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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斗探索，开辟了一条正确道路，创造了欣欣向荣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深情地回顾新四军老战士为上海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光辉业绩和精神风貌，犹如一座巍巍丰碑矗立在黄浦江畔而为世人所景仰，并融入了上海城市文明的血脉之中，成为推进这座国际大都市前行的动力之一。
1949年5月12日，以新四军主力部队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打响了上海战役，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下，浴血奋战16天，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战役中，解放军指战员伤亡33685人，其中牺牲7612名（连以上干部433人），革命先烈以热血和生命换来了上海的新生。新四军老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一任市长。同时，大批新四军老战士转业到上海市各级机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老兵新传”，对上海的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起到了创业奠基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新四军老战士受到错误的批判、冲击，有的被迫害至死。他们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品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新四军老战士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为改革开放作出了新贡献。
1979年到1987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陈国栋、芮杏文，第二书记严佑民、钟民、夏征农、胡立教、汪道涵，副书记杨堤均为新四军老战士。这里主要介绍汪道涵。汪道涵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1949年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工业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参加接管上海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代市长，1981年任上海市长。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继续承担着为全国经济建设做贡献的重任，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市委领导下，汪道涵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开发浦东、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构画了上海中长期发展蓝图。1984年8月，他与市委书记陈国栋等进京汇报了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
汪道涵任市长期间，30万吨乙烯、浮法玻璃、大众汽车、MD-82飞机、光导纤维、核电站等重大专项相继上马;虹桥机场改扩建、国际客运码头改善、铁路新客站、延安东路越江隧道、沪嘉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国内第一家地方性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建立;积极开办虹桥、闵行、漕河泾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建第一家沪港合资项目——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打开引进外资局面;启动首个旧区改造项目和规划黄浦江、苏州河环境污染整治等，为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5年7月，汪道涵担任了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党组书记、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总顾问等职，积极参与开发浦东的准备工作。提出以交通运输、商品流通、资金融通为重点，推动区域经济协作的思路，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探索了宏观操作模式。64万字的《汪道涵文集》中，有48篇是关于改革开放和社會经济建设的文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正确把握。这里主要介绍张承宗。张承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职。粉碎“四人帮”后，任市委统战部部长。
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香港有深厚的渊源，以改革开放为平台的沪港经济合作，是开启香港与内地共同发展新征程的重要起点，为香港顺利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3月，张承宗率上海工商联代表团首访香港。通过参观访问，广交朋友，沟通感情，联系项目，双方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安排代表团游览海景，大家在游艇上叙谈、合影、就餐，气氛甚为融洽。另一位航运巨子董浩云之子董建华安排代表团到其“海上学府”轮参观，董建华后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沪港之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4年，张承宗提议成立“沪港经济协会”，汪道涵市长十分赞成，并在协会名称中加了“发展”两个字。张承宗作为名誉会长，通过各种形式建立广泛联系，沟通合作渠道，积极开展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活动，开展科技与人才交流。
1985年，张承宗提议创办的《沪港经济》杂志，为促进对外经贸发展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刊物撰稿或接受专访的有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陈至立、徐匡迪以及董建华、曾荫权等。张承宗撰稿数十篇，并主编了具有指南性质的《沪港经济手册》，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钱其琛副总理为之题词：“迎接香港回归，加强沪港交流”。
1990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这里主要介绍刘天同。刘天同1946年参加新四军，上海解放后参加房地产接收，曾任市房管局科长、区房管局长、市土地局政策法规室主任等职。
1988年，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刚起步。市政府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刘天同负责对土地政策和运行机制进行可行性研究。浦东开发开放，首先从规划政策法规和开发体制上入手。在规划方面划分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并分区成立开发公司，以企业方式运转;政策法规方面，开发办负责研究制定投资优惠政策、土地使用开发管理、保税区运行管理和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等九个法规。刘天同被聘为上海市立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市投资咨询公司专家，负责起草法规，完成了《上海市浦东土地管理若干规定》，为土地由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偿使用提供了法规依据。 用土地招商引资，首先碰到的是地价问题，当时不仅国内没有地价评估行业，而且懂行的人也很少。刘天同与有关同志收集了国外关于二、三产业地价资料和国内大量市政配套、拆迁、征地资料，通过综合分析，测算出了各开发区的金融贸易、生产加工、仓储住宅等二、三产业用地的基准地价，报请市政府同意参照执行。开发公司以土地为资本，引进资金，合资成立联合开发公司和股份制公司，筑巢引凤，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投资者来浦东。1990年，刘天同应聘到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当顾问，参与土地批租转让工作至2004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浦东开发开放形成新的高潮。为帮助海外客商了解有关政策，刘天同参与主持海峡两岸房地产政策研讨会。1992年初，陆家嘴公司拿出东方路世纪大道的一块地，委托香港仲量进行国际招标。刘天同配合后来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梁振英一起，研究起草制定了一套国际招标法律文本，又与陆家嘴公司领导赴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传推介。通过国际招标，浦东地价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十多年开发建设，陆家嘴建成了风光绮丽的滨江大道和现代化新市区。
为加快扶贫工作步伐，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扶贫领导小组，决定组织沿海发达地区参与扶贫。这里主要介绍李学广。李学广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地委书记、上海市委宣传部秘书长等职，1986年离休后，担任了国务院上海扶贫办主任。
上海扶贫办大多是离退休老同志，《解放日报》报道称，上海扶贫办是“千岁办公室”。十多位老同志，年龄加起来将近1000岁。他们怀着对革命老区人民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使命责任感，不顾年高体弱，在中华大地成年累月奔波。据粗略统计，他们累计行程约14万公里，从井冈山、大别山、沂蒙山、黄土高原到嘉峪关、剑门关，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通过调研，他们深切地感到贫困地区人民的艰难困苦和顽强抗争。大别山是革命老区，1985年，大别山区属于安徽省的15个贫困县，年人均收入120元。蒙阴县孟良崮是解放战争中歼灭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所在地，全县在战争年代牺牲了6000多人;1984年全县人均收入200元。沂蒙山区七个县都是贫困县。
根据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指示，上海扶贫办加强组织协调，形成了发挥上海技术和信息优势，开发贫困地区资源，让当地群众经过自身努力脱贫致富的模式，被称为“造血工程”。由上海扶贫办牵线搭桥，促成了安徽六安县与上海丝绸公司合作。上丝派员指导，六安负责种桑、养蚕、建厂招工。桑树园从3000亩发展到12万亩，养蚕专业户达6.5万户。1991年创办了第一个缫丝厂，招收790名农民进厂。1993年办了第一个丝织场，出现了年收入达万元的230户和5000元的1820户。1995年，六安县在全省脱贫。上海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与四川省阆中县联合开发丝织毯项目，上海提供技术指导，组成30多个生产点，吸收3000多农民从事织毯，实现了当年建厂投产，当年出口创汇，获利49万美元。上海农科院食用菌集团与湖北房县联合栽培香菇，两年之内产量从10万斤发展到100万斤，使40万农户脱贫致富。
按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要求，上海扶贫办负责培训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干部，举办培训班25期，每期30天，共15個省市3200多人参加培训，此外，还派人到外地办班。为提高培训质量，李学广等编写了28万字的《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培训班讲义》，并承担了授课任务。过去，上海的企事业单位不能招用农民工。上海扶贫办与公安和劳动部门协调，1988年到1992年，从10个省的贫困地区向上海输出“农民培训工”10696人，开启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先例。1993年，上海扶贫办组织资助山东、安徽和甘肃等地兴建“希望小学”。2000年元旦，李学广夫妇各捐出1万元，资助苏北革命老区的希望小学。在近10年中，李学广等老战士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为贫困地区人民富起来做出了贡献。
新四军老战士中，还有改革开放中的尖兵萧卡和电机工业改革的先行者寒松;长期奋战在经济战线，为14项重点项目会战的领导者顾训方;全身心投入市政建设、污水工程治理总指挥王泽华;以交通大学为基地、开展高校教育改革的先行者邓旭初等等，不胜枚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和各种错误思潮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怀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倾向。20世纪80年代，大批从工作岗位离休的新四军老战士不忘初心，发挥余热，和部分专家学者一起，成立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研究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研究宣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光荣历史，弘扬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多次受到上海市社科联表彰，2016年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先进学会。研究会坚持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三次举办《新四军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多次举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新四军历史人物纪念活动，开展史料征集抢救，采访老战士1300多人次，编辑出版红色书籍约200本。学术专著和论文多次获得上海市社科联和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学术成果奖。
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注重运用各种载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举办报告会、烈士纪念仪式、书画摄影展、文艺汇演等活动;开设“东方讲坛”“铁军讲坛”“新四军”网站、合作拍摄视频短片143集。仅2016年、2017年，铁军宣讲团就宣讲853场次，听众12万多人次;文艺团队演出300多场，观众10多万人次。研究会与福寿园联手建立了全国首个新四军广场，成为缅怀先烈、弘扬光荣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江南北》杂志坚持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本文作者为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1949年5月12日，以新四军主力部队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打响了上海战役，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下，浴血奋战16天，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战役中，解放军指战员伤亡33685人，其中牺牲7612名（连以上干部433人），革命先烈以热血和生命换来了上海的新生。新四军老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一任市长。同时，大批新四军老战士转业到上海市各级机关部门、社会各界以及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老兵新传”，对上海的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起到了创业奠基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新四军老战士受到错误的批判、冲击，有的被迫害至死。他们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崇高品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新四军老战士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被解放出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为改革开放作出了新贡献。
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发挥导向作用
1979年到1987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陈国栋、芮杏文，第二书记严佑民、钟民、夏征农、胡立教、汪道涵，副书记杨堤均为新四军老战士。这里主要介绍汪道涵。汪道涵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1949年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工业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参加接管上海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代市长，1981年任上海市长。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继续承担着为全国经济建设做贡献的重任，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市委领导下，汪道涵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开发浦东、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构画了上海中长期发展蓝图。1984年8月，他与市委书记陈国栋等进京汇报了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
汪道涵任市长期间，30万吨乙烯、浮法玻璃、大众汽车、MD-82飞机、光导纤维、核电站等重大专项相继上马;虹桥机场改扩建、国际客运码头改善、铁路新客站、延安东路越江隧道、沪嘉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国内第一家地方性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建立;积极开办虹桥、闵行、漕河泾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组建第一家沪港合资项目——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打开引进外资局面;启动首个旧区改造项目和规划黄浦江、苏州河环境污染整治等，为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5年7月，汪道涵担任了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党组书记、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总顾问等职，积极参与开发浦东的准备工作。提出以交通运输、商品流通、资金融通为重点，推动区域经济协作的思路，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探索了宏观操作模式。64万字的《汪道涵文集》中，有48篇是关于改革开放和社會经济建设的文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做好统战工作促进对外经贸发展
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正确把握。这里主要介绍张承宗。张承宗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职。粉碎“四人帮”后，任市委统战部部长。
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香港有深厚的渊源，以改革开放为平台的沪港经济合作，是开启香港与内地共同发展新征程的重要起点，为香港顺利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3月，张承宗率上海工商联代表团首访香港。通过参观访问，广交朋友，沟通感情，联系项目，双方加强相互了解和信任。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安排代表团游览海景，大家在游艇上叙谈、合影、就餐，气氛甚为融洽。另一位航运巨子董浩云之子董建华安排代表团到其“海上学府”轮参观，董建华后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沪港之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4年，张承宗提议成立“沪港经济协会”，汪道涵市长十分赞成，并在协会名称中加了“发展”两个字。张承宗作为名誉会长，通过各种形式建立广泛联系，沟通合作渠道，积极开展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活动，开展科技与人才交流。
1985年，张承宗提议创办的《沪港经济》杂志，为促进对外经贸发展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刊物撰稿或接受专访的有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陈至立、徐匡迪以及董建华、曾荫权等。张承宗撰稿数十篇，并主编了具有指南性质的《沪港经济手册》，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钱其琛副总理为之题词：“迎接香港回归，加强沪港交流”。
积极参与浦东开发开放为展示上海新形象增砖添瓦
1990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这里主要介绍刘天同。刘天同1946年参加新四军，上海解放后参加房地产接收，曾任市房管局科长、区房管局长、市土地局政策法规室主任等职。
1988年，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刚起步。市政府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由刘天同负责对土地政策和运行机制进行可行性研究。浦东开发开放，首先从规划政策法规和开发体制上入手。在规划方面划分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并分区成立开发公司，以企业方式运转;政策法规方面，开发办负责研究制定投资优惠政策、土地使用开发管理、保税区运行管理和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等九个法规。刘天同被聘为上海市立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市投资咨询公司专家，负责起草法规，完成了《上海市浦东土地管理若干规定》，为土地由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偿使用提供了法规依据。 用土地招商引资，首先碰到的是地价问题，当时不仅国内没有地价评估行业，而且懂行的人也很少。刘天同与有关同志收集了国外关于二、三产业地价资料和国内大量市政配套、拆迁、征地资料，通过综合分析，测算出了各开发区的金融贸易、生产加工、仓储住宅等二、三产业用地的基准地价，报请市政府同意参照执行。开发公司以土地为资本，引进资金，合资成立联合开发公司和股份制公司，筑巢引凤，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投资者来浦东。1990年，刘天同应聘到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当顾问，参与土地批租转让工作至2004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浦东开发开放形成新的高潮。为帮助海外客商了解有关政策，刘天同参与主持海峡两岸房地产政策研讨会。1992年初，陆家嘴公司拿出东方路世纪大道的一块地，委托香港仲量进行国际招标。刘天同配合后来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梁振英一起，研究起草制定了一套国际招标法律文本，又与陆家嘴公司领导赴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传推介。通过国际招标，浦东地价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十多年开发建设，陆家嘴建成了风光绮丽的滨江大道和现代化新市区。
情系老少边穷地区扶贫帮困
为加快扶贫工作步伐，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扶贫领导小组，决定组织沿海发达地区参与扶贫。这里主要介绍李学广。李学广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新四军，曾任地委书记、上海市委宣传部秘书长等职，1986年离休后，担任了国务院上海扶贫办主任。
上海扶贫办大多是离退休老同志，《解放日报》报道称，上海扶贫办是“千岁办公室”。十多位老同志，年龄加起来将近1000岁。他们怀着对革命老区人民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使命责任感，不顾年高体弱，在中华大地成年累月奔波。据粗略统计，他们累计行程约14万公里，从井冈山、大别山、沂蒙山、黄土高原到嘉峪关、剑门关，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通过调研，他们深切地感到贫困地区人民的艰难困苦和顽强抗争。大别山是革命老区，1985年，大别山区属于安徽省的15个贫困县，年人均收入120元。蒙阴县孟良崮是解放战争中歼灭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所在地，全县在战争年代牺牲了6000多人;1984年全县人均收入200元。沂蒙山区七个县都是贫困县。
根据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指示，上海扶贫办加强组织协调，形成了发挥上海技术和信息优势，开发贫困地区资源，让当地群众经过自身努力脱贫致富的模式，被称为“造血工程”。由上海扶贫办牵线搭桥，促成了安徽六安县与上海丝绸公司合作。上丝派员指导，六安负责种桑、养蚕、建厂招工。桑树园从3000亩发展到12万亩，养蚕专业户达6.5万户。1991年创办了第一个缫丝厂，招收790名农民进厂。1993年办了第一个丝织场，出现了年收入达万元的230户和5000元的1820户。1995年，六安县在全省脱贫。上海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与四川省阆中县联合开发丝织毯项目，上海提供技术指导，组成30多个生产点，吸收3000多农民从事织毯，实现了当年建厂投产，当年出口创汇，获利49万美元。上海农科院食用菌集团与湖北房县联合栽培香菇，两年之内产量从10万斤发展到100万斤，使40万农户脱贫致富。
按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要求，上海扶贫办负责培训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干部，举办培训班25期，每期30天，共15個省市3200多人参加培训，此外，还派人到外地办班。为提高培训质量，李学广等编写了28万字的《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培训班讲义》，并承担了授课任务。过去，上海的企事业单位不能招用农民工。上海扶贫办与公安和劳动部门协调，1988年到1992年，从10个省的贫困地区向上海输出“农民培训工”10696人，开启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先例。1993年，上海扶贫办组织资助山东、安徽和甘肃等地兴建“希望小学”。2000年元旦，李学广夫妇各捐出1万元，资助苏北革命老区的希望小学。在近10年中，李学广等老战士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为贫困地区人民富起来做出了贡献。
新四军老战士中，还有改革开放中的尖兵萧卡和电机工业改革的先行者寒松;长期奋战在经济战线，为14项重点项目会战的领导者顾训方;全身心投入市政建设、污水工程治理总指挥王泽华;以交通大学为基地、开展高校教育改革的先行者邓旭初等等，不胜枚举。
弘扬优良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和各种错误思潮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怀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倾向。20世纪80年代，大批从工作岗位离休的新四军老战士不忘初心，发挥余热，和部分专家学者一起，成立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研究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研究宣传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光荣历史，弘扬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多次受到上海市社科联表彰，2016年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先进学会。研究会坚持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三次举办《新四军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多次举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新四军历史人物纪念活动，开展史料征集抢救，采访老战士1300多人次，编辑出版红色书籍约200本。学术专著和论文多次获得上海市社科联和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学术成果奖。
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注重运用各种载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举办报告会、烈士纪念仪式、书画摄影展、文艺汇演等活动;开设“东方讲坛”“铁军讲坛”“新四军”网站、合作拍摄视频短片143集。仅2016年、2017年，铁军宣讲团就宣讲853场次，听众12万多人次;文艺团队演出300多场，观众10多万人次。研究会与福寿园联手建立了全国首个新四军广场，成为缅怀先烈、弘扬光荣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江南北》杂志坚持弘扬主旋律，提供正能量，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本文作者为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