够达到话语意义的传达，直译是异化理论最直接的体现方式，肯定了原文的中心地位。但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存在其独特性，经常会存在中俄两国文化不对等的情况，在目的国的语料库中无法找到相对应可替代的语言，则使用“归化”策略中意译等方法也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应秉持“异化”策略，竭力保持其原文翻译的准确性，而后再加注进行阐释其文化内涵，虽然会破坏观众观看时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也会对原文的精神内核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能够使观众准确理解语句，则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可译性的最大化。
1.直译。直译是最为常见的翻译方法，在原文基础上调整语序和语法结构使翻译后的话语适应目的国的语法习惯从而完成翻译，影视翻译中绝大部分的台词都采用的是直译。
2.加注。加注是在面对两国文化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时，不得不采用的翻译手段，虽会打破剧情的连贯性，但能够使观众精确地理解台词后的文化内涵。比如在电视剧第九集中，“俄气”的副董对董事长评价男主人公时说：“Яего，как шестёрку”，这句话如果在直译且不加注的情况下得到的翻译为“他就是个小六”，这样的翻译会使得观众不明所以，完全无法理解台词的意思，也无法理解副董对于男主的评价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则字幕翻译为该句话做了标注：“6为俄罗斯36张牌中最小的一个”，在注释的帮助下观众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副董事长对于男主人公的评价并不高。还有在第十一集中，董事长获得了一枚勋章，女助手问：“Можно я её потрогаю？ ”而董事长回答：“Его.”如果直译这段对话则得到：女助手问：“我能摸摸她吗？”董事长回答：“是他。”在观众看来是完全不明所以的一段对话，而注释中则标记出“俄语名词分为阴阳中性，勋章为阳性，所以是‘他’”。这种由于两国语言文化完全不对等的情况所造成的不可译，必须要借助注释，否则将不能完成信息的完整传递，甚至还会出现误解。
四、结语
影视翻译所要求的高度口语化和生活化以及艺术感染力，使得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站在源语国的国情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更大一部分需站在受众的角度上。为达到共鸣，引入情节，感受情感氛围等目的，译者既要结合作品中角色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个人性格等因素，也要联系源语国语言特色、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更要结合具体语境，在此基础上再运用合理的翻译方法，才能准确传达人物言语的内涵，完整传达原文精神，从而达到功能层面的部分可译性。从电视剧《入乡随俗》的实例中可以发现，尽管中俄两国语言存在着文化背景、语言特色、结构特点等方面的参差和不同程度上的束缚，只要充分地理解和接受两国语言特征，积极运用合理的翻译方法，探求翻译的功能性对等，甚至是尽力达到形式上的对等，发掘语言共性，这对于解决影视翻译乃至于文化翻译可译性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从而完成不可译到可译的转换。
参考文献：
[1]张秀梅.俄罗斯电影语言文化翻译“不可译性”辩证[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8，（04）.
[2]喻红华.文化的不可译性及对策[J].宜宾学院学报，2008，（10）.
[3]黄珺怡.浅析俄国电视剧的中文翻译策略[J].国际传播，2020，（04）.
[4]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8，（02）.
[5]王巅华.试论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J].东方论坛，20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