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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张鸣总说：“我只是一介教书匠，仅此而已”。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后来，当渐渐走进公众视野，他这么描述自己：“这些年来，我似乎被裂成两段，一段大头，每日泡在从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中阅读，爬梳和写作，出产一点非驴非马的文字；一段是小头，经常给各种报纸写一点令某些大人物不愉快的时评。前者貌似学者，后者貌似媒体人，其实两者都不是，时常遭遇尴尬。”
张鸣被公众“盯上”，始于2007年的那一场关于“大学官僚化”的风波。这场风波后来被评为2007年知识界、教育界的十大事件之一，被推向最热烈的社会讨论。而张鸣也成了反“官僚化”的代表人物。此后，纷至沓来的专栏约稿、出版社约稿、讲座邀请、媒体采访把张鸣团团围住，越来越多公众愿意为他的深入、犀利、毫不矫饰、正义买单。
然而，张鸣真正走入我的视野，从他写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这本书开始。张鸣花了4年时间完成此书，于2010年出版。洋洋洒洒20万字，散文体的表达方式，让历史不再板起面孔正襟危坐，而是弯下腰来轻声述说，让人耳目一新。在辛亥100年的2011年，张鸣推出新作《辛亥：摇晃的中国》，虽然张鸣当初并不是为了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一年而写书，但总算赶上好时机，书本在新年早早上架了。此书延续了读者乐于接受的散文文体，风格更加成熟凌厉，把“神话式”辛亥还原成事实，让辛亥百年反思上升到新的高度，激发出另一种惊讶。有惊讶才有反思，这便是此书的冲击力所在。
在过去的几年中，写书成了张鸣“教书匠”之外的另一个“主业”。然而不安分的他还驰骋于几大门户网站的博客，贪腐官僚、商界丑闻、疾苦民生、文化现象……无一不是张鸣评价的对象。用张鸣的话来说，“终于找着施展拳脚的机会”。不遵循常理规则，仅凭无限的正义感，让自由离张鸣特别近。
“苦难不一定都是财富”
教书、写字是张鸣从小就想做的事情。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他，性格倔强、为人正直，这让他从少年时期起，经历不少坎坷，梦想似乎遥不可及。中学毕业前夕，时值文革，张鸣因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况，撰文指责，于是被下放到北大荒，文革后期知青们都回城了，他却必须继续留在农场，做没有人做的事情。直到1977年，张鸣有了报考大学的机会，然而政审不过关，优秀的文科成绩没能助他圆大学梦。1978年，张鸣考上一所农林大学，学农业机械。学理工科并非他的本意，于是他仍朝着最初的梦想不断努力，最终做了老师，并如愿地写上文章。
下放期间，有一件事对张鸣的影响很大。当时的他对书本如饥似渴，苦于资源的匮乏，所幸在连队图书馆觅得鲁迅全集一套，起初出于无奈翻看，继而入迷。“凡是中了鲁迅‘毒’的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看不顺眼的事特多。不顺眼，还喜欢说出来，一说，就特刻毒，还净能说到点上，入木不止三分。”张鸣如是说。其实，真正令他着迷的就是鲁迅的批判精神，所谓志相投意相和，这让他拿起笔当武器的愿望愈加强烈，一切都在等待时机。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那时大学开始迅速扩招，象牙塔似乎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圣洁与光彩。张鸣看在眼里忿在心中，同时他也深感写文批评对他来说是最自然也是最迫切的事情。随着21世纪的到来，社会不良现象越来越多，张鸣应余世存“跟二三同好交流一下”之邀请而开的博客，没料到成了批判的利器，“沙发”、“板凳”充斥于回帖之中。“眼下让人不愉快的事太多，好些人总是喜欢制造事端，不止说‘雷’语，干‘雷’事，而且总祸害人，为这个国家制造不稳定因素。有人干坏事，总得有人批评，否则就太不和谐了。如果你批评得犀利一点，大家随着叫声好，喝个彩，也是自然。我们这个世界，说话的自由和机会还是太少，尽管有了网络，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发表，但敢说的人，还是不够多，能把话说清楚，能把常识说出来的人，也太少。”张鸣自称是一根刺，“如果有些人还是肆无忌惮，这点刺，就可能变成一片的刺，也就是荆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全身盔甲，否则就有麻烦。”然而肆无忌惮者必然还存在，所以张鸣的战斗暂时无法休止。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张鸣并不愿意提起太多经历。然而在一闪而过的言辞之中仍旧能捕捉到他的态度。他说：“过去的那些苦难肯定是有影响的，它让你后来再遇到事情时就不会太在意了。但苦难不一定都是财富，它始终是不好的，比如该受教育的时候看不到书；看着错误发生没办法阻止。它是人心里的痛，没有人愿意碰。”
历史：求真与反思并重，不能再掉进坑里
“研究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兴趣，是和迷京剧、迷围棋一样能让我着迷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兴趣才能做好。”
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张鸣来说，主要是通过“看”来接触历史。这样的好处在于：不受教科书的限制，资料看得多、看得齐，兴趣之余写下来的东西也跟别人不一样。张鸣早几年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学术范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编辑向他约稿前，他还没怎么想过要把“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集结成册。
《辛亥：摇晃的中国》这本书，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提议的，他建议张鸣像写《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那样，用随笔方式写辛亥。恰好张鸣对民国史兴趣徒长，写辛亥正中他的兴趣，于是《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一杀青就投入到辛亥革命史的写作。
写历史，最大的困难是整理资料，对张鸣来说也不例外。他从国家图书馆和北大、人大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资料找来，通看了一遍。材料成百万字成百万字地从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也写不出一个字。看的时候，历史上的那些人物似乎就浮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人和事似乎都跳出来，在他眼前晃动。他说：“这种感觉，无论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但梳理资料本身是一件严谨的工作，张鸣希望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物故事都有出处，都有据可依。而繁杂的资料里面，针对一件事情的记录存在多种版本，这需要独特的眼力去甄别、判断。对此，张鸣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看，从细节中挖掘真相。“我们不能重现历史，因为过去了的事情肯定会有部分丧失，留下空白，但求真的态度一定不可缺，不然就成小说了。”在张鸣看来，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了的事情后人再去呈现，把事情的本意尽量解释出来。但呈现不是重现或者还原，这个呈现的过程需要付出很艰辛的代价，其中会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出现，但凡有个结果，都需要合理解释，而不能无视它。合理的解释，最终是为了让后人有真正值得反思的意义存在。
当提到“反思”，张鸣特别加重了这两个字的语气。“变革必定有先进的因素存在，我们要纪念变革中的理性成分，更要去反思已经发生过的不足。”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同类事情、现象，往往会在不同时期反复出现，“人们经常在同样的一个坑里，被绊倒两次，三次，甚至N次。前面摔跟头的经历，后面的人经常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因此，再碰上这样的坑，依旧还是摔。”辛亥100年，当中并不是一劳永逸地打破了不满，它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革命后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审视历史，不光是纪念，更应在反思中察看脚下的路，不要太弯曲，更别再掉进坑里。
后记
与张鸣约定确认稿件的时间时，他建议不要约在周日，因为那天有“重要活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每逢周日张鸣都在家中举办读书会。
说起读书会，张鸣乐滋滋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件既愉快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参加读书会的人都是张鸣心爱的学生，周日这天清晨他们带上事先定好的书到张鸣家中与之共读。在斜射进阳光的屋子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读的过程轻松愉悦，共读过后的分享让在场的人受益匪浅。“人的学习过程多是读书交流，读书会的效果很好，是单纯的上课无法企及的。现在爱读书的学生不多了，但只要有，哪怕所剩无几，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希望；对我来说，则是最大的安慰。”
也许，只有在这种氛围中，张鸣才会忘却纷繁万象，才会让文字武器稍事休息，让历史暂时消失。而自由，在那一刻始终围绕左右。
就有麻烦。”然而肆无忌惮者必然还存在，所以张鸣的战斗暂时无法休止。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张鸣并不愿意提起太多经历。然而在一闪而过的言辞之中仍旧能捕捉到他的态度。他说：“过去的那些苦难肯定是有影响的，它让你后来再遇到事情时就不会太在意了。但苦难不一定都是财富，它始终是不好的，比如该受教育的时候看不到书；看着错误发生没办法阻止。它是人心里的痛，没有人愿意碰。”
历史：求真与反思并重，不能再掉进坑里
“研究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兴趣，是和迷京剧、迷围棋一样能让我着迷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兴趣才能做好。”
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张鸣来说，主要是通过“看”来接触历史。这样的好处在于：不受教科书的限制，资料看得多、看得齐，兴趣之余写下来的东西也跟别人不一样。张鸣早几年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学术范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编辑向他约稿前，他还没怎么想过要把“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集结成册。
《辛亥：摇晃的中国》这本书，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提议的，他建议张鸣像写《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那样，用随笔方式写辛亥。恰好张鸣对民国史兴趣徒长，写辛亥正中他的兴趣，于是《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一杀青就投入到辛亥革命史的写作。
写历史，最大的困难是整理资料，对张鸣来说也不例外。他从国家图书馆和北大、人大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资料找来，通看了一遍。材料成百万字成百万字地从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也写不出一个字。看的时候，历史上的那些人物似乎就浮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人和事似乎都跳出来，在他眼前晃动。他说：“这种感觉，无论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但梳理资料本身是一件严谨的工作，张鸣希望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物故事都有出处，都有据可依。而繁杂的资料里面，针对一件事情的记录存在多种版本，这需要独特的眼力去甄别、判断。对此，张鸣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看，从细节中挖掘真相。“我们不能重现历史，因为过去了的事情肯定会有部分丧失，留下空白，但求真的态度一定不可缺，不然就成小说了。”在张鸣看来，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了的事情后人再去呈现，把事情的本意尽量解释出来。但呈现不是重现或者还原，这个呈现的过程需要付出很艰辛的代价，其中会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出现，但凡有个结果，都需要合理解释，而不能无视它。合理的解释，最终是为了让后人有真正值得反思的意义存在。
当提到“反思”，张鸣特别加重了这两个字的语气。“变革必定有先进的因素存在，我们要纪念变革中的理性成分，更要去反思已经发生过的不足。”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同类事情、现象，往往会在不同时期反复出现，“人们经常在同样的一个坑里，被绊倒两次，三次，甚至N次。前面摔跟头的经历，后面的人经常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因此，再碰上这样的坑，依旧还是摔。”辛亥100年，当中并不是一劳永逸地打破了不满，它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革命后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审视历史，不光是纪念，更应在反思中察看脚下的路，不要太弯曲，更别再掉进坑里。
后记
与张鸣约定确认稿件的时间时，他建议不要约在周日，因为那天有“重要活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每逢周日张鸣都在家中举办读书会。
说起读书会，张鸣乐滋滋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件既愉快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参加读书会的人都是张鸣心爱的学生，周日这天清晨他们带上事先定好的书到张鸣家中与之共读。在斜射进阳光的屋子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读的过程轻松愉悦，共读过后的分享让在场的人受益匪浅。“人的学习过程多是读书交流，读书会的效果很好，是单纯的上课无法企及的。现在爱读书的学生不多了，但只要有，哪怕所剩无几，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希望；对我来说，则是最大的安慰。”
也许，只有在这种氛围中，张鸣才会忘却纷繁万象，才会让文字武器稍事休息，让历史暂时消失。而自由，在那一刻始终围绕左右。
张鸣被公众“盯上”，始于2007年的那一场关于“大学官僚化”的风波。这场风波后来被评为2007年知识界、教育界的十大事件之一，被推向最热烈的社会讨论。而张鸣也成了反“官僚化”的代表人物。此后，纷至沓来的专栏约稿、出版社约稿、讲座邀请、媒体采访把张鸣团团围住，越来越多公众愿意为他的深入、犀利、毫不矫饰、正义买单。
然而，张鸣真正走入我的视野，从他写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这本书开始。张鸣花了4年时间完成此书，于2010年出版。洋洋洒洒20万字，散文体的表达方式，让历史不再板起面孔正襟危坐，而是弯下腰来轻声述说，让人耳目一新。在辛亥100年的2011年，张鸣推出新作《辛亥：摇晃的中国》，虽然张鸣当初并不是为了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一年而写书，但总算赶上好时机，书本在新年早早上架了。此书延续了读者乐于接受的散文文体，风格更加成熟凌厉，把“神话式”辛亥还原成事实，让辛亥百年反思上升到新的高度，激发出另一种惊讶。有惊讶才有反思，这便是此书的冲击力所在。
在过去的几年中，写书成了张鸣“教书匠”之外的另一个“主业”。然而不安分的他还驰骋于几大门户网站的博客，贪腐官僚、商界丑闻、疾苦民生、文化现象……无一不是张鸣评价的对象。用张鸣的话来说，“终于找着施展拳脚的机会”。不遵循常理规则，仅凭无限的正义感，让自由离张鸣特别近。
“苦难不一定都是财富”
教书、写字是张鸣从小就想做的事情。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他，性格倔强、为人正直，这让他从少年时期起，经历不少坎坷，梦想似乎遥不可及。中学毕业前夕，时值文革，张鸣因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况，撰文指责，于是被下放到北大荒，文革后期知青们都回城了，他却必须继续留在农场，做没有人做的事情。直到1977年，张鸣有了报考大学的机会，然而政审不过关，优秀的文科成绩没能助他圆大学梦。1978年，张鸣考上一所农林大学，学农业机械。学理工科并非他的本意，于是他仍朝着最初的梦想不断努力，最终做了老师，并如愿地写上文章。
下放期间，有一件事对张鸣的影响很大。当时的他对书本如饥似渴，苦于资源的匮乏，所幸在连队图书馆觅得鲁迅全集一套，起初出于无奈翻看，继而入迷。“凡是中了鲁迅‘毒’的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看不顺眼的事特多。不顺眼，还喜欢说出来，一说，就特刻毒，还净能说到点上，入木不止三分。”张鸣如是说。其实，真正令他着迷的就是鲁迅的批判精神，所谓志相投意相和，这让他拿起笔当武器的愿望愈加强烈，一切都在等待时机。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那时大学开始迅速扩招，象牙塔似乎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圣洁与光彩。张鸣看在眼里忿在心中，同时他也深感写文批评对他来说是最自然也是最迫切的事情。随着21世纪的到来，社会不良现象越来越多，张鸣应余世存“跟二三同好交流一下”之邀请而开的博客，没料到成了批判的利器，“沙发”、“板凳”充斥于回帖之中。“眼下让人不愉快的事太多，好些人总是喜欢制造事端，不止说‘雷’语，干‘雷’事，而且总祸害人，为这个国家制造不稳定因素。有人干坏事，总得有人批评，否则就太不和谐了。如果你批评得犀利一点，大家随着叫声好，喝个彩，也是自然。我们这个世界，说话的自由和机会还是太少，尽管有了网络，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发表，但敢说的人，还是不够多，能把话说清楚，能把常识说出来的人，也太少。”张鸣自称是一根刺，“如果有些人还是肆无忌惮，这点刺，就可能变成一片的刺，也就是荆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全身盔甲，否则就有麻烦。”然而肆无忌惮者必然还存在，所以张鸣的战斗暂时无法休止。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张鸣并不愿意提起太多经历。然而在一闪而过的言辞之中仍旧能捕捉到他的态度。他说：“过去的那些苦难肯定是有影响的，它让你后来再遇到事情时就不会太在意了。但苦难不一定都是财富，它始终是不好的，比如该受教育的时候看不到书；看着错误发生没办法阻止。它是人心里的痛，没有人愿意碰。”
历史：求真与反思并重，不能再掉进坑里
“研究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兴趣，是和迷京剧、迷围棋一样能让我着迷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兴趣才能做好。”
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张鸣来说，主要是通过“看”来接触历史。这样的好处在于：不受教科书的限制，资料看得多、看得齐，兴趣之余写下来的东西也跟别人不一样。张鸣早几年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学术范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编辑向他约稿前，他还没怎么想过要把“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集结成册。
《辛亥：摇晃的中国》这本书，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提议的，他建议张鸣像写《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那样，用随笔方式写辛亥。恰好张鸣对民国史兴趣徒长，写辛亥正中他的兴趣，于是《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一杀青就投入到辛亥革命史的写作。
写历史，最大的困难是整理资料，对张鸣来说也不例外。他从国家图书馆和北大、人大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资料找来，通看了一遍。材料成百万字成百万字地从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也写不出一个字。看的时候，历史上的那些人物似乎就浮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人和事似乎都跳出来，在他眼前晃动。他说：“这种感觉，无论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但梳理资料本身是一件严谨的工作，张鸣希望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物故事都有出处，都有据可依。而繁杂的资料里面，针对一件事情的记录存在多种版本，这需要独特的眼力去甄别、判断。对此，张鸣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看，从细节中挖掘真相。“我们不能重现历史，因为过去了的事情肯定会有部分丧失，留下空白，但求真的态度一定不可缺，不然就成小说了。”在张鸣看来，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了的事情后人再去呈现，把事情的本意尽量解释出来。但呈现不是重现或者还原，这个呈现的过程需要付出很艰辛的代价，其中会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出现，但凡有个结果，都需要合理解释，而不能无视它。合理的解释，最终是为了让后人有真正值得反思的意义存在。
当提到“反思”，张鸣特别加重了这两个字的语气。“变革必定有先进的因素存在，我们要纪念变革中的理性成分，更要去反思已经发生过的不足。”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同类事情、现象，往往会在不同时期反复出现，“人们经常在同样的一个坑里，被绊倒两次，三次，甚至N次。前面摔跟头的经历，后面的人经常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因此，再碰上这样的坑，依旧还是摔。”辛亥100年，当中并不是一劳永逸地打破了不满，它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革命后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审视历史，不光是纪念，更应在反思中察看脚下的路，不要太弯曲，更别再掉进坑里。
后记
与张鸣约定确认稿件的时间时，他建议不要约在周日，因为那天有“重要活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每逢周日张鸣都在家中举办读书会。
说起读书会，张鸣乐滋滋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件既愉快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参加读书会的人都是张鸣心爱的学生，周日这天清晨他们带上事先定好的书到张鸣家中与之共读。在斜射进阳光的屋子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读的过程轻松愉悦，共读过后的分享让在场的人受益匪浅。“人的学习过程多是读书交流，读书会的效果很好，是单纯的上课无法企及的。现在爱读书的学生不多了，但只要有，哪怕所剩无几，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希望；对我来说，则是最大的安慰。”
也许，只有在这种氛围中，张鸣才会忘却纷繁万象，才会让文字武器稍事休息，让历史暂时消失。而自由，在那一刻始终围绕左右。
就有麻烦。”然而肆无忌惮者必然还存在，所以张鸣的战斗暂时无法休止。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张鸣并不愿意提起太多经历。然而在一闪而过的言辞之中仍旧能捕捉到他的态度。他说：“过去的那些苦难肯定是有影响的，它让你后来再遇到事情时就不会太在意了。但苦难不一定都是财富，它始终是不好的，比如该受教育的时候看不到书；看着错误发生没办法阻止。它是人心里的痛，没有人愿意碰。”
历史：求真与反思并重，不能再掉进坑里
“研究历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兴趣，是和迷京剧、迷围棋一样能让我着迷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兴趣才能做好。”
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张鸣来说，主要是通过“看”来接触历史。这样的好处在于：不受教科书的限制，资料看得多、看得齐，兴趣之余写下来的东西也跟别人不一样。张鸣早几年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学术范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编辑向他约稿前，他还没怎么想过要把“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集结成册。
《辛亥：摇晃的中国》这本书，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提议的，他建议张鸣像写《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那样，用随笔方式写辛亥。恰好张鸣对民国史兴趣徒长，写辛亥正中他的兴趣，于是《北洋裂变：五四与军阀》一杀青就投入到辛亥革命史的写作。
写历史，最大的困难是整理资料，对张鸣来说也不例外。他从国家图书馆和北大、人大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资料找来，通看了一遍。材料成百万字成百万字地从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也写不出一个字。看的时候，历史上的那些人物似乎就浮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人和事似乎都跳出来，在他眼前晃动。他说：“这种感觉，无论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但梳理资料本身是一件严谨的工作，张鸣希望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物故事都有出处，都有据可依。而繁杂的资料里面，针对一件事情的记录存在多种版本，这需要独特的眼力去甄别、判断。对此，张鸣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看，从细节中挖掘真相。“我们不能重现历史，因为过去了的事情肯定会有部分丧失，留下空白，但求真的态度一定不可缺，不然就成小说了。”在张鸣看来，所谓历史就是过去了的事情后人再去呈现，把事情的本意尽量解释出来。但呈现不是重现或者还原，这个呈现的过程需要付出很艰辛的代价，其中会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出现，但凡有个结果，都需要合理解释，而不能无视它。合理的解释，最终是为了让后人有真正值得反思的意义存在。
当提到“反思”，张鸣特别加重了这两个字的语气。“变革必定有先进的因素存在，我们要纪念变革中的理性成分，更要去反思已经发生过的不足。”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同类事情、现象，往往会在不同时期反复出现，“人们经常在同样的一个坑里，被绊倒两次，三次，甚至N次。前面摔跟头的经历，后面的人经常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因此，再碰上这样的坑，依旧还是摔。”辛亥100年，当中并不是一劳永逸地打破了不满，它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革命后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审视历史，不光是纪念，更应在反思中察看脚下的路，不要太弯曲，更别再掉进坑里。
后记
与张鸣约定确认稿件的时间时，他建议不要约在周日，因为那天有“重要活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每逢周日张鸣都在家中举办读书会。
说起读书会，张鸣乐滋滋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件既愉快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参加读书会的人都是张鸣心爱的学生，周日这天清晨他们带上事先定好的书到张鸣家中与之共读。在斜射进阳光的屋子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共读的过程轻松愉悦，共读过后的分享让在场的人受益匪浅。“人的学习过程多是读书交流，读书会的效果很好，是单纯的上课无法企及的。现在爱读书的学生不多了，但只要有，哪怕所剩无几，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希望；对我来说，则是最大的安慰。”
也许，只有在这种氛围中，张鸣才会忘却纷繁万象，才会让文字武器稍事休息，让历史暂时消失。而自由，在那一刻始终围绕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