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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威协论二○○一年，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流行一时，来势甚为凶猛，即所谓的“中国劳动力廉价”、“人民币汇率不正常”、“无法与这样的国家竞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类似于呻吟，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毫无益处。
因此，我从二○○二年夏天开始写《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此书二○○三年初在日本正式出版。这时,我做好了将受到很多人批评的心理准备。但是，自从该书出版以来，从未有人向该书或我发起抨击。回顾在我执笔的二○○二年，正是日本舆论开始转向的时候。自跨国大企业开始，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大谈“中国经济威胁论”，不如在中国崛起这一前提下，探讨自己今后应该怎么走。二○○三年底该书获得了在日本学术界较有权威的“三得利学艺奖(政治经济部门)”。看来在日本也有许多人士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日本企业界的看法大约从二○○○年开始，日本对华出口量开始猛增。据统计，二○○○年日本对华出口为三百亿美元，但在二○○三年上升到五百七十亿美元。本来就很庞大的出口规模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又扩大了一倍，这在全球国际贸易史上也是罕见的。与此同时，中国对日出口也在快速增长。二○○四年日中贸易进出口总量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亿美元，如果加上日港贸易（其实加上这部分才是日中贸易的实际总量）则达二千零五十亿美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量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二○○一年日本还陷在“失去的十年”所带来的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泥泞中，但二○○二年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其原因是，在所谓“失去的十年”当中整个日本经济进行了“重组”。许多企业被淘汰，幸存下来的企业也经历了痛苦的裁员、从亏损领域撤退，处理了大量的潜在不良资产等。因此与十年前相比，整个日本经济提高了效率。
但由于产业界普遍实行“重组”，难免出现通货紧缩压力。因此只实行“重组”，还难以激活经济，因此需要“新需求”。激活日本经济的“新需求”是机械、钢铁、化工、电子配件等类产品对华出口的猛增。很多日本行业都享受到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需求，效益得到大幅提高。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叫“中国特需”。
在日本经济复苏过程中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享受到中国崛起利益的“胜者组”和因此而受到损失的“败者组”的“两极分化”。胜者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败者主要是以前以“为大企业做配套”为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的中小企业，因为他们的客户——大工厂迁往中国的现象比较严重。随着二○○三年日本经济全面进入复苏阶段，这种“两极分化”现象逐步淡化。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影响着日本政治界和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看法。
这是因为寻求政治家或政府帮助的企业一般不是经营状况良好的胜者企业，而是陷入困境的败者企业。政治家回到家乡，每次听到的都是对中国的抱怨（胜者就此问题保持沉默），那么，他们的看法倾向于“中国崛起弊大于利”也是比较自然的。
在经济迅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出现胜者和败者之分是必然的。但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使本来应该赢利的企业陷入败者的困境，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尽量多的败者企业转为胜者企业？
日中两国为何不签订FTA?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出现了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热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FTA空白地区”的东亚地区遭遇亚洲经济危机以后，许多人士开始深思“经济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最严重的原因是否因为东亚各国缺乏互相协调的机制，所以一个个被经济危机所击败”。此后，很多东亚国家开始与其他国家商讨FTA。目前，东亚地区有许多FTA协定已开始执行，或即将签署。
那么“双赢”日益明显的日中两国之间的FTA又怎样呢？目前只有像“十加三（东盟＋日中韩）”FTA那样的模糊构想，“可以看作其中包含日中两国的内容”而已，双方政府都不敢提到这个问题。很遗憾，至少今后几年内日中两国签署双边FTA的可能性很小。但除了签订国际条约并建立FTA关系，可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经济融合之外，还有一种只要没有任何正式协议，就没人能够阻止的“实际上的经济融合（de-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模式。
虽然货物／服务贸易方面的制度性壁垒会影响企业的商务决策，但目前各国（包括日中两国在内）大多数产品的关税率已降低至不到百分之十。因此从企业来看，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企业运作成本和商务决策形成更大的影响。我认为日中两国的经济可谓是全球实行“实际上的经济融合”最为明显的例子。理由很简单。十年前，把货物从日本运到中国内地，很难判断需要多少天。因为当时只有铁路，要预约货车需要一些关系，否则等多久货物也不一定会到。现在，中国沿海有很多很先进的港口设施，还有较完备的全国高速公路网，外资物流公司已被允许按自己习惯的商务模式负责客户配送。今天日中贸易如此发达，是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基础设施的完善，物流成本和其不确定性比十年前大幅减低了。从企业来说，尽管还有百分之几的关税，可是这又算什么呢？因此，中国很快被列入全球经济，距离近、互补性最强的日中两国经济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如果说像FTA那样的“制度性经济融合”拥有双赢的效果，那么“实际上的经济融合”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效果。到二○○二年前，面临工厂纷纷迁往中国，产业空洞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经常提到的“日中经济具有互补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暗中觉得“你们中国获利比我们日本多”，但看到对华出口猛增，现在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这是“双赢”。
日本会更多地吸收来自中国的收益我之所以要谈经济融合的效应，是因为与上面提到的“胜者组和败者组的两极分化”问题有关。在我看来，日本从中国的发展和日中经济融合中获取的利益还不够。这不是因为中国吝啬，不让日本获利，而是因为日本自己存在“三个没有”的问题。即∶虽然获了利，但还没有意识到；虽然理论上清楚可以获利，但没有想方设法去获利（心理障碍使其不然）；虽然很想获利，但由于行政制度等方面的障碍而没有机会获利。我认为，如果日本人勇于改变的话，将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关键在于日本人能否抛弃对中国的固有观念。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例子是旅游。说到日中旅游，都是指日本人到中国去观光，但大批中国人到海外旅游的时代已经来临。三年前谈到这个问题，大概日本人首先就会想到“中国到底有多少有钱人？”或“来日的中国人增加，会不会提高外国人的犯罪率？”但自去年起，日本的很多景区都陆续派遣宣传推介队伍到上海等沿海城市，看来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
但要想让中国人到日本来旅游，首先必须全心全意地把中国人当作“客人”并提供服务。但由于日本人还抱着固有观念，所以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日本也和现在的中国处于同等地位。当时欧美各国为了把日本游客当成座上宾，（某种程度地）抛弃了白人优越的固有观念，雇用能讲日语的工作人员，为日本客户提供服务。这次轮到日本人了。给尽量多的中国人提供亲眼看到日本的机会，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应该还富有政治意义吧！
第二个例子是二○○一年上海某国企集团收购东京一家已倒闭的中坚企业的故事。该集团刚开始收购工作时，遭到了日方拒绝。但该集团负责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些，所以并不着急，而是慢慢地消除了各方面的担忧。现在这已成为中国企业成功拯救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产业再生）的首批例子。
那么，在中国已提出“走出去”口号的今天，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类似例子会不会越来越多呢？我想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跨国收购往往会遇到因语言、文化、公司理念等不同而引起的摩擦。从目前一般中国企业还很不了解日本的现状来看，距“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成为普遍现象的一天，尚待时日。不过，我相信几年后将有更多的成功例子。
第三个例子。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正在增加。迄今为止已有很多企业在美国或香港地区上市，今后的机会（好地方）将是东京。当然，还存在语言障碍、运作成本较高，市场规则不同等问题，但因为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可筹集巨额资金。日本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关注度正在迅速提高。对和日本有业务联系的中国企业来说，在东京上市将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日本应该更温布尔登化总的来看，日本应该把日本经济这个舞台向以中国人为首的亚洲人进一步开放。即为中国人、中国企业在日本投资、做生意提供机会。有一种说法，叫“温布尔登现象”。在温布尔登举行的全英网球公开赛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出场选手却几乎没有英国人。温布尔登现象具有讽刺意味，意在指出某个国家虽然成为国际性的经济活动大舞台，但如果在舞台上活跃的都是外国人的话，就意义不大。
但是，日本却应该再温布尔登化一些才好。我们日本人在思考问题时，总是不知不觉地以日本人支配的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为前提（“岛国根性”）。可是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用这种“纯血统主义”的观念来运作的。我们应该请中国企业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
利益分歧产生的不同看法以上内容，也许令很多中国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日本在中国的发展中享受到了这么多的利益，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也逐渐出现变化，那么目前的日中关系为何如此糟糕？我认为，这与现在以日中两国为首的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关键时刻有关系。就是说，中国崛起使中国本身以及整个东亚地区进入了一个过渡期。
另外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日本国内出现了胜者和败者的两极分化。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一方面有抓住了高速发展机遇的企业家享受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有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边远地区的农民、找不到好的就业单位的学生，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变化和现状是持不同看法的。
胜者和败者对国际关系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们可以听到来自中国的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对“双赢”、“和平崛起”持肯定态度，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另一种是被极端的爱国主义所支配，认为今天中国的利益不应该太受外国的制约，并把其原因归纳为以往中国受到外国的歧视和侵略。
历史创伤可否愈合？我在书里曾提到过，中国在历史上遭到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生命、物质及精神方面上受到了巨大打击，给中国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所以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感情比较复杂，有些日本人不禁想到“中国看到他们所憎恨的日本在走下坡路，一定在心里看笑话”。甚至有人认为今后日本会遭到中国的报复。
我倒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逐渐出现了一种积极的变化。比如，采取更为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而不是采取情绪化的态度。针对国际上的各种问题，主动提倡作为大国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中国朋友们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也开始表现出本来所具备的开阔胸襟。从这一变化中，我看到了中国人以往所背负的心灵创伤。日本过去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当时的中国人，还在刺痛着今天的中国人。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日本最近的萎靡不振（“失去的十年”），使中国人心灵上的创伤开始愈合。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日中关系正处于黎明前的观点，我相信并祈祷日中关系很快就会迎来曙光。
参拜靖国神社的幕后我曾过分乐观地看待日本人对中国崛起所持的态度。几年前日本经济依然在通货紧缩的泥泞中呻吟，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真正拯救这种困境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观点几乎已成为日本媒体的共识，因此我相信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将有巨大转变。
这些转变确实存在，尤其在经济界，但并不是日本的全部。目前日中两国之间存在以日本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为主的各种问题。最近日本对中国多次采取较强硬的态度。这里当然有日本政权的因素，日本国内也有支持这些态度的氛围。中国朋友是不是会因此认为大多数日本国民赞成日本国家领导人去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大多数日本国民相信日本过去没有罪？
据我了解，有一部分日本人确实这么想。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人只是少数。持这种观点的日本人是因为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这部分人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出现了一种仅想看自己要看的东西，而不敢看不想看的东西的“后退现象”。
但问题是，除了上述一小部分人之外，还有较多的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肯定日本现政权的对华态度。他们不一定支持参拜，也有人坚持“自己不去”的态度，但他们明确反对国家领导人出于中国的压力而不去参拜。有很多人在为目前陷入糟糕局面的日中关系叹气的同时，认为如果一旦决定参拜后出于中国的压力而取消，那么今后的日中关系将会更为糟糕。换句话说，虽然自己觉得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参拜，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应该受制于国外压力。
我不赞同这些想法。因为全面认识过去的侵略行为，对日本自身的成熟也是必要的。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这仅仅看成是向邻居低头的问题。不过，希望中国朋友了解，这也和中国崛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日本已明白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利益，但很多日本人开始担忧中国在国际政治上越崛起，日本越受到压迫。这也正是国际关系上一个新兴势力（虽然中国本来是最老牌势力）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势力关系的结构性转移之结果。
超乎中国人想像的中国影响力对日本的担忧，中国朋友也许认为日本小题大做。但这可以证明日本和中国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不同。举个例子，四月份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了过激的反日游行活动。从大多数中国人来看，这不过是由一小部分人发动的而已，很可能早就被遗忘了。但是，这一事件却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每家电视台天天都在反复地播放，很多日本人取消了赴华个人旅游或公司出差。我在黄金周（五一节）的连休日，到上海和北京旅游，但是往返航班的乘坐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左右。本应座无虚席的经济舱却几乎空无一人，这种情景让我感觉非常怪异。后来，日本有问卷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表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的风险，延缓对华投资。由此可见，这一事件在中国和在日本所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日益巨大，这是因为外国人脑海里的中国形象已经比中国人自己想像的要大得多。可以说，中国打一个喷嚏，周边国家就都有可能感冒。问题在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
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稳定能否维持？在地区经济特别是日中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同时，国际政治却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地区经济与国际地区政治的不协调及其矛盾，将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这一形势，对日本来说至为关键。在地理上，日本永远离不开中国这一近邻。随着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的复归，日本是走“双赢、繁荣”之路？还是为了对抗外国威胁，保持心理上的独立和平衡，拉开和中国的距离？
选择的结果是日本很可能越来越依赖美国，经济也走向衰落。不巧的是美国把中国看作下一个最主要对手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在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日益巩固的同时，日中关系如此日益恶化，使得日中美的三角关系再次失衡。中美关系恶化时，夹在两国之间的是日本。为应对相互矛盾的各种形势，日本需要有高度的战略，并在整体上进行自我认识的调整。
不过，也有好消息，那就是现在许多日本青年把中国看作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人生机遇的地方。前不久，东京某著名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向我介绍说，最近入学新生选择第二外语时，报名学中文的每年达到约百分之七十。学校没有那么多的中文教师，为此理事会每年都很为难。语言是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虽然最难改变的还是人的心理，但随着新老交替，日本的变化或许会超出人们的想像。
中国今后会怎样？毫无疑问，随着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迅速变化带来的新矛盾也日益突出。“和谐社会”这一新名词应该是应对相互矛盾的各种国内形势，寻找一个新平衡的关键词。但不仅一个国家里需要“和谐”，国际关系上同样需要“和谐”。
新兴力量的崛起将动摇原有秩序，引起地区的纠纷甚至战争，这在古今历史上比比皆是。中国的崛起将给中国国内、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什么？现在还无法做出正确预测。但东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较不稳定的状态。或许我们需要“只要今后东亚国际关系不出大事，就算及格”的心理准备。但如果我们日中两国都以其为借口不去努力的话，本世纪的东亚与上一世纪就没有多少进步。受其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也不仅仅是日中两国国民，如果被后代或其他东亚国民刻上“没有足够的智慧构筑更光明的东亚”的烙印将非常悲哀。无论距日中关系的黎明还有多远，我们都有责任努力下去。
因此，我从二○○二年夏天开始写《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此书二○○三年初在日本正式出版。这时,我做好了将受到很多人批评的心理准备。但是，自从该书出版以来，从未有人向该书或我发起抨击。回顾在我执笔的二○○二年，正是日本舆论开始转向的时候。自跨国大企业开始，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大谈“中国经济威胁论”，不如在中国崛起这一前提下，探讨自己今后应该怎么走。二○○三年底该书获得了在日本学术界较有权威的“三得利学艺奖(政治经济部门)”。看来在日本也有许多人士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日本企业界的看法大约从二○○○年开始，日本对华出口量开始猛增。据统计，二○○○年日本对华出口为三百亿美元，但在二○○三年上升到五百七十亿美元。本来就很庞大的出口规模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又扩大了一倍，这在全球国际贸易史上也是罕见的。与此同时，中国对日出口也在快速增长。二○○四年日中贸易进出口总量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亿美元，如果加上日港贸易（其实加上这部分才是日中贸易的实际总量）则达二千零五十亿美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量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二○○一年日本还陷在“失去的十年”所带来的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泥泞中，但二○○二年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其原因是，在所谓“失去的十年”当中整个日本经济进行了“重组”。许多企业被淘汰，幸存下来的企业也经历了痛苦的裁员、从亏损领域撤退，处理了大量的潜在不良资产等。因此与十年前相比，整个日本经济提高了效率。
但由于产业界普遍实行“重组”，难免出现通货紧缩压力。因此只实行“重组”，还难以激活经济，因此需要“新需求”。激活日本经济的“新需求”是机械、钢铁、化工、电子配件等类产品对华出口的猛增。很多日本行业都享受到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需求，效益得到大幅提高。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叫“中国特需”。
在日本经济复苏过程中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享受到中国崛起利益的“胜者组”和因此而受到损失的“败者组”的“两极分化”。胜者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大企业，败者主要是以前以“为大企业做配套”为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的中小企业，因为他们的客户——大工厂迁往中国的现象比较严重。随着二○○三年日本经济全面进入复苏阶段，这种“两极分化”现象逐步淡化。但是，直到现在它还在影响着日本政治界和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看法。
这是因为寻求政治家或政府帮助的企业一般不是经营状况良好的胜者企业，而是陷入困境的败者企业。政治家回到家乡，每次听到的都是对中国的抱怨（胜者就此问题保持沉默），那么，他们的看法倾向于“中国崛起弊大于利”也是比较自然的。
在经济迅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出现胜者和败者之分是必然的。但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使本来应该赢利的企业陷入败者的困境，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尽量多的败者企业转为胜者企业？
日中两国为何不签订FTA?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出现了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热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FTA空白地区”的东亚地区遭遇亚洲经济危机以后，许多人士开始深思“经济危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最严重的原因是否因为东亚各国缺乏互相协调的机制，所以一个个被经济危机所击败”。此后，很多东亚国家开始与其他国家商讨FTA。目前，东亚地区有许多FTA协定已开始执行，或即将签署。
那么“双赢”日益明显的日中两国之间的FTA又怎样呢？目前只有像“十加三（东盟＋日中韩）”FTA那样的模糊构想，“可以看作其中包含日中两国的内容”而已，双方政府都不敢提到这个问题。很遗憾，至少今后几年内日中两国签署双边FTA的可能性很小。但除了签订国际条约并建立FTA关系，可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经济融合之外，还有一种只要没有任何正式协议，就没人能够阻止的“实际上的经济融合（de-facto economic integration）”模式。
虽然货物／服务贸易方面的制度性壁垒会影响企业的商务决策，但目前各国（包括日中两国在内）大多数产品的关税率已降低至不到百分之十。因此从企业来看，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企业运作成本和商务决策形成更大的影响。我认为日中两国的经济可谓是全球实行“实际上的经济融合”最为明显的例子。理由很简单。十年前，把货物从日本运到中国内地，很难判断需要多少天。因为当时只有铁路，要预约货车需要一些关系，否则等多久货物也不一定会到。现在，中国沿海有很多很先进的港口设施，还有较完备的全国高速公路网，外资物流公司已被允许按自己习惯的商务模式负责客户配送。今天日中贸易如此发达，是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基础设施的完善，物流成本和其不确定性比十年前大幅减低了。从企业来说，尽管还有百分之几的关税，可是这又算什么呢？因此，中国很快被列入全球经济，距离近、互补性最强的日中两国经济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如果说像FTA那样的“制度性经济融合”拥有双赢的效果，那么“实际上的经济融合”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效果。到二○○二年前，面临工厂纷纷迁往中国，产业空洞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经常提到的“日中经济具有互补性”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暗中觉得“你们中国获利比我们日本多”，但看到对华出口猛增，现在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这是“双赢”。
日本会更多地吸收来自中国的收益我之所以要谈经济融合的效应，是因为与上面提到的“胜者组和败者组的两极分化”问题有关。在我看来，日本从中国的发展和日中经济融合中获取的利益还不够。这不是因为中国吝啬，不让日本获利，而是因为日本自己存在“三个没有”的问题。即∶虽然获了利，但还没有意识到；虽然理论上清楚可以获利，但没有想方设法去获利（心理障碍使其不然）；虽然很想获利，但由于行政制度等方面的障碍而没有机会获利。我认为，如果日本人勇于改变的话，将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关键在于日本人能否抛弃对中国的固有观念。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例子是旅游。说到日中旅游，都是指日本人到中国去观光，但大批中国人到海外旅游的时代已经来临。三年前谈到这个问题，大概日本人首先就会想到“中国到底有多少有钱人？”或“来日的中国人增加，会不会提高外国人的犯罪率？”但自去年起，日本的很多景区都陆续派遣宣传推介队伍到上海等沿海城市，看来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了。
但要想让中国人到日本来旅游，首先必须全心全意地把中国人当作“客人”并提供服务。但由于日本人还抱着固有观念，所以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回想起三十年前的日本也和现在的中国处于同等地位。当时欧美各国为了把日本游客当成座上宾，（某种程度地）抛弃了白人优越的固有观念，雇用能讲日语的工作人员，为日本客户提供服务。这次轮到日本人了。给尽量多的中国人提供亲眼看到日本的机会，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应该还富有政治意义吧！
第二个例子是二○○一年上海某国企集团收购东京一家已倒闭的中坚企业的故事。该集团刚开始收购工作时，遭到了日方拒绝。但该集团负责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些，所以并不着急，而是慢慢地消除了各方面的担忧。现在这已成为中国企业成功拯救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产业再生）的首批例子。
那么，在中国已提出“走出去”口号的今天，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类似例子会不会越来越多呢？我想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跨国收购往往会遇到因语言、文化、公司理念等不同而引起的摩擦。从目前一般中国企业还很不了解日本的现状来看，距“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成为普遍现象的一天，尚待时日。不过，我相信几年后将有更多的成功例子。
第三个例子。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正在增加。迄今为止已有很多企业在美国或香港地区上市，今后的机会（好地方）将是东京。当然，还存在语言障碍、运作成本较高，市场规则不同等问题，但因为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可筹集巨额资金。日本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关注度正在迅速提高。对和日本有业务联系的中国企业来说，在东京上市将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日本应该更温布尔登化总的来看，日本应该把日本经济这个舞台向以中国人为首的亚洲人进一步开放。即为中国人、中国企业在日本投资、做生意提供机会。有一种说法，叫“温布尔登现象”。在温布尔登举行的全英网球公开赛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出场选手却几乎没有英国人。温布尔登现象具有讽刺意味，意在指出某个国家虽然成为国际性的经济活动大舞台，但如果在舞台上活跃的都是外国人的话，就意义不大。
但是，日本却应该再温布尔登化一些才好。我们日本人在思考问题时，总是不知不觉地以日本人支配的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为前提（“岛国根性”）。可是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用这种“纯血统主义”的观念来运作的。我们应该请中国企业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
利益分歧产生的不同看法以上内容，也许令很多中国读者感到莫名其妙。日本在中国的发展中享受到了这么多的利益，对中国发展的认识也逐渐出现变化，那么目前的日中关系为何如此糟糕？我认为，这与现在以日中两国为首的东亚地区正在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关键时刻有关系。就是说，中国崛起使中国本身以及整个东亚地区进入了一个过渡期。
另外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日本国内出现了胜者和败者的两极分化。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一方面有抓住了高速发展机遇的企业家享受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有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边远地区的农民、找不到好的就业单位的学生，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变化和现状是持不同看法的。
胜者和败者对国际关系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们可以听到来自中国的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对“双赢”、“和平崛起”持肯定态度，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另一种是被极端的爱国主义所支配，认为今天中国的利益不应该太受外国的制约，并把其原因归纳为以往中国受到外国的歧视和侵略。
历史创伤可否愈合？我在书里曾提到过，中国在历史上遭到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生命、物质及精神方面上受到了巨大打击，给中国人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所以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感情比较复杂，有些日本人不禁想到“中国看到他们所憎恨的日本在走下坡路，一定在心里看笑话”。甚至有人认为今后日本会遭到中国的报复。
我倒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逐渐出现了一种积极的变化。比如，采取更为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而不是采取情绪化的态度。针对国际上的各种问题，主动提倡作为大国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中国朋友们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也开始表现出本来所具备的开阔胸襟。从这一变化中，我看到了中国人以往所背负的心灵创伤。日本过去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当时的中国人，还在刺痛着今天的中国人。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日本最近的萎靡不振（“失去的十年”），使中国人心灵上的创伤开始愈合。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日中关系正处于黎明前的观点，我相信并祈祷日中关系很快就会迎来曙光。
参拜靖国神社的幕后我曾过分乐观地看待日本人对中国崛起所持的态度。几年前日本经济依然在通货紧缩的泥泞中呻吟，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真正拯救这种困境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观点几乎已成为日本媒体的共识，因此我相信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将有巨大转变。
这些转变确实存在，尤其在经济界，但并不是日本的全部。目前日中两国之间存在以日本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为主的各种问题。最近日本对中国多次采取较强硬的态度。这里当然有日本政权的因素，日本国内也有支持这些态度的氛围。中国朋友是不是会因此认为大多数日本国民赞成日本国家领导人去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大多数日本国民相信日本过去没有罪？
据我了解，有一部分日本人确实这么想。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人只是少数。持这种观点的日本人是因为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这部分人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出现了一种仅想看自己要看的东西，而不敢看不想看的东西的“后退现象”。
但问题是，除了上述一小部分人之外，还有较多的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肯定日本现政权的对华态度。他们不一定支持参拜，也有人坚持“自己不去”的态度，但他们明确反对国家领导人出于中国的压力而不去参拜。有很多人在为目前陷入糟糕局面的日中关系叹气的同时，认为如果一旦决定参拜后出于中国的压力而取消，那么今后的日中关系将会更为糟糕。换句话说，虽然自己觉得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参拜，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应该受制于国外压力。
我不赞同这些想法。因为全面认识过去的侵略行为，对日本自身的成熟也是必要的。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这仅仅看成是向邻居低头的问题。不过，希望中国朋友了解，这也和中国崛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日本已明白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利益，但很多日本人开始担忧中国在国际政治上越崛起，日本越受到压迫。这也正是国际关系上一个新兴势力（虽然中国本来是最老牌势力）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势力关系的结构性转移之结果。
超乎中国人想像的中国影响力对日本的担忧，中国朋友也许认为日本小题大做。但这可以证明日本和中国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不同。举个例子，四月份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了过激的反日游行活动。从大多数中国人来看，这不过是由一小部分人发动的而已，很可能早就被遗忘了。但是，这一事件却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每家电视台天天都在反复地播放，很多日本人取消了赴华个人旅游或公司出差。我在黄金周（五一节）的连休日，到上海和北京旅游，但是往返航班的乘坐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左右。本应座无虚席的经济舱却几乎空无一人，这种情景让我感觉非常怪异。后来，日本有问卷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表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的风险，延缓对华投资。由此可见，这一事件在中国和在日本所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
现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日益巨大，这是因为外国人脑海里的中国形象已经比中国人自己想像的要大得多。可以说，中国打一个喷嚏，周边国家就都有可能感冒。问题在于中国人的自我认识。
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稳定能否维持？在地区经济特别是日中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同时，国际政治却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地区经济与国际地区政治的不协调及其矛盾，将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这一形势，对日本来说至为关键。在地理上，日本永远离不开中国这一近邻。随着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的复归，日本是走“双赢、繁荣”之路？还是为了对抗外国威胁，保持心理上的独立和平衡，拉开和中国的距离？
选择的结果是日本很可能越来越依赖美国，经济也走向衰落。不巧的是美国把中国看作下一个最主要对手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在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日益巩固的同时，日中关系如此日益恶化，使得日中美的三角关系再次失衡。中美关系恶化时，夹在两国之间的是日本。为应对相互矛盾的各种形势，日本需要有高度的战略，并在整体上进行自我认识的调整。
不过，也有好消息，那就是现在许多日本青年把中国看作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人生机遇的地方。前不久，东京某著名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向我介绍说，最近入学新生选择第二外语时，报名学中文的每年达到约百分之七十。学校没有那么多的中文教师，为此理事会每年都很为难。语言是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虽然最难改变的还是人的心理，但随着新老交替，日本的变化或许会超出人们的想像。
中国今后会怎样？毫无疑问，随着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迅速变化带来的新矛盾也日益突出。“和谐社会”这一新名词应该是应对相互矛盾的各种国内形势，寻找一个新平衡的关键词。但不仅一个国家里需要“和谐”，国际关系上同样需要“和谐”。
新兴力量的崛起将动摇原有秩序，引起地区的纠纷甚至战争，这在古今历史上比比皆是。中国的崛起将给中国国内、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什么？现在还无法做出正确预测。但东亚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了较不稳定的状态。或许我们需要“只要今后东亚国际关系不出大事，就算及格”的心理准备。但如果我们日中两国都以其为借口不去努力的话，本世纪的东亚与上一世纪就没有多少进步。受其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也不仅仅是日中两国国民，如果被后代或其他东亚国民刻上“没有足够的智慧构筑更光明的东亚”的烙印将非常悲哀。无论距日中关系的黎明还有多远，我们都有责任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