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从1931年反击日本“九一八”入侵，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算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抗战前后达14年之久。最后，大而弱的中国打败了小而强的日本。这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型范例。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打败强国？
　　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亡国灭种”的危难地步，但却迅速促进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高潮、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并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
　　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和各军事集团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发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传统，舍去历史上的旧有恩恩怨怨，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为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里程碑和质的飞跃。
　　抗日战争还极大地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海外华侨同祖国的血肉联系，这既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标志，也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家庭，几千年来的民族融合使各民族都为大一统的中国感到自豪，这种根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民族认同意识，总是随着国家的安危、民族存亡，升华为炎黄子孙强烈的爱国责任感。像居住在东北、华北的满、蒙、回、朝鲜等少数民族，在“九一八”后即组织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直接斗争；广大海外华侨则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从而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以各种方式，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蕴藏着巨大凝聚力，她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她不仅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永远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巨大动力，特别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永远继承和发扬。
　　二、建立、维护、巩固和发展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调整自己的斗争方针。日本“九一八”入侵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不断调整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从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全国抗战；没有全国抗战，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作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团结的核心，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及胜利奠定了基础，但如何维护、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据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与国民党共同坚持持久抗日。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统一战线内部摩擦事件的不断发生，针对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胜利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光明灯塔。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保证。
　　三、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作战原则，是取得胜利的战略指导
　　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及爱国有识之士，为提出符合国情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针对国民党最高当局不发动群众和武装民众，实行一条单纯政府的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认为“民力和军力的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并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和措施。特别是中共提出的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进行全民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历史证明，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唯一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
　　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和我得道多助的条件下，我在战略上必须实行持久战，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长过程，转换敌我力量的对比，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于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明确提出：日军以速战速决为原则，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一线临战战区适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同时在日军之翼侧的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原则及其战法，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认同。
　　1938年5到6月，毛泽东在总结抗战10个月之经验时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后来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所著《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书中评价：《论持久战》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共产党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的持久战思想”。
　　四、积极开展灵活的抗日外交，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合作或联盟，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外部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它在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思想指导下，表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少有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弱国无外交”，是指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弱国没有外交主动权，而只能按照强国的意志行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大而弱的国家，因而，如何在世界争取道义的支持，在列强之间巧妙周旋，权衡利害，因势利导，以实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目的，是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据此，中国外交贯彻了淡化国家间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政治制度的差别，以抗日为目的，同国际上一切反日力量建立和发展关系。国民政府宣称：“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朋友。”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一个执政党，不存在国家关系问题，但早已懂得发展对外关系不应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并积极实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即提出应与一切反日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1937年5月，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全国抗战爆发后，又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相协定。”总之，国共两党对外政策的共同之点，都力争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支持，着眼于孤立和打击日本法西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然是与各国人民相互支援、共同战斗分不开的，但归根结底，中国人民之所以最终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取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主要还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不畏强暴，独立坚持持久抗战，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军队、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选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年警示录》，上海远东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解放军首席军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