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部队北撤的历史背景

　　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纵贯其间。1939年5月初，为开辟皖东根据地，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第五支队分别开赴淮南津浦路东西两侧开展游击战争。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东南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到1945年根据地拥有人口280多万，面积达到2万多平方公里。
　　1946年5月中旬，国民党调集桂系9个团的兵力，侵占淮南津浦路西地区。5月底，由于寡不敌众，新四军六旅兼路西军分区向津浦路东转移。此时，路东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东部，整编第二十五师黄百韬部驻扬州;南部，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驻六合及沿江一带;中部，第五军邱清泉部集结于六合、来安一线;西部，桂系第七军李本一部集结于蚌埠南北津浦路沿线。总兵力8万余人，皆为“精锐之师”。而淮南路东解放区内兵力仅有六旅的两个团，由路东地方武装刚组建起来的独立旅配置在天长以南地区，此外，还有各县地方武装不足3000人。
　　6月下旬，华中分局向淮南区党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内战不可避免的指示，要求淮南区党委和军区加强对津浦线的侦察，以迎接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地区作战。此时，原二师五旅由山东回师淮南，组成新二师，周骏鸣任师长，肖望东任政委，下辖五旅、六旅、独立旅、特务营和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共3万人。
　　7月25日，中共盱眙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发动西高庙和古城两个区的群众连夜抢修盱眙至半塔的公路，准备迎接华中主力南下。然而，在华中主力尚未到达淮南的情况下，内战全面爆发了。
　　国民党军宣称：只有攻占淮南，才能“解除首都威胁”，保障“首都安全”。7月16日，在邱清泉统一指挥下，国民党军第五军四十五师及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缺一个团）由六合北犯天长;第五军九十六师则由来安向盱眙推进。两路国民党军计4万人，皆配备美械装备，空军协同作战，企图将淮南部队压缩在三河和洪泽湖以南的盱眙、天长地区进行决战，聚而歼之。
　　淮南主力部队新四军第五旅、第六旅和独立旅约2万人奋力迎战。7月20日前后，首战东旺庙，在独立旅歼敌一个营后，主力退守天长城。7月25日，华中军区副政委谭震林率领华中军区特务团过三河到达盱眙马坝，代表华中军区、华中分局全权指挥淮南地区作战。经过半个月的阻击，前后歼敌四个营，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占领汊涧、新铺、旧铺一线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避免腹背受敌，遂放弃天长，撤至盱眙县旧铺、莲塘、黄花塘一带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局面，计划与国民党军在天长、盱眙之间奋力一战，以改变战局。

  淮南部队北撤的过程——四十八个日日夜夜

　　淮南部队正在加紧战略部署的时候，7月28日，华中军区发来急电，军区决定：淮南部队暂时转移苏中、淮北。由淮南军区副参谋长朱云谦率六旅十六团留在淮南，并指挥路东分区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斗争，待苏中、淮北战役结束后，再迎接华中主力转移淮南地区作战。于是，谭震林率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自盱眙观音寺渡三河，向苏中转移;周骏鸣、肖望东率独立旅及淮南区党委、淮南军区机关从黎城北渡三河，向淮宝转移;陈庆先率第六旅第十八团经盱城北渡淮河向淮北转移。与此同时，盱眙县各区乡干部也进行了撤退准备工作。
　　7月底，国民党军逼近盱眙县城。29日晚，盱眙县委根据淮南区党委指示，作出紧急部署：留县委书记金江、县委副书记薛本汉、副县长朱友群等率一批精干武装，坚持山区游击斗争。其余人员包括县、区、乡干部和民兵及土改积极分子，由县长王养吾带领，立即向淮北撤退。北撤人员到达淮宝地区高良涧以后，经短暂休整，尾随主力撤向山东。
　　成立中共盱（眙）来（安）嘉（山）工作委员会
　　盱眙军民在淮南军区副参谋长朱云谦的统一指挥下，坚持敌后，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7月29日，鉴于北撤后地方党政组织已不健全的状况，朱云谦向淮南区党委建议，为加强主力撤退之后淮南地区党政领导，设立中共盱来嘉工作委员会。8月1日，淮南区党委复电同意朱云谦的建议。8月2日，在盱嘉交界处的朱刘集召开了成立中共盱（眙）来（安）嘉（山）工委的第一次会议，朱云谦任书记，盱眙县委书记金江、嘉山县委书记李锐、来安县委书记徐速之、嘉山大队政委胡少卿为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六旅十六团及盱来嘉三县地方武装。十六团及三县武装共拥有兵力2000多人，其任务主要是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斗争。随后，淮南区党委为进一步加强敌后斗争的领导，8月6日，在盱来嘉地区又成立区党委代表团，由李世农、陈雨田、朱云谦三人组成，李世农为书记，在李世农未到达之前，由朱暂时代理。以后，根据朱云谦的意见，又成立了盱眙、嘉山、来安三县工委。

  开展游击斗争 灵活打击敌人

　　8月中旬，朱云谦指挥十六团和三县地方武装采取机动灵活的戰术，与敌人巧周旋，寻找战机，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敌人分散孤立的正规军和还乡团。十六团等连续战斗，先后攻打收复了屯仓、自来桥、半塔、古城、西高庙、河桥、仇集、涧溪、石坝、白沙王、津里、苗小街等十多个集镇及45个乡政府辖地，在这些地区重建解放区。尤其是18日，十六团二营夜袭半塔集，活捉全副美械装备的敌兵30余人，引起很大震动。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还在”的喜讯传遍淮南各县，对苏中和淮北主力部队的作战起到了配合作用。延安《解放日报》8月28日第一版发表了以《盱来嘉地区恢复要镇多处》为题的消息，同时配发了社论，向外界进行宣传报道。
　　十六团的连续出击，引起敌人惊恐不安。8月下旬，敌人急调二十六军、四十八军各一个师，加上保安五团，分头向十六团所在的仇集山区扑来，企图同十六团“决战”。十六团只能边打边撤，同国民党军在山区周旋。 　　7月底，淮南主力部队转移后，盱来嘉三县尚有40多个村镇没有被国民党军占领。此时，许多地方干部的任务是“就地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盱眙北撤时留下的县民兵总队武装和一批地方干部在山区坚持斗争。
　　盱眙县委副书记薛本汉率领武工队从洪泽湖直插鲍集的大嘴地区，辗转在鲍集、管镇、刘嘴一带，收容了一大批散失在洪泽湖上的盱嘉干部。洪泽湖工委要求他们从洪泽湖撤回原地坚持斗争。他们在协助洪泽湖工委从鲍集、管镇一带筹集粮食、棉衣等物资后，于12月下旬在剪草沟登岸，一路向东南行军，经高桥、穆店、四十里桥、自来桥回到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由于敌人反复清剿，战斗频繁紧张，许多原先“就地坚持”的地方干部，这时也不得不四处流动。8月，敌军对朱云谦的十六团及三县武装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十六团对敌斗争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十六团活动的地域被局限在盱来嘉三县的结合部，纵横不到50公里。
　　8月底，国民党军以白沙王为中心，从四面围拢，声称要“消灭朱云谦部”。朱云谦当机立断，兵分三路，分散活动。十六团彭团长率二营到来安，胡少卿带领嘉山大队到盱眙，朱云谦率领十六团一、三营向津浦路西的滁县、定远一带转移。三路人马出其不意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围歼”计划。

  十六团战略转移

　　9月5日、7日，华中军区两次来电，命令朱云谦立即率十六团经六合、天长、仪征向高邮转移。8日，朱云谦在自来桥附近召集会议，部署盱来嘉三县地方武装的敌后游击工作，并成立中心县委，由徐速之、胡少卿分别任正副书记，委员有李锐、金江、范国章，统一领导该地区的敌后坚持。盱眙地区由金江负责。
　　9月9日，朱云谦率十六团冒雨开始转移。当日晚，盱来嘉中心县委书记俆速之召集三县地方区委书记以上、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心县委，讨论研究继续坚持游击斗争的问题。会议尊重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先随第十六团转移到高邮湖边稍作休整，安排好老弱病伤人员，补充枪支弹药后，再返回盱来嘉地区坚持游击斗争。朱云谦率十六团和盱来嘉三县武装及地方干部日夜兼程，边打边走。9月11日，横山脱险，十六团团长彭济伍失踪，后因叛徒出卖，在千棵柳乡毛竹棵庄战斗中壮烈牺牲;9月12日，激战草庙山，强行突围，到达官桥，在东南支队的引导下，越过天扬公路;9月13日拂晓，安全渡过高邮湖，中午到达高邮县城。
　　从7月28日到9月13日，这支英雄的部队奋战48个日日夜夜，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敌后坚持和突围转移的任务，不仅牵制了敌人主力，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粉碎了敌人围歼的企图，而且保存了100多名地方干部。

  敌后坚持 英雄喋血

　　新四军主力北撤，盱来嘉部分区乡组织未能及时得到通知，国民党军严密封锁淮河与三河，有些干部与群众未能及时北撤，有的被捕，惨遭杀害，造成很大损失。
　　在48个日日夜夜敌后坚持和突围转移中，十六团及三县武装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十六团团长彭济伍、政委王胜凯，来安县委书记王化农，盱眙县委委员、县民兵总队政委梁化农、县委民运部长施锦友、仇河区委副书记刘克贵等同志壮烈牺牲。
　　梁化农率领一支几十人的武工队在山区坚持游击斗争，他们转战于古城、穆店、西山一带。梁化农等人转移到来安县屯仓附近十家牌山上时，被人告密。9月7日，当数十名敌人围捕时，他宁死不屈，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年仅35岁。敌人将他开膛破肚，割下头颅挂在古城街头树上示众。
　　老子山区区委书记戚光率领乡指导员刘道传、民兵中队长孙加礼、乡农抗理事长韩先荣等十多人，成立武工队，坚持游击斗争。由于敌人大规模清剿，加之环境艰苦，最后武工队只剩下5人。1946年8月25日，戚光等人在索塘被出卖。8月26日，遭敌军包围，戚光中弹受重伤倒在索塘桥下水中，后被敌人抓获，敌人割下戚光头颅在老子山镇示众三日。刘道传等人被敌人俘虏后，遭受严刑拷打，游街示众，9月3日，在老子山镇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淮南的“索塘事件”。1994年10月，盱眙县官滩镇党委、政府修建索塘烈士陵园并立索塘事件纪念碑，以资纪念。
　　淮南主力北撤后，仇河区委副书记刘克贵主动要求留下坚持敌后游击斗争。他带领仇河区武工队活动于仇集一带坚持斗争。1946年8月武工队遭重创，不得不分散突围。刘克贵带3人撤至凤山苗小街，被敌人围困在一民房内。刘克贵等人宁死不屈，顽强战斗;敌人纵火烧房，刘克贵等4人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英勇就义的烈士还有盱眙县委民运部长施锦（敬）友、东阳乡于桥村村长王干清、打石山乡农抗理事长冯云生、神枪闵广新、马义山血战中牺牲的周维才等等，他们的精神和高贵品德将永载史册。

淮南部队北撤的历史教训

　　1.“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夸大宣传，是放松备战的思想根源。全面抗战胜利后，中共曾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并且认为这一口号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种思潮在各个解放区影响较大。当时淮南以及盱眙的部分领导对形势判断过于乐观，存在和平麻痹思想，从思想上放松了警惕，甚至放缓了扩大武装，备战严重不力。部分人认为八年抗战后，主要任务是休养生息，国民党也没有精力立即发起内战;况且《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共产党刀兵相见。虽然中央对此提出了一些准确的方针政策，但淮南以及盱眙的备战宣传不到位，对形势的估计出现明显偏差，把工作中心放在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美好家园上。一些干部忙于结婚成家，过自己的小日子。这样，当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时，缺乏必要的物质、思想和军事准备，疲于应付，难以招架。
　　2.对坚持敌后斗争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当时有些人认为国民党政府几乎控制着全国政权、强大的军队和大片的土地，而且有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后盾，一旦战端开启，恐难取胜。有些干部认为全面抗战时期坚持敌后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日军人生地不熟，兵力有限，而国民党军及其各级政府占据天时、地利，且兵力对比严重失衡，敌强我弱，很难坚持敌后游击斗争。基于这种错误观念，不可能有长期坚持的计划和准备。
　　3.没有从大局着眼，科学制定应对预案。当时部分领导缺乏全局观念，不了解苏中战役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在苏中连续打几个胜仗以后再回师淮南，但情况发展出乎意料。由于淮南解放区毗邻国民党统治首都南京，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集结了大量装备先进的军队对淮南解放區发动进攻，以淮南解放区现存的武装力量难以取胜，苏中是国民党重点进攻地区之一，苏中承担战略侦察任务，并与四倍于己的强敌作战，不可能及时南下支援淮南，因而淮南迅速落入敌手。
　　4.内战爆发初期淮南区党委、军分区制定的“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政策导致了淮南路东各县武装力量分散，不能组织有效反击。就当时敌我情况而言，应该把各县武装（包括民兵武装）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形成“拳头”优势，再加上盱凤嘉绵延的山区地形，长期坚持是有可能的。分散的武装逐步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造成淮南以及盱眙的干部损失较大。虽然有些干部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但无法挽回淮南以及盱眙的大局。
　　5.没有准确把握撤退时机，预留充足的撤退时间。由于撤退命令下达迟缓，部分区乡干部组织不力，行动缓慢，使部分干部来不及撤退。加之部分领导对长期坚持认识不足，态度前后摇摆。中心县委成立后，朱云谦按上级要求带十六团撤向高宝地区，但留下来的各县区领导擅自决定尾随朱云谦所部一起北撤，客观上给打回淮南，重建解放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责任编辑 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