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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
周襄王七年（前645），齐国政治家管仲身患重病，国君齐桓公前往探视。齐桓公拉着管仲的手，询问自己的三位宠臣易牙、竖刁、开方能否接替他的相位，管仲一一予以否决，并忠告齐桓公应疏远他们。最后管仲向他推荐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
管仲为什么不同意易牙、竖刁、开方继任为相？我们不妨追溯这三人是如何取得齐桓公的信任的。
易牙原是齐桓公的宫廷厨师，只因齐桓公一句“唯独没有吃过人肉”的戏言，就把自己年仅四岁的小儿杀了，以其肉烹制一道汤菜，送给齐桓公品尝；竖刁是齐桓公身边的侍臣，为表忠心，对自己施以宫刑；开方曾是卫国的公子，到齐国后对齐桓公俯首帖耳，15年没有回卫国，父母去世，也不回家奔丧。
在齐桓公眼里，易牙、竖刁、开方之所以值得信任，主要是他们对自己极为忠诚。而在管仲看来，他们表现得过于忠诚，甚至不合乎天性人情。易牙三人为获得信任，不惜杀害亲子、毁坏自身、背叛亲情，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管仲意识到，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讨好齐桓公，意在谋取权力，故而劝告齐桓公，不仅不能重用他们，还要敬而远之。
遗憾的是，齐桓公未能接受他的劝告。管仲、隰朋相继去世后，齐桓公便重用易牙、竖刁、开方，让他们执掌齐国朝政。齐桓公身体健康时，三人对他言听计从，等到齐桓公身患重病，便纷纷摘下忠诚的面具，合伙将齐桓公囚禁于密室，筑高墙不准任何人出入，硬是将他活活饿死。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国君，因听信谗臣，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综观历史，痴迷于权力的，岂止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尤其是帝制时代，总有外戚、宦官、奸臣之类聚集在皇帝身边，他们为追逐权力，会使出卑劣残酷的招数，一旦得势，更是肆无忌惮地弄权、血淋淋地杀戮。所有这些惨剧之所以频繁上演，都是权力惹
的祸。
权力何以为祸因？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利国利民，用不好则祸国殃民。中国古代为“家天下”模式，权力归帝王个人私有，试图由帝王赏赐一份权力，就成为臣民最高的追求，“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般被视为实现人生的正途。既然帝王好恶即可决定一切，像易牙、竖刁、开方之类角色便层出不穷；此类小人之所以能倍受君王信赖，关键是他们善于伪装，穷尽一切手段，表现得无比忠诚。
作为一国之君，所用之人必须有利于江山社稷。很多君主往往以个人好恶选人用人，尤其偏好重用对自己特别忠诚的人。而“特别忠诚”的人，大都是“伪忠”，亦即大奸似忠。当君主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会不择手段讨好于他；一旦君主失去利用价值，他们会迅速变脸背叛，甚至落井下石。
任用忠诚之人原本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忠诚。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看来，真正的忠诚依次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只有将对三者的忠诚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忠诚。遗憾的是，平庸的君主并不懂得这个道理，错把小人的“伪忠”视为忠诚，而把那些为了百姓和国家而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视为大逆不道，以至于忠奸不分，危害国家，也祸及自身。
在当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赋。毫无疑义，我们的官员必须忠于人民，忠于党和国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讲究“跟对人”，即对个别领导极为忠诚，唯其马首是瞻；而某些领导也热衷于拉帮结派，组成利益共同体。这不仅违反党的纪律，而且有悖于公正原则。实际上，凡是以谋求私利而搞小圈子的人，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忠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忠诚，利益均沾的时候，也许皆大欢喜、额手相庆；如果摊上事情或情况变化，很可能相互拆台甚至构陷出卖。权力这东西，得好生使用，否则坑人害己。
（作者单位：湖北黄梅县委党校）
邓忠强
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以为自己干什么都不能受到约束，任何人想挑战皇帝的意志，就必须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资治通鉴》卷一七八记述赵绰“舍生求法”的故事，就深刻反映了封建“人治”背景下法官忠于法律、对抗君权的一场生死博弈。
隋开皇十七年（597）六月，隋文帝杨坚下令逮捕了大臣辛亶（dǎn）。辛亶官居刑部侍郎，堂堂一位“中央副部级干部”，为何被抓起来呢？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尝衣绯裈（kūn）”，曾经穿过红色的裤子。当时，民间习俗说穿红裤子可以得到功名利禄，保证官运亨通。（其实二者之间毫无关联。）大概这位辛侍郎尚嫌纱帽小，又欲加官进爵，便偏信所谓“利官”的说法，“衣”起“绯裈”来，做着黄粱梦。对于一个高级干部来说，这就显得很无聊很无知。虽说不过是一个生活小节，却也透露出辛亶的为官意识和心理观念出了偏差。
那么辛亶被抓之后，隋文帝作何处理呢？“上以为厌蛊（巫术惑众），将斩之。”文帝认为辛亶是在用邪术蛊惑人心，不能宽恕，立刻下诏给大理寺，要将辛亶处死。可叹这个辛大人，原以为穿“红裤子”可以“利官”，谁知竟是一梦南柯，不但“吉利”没讨得，转瞬间就要丧命。这时，大理寺少卿赵绰果断地向文帝上奏说：“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赵绰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辛亶不应当判处死刑，所以不能奉行这个诏令。他据法抗争，语气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显示了一个法官公正执法的凛然气概。
文帝见赵绰不肯接诏，并且还拿法来说事，顿时震怒至极，遂迁怒于赵绰，向赵绰“亮剑”了：“你顾惜辛亶的性命，难道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说罢，立刻下令将赵绰推出斩首，赵绰依旧从容地谏诤道：“陛下可以处死我，但不能处死辛亶。”赵绰被解下衣冠，正准备处斩时，文帝忽又派内侍对他说：“竟何如？”言下之意是，你现在该知道抗命不遵的下场了吧，你打算怎么办？此话无异于“最后通牒”，但也是软硬兼施，想使赵绰回心转意，俯首听命。
然而，赵绰毫不退缩，他说：“执法一心，不敢惜命！”也就是说，我一心一意坚持公正执法，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内侍回来复奏赵绰的话，文帝听了，愤然拂衣回到后宫，过了很长时间才醒悟过来，传令释放赵绰。第二天，文帝向赵绰道歉，并且嘉勉他的忠贞，给了丰厚的赏赐，而辛亶也因赵绰的冒死抗争而捡回了一条命。
用现在的话说，赵绰为了法律的公正，不惜以身殉法，真够拼的！当时，朝廷严禁民间使用“恶钱”（劣质钱币）。有两个人在集市上用劣钱兑换好钱，武士抓获他们，并报告了朝廷，文帝下令将他们一律斩首，赵绰进谏说：“他们所犯的罪应当判处杖刑，‘杀之非法’，处死他们就违背了律令。”文帝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我愚昧无知，把我安置在大理寺的职位上，现在陛下想胡乱杀人，怎能说不关我的事！”赵绰认为，捍卫法律的严肃性是执法者的重大责任，皇帝“欲妄杀人”就是在随意地破坏司法公正，自己身为执法官，职责所系，怎么可以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呢？
赵绰的一番劝谏，晓之以理，导之以法，使得文帝无话可说，无奈之际，文帝只得搬出皇权来企图压倒对方。文帝说：“你想撼动大树，大树岿然不动，你就该知难而退。”赵绰回答：“我希望自己的一片忠心能感动苍天，更不用说摇动树木了。”文帝又说：“喝汤的人，汤热就放下，天子的权威，你也想挫折它吗？”赵绰再次跪拜后又向前靠近，文帝厉声呵斥他，赵绰还是不肯退避，文帝见他忠贞不屈，便起身回后宫。这时，治书侍御史柳彧（yù）又上奏恳切劝谏，文帝方才收回成命，不再坚持将那两人处死。
这些陈年古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时代，赵绰始终不屈不挠，坚决抵制君主强权的任性，不惜舍生取义，以死捍法，这样的强项令，令人钦佩；隋文帝尚能顾全大局，最终能做到“法大于权”，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并不是封建社会所有的法官和君主都能够做到这些，因为毕竟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法治举步维艰，君权睥睨一切，可以说，“人治”之下难有真正的“法治”。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在权力失去监督的情况下，也仍可看到权力干预法律的现象，出现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权大于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赵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的精神，至今仍焕发出法律至高无上的
光彩。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长江日报社）
周襄王七年（前645），齐国政治家管仲身患重病，国君齐桓公前往探视。齐桓公拉着管仲的手，询问自己的三位宠臣易牙、竖刁、开方能否接替他的相位，管仲一一予以否决，并忠告齐桓公应疏远他们。最后管仲向他推荐为人忠厚、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
管仲为什么不同意易牙、竖刁、开方继任为相？我们不妨追溯这三人是如何取得齐桓公的信任的。
易牙原是齐桓公的宫廷厨师，只因齐桓公一句“唯独没有吃过人肉”的戏言，就把自己年仅四岁的小儿杀了，以其肉烹制一道汤菜，送给齐桓公品尝；竖刁是齐桓公身边的侍臣，为表忠心，对自己施以宫刑；开方曾是卫国的公子，到齐国后对齐桓公俯首帖耳，15年没有回卫国，父母去世，也不回家奔丧。
在齐桓公眼里，易牙、竖刁、开方之所以值得信任，主要是他们对自己极为忠诚。而在管仲看来，他们表现得过于忠诚，甚至不合乎天性人情。易牙三人为获得信任，不惜杀害亲子、毁坏自身、背叛亲情，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管仲意识到，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讨好齐桓公，意在谋取权力，故而劝告齐桓公，不仅不能重用他们，还要敬而远之。
遗憾的是，齐桓公未能接受他的劝告。管仲、隰朋相继去世后，齐桓公便重用易牙、竖刁、开方，让他们执掌齐国朝政。齐桓公身体健康时，三人对他言听计从，等到齐桓公身患重病，便纷纷摘下忠诚的面具，合伙将齐桓公囚禁于密室，筑高墙不准任何人出入，硬是将他活活饿死。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国君，因听信谗臣，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综观历史，痴迷于权力的，岂止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尤其是帝制时代，总有外戚、宦官、奸臣之类聚集在皇帝身边，他们为追逐权力，会使出卑劣残酷的招数，一旦得势，更是肆无忌惮地弄权、血淋淋地杀戮。所有这些惨剧之所以频繁上演，都是权力惹
的祸。
权力何以为祸因？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利国利民，用不好则祸国殃民。中国古代为“家天下”模式，权力归帝王个人私有，试图由帝王赏赐一份权力，就成为臣民最高的追求，“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般被视为实现人生的正途。既然帝王好恶即可决定一切，像易牙、竖刁、开方之类角色便层出不穷；此类小人之所以能倍受君王信赖，关键是他们善于伪装，穷尽一切手段，表现得无比忠诚。
作为一国之君，所用之人必须有利于江山社稷。很多君主往往以个人好恶选人用人，尤其偏好重用对自己特别忠诚的人。而“特别忠诚”的人，大都是“伪忠”，亦即大奸似忠。当君主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会不择手段讨好于他；一旦君主失去利用价值，他们会迅速变脸背叛，甚至落井下石。
任用忠诚之人原本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忠诚。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看来，真正的忠诚依次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只有将对三者的忠诚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忠诚。遗憾的是，平庸的君主并不懂得这个道理，错把小人的“伪忠”视为忠诚，而把那些为了百姓和国家而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视为大逆不道，以至于忠奸不分，危害国家，也祸及自身。
在当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赋。毫无疑义，我们的官员必须忠于人民，忠于党和国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讲究“跟对人”，即对个别领导极为忠诚，唯其马首是瞻；而某些领导也热衷于拉帮结派，组成利益共同体。这不仅违反党的纪律，而且有悖于公正原则。实际上，凡是以谋求私利而搞小圈子的人，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忠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忠诚，利益均沾的时候，也许皆大欢喜、额手相庆；如果摊上事情或情况变化，很可能相互拆台甚至构陷出卖。权力这东西，得好生使用，否则坑人害己。
（作者单位：湖北黄梅县委党校）
邓忠强
古代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以为自己干什么都不能受到约束，任何人想挑战皇帝的意志，就必须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资治通鉴》卷一七八记述赵绰“舍生求法”的故事，就深刻反映了封建“人治”背景下法官忠于法律、对抗君权的一场生死博弈。
隋开皇十七年（597）六月，隋文帝杨坚下令逮捕了大臣辛亶（dǎn）。辛亶官居刑部侍郎，堂堂一位“中央副部级干部”，为何被抓起来呢？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尝衣绯裈（kūn）”，曾经穿过红色的裤子。当时，民间习俗说穿红裤子可以得到功名利禄，保证官运亨通。（其实二者之间毫无关联。）大概这位辛侍郎尚嫌纱帽小，又欲加官进爵，便偏信所谓“利官”的说法，“衣”起“绯裈”来，做着黄粱梦。对于一个高级干部来说，这就显得很无聊很无知。虽说不过是一个生活小节，却也透露出辛亶的为官意识和心理观念出了偏差。
那么辛亶被抓之后，隋文帝作何处理呢？“上以为厌蛊（巫术惑众），将斩之。”文帝认为辛亶是在用邪术蛊惑人心，不能宽恕，立刻下诏给大理寺，要将辛亶处死。可叹这个辛大人，原以为穿“红裤子”可以“利官”，谁知竟是一梦南柯，不但“吉利”没讨得，转瞬间就要丧命。这时，大理寺少卿赵绰果断地向文帝上奏说：“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赵绰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辛亶不应当判处死刑，所以不能奉行这个诏令。他据法抗争，语气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显示了一个法官公正执法的凛然气概。
文帝见赵绰不肯接诏，并且还拿法来说事，顿时震怒至极，遂迁怒于赵绰，向赵绰“亮剑”了：“你顾惜辛亶的性命，难道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说罢，立刻下令将赵绰推出斩首，赵绰依旧从容地谏诤道：“陛下可以处死我，但不能处死辛亶。”赵绰被解下衣冠，正准备处斩时，文帝忽又派内侍对他说：“竟何如？”言下之意是，你现在该知道抗命不遵的下场了吧，你打算怎么办？此话无异于“最后通牒”，但也是软硬兼施，想使赵绰回心转意，俯首听命。
然而，赵绰毫不退缩，他说：“执法一心，不敢惜命！”也就是说，我一心一意坚持公正执法，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内侍回来复奏赵绰的话，文帝听了，愤然拂衣回到后宫，过了很长时间才醒悟过来，传令释放赵绰。第二天，文帝向赵绰道歉，并且嘉勉他的忠贞，给了丰厚的赏赐，而辛亶也因赵绰的冒死抗争而捡回了一条命。
用现在的话说，赵绰为了法律的公正，不惜以身殉法，真够拼的！当时，朝廷严禁民间使用“恶钱”（劣质钱币）。有两个人在集市上用劣钱兑换好钱，武士抓获他们，并报告了朝廷，文帝下令将他们一律斩首，赵绰进谏说：“他们所犯的罪应当判处杖刑，‘杀之非法’，处死他们就违背了律令。”文帝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我愚昧无知，把我安置在大理寺的职位上，现在陛下想胡乱杀人，怎能说不关我的事！”赵绰认为，捍卫法律的严肃性是执法者的重大责任，皇帝“欲妄杀人”就是在随意地破坏司法公正，自己身为执法官，职责所系，怎么可以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呢？
赵绰的一番劝谏，晓之以理，导之以法，使得文帝无话可说，无奈之际，文帝只得搬出皇权来企图压倒对方。文帝说：“你想撼动大树，大树岿然不动，你就该知难而退。”赵绰回答：“我希望自己的一片忠心能感动苍天，更不用说摇动树木了。”文帝又说：“喝汤的人，汤热就放下，天子的权威，你也想挫折它吗？”赵绰再次跪拜后又向前靠近，文帝厉声呵斥他，赵绰还是不肯退避，文帝见他忠贞不屈，便起身回后宫。这时，治书侍御史柳彧（yù）又上奏恳切劝谏，文帝方才收回成命，不再坚持将那两人处死。
这些陈年古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时代，赵绰始终不屈不挠，坚决抵制君主强权的任性，不惜舍生取义，以死捍法，这样的强项令，令人钦佩；隋文帝尚能顾全大局，最终能做到“法大于权”，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并不是封建社会所有的法官和君主都能够做到这些，因为毕竟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法治举步维艰，君权睥睨一切，可以说，“人治”之下难有真正的“法治”。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在权力失去监督的情况下，也仍可看到权力干预法律的现象，出现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权大于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赵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的精神，至今仍焕发出法律至高无上的
光彩。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长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