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是一个恐怖的时刻。当我扛着摄像机在北川县委礼堂记录一次青年表彰会现场时，我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刻，会发生那样的灾难，会有那么多生命消逝于大地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会永远离去。
　　当我于北川地震发生20秒后开机拍摄的现场视频在网上流传时，很多人要采访我。我总是抽出时间接受采访并协助他们在安置点进行拍摄。然而在心中，我最想要的，其实是一切未曾发生，我的父亲能够回来。
　　回想那一刻是件残忍的事，但我至少还有面对的勇气。
　　14点28分，大地突然开始轻微的晃动，我还以为是重型货车经过引起的地面震动,主席台上的经大忠县长却立刻站了起来，大喊：“快出去，地震了！”然而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有跑出去，地面突然像被什么怪物撕扯着一样，剧烈地上下抖动了几下，所有的人都摔倒了，人在地上就像皮球一样上下弹动，趴也趴不稳。跟着是一连串巨响和凄惨的惊叫声。
　　头脑里大概有几秒钟的空白，我发觉自己已经被强震掀到了礼堂外。摄像机摔在了地上，遮光罩已被摔掉，无法使用。我一扭头，看到一个电视台记者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她的机器被甩在了一边。我一把抓过她的机器，看了看，还能用，马上站起来开始拍摄，这个过程距地震最猛烈时不超过20秒。
　　我一边走，一边拍。天，我拍到了什么样的景象啊！飞扬的尘土直扑镜头，横梁石块不断在镜头前飞落，主席台的一侧被垮塌的山体推倒，而另一侧在不断的余震中摇摇欲坠，很多人被压在里面，一片惊呼和惨叫。一起开会的十几个北川县中队的武警，正在一面疏导撤离一面营救伤者。他们在灰蒙蒙的礼堂里又挖又抬又跑又喊，由于视线太差，看不清他们在挖谁，但从一个个奔跑的战士背上，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张张痛苦惊恐的脸。一个小伙子从废墟里面爬出来，满脸是血，东摇西晃地蹒跚到我面前。我伸手扶了他一把，他走后我继续拍摄。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很难说清，整个人都呆掉了，没想过自己会不会死，唯一的念头就是拍摄，拍摄，拍下这一切，拿着摄像机一直往前冲。当时我还不知道，就在同一时间，风光秀美的北川县城已被摧毁。直到礼堂里的人全部获救，我回望北川，才发现了那恐怖的景象。
　　我蹒跚地走着，手不停颤抖，镜头里的世界支离破碎，寻像器里只有沉重的黑白二色。但我坚持着，拍摄着，不停地走下去。街道没有了，到处是滚落的巨石和倒塌的建筑，还有很多当场被砸死的同胞遗体，发出哀号的伤员，废墟下的呼救声，亲人的哭喊声。灾难如此深重，我的亲人在哪里？他们平安吗？我试着打电话，电话里只有杂音。直到这一刻，我才似乎回到人间，有了思想和情感，泪水滂沱而下，寻像器里的一切变得那样地模糊。
　　但是，时间就是生命，我们没有时间悲哀，只能抛下一切与死神赛跑，去挽救那些急需援助的人。
　　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北川成为“孤岛”。在外援力量没到达之前，北川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羌族儿女直面伤痛，勇敢自救，感天动地。那一刻，北川的党员干部冲在群众前面救人抢险；那一刻，是坚强的党性和美好的人性最集中的闪现和绽放。在镜头里，我看到北川县长经大忠在自家的废墟前来回跑了好多趟——他家所在的楼房倒塌了，但他没有一次停下脚步去寻找自己的亲人，他必须在天黑之前组织有效的营救。人们用双手刨，用绳索吊，靠人背、抬、扶，用最原始的办法，救一个是一个。所有人都进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除了救人，没有其他念头。而我，也进入这种状态，除了拍摄，不想其他。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党员的责任，幸存者的责任。一直到天黑，我没觉得渴，也没觉得饿。此时此刻，饥渴是多余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我们羌族儿女是震不倒的。
　　跑到县广播电视局时，大楼已倒塌，很多人被埋，我的父母也不知下落。救人！找人！好不容易找到母亲，她全身多处骨折，被送往绵阳市医治。而父亲却失踪了，我在废墟里喊了很久，哭了很久，只有徒劳。后来的几天里，我一到晚上就到九洲体育馆寻找父亲。
　　而我拍下的那盘珍贵的磁带随时都带在身上，看着它，我特别沉重。5月16日，绵阳市委远程教育管理中心的陈燕同志获知我拍摄了北川地震第一时间现场画面，前来借用，我慎重地交给了她，随后，松了一口气。
　　十天，二十天，一个月过去了，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半个月后，母亲被转到武汉治疗，我安排女友去陪护，自己回到北川和战友们一起在前线指挥部里拼命工作。对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只有忍住悲伤，拼命做事，才能告慰死去的亲人和同胞。
　　没倒下来，就要活下去，工作下去。作为一个电教干部是如此，作为一个幸存的北川人，同样如此。在危难中我拍下的那盘磁带，为我带来了赞美和荣誉，但这些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一刻我没有倒下，没被震垮。重要的是在那一刻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及时地抓起了摄像机。在我心里，这盘带子，是我献给失踪的父亲和这个经过灾难却永远不垮的世界的纪念。
　　（作者为四川省北川县委组织部现代远程教育管理中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