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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身处知识与信息时代，创造无处不在。20世纪以来，创造学沿着科学的历史足迹成为当今的显学。用哲学的“眼光”回眸并引领创造（科）学的认识论、本质论和方法论。身体“隐喻”或“暗喻”的存在是创造学的深层内核，让我们从具身认知视域中不尽然地对人的自然与社会属性、思想、理论、理解、诠释、语言、情境等方面进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探索，使中西方创造学内容得以融合。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在基础整体论对创造学的学理证成中，由“身体转向”引发的具身认知是一种高度结构化和动态化的后蒯因的知识模型，对创造学基础理论建构不可偏颇。
关键词：具身认知;创造学;理论基础;建构
中图分类号：G40-02，G4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9-0131-06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生的终极三问，亦是哲学的。这相当于在问“人是什么？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未来会被创造成什么样？”人的反思从追问自我开始，追问世界，追问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并没有被此“三问”所羁绊，在哲学和科学的范畴中竭力找寻、把握和创造自我，探索和发现可能的世界，以便在包罗万象的世界关系网中自由生活。创造学就是在如此的哲学和科学范畴中应运而生。
一、科学和哲学范畴中的创造学
（一）创造学概念及其内涵
创造学是研究人类的创造能力、创造发明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辞海》1999年版），创造学是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和系统科学六大学科部类交叉点上，形成的一门具有普遍性、边缘性、综合性和横断性特征的交叉科学，以此特性形成了相应的学科说，但没有能被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确定性结论[1]。
人类生活在混沌而复杂的世界中，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生活世界的客观化来自人的主观生活世界，即体验的历史，具有世界观的同一性（创造历史）;胡塞尔（E.Husserl）认为，体验的个人意向性，构成人的世界（自我创造）;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认为，社会性导致的语言产生，服务于交往行为（社会性创造）。
创造学是知识，创立并服务于人的渠道是通过创造教育来完成的。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2]。创造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探索和构建创造规律的各种社会情境，使创造学理论得以传承。
（二）哲学和科学发展史就是创造学发展史
哲学成为所有世界观之先的“严密科学”（第一科学），为所有以理据获得正当权利的“知”作最后的论证，并从“主体源泉”解开哲学所承载的“生活世界”的同时，巩固一个对所有人有约束作用的理解基础[3]。
在分科之学前，哲学思考与生活过程重合，而学科区分后，哲学有了特定目标和方法，即“智慧追求”和“运用概念”。科学是追问事实真相，把握事物发展基本规律。科学进步过程蕴藏着创造学研究内容。科学经由归纳而进步;科学经由演绎而进步;科学经由工具化而进步[4];科学经由类比而进步;科学进步是与可信赖的结果制度化权威相结合，拒绝任何可作权威之物，在社会协作基础上相互审视和批判……
在哲学指引下，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的规律使得科学自我意识增强。科学特殊的认识论权威，为创造学发展最强有力的背景。创造（科）学是展现人类智慧，透过创造现象对其内部关系做科学探究的一门新兴学科。创造学的理论研究是对其“表达的实质”研究，内涵自上而下的创造，具有普遍性和先验性;对其“表达的方式”研究，自下而上的事物的创造性会被认识，具有特殊性和后验性。这是创造学认识论的两个方面。
库恩（Kuhn，T.）科学革命地创造了一种“共融”式科学进步。“范式”的提出对科学进步及其全套价值观和方法论作出了变革。新范式不是对以往范式的摒弃和颠覆，而是更迭旧范式不合理或无效达目标之处，与旧范式“共融”，对一切正反事实保持敏感，创造的机遇就蕴藏其中。
科学在具体范式的破和立中进步，使知识得以丰富。面对证实，不是靠观点而是靠新事实，依靠个人感知力和觉察力。拉卡托斯（Lakatos，I.）的“科学研究纲领”使在“批判”与“共融”方式下的多种纲领并行，彼此博弈。对他者的错误，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创造思维的萌芽就在于此。就是因为在理论交锋中呈现的是忽略细节的思想内核呈现，所以新事实往往就在细节里。
（三）理论是创造（科学）学的基础解释
生活世界中，经验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如何经验的，其理论、原则、方法就是实事科学的基础解释。不存在完美理论，只有被质疑的理论，因为理论渗透主观观察，即在理性且客观的理论中夹杂着主观性证据。
对实际或实践而言，“理论”是论事物之理。理论有整理分析、区分审辨、评定与推知之意（《辞海》1999年版）。建立理论的步骤：界定（或定义）→分类→归纳与演绎→推论、预测与研究→建立模式→形成次级理论。马斯洛（Maslow，A.）从动机说明理论的形成过程，即感觉→概念→构念→命题→理论，这是一个从现象到抽象的过程。戈温（Gowin）认为理论是对思考的一种指引，是一种过滤网，是思考基本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是作决定的一种方式;普拉特（Pratte）主张理论是一种工具，是对思考的一种引导，但却未必是对直接措施的一种引导，理论不是规范性的事物，而是引导性的。理论是一种与引导及推演相关的形上架构。可见理论只适用于世界的部分，保“真”的方法就是其适恰范围，由此求知方式（认知形式）被创造。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接受质疑，提出新问题，在产生有预测性的猜想后被未来证伪。问题产生是认知能力得以实质性提高的信号，是创造学研究具体科学的起始点，也是科學哲学史上的里程碑。 （四）创造学与认知科学
1. 认知科学为创造学提供动力
当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各种不同学科之间联系的时候，认知科学就出现了（Bermudez，2010;Sobel，2001;Thagard，2005），认知科学试图整合研究者们的各个相关领域收集到的信息[5]。创造学就是致力于科学创造的所有规律探究，如此看来，认知科学与创造学并行不悖。认知科学中的理论和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认知科学家在保持相对独立与统一的各学科间开展研究，获得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有益于对创造过程和规律的探究，成为创造学进步与发展的阶梯。
2. 认知科学与发明创造
创造属于人类，发明是认知科学的结晶，标识着人类进步。依据下定义的科学原则与方法可知，所谓发明，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或解决现有的问题而设计出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产品[6];所谓创造，是主体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形成一定目标，进而控制或调节客体产生有社会价值的、前所未有的新成果的活動过程[7]。从定义的辨析中，可以看出“发明创造”这一词语组合在“新颖性”指涉上是统一的;从属关系上看，创造真包含发明。发明定义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均是科学技术层面的“新”，而创造还包含一些非技术领域，如新创意、新发现、新创作等。
3. 身体认知与发明创造
客观世界是物质的，主观世界是灵动的、人性的，时间与空间为发明与创造留出了缝隙与岔路，让人的身心得以填补与镶嵌、流露与溢出。路的艰险与通畅、宽敞与狭窄只有行者身体力行方能自知，自由地择路就是不断找寻身体的精神家园和享受生命快乐的方向。
所见所闻、所感所知造就了发明创造的结果，亦或是均已被发明与创造所触及。身体是人的创生载体和物质基础，只有肯定身体存在才能谈及人类的“主体存在”（existence）和论及人的本质（essence）;作为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人，身体是一直被关注、被认识、被改造、被绵延、被印刻上时代烙印……对身体的重视、理解、反思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8]的基础;“我们的形体是一种充满了无穷也要求存在的创造物的世界”[9]，它的整体现象高于意识和精神，身体蕴涵着生命的欲望、直觉、情感、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它们来源于身体却会超越身体，为理性插上翱翔的翅膀，身体借由发明与创造在无限延展的时间和空间上焕发出人类智慧的光芒和人性的伟大，从而使得人类生生不息。
发明的起源已被历史所磨灭，也许会留下斑驳的痕迹，也许会留有故事与传说，仅此而已，可能就会揭示出关乎人类自身的东西。人们不提倡宣扬发明英雄主义，但肯定会去称颂实践过程中劳作的身体，会去敬仰充满智慧的身体，这是不论国籍、人种、性别的发明家拥有的共同特征。当人们审视、剖析那些发明时，便是在不自觉地找寻着自我认同，理解旧时发明创造的成就。
二、创造学特征
（一）创造学的自然属性
科学在人类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两种态度相互交锋中前行，科学是以支配自然为最终目的。创造学致力于在创造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探索世间万物的存续方式和活动规律，让其潜在的未知，通过人成为显现的已知，在其过程中，创造技法百花齐放、层出不穷，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创造规律被自然规律所制约，人对自然观的改变，会使科学观与科研成果发生改变，在自然科学里尤为常见。在这个被不确定性包围的世界中，人类只能在竭力确定自我中存续，如此，塑型创造性的人格，具备创造性思维就成为每个人最高的认知层次。
思维在理性处于困境时，往往因为“啊哈”式的顿悟（关系创造）使得创造（思或物）得以实现。坚持直觉主义的创造理论，并非意味着创造方法的无政府主义。自然科学史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物理学（还原）或进化论（试错）的逻辑去形成并实施其他科学的工作方法。通过非理性因素引入丰富方法，如“坚持”“激励”“洞见”等。“性与生俱来”，行为性之表，所以“行”恒在。科学哲学指引科学从原先化繁为简的路径更迭成化简为繁的、复杂丰富的、多元化的科研方向。人认识世界，创造世界，不仅仅是理解抽象后的世界，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世界。
（二）创造学的社会属性
1. 社会性本质倾向
当尝试着解决某些经验问题时，科学的渗透会深化和丰富经验和推理。科学研究的社会性本质有两种倾向，即有益于理解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正向）和对理解科学取得成就后所构成潜在威胁（反向）。“思”创的规定基础来自社会及其社会需求。
“生活世界经验的理想化”产物具有科学性，易产生社会化协作。科学的权威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性“博弈”，科学知识有“社会建构”的迹象，类科学的推进需要“民主”……理想化行为的自主工作能力，来自主体功效，评价是来自他者的考验与体验。行为的自主体现了本“身”，是科学的回溯，让他者经验到“完全出于主体本源的可能世界的结构和源泉”。
2. 创造学中的（社会）情境创造
世界是个复杂生态系统。情境本身由时间和空间维度所定格。每一个情境都蕴涵着独特的价值，每一种价值也存续于情境中。科学的社会性产生否定性的辩护语境（认识论范畴），通过情境切换使价值发生转变。创造新的物种是创造，给同样的物种创造新情境是创造，给不同样的物种创造同一情境亦是创造，在其过程或结果中会产生价值转换、价值衰减、价值增量。价值体现只有关乎了人的存在，创造才有意义。
人因所处情境不同，会使得思想波动、涉身行动、心理触动。处于同一情境中的人们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独特在于自我的思想境界和其思维方式、行为能力和其模式、情感储备和其状态。依赖于情境产生适恰意义的事物，不管是由先验创造意识的指引，还是重构或再造创造意识的萌新，人通过身体知觉与认知关联均达思维层面，在形成所谓的创造性思维后，再依赖于个人行动能力予以表达。
我们不赞同斯多葛学派把人作为摆脱情境的纯粹自我——只思考自我的生命担当，也不赞同人是社会性生命体，即人要活在社会情境中，情境具有内含着多种或多层的支配性结构和重构性变革的潜能。世间万物都是自然界存续的互联的部分体现，均具有内在价值和自然权利。人们活在情境中，创造在利己和利他之间，不断寻求和培养自我主动掌控的能力，在情境定格与切换的适恰上体现。创造在于身体在场的情境定格，在于情境中的关乎身体的丰富表达（思想、行为、心理表达），也在于待身体就位的情境创设中。人与情境的关系中隐秘着创造的“火种”，在这不争的事实面前，不可忽略的是身体的中介主体性。 3. 社会批判理论
批判的旨趣在于让人们从先验的制度、自成习惯、世俗传统以及自欺欺人等中解放出来。创造以理解为开端，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实践论为指引，生活中创造无处不在，创造理论也并非是方案集成，而是与实践相协调，构建人类更好的生活环境，让生命存在更有意义。
社会批判理论被创建和完善来源于社会现实，来源于践行，亦来源于交流与沟通。人之所以能与他人建立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有能力从他人的角度看事物，与他人同情共感。哈珀马斯（Habermas，J.）认为要达到深沉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必须经由主体的自省与意识形态批判，才有可能突破各种宰制。人行动的产生都有其不得不如此或彼的情况，行动受与主体切身相关的身外事物以及主体自身过去和当前种种情形的刺激，从而产生反应。因此理解不仅取决于传统的视野，还取决于主体的沟通能力与他者互动，在互动中，揭示沟通乏力與阻碍交流情境实现的条件，使主体之间能互相理解各自主观状况，通过不拘于形式的关联领域（敞开域），如争论、辩论、座谈等调谐歧见，以达协调或平衡。
三、诠释现象学为创造学提供寻求实存的关键能量
理解即创造，理解是融合化繁为简和化简为繁的典型思维通路。人理解并把握“此在”的存有方式有两种，即手前之物，待实践的实体和具有主动性的主体。理解是诠释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诠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F.）曾把诠释学设想为理解的科学或理解的艺术，此诠释学可作为各种诠释的基础，诠释学由此将自身界定为对“理解”本身的研究，而理解与诠释都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诠释是探究事情背后所指的意涵，亦对主体对事件或现象的理解;海德格尔（Heidegger，M.）则认为诠释须植根于理解，理解是诠释的筹划活动;加达默尔（Gadamer）认为理解、诠释与应用三者具有内在关联性，三方面结合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皮纳德（Pinar）的“理解”指的是一种身心关系和存有模式，是知者所知间的关系，也是真相之所在。海德格尔则企图深化现象学的意涵，认为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就是解释，透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及此在的基本结构之领悟就会被宣告出来，称“此在的现象学”即诠释学，而其诠释学亦被称为诠释现象学。
对创造的理解是在诠释创造领域中产生的，实践本身也是种创造，当实践被重新实现、诠释时就是对创造的理解。理解使得存在者（在场者）敞开可敞开之处，为敞开而敞开。实现和实存的存在者固然重要，但对其过程和结果的理解更为重要，实现和实存被存在者置在不同脉络下而决定他的命运。意义存在与实现和实存中，是向“理解”敞开的。
德勒兹（Deleuze，G.）和加塔里（Guattari，F.）早在1972年就提出了利用“身体” 来驳斥体制。他们反对弗洛伊德建立在父权社会体系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在阿尔托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精神分裂分析法，提出以根茎状的繁殖和再生模式取代树状模式的社会形态，试图打破任何形式的集权体系，提倡更加自由的、符合人性的生存模式[10]。理解的经验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其意义理解是先验的，自由创造在一定规约下得以实现。经验的传承通过传承人去不断修正经验或丰富其语言表述。
四、创造学与语言
自然（广义）语言是“词语以及把它们组合起来以表达思想”（《牛津英语词典》），经由人类认知活动创造而产生，是认知活动的工具。语言结构（知识层面）是人类认知的结果，以名称和语句为单位;语言功能（效用层面）是人类认知的反映，以“言语行为”和“话语”为单位。人的语言能力正是与认知相关，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创造能力。
（一）哲思与语言都是“行”的过程
把哲思与语言理论比作是“生活世界”天秤的两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创造的智慧就在两端上下跷动（侧重）中若隐若现。哲思砝码（思的储备）在于“不可言说”，语言砝码（知识表达）在于“有限”（框架和边界）理论的自由表述。“思”与“言”互为表里，层层加码时创造的智慧就在这个“思涵”与“言化”的生活世界中绽放“光芒”。
语词的“涵义”居于“语言世界”，而不居于“思想世界”，而塞尔（Searle，J.R.）所谓“意向内容”居于“思想世界”，而并不居于“语言世界”，两者之间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这种“表达”正是某些言语行动的宗旨之所在[11]。创造的智慧在“行”中显现，“思”与“言”都是“行”的过程。
（二）语言如何被创造（语义学层面）
人类语言无法与对象自然建立联结，语言只有通过心智与所言事物建立联系，意识（创造）在思想与行动中徘徊，产生的意向内容成为了维系语言与对象的纽带，心智指称（意指）成立，即在心智上获得关于对象的信息，使其成为拥有各种信息的“意向对象”，如此有别于对象本身。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都是相对于某个语言共同体而言的，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更多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人们的兴趣[12]。
词汇意义无法与关于词语所指的一般知识截然分开，应将其视为提供了进入确定多个观念和概念系统的通道，该词语以一种灵活的、开放的和依赖语境的方式引发了这些观念和概念系统[13]。语义知识来源于经验知识，是经验知识的浓缩，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语言用法。
（三）语言创造（语用学层面）
语言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在人际关系层面，语言是为了人类更好地交流和协作（公共交流）;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层面，语言用来表征事物（思维表达），如果社会消亡，相应语言也会逐渐消失。
正是由于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制约了对象信息的获得条件和表达方式，在语言共同体与个人语言的影响下，语言符号（能指）被创造得不尽相同，使得通过语言指称“意向对象”的表达（所指）出现了不一致，即理解和把握对象和意义（语用意义）出现偏差，让各抒己见和表达方式的创造性成为可能，发明创造由此层出不穷。 （四）理解“语言学转向”
黑格尔（Hrgel，G.）的绝对观念对人类、自然、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终极”解释，人类认识世界似乎走到了尽头，导致了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人之所思、思之表达、反思三者间会出现有关于对句子表达、语义结构和语义反思等语言学的问题，使语言学研究备受关注，为人类认识世界开辟了新天地。但克里普克（Kripke，S.A.）认为语义学误解会引起形而上学误解（使谬误到有成效），语义学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作用是消极的，可以为反本质主义论证做贡献，但却不能推进支持本质主义的论证。虽然戴维森（Davidson，D.）在新语义学上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但却被诸多哲学家转型成为了道德哲学。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哲学家重心逐渐转向“心灵哲学”。范式理论提醒人们，在检验关于非语言问题之论证的可靠性时，分析哲学家经常借鉴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成果[14]。
五、后现代的多元论视角下创造学理论的兼容并蓄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哲学范畴内的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身体哲学等陆续“粉墨登场”，但却没有一个站在第一哲学高度。如此看来，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与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专业化有关。对本研究的创造哲学态度也应如此：创造哲学研究，首要关注是创造哲学理论体系构建，次要关注的是“创造”这个词，或“创造”概念，或关于“创造”信念（精神），或关于“创造”的知识……研究必定与语言、知识、思想、生命、心灵等哲学相关联，创新观念不会赋予任何哲学分支以主导地位。
后现代倡导混沌与不确定性，去中心化、支持多元性、差异性与创造的日常性，反对宏观理论和整体观，支持围观取向的理论与政略。创造学的概念是宽泛的，是多层次、多视角的交叉学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跨领域的视域中生长进化。创造学是集思维、情感交流和生命律动的关联领域，亦是交流领域，以敞开的存在者与自我交流表示存在性。在此领域中，变动成为恒常，本质会随着转折点的出现而转变。由此看来，创造学内容来自不同的学科，也就是说创造学的宽泛性与知识的广度相符。从不同的学科来理解创造，说明了创造学的多元与复杂性，这与后现代的特征不谋而合。
后现代理论应用于创造活动时，倡导人们在创造信念和信仰、创造目的和意义、创造的成果和目标上各抒己见，并思考与揭示无处不在的创造性事件的实现和实行的过程，加以解释，以理解它们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如此视域才会开阔，创造学内涵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并且符合当下的文化现实。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开放性、自我组织的观点使创造学更注重交流、协调和互动的实存，以此影响此实存过程中的存在者进行意义重塑。
显而易见，后现代呈现出的特征，对在创造过程中不同存在者的多元差异性起了兼容并蓄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创造与理解相长的情境，即在差异中寻求理解，在理解中寻求创造，寻求塑造意义，形成多元，促进理解。
六、创造学中的意义创造
意义基于人的感知，感知则基于人的身体创造，感知机制与认知结构密切相连。根据从事思考的生物体的本性和体验来刻画意义，不只是根据个体的本性和体验，而是根据种属和共同体的本性和体验[15]。
意义驱动理解，意义独有结构成为生活和行动的内核。历史、世界、语言的理论范畴通过意义的体验和理解理论通达至人，意义创造来自人参与的世界理性索取和赋予。对科学主义的信仰，犹如客观性的大坝拦截了生活世界的洪流，生活世界的本源意义与价值在当今被推崇。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性的[16]，理解有对“隐喻”的敏感，人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事物是“隐喻”的参照体系。人可创造性地使自己“人化”并充分实施人对自己本身的最高公正。
梅洛·庞蒂（Ponty，M.）指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注定要创造意义。涉身是我们与世界交互并使其具有意义的特性，涉身交互是通过与人造物的交互来创造意义、操控意义和分享意义[17]。真正的哲学就是不断重新学习看待世界的方式。
七、基础整体论的学理证成
在对创造学理论基础的探究时，对何为“基础”的哲学探析中的本质、真理、善、美即刻映入眼帘。把万事万物都归咎其创造是广义“创造哲学”的野心，否则其理论就会有所缺憾。以人为“主角”的创造，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整体的基础特性，从出生的那刻起就交织在一起，如何用纯逻辑数学模型和算法去分析都是有所偏颇的，人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形式上的分割都是为了某些目的性证成所服务。
八、结论
上文对创造学学理基础的探析，是对汇集至“身体”认知视域的不尽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却可以见其脉络，可用于所有知识分支。身体作为人的基础整体实在，思想、行动、语言都不可偏颇，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占据着“主角”地位。创造学作為事物生成、发展、进步过程规律的探究，亦是作为基础整体性的存在。吉拉·谢尔（Gila Sher）创立的基础整体论在逻辑层面对身体认知与创造学进行了融合，既是为创造学提供身体认知视域下的方法论，又是对创造学知识的整体说明。创造学基础整体论既允许各学科知识的创造性（构建和重构）循环，又强调创造学为知识在世界中的奠基，克服了传统基础论和融贯论方案的不足，建立了一种高度结构化和动态化的后蒯因的知识模型[18]。在这种知识模型中，谢尔特别强调理智、构想在人类知识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知识创造和身体认知视域下的人是平等的，无地域、无种族、无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在创造学理论基础中必然有其共同性，这是应保持的原则。尼采、叔本华、齐克果等诸多哲学家在“生命哲学”上的不懈努力使得近代西方哲学成为关于意识主体的哲学。“儒、释、道”是中国哲学的中心，是“生命的学问”——人生的方向问题，是心性之学。
如此看来，创造学理论基础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实现了中西方思想的融合。古今中外每位思想精英的思想体系都呼应着时代历史和人生体验。创造学在经验与先验的夹缝中“求存”，在导致经验意识的本源行动中“求真”。 吉拉·谢尔（Sher，G.）理论建构思路——即批判性审视已有的理论，揭示其缺陷和不足，把已有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相连接，发展充实旧有理论;直接面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上，提出新说法和发展新理论。并对“吾生有涯，学海无涯”有了更高层次的领悟，以此融入自我价值实现中。也就是说，不能只做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要尽可能地去做新知识的生产者和新思想的创造者[18]，为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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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淳洁）
关键词：具身认知;创造学;理论基础;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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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生的终极三问，亦是哲学的。这相当于在问“人是什么？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未来会被创造成什么样？”人的反思从追问自我开始，追问世界，追问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并没有被此“三问”所羁绊，在哲学和科学的范畴中竭力找寻、把握和创造自我，探索和发现可能的世界，以便在包罗万象的世界关系网中自由生活。创造学就是在如此的哲学和科学范畴中应运而生。
一、科学和哲学范畴中的创造学
（一）创造学概念及其内涵
创造学是研究人类的创造能力、创造发明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辞海》1999年版），创造学是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和系统科学六大学科部类交叉点上，形成的一门具有普遍性、边缘性、综合性和横断性特征的交叉科学，以此特性形成了相应的学科说，但没有能被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确定性结论[1]。
人类生活在混沌而复杂的世界中，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生活世界的客观化来自人的主观生活世界，即体验的历史，具有世界观的同一性（创造历史）;胡塞尔（E.Husserl）认为，体验的个人意向性，构成人的世界（自我创造）;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认为，社会性导致的语言产生，服务于交往行为（社会性创造）。
创造学是知识，创立并服务于人的渠道是通过创造教育来完成的。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2]。创造教育的功能就在于探索和构建创造规律的各种社会情境，使创造学理论得以传承。
（二）哲学和科学发展史就是创造学发展史
哲学成为所有世界观之先的“严密科学”（第一科学），为所有以理据获得正当权利的“知”作最后的论证，并从“主体源泉”解开哲学所承载的“生活世界”的同时，巩固一个对所有人有约束作用的理解基础[3]。
在分科之学前，哲学思考与生活过程重合，而学科区分后，哲学有了特定目标和方法，即“智慧追求”和“运用概念”。科学是追问事实真相，把握事物发展基本规律。科学进步过程蕴藏着创造学研究内容。科学经由归纳而进步;科学经由演绎而进步;科学经由工具化而进步[4];科学经由类比而进步;科学进步是与可信赖的结果制度化权威相结合，拒绝任何可作权威之物，在社会协作基础上相互审视和批判……
在哲学指引下，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的规律使得科学自我意识增强。科学特殊的认识论权威，为创造学发展最强有力的背景。创造（科）学是展现人类智慧，透过创造现象对其内部关系做科学探究的一门新兴学科。创造学的理论研究是对其“表达的实质”研究，内涵自上而下的创造，具有普遍性和先验性;对其“表达的方式”研究，自下而上的事物的创造性会被认识，具有特殊性和后验性。这是创造学认识论的两个方面。
库恩（Kuhn，T.）科学革命地创造了一种“共融”式科学进步。“范式”的提出对科学进步及其全套价值观和方法论作出了变革。新范式不是对以往范式的摒弃和颠覆，而是更迭旧范式不合理或无效达目标之处，与旧范式“共融”，对一切正反事实保持敏感，创造的机遇就蕴藏其中。
科学在具体范式的破和立中进步，使知识得以丰富。面对证实，不是靠观点而是靠新事实，依靠个人感知力和觉察力。拉卡托斯（Lakatos，I.）的“科学研究纲领”使在“批判”与“共融”方式下的多种纲领并行，彼此博弈。对他者的错误，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创造思维的萌芽就在于此。就是因为在理论交锋中呈现的是忽略细节的思想内核呈现，所以新事实往往就在细节里。
（三）理论是创造（科学）学的基础解释
生活世界中，经验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如何经验的，其理论、原则、方法就是实事科学的基础解释。不存在完美理论，只有被质疑的理论，因为理论渗透主观观察，即在理性且客观的理论中夹杂着主观性证据。
对实际或实践而言，“理论”是论事物之理。理论有整理分析、区分审辨、评定与推知之意（《辞海》1999年版）。建立理论的步骤：界定（或定义）→分类→归纳与演绎→推论、预测与研究→建立模式→形成次级理论。马斯洛（Maslow，A.）从动机说明理论的形成过程，即感觉→概念→构念→命题→理论，这是一个从现象到抽象的过程。戈温（Gowin）认为理论是对思考的一种指引，是一种过滤网，是思考基本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是作决定的一种方式;普拉特（Pratte）主张理论是一种工具，是对思考的一种引导，但却未必是对直接措施的一种引导，理论不是规范性的事物，而是引导性的。理论是一种与引导及推演相关的形上架构。可见理论只适用于世界的部分，保“真”的方法就是其适恰范围，由此求知方式（认知形式）被创造。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接受质疑，提出新问题，在产生有预测性的猜想后被未来证伪。问题产生是认知能力得以实质性提高的信号，是创造学研究具体科学的起始点，也是科學哲学史上的里程碑。 （四）创造学与认知科学
1. 认知科学为创造学提供动力
当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各种不同学科之间联系的时候，认知科学就出现了（Bermudez，2010;Sobel，2001;Thagard，2005），认知科学试图整合研究者们的各个相关领域收集到的信息[5]。创造学就是致力于科学创造的所有规律探究，如此看来，认知科学与创造学并行不悖。认知科学中的理论和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认知科学家在保持相对独立与统一的各学科间开展研究，获得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有益于对创造过程和规律的探究，成为创造学进步与发展的阶梯。
2. 认知科学与发明创造
创造属于人类，发明是认知科学的结晶，标识着人类进步。依据下定义的科学原则与方法可知，所谓发明，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或解决现有的问题而设计出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产品[6];所谓创造，是主体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形成一定目标，进而控制或调节客体产生有社会价值的、前所未有的新成果的活動过程[7]。从定义的辨析中，可以看出“发明创造”这一词语组合在“新颖性”指涉上是统一的;从属关系上看，创造真包含发明。发明定义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产品均是科学技术层面的“新”，而创造还包含一些非技术领域，如新创意、新发现、新创作等。
3. 身体认知与发明创造
客观世界是物质的，主观世界是灵动的、人性的，时间与空间为发明与创造留出了缝隙与岔路，让人的身心得以填补与镶嵌、流露与溢出。路的艰险与通畅、宽敞与狭窄只有行者身体力行方能自知，自由地择路就是不断找寻身体的精神家园和享受生命快乐的方向。
所见所闻、所感所知造就了发明创造的结果，亦或是均已被发明与创造所触及。身体是人的创生载体和物质基础，只有肯定身体存在才能谈及人类的“主体存在”（existence）和论及人的本质（essence）;作为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人，身体是一直被关注、被认识、被改造、被绵延、被印刻上时代烙印……对身体的重视、理解、反思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8]的基础;“我们的形体是一种充满了无穷也要求存在的创造物的世界”[9]，它的整体现象高于意识和精神，身体蕴涵着生命的欲望、直觉、情感、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它们来源于身体却会超越身体，为理性插上翱翔的翅膀，身体借由发明与创造在无限延展的时间和空间上焕发出人类智慧的光芒和人性的伟大，从而使得人类生生不息。
发明的起源已被历史所磨灭，也许会留下斑驳的痕迹，也许会留有故事与传说，仅此而已，可能就会揭示出关乎人类自身的东西。人们不提倡宣扬发明英雄主义，但肯定会去称颂实践过程中劳作的身体，会去敬仰充满智慧的身体，这是不论国籍、人种、性别的发明家拥有的共同特征。当人们审视、剖析那些发明时，便是在不自觉地找寻着自我认同，理解旧时发明创造的成就。
二、创造学特征
（一）创造学的自然属性
科学在人类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两种态度相互交锋中前行，科学是以支配自然为最终目的。创造学致力于在创造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探索世间万物的存续方式和活动规律，让其潜在的未知，通过人成为显现的已知，在其过程中，创造技法百花齐放、层出不穷，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创造规律被自然规律所制约，人对自然观的改变，会使科学观与科研成果发生改变，在自然科学里尤为常见。在这个被不确定性包围的世界中，人类只能在竭力确定自我中存续，如此，塑型创造性的人格，具备创造性思维就成为每个人最高的认知层次。
思维在理性处于困境时，往往因为“啊哈”式的顿悟（关系创造）使得创造（思或物）得以实现。坚持直觉主义的创造理论，并非意味着创造方法的无政府主义。自然科学史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物理学（还原）或进化论（试错）的逻辑去形成并实施其他科学的工作方法。通过非理性因素引入丰富方法，如“坚持”“激励”“洞见”等。“性与生俱来”，行为性之表，所以“行”恒在。科学哲学指引科学从原先化繁为简的路径更迭成化简为繁的、复杂丰富的、多元化的科研方向。人认识世界，创造世界，不仅仅是理解抽象后的世界，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世界。
（二）创造学的社会属性
1. 社会性本质倾向
当尝试着解决某些经验问题时，科学的渗透会深化和丰富经验和推理。科学研究的社会性本质有两种倾向，即有益于理解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正向）和对理解科学取得成就后所构成潜在威胁（反向）。“思”创的规定基础来自社会及其社会需求。
“生活世界经验的理想化”产物具有科学性，易产生社会化协作。科学的权威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性“博弈”，科学知识有“社会建构”的迹象，类科学的推进需要“民主”……理想化行为的自主工作能力，来自主体功效，评价是来自他者的考验与体验。行为的自主体现了本“身”，是科学的回溯，让他者经验到“完全出于主体本源的可能世界的结构和源泉”。
2. 创造学中的（社会）情境创造
世界是个复杂生态系统。情境本身由时间和空间维度所定格。每一个情境都蕴涵着独特的价值，每一种价值也存续于情境中。科学的社会性产生否定性的辩护语境（认识论范畴），通过情境切换使价值发生转变。创造新的物种是创造，给同样的物种创造新情境是创造，给不同样的物种创造同一情境亦是创造，在其过程或结果中会产生价值转换、价值衰减、价值增量。价值体现只有关乎了人的存在，创造才有意义。
人因所处情境不同，会使得思想波动、涉身行动、心理触动。处于同一情境中的人们也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独特在于自我的思想境界和其思维方式、行为能力和其模式、情感储备和其状态。依赖于情境产生适恰意义的事物，不管是由先验创造意识的指引，还是重构或再造创造意识的萌新，人通过身体知觉与认知关联均达思维层面，在形成所谓的创造性思维后，再依赖于个人行动能力予以表达。
我们不赞同斯多葛学派把人作为摆脱情境的纯粹自我——只思考自我的生命担当，也不赞同人是社会性生命体，即人要活在社会情境中，情境具有内含着多种或多层的支配性结构和重构性变革的潜能。世间万物都是自然界存续的互联的部分体现，均具有内在价值和自然权利。人们活在情境中，创造在利己和利他之间，不断寻求和培养自我主动掌控的能力，在情境定格与切换的适恰上体现。创造在于身体在场的情境定格，在于情境中的关乎身体的丰富表达（思想、行为、心理表达），也在于待身体就位的情境创设中。人与情境的关系中隐秘着创造的“火种”，在这不争的事实面前，不可忽略的是身体的中介主体性。 3. 社会批判理论
批判的旨趣在于让人们从先验的制度、自成习惯、世俗传统以及自欺欺人等中解放出来。创造以理解为开端，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实践论为指引，生活中创造无处不在，创造理论也并非是方案集成，而是与实践相协调，构建人类更好的生活环境，让生命存在更有意义。
社会批判理论被创建和完善来源于社会现实，来源于践行，亦来源于交流与沟通。人之所以能与他人建立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有能力从他人的角度看事物，与他人同情共感。哈珀马斯（Habermas，J.）认为要达到深沉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必须经由主体的自省与意识形态批判，才有可能突破各种宰制。人行动的产生都有其不得不如此或彼的情况，行动受与主体切身相关的身外事物以及主体自身过去和当前种种情形的刺激，从而产生反应。因此理解不仅取决于传统的视野，还取决于主体的沟通能力与他者互动，在互动中，揭示沟通乏力與阻碍交流情境实现的条件，使主体之间能互相理解各自主观状况，通过不拘于形式的关联领域（敞开域），如争论、辩论、座谈等调谐歧见，以达协调或平衡。
三、诠释现象学为创造学提供寻求实存的关键能量
理解即创造，理解是融合化繁为简和化简为繁的典型思维通路。人理解并把握“此在”的存有方式有两种，即手前之物，待实践的实体和具有主动性的主体。理解是诠释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诠释学之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F.）曾把诠释学设想为理解的科学或理解的艺术，此诠释学可作为各种诠释的基础，诠释学由此将自身界定为对“理解”本身的研究，而理解与诠释都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诠释是探究事情背后所指的意涵，亦对主体对事件或现象的理解;海德格尔（Heidegger，M.）则认为诠释须植根于理解，理解是诠释的筹划活动;加达默尔（Gadamer）认为理解、诠释与应用三者具有内在关联性，三方面结合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皮纳德（Pinar）的“理解”指的是一种身心关系和存有模式，是知者所知间的关系，也是真相之所在。海德格尔则企图深化现象学的意涵，认为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就是解释，透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及此在的基本结构之领悟就会被宣告出来，称“此在的现象学”即诠释学，而其诠释学亦被称为诠释现象学。
对创造的理解是在诠释创造领域中产生的，实践本身也是种创造，当实践被重新实现、诠释时就是对创造的理解。理解使得存在者（在场者）敞开可敞开之处，为敞开而敞开。实现和实存的存在者固然重要，但对其过程和结果的理解更为重要，实现和实存被存在者置在不同脉络下而决定他的命运。意义存在与实现和实存中，是向“理解”敞开的。
德勒兹（Deleuze，G.）和加塔里（Guattari，F.）早在1972年就提出了利用“身体” 来驳斥体制。他们反对弗洛伊德建立在父权社会体系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在阿尔托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精神分裂分析法，提出以根茎状的繁殖和再生模式取代树状模式的社会形态，试图打破任何形式的集权体系，提倡更加自由的、符合人性的生存模式[10]。理解的经验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其意义理解是先验的，自由创造在一定规约下得以实现。经验的传承通过传承人去不断修正经验或丰富其语言表述。
四、创造学与语言
自然（广义）语言是“词语以及把它们组合起来以表达思想”（《牛津英语词典》），经由人类认知活动创造而产生，是认知活动的工具。语言结构（知识层面）是人类认知的结果，以名称和语句为单位;语言功能（效用层面）是人类认知的反映，以“言语行为”和“话语”为单位。人的语言能力正是与认知相关，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创造能力。
（一）哲思与语言都是“行”的过程
把哲思与语言理论比作是“生活世界”天秤的两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创造的智慧就在两端上下跷动（侧重）中若隐若现。哲思砝码（思的储备）在于“不可言说”，语言砝码（知识表达）在于“有限”（框架和边界）理论的自由表述。“思”与“言”互为表里，层层加码时创造的智慧就在这个“思涵”与“言化”的生活世界中绽放“光芒”。
语词的“涵义”居于“语言世界”，而不居于“思想世界”，而塞尔（Searle，J.R.）所谓“意向内容”居于“思想世界”，而并不居于“语言世界”，两者之间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这种“表达”正是某些言语行动的宗旨之所在[11]。创造的智慧在“行”中显现，“思”与“言”都是“行”的过程。
（二）语言如何被创造（语义学层面）
人类语言无法与对象自然建立联结，语言只有通过心智与所言事物建立联系，意识（创造）在思想与行动中徘徊，产生的意向内容成为了维系语言与对象的纽带，心智指称（意指）成立，即在心智上获得关于对象的信息，使其成为拥有各种信息的“意向对象”，如此有别于对象本身。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都是相对于某个语言共同体而言的，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更多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人们的兴趣[12]。
词汇意义无法与关于词语所指的一般知识截然分开，应将其视为提供了进入确定多个观念和概念系统的通道，该词语以一种灵活的、开放的和依赖语境的方式引发了这些观念和概念系统[13]。语义知识来源于经验知识，是经验知识的浓缩，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语言用法。
（三）语言创造（语用学层面）
语言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在人际关系层面，语言是为了人类更好地交流和协作（公共交流）;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层面，语言用来表征事物（思维表达），如果社会消亡，相应语言也会逐渐消失。
正是由于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制约了对象信息的获得条件和表达方式，在语言共同体与个人语言的影响下，语言符号（能指）被创造得不尽相同，使得通过语言指称“意向对象”的表达（所指）出现了不一致，即理解和把握对象和意义（语用意义）出现偏差，让各抒己见和表达方式的创造性成为可能，发明创造由此层出不穷。 （四）理解“语言学转向”
黑格尔（Hrgel，G.）的绝对观念对人类、自然、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终极”解释，人类认识世界似乎走到了尽头，导致了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人之所思、思之表达、反思三者间会出现有关于对句子表达、语义结构和语义反思等语言学的问题，使语言学研究备受关注，为人类认识世界开辟了新天地。但克里普克（Kripke，S.A.）认为语义学误解会引起形而上学误解（使谬误到有成效），语义学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作用是消极的，可以为反本质主义论证做贡献，但却不能推进支持本质主义的论证。虽然戴维森（Davidson，D.）在新语义学上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但却被诸多哲学家转型成为了道德哲学。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哲学家重心逐渐转向“心灵哲学”。范式理论提醒人们，在检验关于非语言问题之论证的可靠性时，分析哲学家经常借鉴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成果[14]。
五、后现代的多元论视角下创造学理论的兼容并蓄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哲学范畴内的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身体哲学等陆续“粉墨登场”，但却没有一个站在第一哲学高度。如此看来，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与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专业化有关。对本研究的创造哲学态度也应如此：创造哲学研究，首要关注是创造哲学理论体系构建，次要关注的是“创造”这个词，或“创造”概念，或关于“创造”信念（精神），或关于“创造”的知识……研究必定与语言、知识、思想、生命、心灵等哲学相关联，创新观念不会赋予任何哲学分支以主导地位。
后现代倡导混沌与不确定性，去中心化、支持多元性、差异性与创造的日常性，反对宏观理论和整体观，支持围观取向的理论与政略。创造学的概念是宽泛的，是多层次、多视角的交叉学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跨领域的视域中生长进化。创造学是集思维、情感交流和生命律动的关联领域，亦是交流领域，以敞开的存在者与自我交流表示存在性。在此领域中，变动成为恒常，本质会随着转折点的出现而转变。由此看来，创造学内容来自不同的学科，也就是说创造学的宽泛性与知识的广度相符。从不同的学科来理解创造，说明了创造学的多元与复杂性，这与后现代的特征不谋而合。
后现代理论应用于创造活动时，倡导人们在创造信念和信仰、创造目的和意义、创造的成果和目标上各抒己见，并思考与揭示无处不在的创造性事件的实现和实行的过程，加以解释，以理解它们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如此视域才会开阔，创造学内涵才会有更大的空间，并且符合当下的文化现实。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开放性、自我组织的观点使创造学更注重交流、协调和互动的实存，以此影响此实存过程中的存在者进行意义重塑。
显而易见，后现代呈现出的特征，对在创造过程中不同存在者的多元差异性起了兼容并蓄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创造与理解相长的情境，即在差异中寻求理解，在理解中寻求创造，寻求塑造意义，形成多元，促进理解。
六、创造学中的意义创造
意义基于人的感知，感知则基于人的身体创造，感知机制与认知结构密切相连。根据从事思考的生物体的本性和体验来刻画意义，不只是根据个体的本性和体验，而是根据种属和共同体的本性和体验[15]。
意义驱动理解，意义独有结构成为生活和行动的内核。历史、世界、语言的理论范畴通过意义的体验和理解理论通达至人，意义创造来自人参与的世界理性索取和赋予。对科学主义的信仰，犹如客观性的大坝拦截了生活世界的洪流，生活世界的本源意义与价值在当今被推崇。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性的[16]，理解有对“隐喻”的敏感，人以及以人为中心的事物是“隐喻”的参照体系。人可创造性地使自己“人化”并充分实施人对自己本身的最高公正。
梅洛·庞蒂（Ponty，M.）指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注定要创造意义。涉身是我们与世界交互并使其具有意义的特性，涉身交互是通过与人造物的交互来创造意义、操控意义和分享意义[17]。真正的哲学就是不断重新学习看待世界的方式。
七、基础整体论的学理证成
在对创造学理论基础的探究时，对何为“基础”的哲学探析中的本质、真理、善、美即刻映入眼帘。把万事万物都归咎其创造是广义“创造哲学”的野心，否则其理论就会有所缺憾。以人为“主角”的创造，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整体的基础特性，从出生的那刻起就交织在一起，如何用纯逻辑数学模型和算法去分析都是有所偏颇的，人是一个复杂系统，任何形式上的分割都是为了某些目的性证成所服务。
八、结论
上文对创造学学理基础的探析，是对汇集至“身体”认知视域的不尽然，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却可以见其脉络，可用于所有知识分支。身体作为人的基础整体实在，思想、行动、语言都不可偏颇，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占据着“主角”地位。创造学作為事物生成、发展、进步过程规律的探究，亦是作为基础整体性的存在。吉拉·谢尔（Gila Sher）创立的基础整体论在逻辑层面对身体认知与创造学进行了融合，既是为创造学提供身体认知视域下的方法论，又是对创造学知识的整体说明。创造学基础整体论既允许各学科知识的创造性（构建和重构）循环，又强调创造学为知识在世界中的奠基，克服了传统基础论和融贯论方案的不足，建立了一种高度结构化和动态化的后蒯因的知识模型[18]。在这种知识模型中，谢尔特别强调理智、构想在人类知识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知识创造和身体认知视域下的人是平等的，无地域、无种族、无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在创造学理论基础中必然有其共同性，这是应保持的原则。尼采、叔本华、齐克果等诸多哲学家在“生命哲学”上的不懈努力使得近代西方哲学成为关于意识主体的哲学。“儒、释、道”是中国哲学的中心，是“生命的学问”——人生的方向问题，是心性之学。
如此看来，创造学理论基础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实现了中西方思想的融合。古今中外每位思想精英的思想体系都呼应着时代历史和人生体验。创造学在经验与先验的夹缝中“求存”，在导致经验意识的本源行动中“求真”。 吉拉·谢尔（Sher，G.）理论建构思路——即批判性审视已有的理论，揭示其缺陷和不足，把已有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相连接，发展充实旧有理论;直接面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上，提出新说法和发展新理论。并对“吾生有涯，学海无涯”有了更高层次的领悟，以此融入自我价值实现中。也就是说，不能只做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要尽可能地去做新知识的生产者和新思想的创造者[18]，为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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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