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拉帕西尼的女儿》中的异化主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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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在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拉帕西尼的女儿》讲述了一个科学悲剧。小说的主人公拉帕西尼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科学家,但在追求科学主义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他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女儿作为实验对象,改造自己的女儿,变成全世界最毒的毒药。故事折射出霍桑对美国19世纪科技工具理性对人的影响以及父权制和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揭露了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性的沦丧以及人与自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异化。
  关键词:《拉帕西尼的女儿》;科学主义;改造自然;女性压迫;异化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美国19世纪第一个描写科学题材的小说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创作出许多经典作品,如长篇小说《红字》不仅奠定他在美国文坛中的地位,也使他蜚声国际。而他的短篇小说亦有独特的魅力,深受读者的青睐。事实上,他的短篇小说最先展现出他非凡的创作思想和杰出的艺术特色,其中,《拉帕西尼的女儿》就是一篇很出色且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一贯被认为是霍桑最好的短篇之一。
  短篇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讲述了一位年轻姑娘贝阿特丽丝被父亲拉帕西尼和情人乔万尼改造并牺牲的悲惨故事。拉帕西尼——一位为科学疯狂并试图通过科学来战胜自然的科学家,从小给女儿贝阿特丽丝喂养他种植奇异花草所提取出的毒素,并使她与外界隔绝,久而久之,贝阿特丽丝的身体结构被人为地改造,毒药是她生命的养分,而她本人也变成世上最致命的毒药。随着青年乔万尼的到来,贝阿特丽丝孤独的状态得以改变,他们相互交流,彼此相爱,似乎要一直幸福甜蜜下去。但不久后,乔瓦尼发现自己在与爱人的频频接触中已经身染剧毒,他将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化为对贝阿特丽丝的谩骂和诅咒,摧毁了她爱的信念和生的希望。最终,乔瓦尼轻信了拉帕西尼医生的竞争对手巴格里奥尼教授的话,將所谓的解毒剂送给了贝阿特丽丝。贝阿特丽丝为了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毅然地喝下了药剂,但去毒没有成功,反而香消玉殒了。
  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是霍桑正直美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当时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手工业被机器所替代,这对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和宗教影响的霍桑无疑是个不小的冲击,他认为这些进步“不但未能改变社会道德面貌,反而使人陷入更深的‘恶’的漩涡,成为破坏人的全面发展的‘恶毒精灵’。”[1]31 而《拉帕西尼的女儿》这一篇不仅是反映霍桑科学观的经典之作,更是一幕描绘人性被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异化的历史悲剧,故而,本文试图从异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作品所反映出的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旨在揭露霍桑隐藏在异化背后的科技伦理观以及父权和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
  一、西方文学中的“异化”主题
  “异化”一词,从词源上看,来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其英文单词为alienation,为“脱离、疏远、远离”之意。在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异化”主题一直都是文学家青睐的文学母题。通过刻画异化主题,文学家能够更深刻地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思考。西方最早关于人性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著名诗人赫西俄德 (Hesiod)在他所著的长诗《工作与时日》里指出社会产生各种阶级矛盾后,人际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人性开始异化。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性在巨大的金钱利益和权力斗争中变异扭曲,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就深刻地描写了人性的异化。著名的意大利作家但丁的《神曲》则展现了在上帝异化下,人类痛苦挣扎的画面。到了19世纪,科学主义变成了人类所有活动的试金石,“中世纪文学的宗教理性被科学理性所取代,并不断强化,成为遏制人性的新上帝”[2]55,西方文学的异化主题也随之转向科学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本质的异化。
  《拉帕西尼医生的女儿》便是以此为主题的短篇小说,故事以隐喻的方式,通过揭示人与自我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表达了霍桑对科学理性彰显权威的工业文明下,人性被异化的担忧和女性被压迫的同情。
  二、《拉帕西尼医生的女儿》中异化关系的彰显
  19世纪,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神学信仰不再对人类起支配作用,理性主义取得巨大的胜利。从现在起,人在科学知识上的进步,渐渐地掌控着自然,成为自然的主宰。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霍桑运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在作品《拉帕西尼的女儿》中揭示了在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的影响下,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却带来人类关系的异化,即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
  1.人与自我的异化
  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主要是指人的自我消失,人异化为非人,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个性而成为非我。故事的贝阿特丽丝被父亲拉帕西尼无情的当作科学实验对象,他粗暴地把自己的意愿和力量加到了女儿的身上,女儿被剥夺了自我的主体性。拉帕西尼医生“以这种可怕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使她成为自己对科学的疯狂热情的牺牲品”注定了其悲惨的一生。
  霍桑笔下的女性无论是长篇小说《红字》里的海丝特,还是短篇小说《胎记》里的乔琪安娜和《拉帕西尼的女儿》的贝阿特丽丝,总是受到男性的控制和压迫,这与霍桑的祖先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女巫迫害案”的主要参与者有关。霍桑曾回忆道:“我的第一代祖先,那笼罩着家族传统的朦胧而含糊的庄严形象,自我记事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和拉帕西尼一样,这个阴郁的父亲形象总是以控制者的面目出现,以迫害者的身份在历史文献上留下了残酷的一笔。而霍桑深受清教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祖先犯下的罪,对女性的伤害,由后代去偿还和赎罪,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他客观描述了这些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同情女性,同时他极力反对和批判父权制和男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在小说《拉帕西尼医生的女儿》里,贝阿特丽丝除了是父亲科学实验的牺牲品,也是父权制和男权主义下的待宰羔羊。贝阿特丽丝被父亲拉帕西尼监禁在自己的实验花园中,与外界社会隔离。她没有同伴,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她只是科学家父亲的实验工具,没有自我追求,没有主体性,自我消失了,人异化成为了非人。她的身体被毒素控制了,她呼出的气体使空气毒化,她的手触碰到的东西也会枯萎,生命不再。   直到贝阿特丽丝遇见了从外地来求学的青年乔万尼,她才开始有了生命的活力,才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困境,她说道:“由于我父亲对科学那种要命的挚爱,使我完全隔绝了与人类社会的交往,直到上天把你送来,亲爱的乔万尼。”[3]57体验到与人交往的快乐以及品尝到爱情的甜蜜,贝阿特丽丝感到无比的幸福。但是好景不长,乔万尼发现自己沾染了贝阿特丽丝的毒素,他感到无比的愤怒,他大声吼叫:“你已经毁了我!你已经把我变成了跟你一样可恨、一样丑恶、一样恶心和可怕的东西!”[3]57为了证明她对乔万尼的爱与忠贞,她喝下了乔万尼给她的解毒剂,但是烈性解毒药却让她丢掉了性命,因为她的身体已经被拉帕西尼的技藝施行了如此彻底的改造——毒药就是生命,所以烈性解毒药就意味着死亡。天真的贝阿特丽丝把成就自我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男人乔万尼的身上,但乔万尼并不真正了解她,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对贝阿特丽丝进行解毒,实则是另一种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霍桑对父权和男权主义的批判,对女性被父权和男权异化的没有自我,只能听从摆布的同情。
  被操控身体、被精神控制的贝阿特丽丝已经被异化成客体,成为父权和男权社会里的他者,没有主体性,没有自我斗争意识。
  2.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在小说《拉帕西尼医生的女儿》中,拉帕西尼是一位在当时有名的园艺植物学家、科学家以及医生。他的对手巴格里奥尼对他的评价是“对拉帕西尼这样的技艺卓绝的医生不给予恰当的和慎重的赞扬,是不合适的”[3]36,“我们这位可敬的拉帕西尼医生的科学造诣,可以同帕多瓦大学或者全意大利的任何大学教授媲美”[3]36。拉帕西尼医生确实是有着高超的技艺,但他的职业道德却不像他的技艺那样完美,因为“他对科学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人类的关心”[3]37。拉帕西尼对病人的兴趣仅仅是把他们当作某种新奇实验的对象。“只要能给他巨大的知识积累再增添哪怕一粒芥子,他情愿牺牲人的生命,包括他最亲爱的人的生命”[3]37。而他的理论认为,医药的一切疗效都存在于毒性植物里,因而他把自己的女儿贝阿特丽丝从出生之日起就用他培育的奇花异草提取出的毒素喂养,直到她全身浸透毒素,致使她本人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致命的毒药。毒素成了她生命的元素。她那呼吸中浓郁的芳香能将空气毒化,而她触碰到的任何生物都会在片刻后殒命。由此可知,拉帕西尼医生对科学的痴迷已经到了着魔的地步,把自己最亲爱的女儿当成科学实验客体,他已经被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异化的没有情感和人性。
  人与人的异化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对立关系,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小说中父女之间是一种主体与客体对立关系,因此,拉帕西尼和贝比特莉丝的关系本质上是被异化了的父女关系:与其说贝阿特丽丝是拉帕西尼的女儿,不如说是已被物化了的实验对象更为恰当。拉帕西尼借助自己精深而致命的医学科学知识,把一则古怪故事里的一位印度王子送给亚历山大大帝一位全身浸透毒素的美女作为礼物变成了现实。他拿自己的女儿贝阿特丽丝作为实验对象,对她的身体进行操控和改造,使她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被异化成客体,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正如标题“拉帕西尼的女儿”所示,除了表明贝阿特丽丝与拉帕西尼生理学上的父女关系,同时隐喻地体现了一种附属关系、一种控制关系。贝阿特丽丝连名字都不能出现,只能以拉帕西尼医生的女儿身份自居,表明她深受掌控和操纵,被异化成客体实验,没有主体性。她没有享受到正常父亲的那种爱护与关心,只是他父亲随叫随到、事事顺从的科学实验对象以及助手,她已经完全没有了自我。
  在对科学知识的探求中,拉帕西尼变得残暴、邪恶,被科学工具理性异化了自我,丧失人性,丧失了父女之间的伦理亲情,而贝阿特丽丝被夺取了主体性,异化成客体实验对象,本该父慈女孝,彼此关爱,现在全部荡然无存,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3.人与自然的异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文学作品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霍桑更是早在19世纪中叶就在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中揭露了这一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应是和谐共生、相互独立但又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19世界的美国社会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候,科学的进展被描绘为征服物质世界的十字军,实用成了时代的口号。霍桑显然已经意识到科学理性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与此同时,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颠覆:人类由被动地适应自然变成主动地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为我所用,站在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对立愈演愈烈。“自然”成了个性自由的诗化表达和人性异化的反义词。
  主人公拉帕西尼医生就是这样的一名科学主义代表。他终日埋头于他那种植着奇花异草的花园中,他不甘于自然原有的本真模样,试图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去创造另一些物种。花草的“那种艳丽显得粗暴,过分热烈,甚至不自然。因为它们每一株的模样都是那么狂野,仿佛是从乱木丛中探出一张鬼脸”[3]45。除此之外,“那种违背自然的模样说明它们是由不同品种杂交而成,并不是上帝创造的产物,而是人类堕落幻想的恶魔后裔,”[3]45。对自然的肆意改造,体现拉帕西尼医生渴望利用科学探索、征服自然的野心勃勃。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在研制奇花异草,他坚信科学的万能,自信自己的能力,敢于向自然和上帝挑战。然而,在他以为科学可以为他打开自然奥秘的大门时,殊不知他已经被囚禁在单维的理性的空间的牢笼之中,他高超的智慧还是没能超越自然的制约,她的女儿最终还是失去了生命。霍桑借助贝阿特丽丝的死来警告世人,不论科学研究取得怎样的成功,人类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因为并非所有的自然奥秘都能被人类所掌控,否则必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
  三、结语
  在美国19世纪文艺复兴、百家争鸣的时代,霍桑不断地进行艺术探索,在其作品《拉帕西尼的女儿》中对科技工具理性以及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紧张而深刻的思考。拉帕西尼医生为科学疯狂而痴迷被工具理性异化得没有情感和人性,而他的女儿贝阿特丽丝被他无情地当作科学实验,对她的身体进行操纵,剥夺她的主体性,异化成了非人。拉帕西尼对自然的肆意改造,创造出一堆毒性极强的奇花异草为自我所用,打破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平衡关系。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展现出霍桑对现代科技伦理的怀疑和否定态度,同时极力地批判了父权制和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
  参考文献
  [1]宁倩.美国文学名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蒋承勇.现在文化视野中的西方文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3]纳撒尼尔·霍桑.霍桑哥特小说集[M].伍厚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马莹莹,女,汉,广西钦州,在读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541006,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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