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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晨报副刊·诗镌》创办的缘起
《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办，既是《晨报·副刊》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是新月诗派成立的标志性事件。[1]从社会文化背景看，1923年“科玄之战”以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与写实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思潮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潮流的一道脉流，为具有回归传统倾向的新月诗派的发生提供了哲学文化背景与美学动因。再从诗歌发展看，初期白话诗人的理论与创作，大多停留在“破旧”层面，在当时的确起到了追求文学现代化、表达诗人启蒙激情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导致了新诗形式的极端自由化、新诗美学内涵的极度贫乏，因而招致了后起的诗人和诗论家们的强烈不满。梁实秋曾指出：“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而未曾注意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惟一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什么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2]闻一多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中提到，1926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激发了诗人们的潜在热情，为新月诗派的正式发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
孙伏园因鲁迅讽刺诗事件而从《晨报·副刊》愤然辞职，给徐志摩提供了一个实现素日理想的机会。徐志摩于1925年7月回国，10月应邀接编《晨报副刊》。他早有想通过办报而独步文坛、宣传自由思想的意向。闻一多也在“五卅”之后回国，经徐志摩介绍，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与一同回国的余上沅等人和“清华四子”（朱湘、孙大雨、杨世恩、饶孟侃）住在梯子胡同同一所公寓里，隔窗论诗。刘梦苇、蹇先艾、于赓虞、邓以蛰等也是常客，切磋诗艺，相互交流。闻氏对新诗形式的探索也得到了“清华四子”的评判。这个设在简陋公寓里的沙龙，为《晨报副刊·诗镌》的创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前期人才储备。1925年8月9日，闻一多参加新月社茶话会，正式加入新月社。1926年春，闻一多迁居西京畿道34号，其画室布置奇特，“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朱湘、饶孟侃、朱大、刘梦苇、蹇先艾、孙大雨、杨世恩等常来聚会，谈诗、朗诵诗。正如徐志摩所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3]。沈从文说：“徐志摩等新诗周刊有一诗会，每周聚集各作者，讨论各作品，或读新作于各作者之前。”[4]朱自清说：“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谈论，或诵读。”[5]这时，《诗镌》编辑出版了，并成为新诗坛的重要基地。
二、《晨报副刊·诗镌》概述
从1926年4月1日到同年6月10日，《晨报副刊·诗镌》共出了11号（期），每周四出版，内容涉及文论、评论、散文、新诗、译诗及“编后”、“按语”等。其中，论文与评论16篇。《晨报·诗镌》的主要工作还是推进新格律诗的创作试验，采用的是理论倡导与创作并重的策略。主编徐志摩的初衷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发行一次诗刊，专载创作的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的批评及研究文章。”[6]他主张以“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惟一的表现”的理念指导新诗创作。
闻一多、饶孟侃也很重视新诗格律、形式规律的探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在席勒“游戏本能说”及艺术起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等认知的基点上，提出了著名的“带着脚镣跳舞”说及“三美”论（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他将格律分为视觉与听觉两个方面，节的匀称、句的均齐，属视觉方面的格律；格式、音尺、平仄、韵脚则属听觉方面。闻一多还阐述了律诗与新诗的格式种类、格式与内容的关系、句法与音节的关系等，并以《死水》为试验样品，向读者推介了一种基本由“三字尺”和“二字尺”组合而成的音尺范式。
邓以蛰的《诗与历史》和余上沅的《论诗剧》对于《晨报副刊·诗镌》的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诗与历史都关涉人生，不同在于其境遇里是否有事实上的信实。诗的描写最重要的是境遇，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依皈的凭藉”[7]。邓文的发表，与闻一多的大力推举是分不开的。从邓文的内容看，实际上是对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诗理论的支援，这也是一种文化策略。
饶孟侃在《新诗的音节》中指出，音节“实在包含得有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的相互关系”。其中，节奏可分为两类：一是由全诗的音节当中流露出的自然节奏，徐志摩的《盖上纸张油纸》和闻一多的《大鼓师》、《渔阳曲》可为代表；二是作者依着旧格调用相当的拍子组合的混成节奏，闻一多的《死水》可为代表。在《再论新诗的音节》里，饶孟侃指出，诗有中西之别，而无新旧之分；诗只能以体裁来划分界限。特殊的情绪和特定的音节成分的调和，将“有形的技术化成了无形的艺术”，才能产生动人的感觉，达到完美的音节地步。饶孟侃的新诗话《土白入诗》站在民间文化立场上，主张土白应在新诗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情绪与格律》进一步论证了情绪与格律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进行理论建设的同时，《晨报·诗镌》共发表新诗86首。徐志摩、刘梦苇各13首，饶孟侃10首，朱大8首，蹇先艾7首，张鸣琦5首，于赓虞4首，杨世恩3首，朱湘2首。此类新诗大多有着比较整齐的格律和音节，注意字句的锤炼和形式的规范化。在新诗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饶孟侃的《天安门》、《捣衣曲》、《莲娘》，朱湘的《昭君出塞》、《采莲曲》，刘梦苇的《铁道行》、《万牲园底春》，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西伯利亚残稿》、《半夜深巷琵琶》、《大帅》、《人变兽》等。第3号创作最为突出，闻一多的《死水》和朱湘的《采莲曲》堪称新格律诗的经典。
朱湘以新诗批评家的身份出场，他的《新诗评·一尝试集》、《新诗评·三草儿集》都是针对初期新诗集所做的批判。朱湘认为胡适《尝试集》的新诗思想浅显、意境平庸，“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朱湘认为康白情《草儿集》与郭沫若《女神》都有“反抗的精神与单调的字句”。
《晨报·诗镌》还涉及到诗歌的翻译问题。饶孟侃撰文认为，与其重“译”，不如重“诗”。译诗既要把握原意，也应将原诗的韵脚、格式和音尺精确地传达出来，有二度创作的性质。闻一多的《英译的李太白》从汉字的特征、李诗的精神出发，对李诗英译作了分析；也指出日本学者小薰良的译诗中的失误；亦提及一些译诗理论，如音节的调度、翻译过程中的想象、译作与原著间没有可比性等。
三、《晨报副刊·诗镌》停刊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徐志摩在《晨报副刊·诗镌》第11号上刊发了《诗刊放假》，宣布“暂停”。诗刊暂停的表层原因：一是暑假中很多作者纷纷离京；二是热心戏剧的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诗刊暂停的深层原因：一是新格律诗试验本身存在的不足而导致了作者和读者的不满。如与闻一多、徐志摩创办《诗镌》的于赓虞，1926年5月，因不满《诗镌》只求外形之工整新奇而忽略诗作内容的充实，同人又言其情调过于感伤，就与之绝缘，并离开了北京。[8]二是同人内部矛盾的激化，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人事的变动，团体的分离。1926年4月，闻一多编定《屠龙集》，拟出版。诗友朱湘看后，撰文《评闻君一多的诗》（载《小说月报》17卷5期）进行严苛的批评。同年4月27日，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要打倒饶（孟侃）、杨（世恩）等人的上帝”。5月27日，闻一多答复朱湘批评的《诗人的蛮横》一文发表在《诗镌》第9号上。在朱湘看来，徐志摩是一个凭着学阀的积势招摇撞骗的假诗人，加之闻、徐关系密切，他们又对后起之秀饶孟侃极为赏识，便大为不快。饶孟侃又对朱湘《采莲曲》的音节平仄作用进行了批评。在梯子胡同寓所里，朱湘几次与饶孟侃发生冲突。朱湘还因《采莲曲》被闻一多排在《诗镌》第3号的头版左下角极为不满，最终负气退出。紧跟着于赓虞也退出，后来，随着孙大雨、杨世恩留洋，刘梦苇因肺病而创作力衰微，徐志摩不得不在6月10日的第11号上发表《诗刊放假》的告白，《晨报副刊·诗镌》从此停刊。
对于《晨报副刊·诗镌》的历史意义，梁实秋说：“在北京《晨报》上办的《诗刊》，应该是新诗运动里一个可纪念的刊物。我以为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9]沈从文认为：“中国新诗的成绩，以此时为最好。新诗标准的完成，也应数及此时诗会诸作者之作品。”[10]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然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但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所知。”总之，《诗镌》的出现，是八十年前的诗坛盛事，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注释：
[1]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新月书店1931年9月版。
[2][9]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
[3][6]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刊·诗镌》第1号，1926年4月1日。
[4][10]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现代学生》创刊号，1930年10月。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7]邓以蛰：《诗与历史》，《晨报副刊·诗镌》第2号，1926年4月8日。
[8]于赓虞：《世纪的脸·序语》，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
作者：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岳阳）讲师
《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办，既是《晨报·副刊》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是新月诗派成立的标志性事件。[1]从社会文化背景看，1923年“科玄之战”以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与写实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思潮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潮流的一道脉流，为具有回归传统倾向的新月诗派的发生提供了哲学文化背景与美学动因。再从诗歌发展看，初期白话诗人的理论与创作，大多停留在“破旧”层面，在当时的确起到了追求文学现代化、表达诗人启蒙激情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导致了新诗形式的极端自由化、新诗美学内涵的极度贫乏，因而招致了后起的诗人和诗论家们的强烈不满。梁实秋曾指出：“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而未曾注意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惟一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什么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2]闻一多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中提到，1926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激发了诗人们的潜在热情，为新月诗派的正式发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
孙伏园因鲁迅讽刺诗事件而从《晨报·副刊》愤然辞职，给徐志摩提供了一个实现素日理想的机会。徐志摩于1925年7月回国，10月应邀接编《晨报副刊》。他早有想通过办报而独步文坛、宣传自由思想的意向。闻一多也在“五卅”之后回国，经徐志摩介绍，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他与一同回国的余上沅等人和“清华四子”（朱湘、孙大雨、杨世恩、饶孟侃）住在梯子胡同同一所公寓里，隔窗论诗。刘梦苇、蹇先艾、于赓虞、邓以蛰等也是常客，切磋诗艺，相互交流。闻氏对新诗形式的探索也得到了“清华四子”的评判。这个设在简陋公寓里的沙龙，为《晨报副刊·诗镌》的创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前期人才储备。1925年8月9日，闻一多参加新月社茶话会，正式加入新月社。1926年春，闻一多迁居西京畿道34号，其画室布置奇特，“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朱湘、饶孟侃、朱大、刘梦苇、蹇先艾、孙大雨、杨世恩等常来聚会，谈诗、朗诵诗。正如徐志摩所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3]。沈从文说：“徐志摩等新诗周刊有一诗会，每周聚集各作者，讨论各作品，或读新作于各作者之前。”[4]朱自清说：“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谈论，或诵读。”[5]这时，《诗镌》编辑出版了，并成为新诗坛的重要基地。
二、《晨报副刊·诗镌》概述
从1926年4月1日到同年6月10日，《晨报副刊·诗镌》共出了11号（期），每周四出版，内容涉及文论、评论、散文、新诗、译诗及“编后”、“按语”等。其中，论文与评论16篇。《晨报·诗镌》的主要工作还是推进新格律诗的创作试验，采用的是理论倡导与创作并重的策略。主编徐志摩的初衷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每星期发行一次诗刊，专载创作的新诗与关于诗或诗学的批评及研究文章。”[6]他主张以“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惟一的表现”的理念指导新诗创作。
闻一多、饶孟侃也很重视新诗格律、形式规律的探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在席勒“游戏本能说”及艺术起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等认知的基点上，提出了著名的“带着脚镣跳舞”说及“三美”论（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他将格律分为视觉与听觉两个方面，节的匀称、句的均齐，属视觉方面的格律；格式、音尺、平仄、韵脚则属听觉方面。闻一多还阐述了律诗与新诗的格式种类、格式与内容的关系、句法与音节的关系等，并以《死水》为试验样品，向读者推介了一种基本由“三字尺”和“二字尺”组合而成的音尺范式。
邓以蛰的《诗与历史》和余上沅的《论诗剧》对于《晨报副刊·诗镌》的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诗与历史都关涉人生，不同在于其境遇里是否有事实上的信实。诗的描写最重要的是境遇，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依皈的凭藉”[7]。邓文的发表，与闻一多的大力推举是分不开的。从邓文的内容看，实际上是对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诗理论的支援，这也是一种文化策略。
饶孟侃在《新诗的音节》中指出，音节“实在包含得有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的相互关系”。其中，节奏可分为两类：一是由全诗的音节当中流露出的自然节奏，徐志摩的《盖上纸张油纸》和闻一多的《大鼓师》、《渔阳曲》可为代表；二是作者依着旧格调用相当的拍子组合的混成节奏，闻一多的《死水》可为代表。在《再论新诗的音节》里，饶孟侃指出，诗有中西之别，而无新旧之分；诗只能以体裁来划分界限。特殊的情绪和特定的音节成分的调和，将“有形的技术化成了无形的艺术”，才能产生动人的感觉，达到完美的音节地步。饶孟侃的新诗话《土白入诗》站在民间文化立场上，主张土白应在新诗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情绪与格律》进一步论证了情绪与格律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进行理论建设的同时，《晨报·诗镌》共发表新诗86首。徐志摩、刘梦苇各13首，饶孟侃10首，朱大8首，蹇先艾7首，张鸣琦5首，于赓虞4首，杨世恩3首，朱湘2首。此类新诗大多有着比较整齐的格律和音节，注意字句的锤炼和形式的规范化。在新诗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有：饶孟侃的《天安门》、《捣衣曲》、《莲娘》，朱湘的《昭君出塞》、《采莲曲》，刘梦苇的《铁道行》、《万牲园底春》，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西伯利亚残稿》、《半夜深巷琵琶》、《大帅》、《人变兽》等。第3号创作最为突出，闻一多的《死水》和朱湘的《采莲曲》堪称新格律诗的经典。
朱湘以新诗批评家的身份出场，他的《新诗评·一尝试集》、《新诗评·三草儿集》都是针对初期新诗集所做的批判。朱湘认为胡适《尝试集》的新诗思想浅显、意境平庸，“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朱湘认为康白情《草儿集》与郭沫若《女神》都有“反抗的精神与单调的字句”。
《晨报·诗镌》还涉及到诗歌的翻译问题。饶孟侃撰文认为，与其重“译”，不如重“诗”。译诗既要把握原意，也应将原诗的韵脚、格式和音尺精确地传达出来，有二度创作的性质。闻一多的《英译的李太白》从汉字的特征、李诗的精神出发，对李诗英译作了分析；也指出日本学者小薰良的译诗中的失误；亦提及一些译诗理论，如音节的调度、翻译过程中的想象、译作与原著间没有可比性等。
三、《晨报副刊·诗镌》停刊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徐志摩在《晨报副刊·诗镌》第11号上刊发了《诗刊放假》，宣布“暂停”。诗刊暂停的表层原因：一是暑假中很多作者纷纷离京；二是热心戏剧的朋友想借副刊的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诗刊暂停的深层原因：一是新格律诗试验本身存在的不足而导致了作者和读者的不满。如与闻一多、徐志摩创办《诗镌》的于赓虞，1926年5月，因不满《诗镌》只求外形之工整新奇而忽略诗作内容的充实，同人又言其情调过于感伤，就与之绝缘，并离开了北京。[8]二是同人内部矛盾的激化，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人事的变动，团体的分离。1926年4月，闻一多编定《屠龙集》，拟出版。诗友朱湘看后，撰文《评闻君一多的诗》（载《小说月报》17卷5期）进行严苛的批评。同年4月27日，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要打倒饶（孟侃）、杨（世恩）等人的上帝”。5月27日，闻一多答复朱湘批评的《诗人的蛮横》一文发表在《诗镌》第9号上。在朱湘看来，徐志摩是一个凭着学阀的积势招摇撞骗的假诗人，加之闻、徐关系密切，他们又对后起之秀饶孟侃极为赏识，便大为不快。饶孟侃又对朱湘《采莲曲》的音节平仄作用进行了批评。在梯子胡同寓所里，朱湘几次与饶孟侃发生冲突。朱湘还因《采莲曲》被闻一多排在《诗镌》第3号的头版左下角极为不满，最终负气退出。紧跟着于赓虞也退出，后来，随着孙大雨、杨世恩留洋，刘梦苇因肺病而创作力衰微，徐志摩不得不在6月10日的第11号上发表《诗刊放假》的告白，《晨报副刊·诗镌》从此停刊。
对于《晨报副刊·诗镌》的历史意义，梁实秋说：“在北京《晨报》上办的《诗刊》，应该是新诗运动里一个可纪念的刊物。我以为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9]沈从文认为：“中国新诗的成绩，以此时为最好。新诗标准的完成，也应数及此时诗会诸作者之作品。”[10]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然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但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所知。”总之，《诗镌》的出现，是八十年前的诗坛盛事，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注释：
[1]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新月书店1931年9月版。
[2][9]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
[3][6]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刊·诗镌》第1号，1926年4月1日。
[4][10]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现代学生》创刊号，1930年10月。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7]邓以蛰：《诗与历史》，《晨报副刊·诗镌》第2号，1926年4月8日。
[8]于赓虞：《世纪的脸·序语》，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
作者：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岳阳）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