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在新的开放形势下，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着严峻挑战。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难以为继，存在着重新选择的必然性。我国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属于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坚持固定汇率制度，严格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在这一组合中，能够把相对稳定的汇率与某种程度的货币独立性协调起来，但是却要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付出巨大的代价。由于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事实上是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安排基本上是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这种汇率制度安排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如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失、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汇率的调整缺乏准确依据等等。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的全面对外开放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重要的变化，随着加入WTO后我国金融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对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产生重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定价将日益困难，而且成本将越来越高。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的矛盾也将日益突出。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在对外开放情况下，如果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那么该国通过采用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对外汇储备产生影响，引起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是一个贸易大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尽管如此，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开放度仍然有限，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人均产值仍然很低；出口产品多为原材料初级产品，其附加值较低，难以影响国际贸易品的价格；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还不是一种国际货币；资本流动对国际金融市场上资本流动的影响还比较小。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基本上仍然属于价格和利率的接受者，而并非制定者。因此，蒙代尔的结论对我国也是基本上适用的。显然，在我国金融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情况下，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即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将使采用货币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大为降低。
　　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研究认为，在资本完全流动、资产完全替代的情况下，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冲销性干预措施是无效的，既不会影响货币供给，也难以影响汇率。
　　如果用稳定性标准来衡量我国的现行汇率制度，毫无疑问，这一汇率制度是非常成功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行汇率制度较好地保持了汇率的稳定，然而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条件下，这一制度存在的内在不稳定性表现的更加明显。在我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固定汇率制度是十分脆弱的，易受外部投机冲击，内在的不稳定性更加突出。
　　当一国经济金融融入金融全球化浪潮之后，不可避免地都会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目标、选择汇率制度安排和管理资本市场三者之间无法兼顾的难题。对一国或地区来说，不可能既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以使其经济活动减少较多的不确定性，又开放资本市场以吸引国际资本并从中获得要素转移带来的利益，同时还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应付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的国内经济问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蒙代尔与弗莱明通过其经典的Mundell-Fleming模型（即M-F模型），为不同汇率制度下的政策效果评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M-F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如果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则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如果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安排，则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在M-F模型的基础上，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三元悖论，也称为“三元冲突”理论（trilemma），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见表）。
　　


　　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表明，三元悖论对我国也是基本适用的。那么，我国究竟应当选择何种汇率制度？
　　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我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些问题和矛盾将日益突出，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必须改革，重新选择汇率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在我国经济转轨和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会受到种种的硬性约束，实践中难以发挥其理论上的优点，而且浮动汇率制度的缺陷却得到了加强，从而加剧汇率的过度波动。因此，我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当考虑介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者之间的汇率体制。
　　从理论上来看，较为理想的汇率制度是，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实践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或其他类型的弹性汇率制度，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汇率制度的演变来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仍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世界各国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呈现出一定的趋势：一般来说，经济金融实力强大的开放经济体更倾向于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开放度较高的小国经济体更愿意采取固定汇率制度；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较大的国家，愿意采取浮动汇率或爬行固定汇率；贸易伙伴比较集中的国家倾向于采取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维持固定汇率，反之则更愿意采取浮动汇率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安排。
　　人民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可分为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增加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近期和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应以完全自由浮动为目的，而是重归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重归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汇率制度的基本内涵体现在市场供求、有管理与浮动汇率三个方面。
　　实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重归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操作环节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开和人民币逐步走向市场化，外汇市场的供求也会更多地体现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以外的外汇供求，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将会由经常项目外汇收支逐步过渡到经常项目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流动。
　　(2)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将目前国内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汇制，使整个外汇供求有效地出清价格，同时使价格也能灵活地引导和调节供求。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基本实现经常项目的意愿售汇，资本项目的意愿售汇还需要根据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逐步改进。
　　(3)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首先，增加市场交易主体，推广大额代理交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并逐步推广银行代理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代理交易；其次，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应增加市场交易的币种，可考虑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即主要西方国家货币之间的交易，逐步开展远期外汇交易。再次，健全外汇交易方式。需要发展商业银行做市商制度，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更强。
　　(4)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主要包括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减少中央银行在市场上的干预频率，运用其他的经济方式和手段调整汇率水平。必须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比较自由地根据汇率信号作出反应，使汇率能够比较真实地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调节机制。除每天波动幅度外，还应规定每年波动的幅度。这将向市场传递中央银行减少干预的重要信号，为中央银行减少市场干预频度创造条件。在市场供求基础上，人民币汇率调控目标可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篮子中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三种货币，可根据贸易情况选择适当权数。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方式，有助于淡化市场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稳定我国对美元区、欧元区和日元区的贸易条件。
　　（作者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