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在1925年，《晨报副刊》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苏俄“仇友赤白”的讨论，对“苏俄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苏俄是敌是友”、以及“中国是否应该与苏俄联合”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态度呈现出激烈的分化与碰撞。
关键词：晨报副刊 联俄 仇俄 争论
《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学灯》、《觉悟》并称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作为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从1918到1928存在和发展了近十一年时间。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启蒙的主要阵地。
1925年，徐志摩欧游归来，不久就正式接手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1925年10月6日，《晨报副刊》社会栏发表了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阐述帝国主义并没有白赤之分。10月8日，《晨报副刊》在头条位置刊登了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反驳陈启修的观点。由此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苏俄“仇友赤白”讨论。10月15日、22日，副刊文艺栏设立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的专栏。社会栏也分别在10月、11月3日、11月 17日开设了三期“对俄问题讨论专号”。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先后持续了近两个月，包括社会栏在内，《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文章近三十篇，其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俄是否是帝国主义，是敌是友？
苏俄是否是帝国主义，是此次争论的发端。10月6日，《晨报副刊》的社会栏刊登了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陈启修提出了“现代的帝国主义” 的一大标准，即必“是一个财政资本的国家”，因苏联“不存在财政资本 ……是工人阶级专政，因此不是‘赤色’帝国主义国家”。 文末，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假如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那就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移转目标之计。”
两天后，《晨报副刊》刊登了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反驳陈启修，他并未直接指出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但张奚若在文章中阐明苏俄比帝国主义对中国危害更大的原因是：“苏俄腐蚀我们的灵魂，愚弄我们的青年，占据我们的領土等，因此苏联是“假共产之名，为自己的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知识寡浅的学者，和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
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刊登的《復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一文中，则从国民性的角度来分析苏俄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不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认为俄国人的政治就是“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所以苏俄是“帝国主义的结晶”，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 陈启修在《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一文中，将帝国主义和苏俄在中国的行为进行了对比。帝国主义者侵夺我们的土地，榨取我们的经济，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操纵内乱，干涉内政，对中国进行文化的侵略，没有任何“功“可言，而苏联事实上成为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所以苏联很难成为中国的敌人。
在这场苏俄问题的谈论中也有部分学者从现实出发，无政府主义者秦抱朴在《赤俄与反帝国主义》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应利用各国的厉害冲突，设法去找自己的地位。”在对苏俄态度上，持务实政策，正如应该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所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对待苏俄的问题上，正如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不论是帝国主义还是非帝国主义，不论是敌是友，都应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最适合对待苏俄的态度。
二、是否联俄
由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引出了第二个讨论，及外交上应不应该联俄，这是这次讨论的核心所在，陈筠在《联俄与排俄平议》中说道：联俄、排俄问题“所具的复杂严重的程度远过于苏俄仇友问题”。 代表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张奚若、李璜、陈均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苏俄“避帝国主义之名，而行侵略主义之实，何等可畏。”他们并非直接阐述是否应该联合苏俄，而是从苏俄一系列侵略事实，大体是“抛弃宣言，继续进占中东路，支持外蒙独立，擅捕华人，在可能范围中，并接济内地军火以长内乱”等方面来说明苏俄对中国俄危害，其结果自然是不能联合苏俄。面对这些问题，陈启修、陈瀚笙、刘勉已等纷纷为苏俄辩驳，认为苏俄毕竟是共产主义国家，不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这就比英日帝国主义危害小些，，它的侵略行为，都可以依法逐步制止。最有力的辩驳是陈瀚笙，他从“国际政治”“中俄经济联系”“苏俄对我态度”“国内政治乱象”等四个方面说明联合的必要性。在联俄与仇俄两种观点之外，还存在比较务实性的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是胡石青、丁文江、陶孟和等人，他们认为不应该存在“联哪个国”的思维，因为“联谁就先受谁的处分”。他们主张对俄实行外交政策，可与之建交，“但我们要留心，我们不能依赖”。
20年代《晨报副刊》上“仇友赤俄”的争论，在徐志摩“无成见背后的成见”态度下，发表的文章“赞成苏俄”的少于“反对苏俄”，但尽管是这样，这次讨论也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反应：中国在外交中应对苏俄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怎样对待苏俄等等，表明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关注，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一种现实的思考。这场讨论旨在消除人们对苏俄的盲目认同和乌托邦的想象，唤起民众对国家民族出路的理性思考。尽管最后这场讨论以《晨报副刊》被火烧的方式结束，但却充分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勇气。
参考文献：
[1]、[2]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N].《晨报副刊—“社会周刊'》第1号.1925年10月6日
[3]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N].晨报副刊.1925年10月08日
[4]梁启超：復勉己书论对俄问题.[N].晨报社会周刊第4号1925年10年2日
[5]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对如何.[N].晨报社会周刊.第四号.1925年10月27日
[6]秦抱朴：赤俄与反帝国主义.[N].晨报.1925年11月9日
[7]陈筠：联俄与排俄平议.续.[N].晨报副刊.1925年11月6日
[8]陈均：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N].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5日
[9]陶孟和：对于苏联的疑问.[N].晨报社会周刊.第五号.1925年11月3日
关键词：晨报副刊 联俄 仇俄 争论
《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学灯》、《觉悟》并称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作为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从1918到1928存在和发展了近十一年时间。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启蒙的主要阵地。
1925年，徐志摩欧游归来，不久就正式接手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1925年10月6日，《晨报副刊》社会栏发表了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阐述帝国主义并没有白赤之分。10月8日，《晨报副刊》在头条位置刊登了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反驳陈启修的观点。由此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苏俄“仇友赤白”讨论。10月15日、22日，副刊文艺栏设立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的专栏。社会栏也分别在10月、11月3日、11月 17日开设了三期“对俄问题讨论专号”。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先后持续了近两个月，包括社会栏在内，《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文章近三十篇，其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俄是否是帝国主义，是敌是友？
苏俄是否是帝国主义，是此次争论的发端。10月6日，《晨报副刊》的社会栏刊登了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陈启修提出了“现代的帝国主义” 的一大标准，即必“是一个财政资本的国家”，因苏联“不存在财政资本 ……是工人阶级专政，因此不是‘赤色’帝国主义国家”。 文末，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假如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那就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移转目标之计。”
两天后，《晨报副刊》刊登了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反驳陈启修，他并未直接指出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但张奚若在文章中阐明苏俄比帝国主义对中国危害更大的原因是：“苏俄腐蚀我们的灵魂，愚弄我们的青年，占据我们的領土等，因此苏联是“假共产之名，为自己的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知识寡浅的学者，和唯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
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刊登的《復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一文中，则从国民性的角度来分析苏俄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不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认为俄国人的政治就是“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所以苏俄是“帝国主义的结晶”，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 陈启修在《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一文中，将帝国主义和苏俄在中国的行为进行了对比。帝国主义者侵夺我们的土地，榨取我们的经济，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操纵内乱，干涉内政，对中国进行文化的侵略，没有任何“功“可言，而苏联事实上成为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所以苏联很难成为中国的敌人。
在这场苏俄问题的谈论中也有部分学者从现实出发，无政府主义者秦抱朴在《赤俄与反帝国主义》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应利用各国的厉害冲突，设法去找自己的地位。”在对苏俄态度上，持务实政策，正如应该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所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对待苏俄的问题上，正如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不论是帝国主义还是非帝国主义，不论是敌是友，都应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最适合对待苏俄的态度。
二、是否联俄
由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引出了第二个讨论，及外交上应不应该联俄，这是这次讨论的核心所在，陈筠在《联俄与排俄平议》中说道：联俄、排俄问题“所具的复杂严重的程度远过于苏俄仇友问题”。 代表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张奚若、李璜、陈均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苏俄“避帝国主义之名，而行侵略主义之实，何等可畏。”他们并非直接阐述是否应该联合苏俄，而是从苏俄一系列侵略事实，大体是“抛弃宣言，继续进占中东路，支持外蒙独立，擅捕华人，在可能范围中，并接济内地军火以长内乱”等方面来说明苏俄对中国俄危害，其结果自然是不能联合苏俄。面对这些问题，陈启修、陈瀚笙、刘勉已等纷纷为苏俄辩驳，认为苏俄毕竟是共产主义国家，不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这就比英日帝国主义危害小些，，它的侵略行为，都可以依法逐步制止。最有力的辩驳是陈瀚笙，他从“国际政治”“中俄经济联系”“苏俄对我态度”“国内政治乱象”等四个方面说明联合的必要性。在联俄与仇俄两种观点之外，还存在比较务实性的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是胡石青、丁文江、陶孟和等人，他们认为不应该存在“联哪个国”的思维，因为“联谁就先受谁的处分”。他们主张对俄实行外交政策，可与之建交，“但我们要留心，我们不能依赖”。
20年代《晨报副刊》上“仇友赤俄”的争论，在徐志摩“无成见背后的成见”态度下，发表的文章“赞成苏俄”的少于“反对苏俄”，但尽管是这样，这次讨论也是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反应：中国在外交中应对苏俄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怎样对待苏俄等等，表明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关注，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一种现实的思考。这场讨论旨在消除人们对苏俄的盲目认同和乌托邦的想象，唤起民众对国家民族出路的理性思考。尽管最后这场讨论以《晨报副刊》被火烧的方式结束，但却充分展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勇气。
参考文献：
[1]、[2]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N].《晨报副刊—“社会周刊'》第1号.1925年10月6日
[3]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N].晨报副刊.1925年10月08日
[4]梁启超：復勉己书论对俄问题.[N].晨报社会周刊第4号1925年10年2日
[5]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对如何.[N].晨报社会周刊.第四号.1925年10月27日
[6]秦抱朴：赤俄与反帝国主义.[N].晨报.1925年11月9日
[7]陈筠：联俄与排俄平议.续.[N].晨报副刊.1925年11月6日
[8]陈均：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N].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5日
[9]陶孟和：对于苏联的疑问.[N].晨报社会周刊.第五号.192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