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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3日，罗兰·巴特一行即将离开中国时，如何看待这里的一切，成为代表团成员关注且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主张“以中国的观点谈中国”，也有人主张“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不过在巴特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令人费解的话：“好的目光是一种斜视目光。”中国之行及其说辞，对巴特后来那些有关摄影的书写是否存在影响呢？
“只带走了空无”
1974年4月18日下午2：12分，罗兰·巴特（1915—1980）坐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法国《原样》（Tel Quel）杂志代表团一行五人，与五名中方陪同人员被安排在了火车尾部车厢。
“除了车厢尽头有两三位军人，我们几乎是唯一的乘客。”巴特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车厢内没完没了地混合着氯化物的潮湿气味，小小的桌子，梳着辫子和戴着袖章的女孩端上了茶。
外面，天色灰暗，有点冷，要下雨；车速很慢，坦荡的平原，金色的油菜，房屋，劳动的身影——对巴特来说，恍然中，眼前的一切“可以说就像是法国”。
这一天，巴特“旅行的真实感受”中有颇多相互矛盾之处，他说中国不等于日本，中国并不是令人不舒服的。1966年5月，巴特到日本讲学，之后两年内，他先后三次到东京。而他声称自己是以无比愉悦的心情写成，融学者深思和散文笔调为一体的著作《符号帝国》，于1970年出版。这本书中，巴特对自己文化系统之外、遥远的东方文明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观照和思考。先前的日本之行怎么会让他不舒服呢？
相反，那天的火车车厢中，巴特记下了自己在另一个东方国度——中国之行一周来内心的无望：
“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度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
相似的无望还出现在另一位法国人——1948年、1958年两度来华的摄影家布列松的身上。中国人对待拍照的认知及相关的影像文化观念，完全是布列松经验之外的另一种情形。对于他这样的“照相客人”，这时期东方传统的礼仪之邦所遵循的待客之道，包括仪式中，还缺少现代影像文化的基本常识，包括那些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拍照，作为一种新民俗，在这里还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听取汇报，安排参观，组织拍照——这对从另一种文化环境而来、素以抓拍闻名的布列松一筹莫展，更甭说他还是一个随时都会被大众围观、跟随、打岔的白人了。
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巴特自费参与的法国《原样》杂志代表团一行，应邀来中国大陆进行为期三周的旅行。这个“根本没有异国风范，根本不令人困惑”的国度，让巴特倍感失望。
“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摇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知识养料：被破解的秘密。可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
代表团成员多为学者、作家，在中方旅行社预先安排的固定线路上，他们展开了自己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再到洛阳、西安，最后返回北京，离开中国。其间，他们参观工厂和景点，频频观看演出，出入饭店，而这些都是同一时期受邀西方来华人士必去的地方。来华的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也记述过这样令人费解的旅行安排。
巴特抱怨说：“由于旅行社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纵是这样，巴特还是勤奋而又“零散地描述一次旅行”，在短短24天时间内，记下了相当于汉语十多万字体量的《中国行日记》。
“从一开始，罗兰·巴特就想着从中国带回一种文本。”2009年，日记法文版的整理、注释者安娜·埃施伯格总结说：“这几本日记提供了对这一行程的旁观者的看法，这种看法注重细节、颜色、景致、身体、每一天的细小事件，而且他还幽默地加以评论。”但是，埃施伯格也看出巴特中国行在“每一天的安排中”日渐“消沉了”：他对这种缺少意外，缺少“皱痕”，缺少“偶然事件”的情况表示很不满。而这一点，与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列举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
1980年2月25日，巴特在巴黎的街道上被卡车撞伤，3月26日，这位当代法国思想界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不幸辞世，享年64岁。两周后，桑塔格在那篇“苦恼”而又“哀伤”的纪念文章中，追记了巴特的中国之行：
“1974年，经过几十年恪守思想纯正（即左翼）立场，这位美学家走出斗室，和一些好友及文学同道——都是当时信奉毛泽东主义的人——去了中国；在回国后所写的三页薄薄的文章中，他说道德说教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厌倦了那种中性的男男女女以及文化上的步调一致状况。”
罗兰·巴特一行在中国旅行时，正值举国动员揭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及其电影《中国》步入高潮时期，耳濡目染，回到法国后，在重读日记以便制定索引的时候，巴特内心充满疑虑：“如果我就这样发表它们，那正是属于安东尼奥尼式的。但是，不这样，又怎么做呢？”
“那么，是中国吗？”
“对于中国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都有许多梧桐树，这是法国特征。”
1974年4月23日，罗兰·巴特一行在古都洛阳再次看到了满大街的“法国特征”。对于这一时期内陆封闭城市的许多居民来说，“法国梧桐”是个颇有些奇怪的名字，这个带有西方遥远国度名称的树种，显然要优越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同类：一般来说，它们成排地种植在毗邻政府机构或商业中心的宽阔大道上，生存的空间更大，受到的瞩目更多，白中泛青的肤色与特立独行的样子，还有那宽大的叶子，等等，似乎都标示其身份尊贵，不同凡俗。
先前在南京，当乘坐的汽车穿过长长的、两边栽满法国梧桐树的大街时，巴特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这一切都很有法国风情”；“没有任何异域感觉，没有任何不舒适。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在亚洲”。一行人在南京居住的旅馆，坐落在一个花园内，树木种类很多，木兰树、法国梧桐、冷衫等，巴特看来这里也“非常有法国气息”。而城外的乡下，巴特看到那沟渠、方形田畴及劳作的身影后，说这一切“很像荷兰的农村”。 南京之行，还有令巴特印象深刻之处，在火车站前湖泊边“我们停下来照相。一群人愕然地看着我们”。在南京动物园的遭遇大抵相似：“我们在看大熊猫，50个人在看我们。”不过都是“非常好心的、充满敬意和微笑的目光”。自上海到南京时经过苏州，水乡泽国，巴特说这是“中国的成尼斯”。
在洛阳，一行人去白马寺看看的愿望被拒绝了，理由是“正在维修”。他们被带去看牡丹，花展布置成大圆圈，法国客人看牡丹，一旁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赶过来看他们。即便如此，在北京、上海、南京旅行过后，巴特还是感慨地说，洛阳“是第一个不让人感到造作的城市”。在大街上有一群女孩子在做集体操，巴特说这是“瑞典式的”。当他看到老年人在做中国式体操——打太极拳时，评价说，这种个人操与集体操对立，更慢、更柔软，更富有神秘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这些巴特眼中的“西方景象”，身在其间的中国人大多浑然不觉，而这一切又正是后来的中国人急于改变的景观，如南京挖掉法国梧桐等，变化的目标就是使一切看起来，包括听起来都更现代、更西化，总之在外观上更像西方。历史总是充满令人匪夷所思之处。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有时与别人会多么不同啊！
1974年4月11日，代表团在法国奥利机场登机前，巴特看到了十几个中国人，都穿着高领黑色上衣，而向导却穿着市井西装。“看上去，像是一群出行的修士。”巴特在日记中记下的这一形象，“文革”后期的中国人自己怎么也想象不出其间的关联来：修士？还有那形象，所有这一切与自己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啊！怎么能够作此类比呢，简直是不可理喻。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人访问瑞士日内瓦，一日，代表团成员在街上散步，路遇一些西方人脱帽致敬，成员们颇多不解，有人解释说这是西方人对新生国度的敬意，后有常驻西方的同胞指点迷津说，你们这着装——一水儿的黑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走起路来规规矩矩，十有八九被人当成了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传教士。
巴特在从北京飞往上海全新的波音飞机上，除了观察到中国的空姐身着土黄色的工作服、扎着辫子或盘着头外，还看到了不少人戴着仿造的美国式鸭舌帽。唯一不同的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微笑”。而这“与西方人的故作笑脸相反”。在上海，代表团一行不只是感受西方情调，更是直接享受了。巴特等人住在黄浦江边的和平饭店，这座1919年开业的饭店具有“奥地利——匈牙利和英国风格”。巴特不吝赞美之词，说这里“惬意、解放。旅馆很大，安静”。而对面就是英国人曾经的居住地，那里有着庞大的建筑群。不过，当巴特等人在旅馆周围散步时，还是遭逢了“非常好奇”的人们：所有的人都跟着我们、看着我们，目光频频投来。怎么会这样？这可是曾经名震世界的东方开放城市大上海呀，21世纪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还有这局面。
在上海，代表团还登上了18层的高大建筑上海饭店楼顶平台，俯瞰，看到的是棕色的城市，那一刻，巴特说：“整个上海像是芝加哥。”4月18日，他独自出门到江边步行街散步时，除了看到到处都是人外，还看到“港口很美，一望无际，像是在荷兰，一艘货船正在离开，处处帆影。”这一天，上海外滩天气晴朗，有一丝云彩，阳光下江面上雾气蒸腾。
“那么，是中国吗？”巴特回国后，以此为标题写下一篇文章。
“这样做，改变了一切！”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的模样，在当年的主流媒体，甚至国人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叙事中，大都呈现出如下特点：革命高潮不断，戏剧化的口号、事件迭出；自我塑造与自我毁灭同样急不可待；甚至与贫困紧随的诗意而又浪漫的主观化场景与政治图式，不时被当作典型景观而得以传播。包括绝大多数普通人在内，所有的人都急于改变现状，但又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过去——农耕社会的文化与习俗型塑的社会底色之中，沉闷而又单调，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欲望似乎从那些刻板的、模式化的言语中消失了。1958年，布列松来华时的观察并没有多少改变：中国人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未来，唯独没有现在。
“就我个人来讲，我无法在这种激进主义、这种狂热的连续性、这种强迫性和偏执狂的话语中生活。无法在这种结构、这种无断痕的文本之中生活。”
1974年5月3日，星期五，罗兰·巴特一行在北京大学参观、座谈间隙记下这番感触。在他看来，“这所发起‘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认为最富有智慧话语的大学，完全是空荡荡的，寂静的。”抵达已瘫痪多时的校园后，由文学女教授、哲学院院长、哲学系大学生及行政办公室干部接待了他们，参观、谈话的结果，让巴特发现了此时中国人中盛行的“一种奇妙的修辞学——说服和战胜的艺术，也就是说让言语活动无空隙、无返回。”客人们参观的图书馆里，空荡无人，散发着樟脑味，墙上也是当年所有中国政治景观中的标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大伟人”和毛泽东的肖像。作为学者，巴特颇有些奇怪地感叹说：“好像为了欢迎我们，人们完全腾空了大学，并使其变得像是极度疲惫似的。”夜幕降临，天气依然寒冷，但巴特不忘自己参观过的那冷清的图书馆，他不无感伤地写道：“有些破旧。”
这一天的座谈间隙，巴特有些走神，他向窗外眺望，发现校园内的松树枝繁叶茂，而所坐的客厅里却有些昏暗。他感到面前带有装饰的窗户后面，是一个非常法国化的国家，几乎就是法国的西南地区：松树，还有梧桐树。这情形又让他心有旁骛：“很静，古色古香，高雅的地方。很静，这是美国南部校园生活的艺术。”如果巴特在世，今天重访北大，他对眼前反复修建改造过的部分西方街头现代建筑风格的校园，不知又会作何联想。
有关这种无处不在的异国想象，还体现在中国人自己制作的视觉作品上。在西安博物馆，那些苏联风格的人物绘画，很难让这些法国客人感觉到其中的人物就是中国人，更让21世纪的中国人吃惊的是，在这些西方来客眼中，当年那些中国大地上的公众展示——广告牌、招贴画——介绍的都是欧洲化和男性化的形象。巴特得出结论说：“与中国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
在那一天篇幅冗长，流水账般的日记中，巴特还记述了参观埃德加·斯诺坟墓一事。斯诺的部分骨灰就埋在这里，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1905—1972”。对于斯诺，巴特没有浪费笔墨，他也没有提及1949年以后斯诺来华，回到西方后传播的那些信息。
一个扎着辫子、穿着白色上衣的女孩子为客人们续茶水和添香烟。这种朴素的、中国式的待客之道，又让即将离开中国的法国代表团成员们感到惬意。就像在中国各地旅行得到的感受一样，巴特再一次感受到了“绿茶淡而无味”。只是这一次，他把这一感受与“话语”关联起来：“茶在续水之后出现的乏味，与话语的重复带来的乏味，别无二致。”不过，晚问一行人回到旅馆时，却一反白天不在状态的状况，津津有味，他们聚在房间里：痛饮茅台。
即将离开，如何看待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成为代表团成员关注且争论的话题，有人主张“以中国的观点谈中国”，也有人主张“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不过在巴特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他意味深长地说：“好的目光是一种斜视目光。”巴特在华期间的记述，能够解释他所说的“斜视”一词准确的意味吗？批判、审视，有距离的观看，保持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与观点，这一切都是“斜视”的内涵吗？
中国之行，一路走来，巴特落落难合，很多时候他期待独自行走，但这一愿望总是被各种理由阻拦。从西安回到北京，一天夜晚，巴特与一位叫布克的同胞一起在一家中国传统特色的四合院里吃了顿“味道很冲”的川菜，并喝了美味的核桃粉粥。尔后，他终于了却了前来之时就有的心愿——“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过几条小胡同，步行回旅馆”。这一心愿，1958年布列松来华时曾经也有过，但没有实现。巴特感叹道：“这样做，改变了一切！”
“只带走了空无”
1974年4月18日下午2：12分，罗兰·巴特（1915—1980）坐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法国《原样》（Tel Quel）杂志代表团一行五人，与五名中方陪同人员被安排在了火车尾部车厢。
“除了车厢尽头有两三位军人，我们几乎是唯一的乘客。”巴特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车厢内没完没了地混合着氯化物的潮湿气味，小小的桌子，梳着辫子和戴着袖章的女孩端上了茶。
外面，天色灰暗，有点冷，要下雨；车速很慢，坦荡的平原，金色的油菜，房屋，劳动的身影——对巴特来说，恍然中，眼前的一切“可以说就像是法国”。
这一天，巴特“旅行的真实感受”中有颇多相互矛盾之处，他说中国不等于日本，中国并不是令人不舒服的。1966年5月，巴特到日本讲学，之后两年内，他先后三次到东京。而他声称自己是以无比愉悦的心情写成，融学者深思和散文笔调为一体的著作《符号帝国》，于1970年出版。这本书中，巴特对自己文化系统之外、遥远的东方文明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观照和思考。先前的日本之行怎么会让他不舒服呢？
相反，那天的火车车厢中，巴特记下了自己在另一个东方国度——中国之行一周来内心的无望：
“所有这些记录，大概都将证明我的写作在这个国度是失败的（与日本相比）。实际上，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记、可列举、可划分。”
相似的无望还出现在另一位法国人——1948年、1958年两度来华的摄影家布列松的身上。中国人对待拍照的认知及相关的影像文化观念，完全是布列松经验之外的另一种情形。对于他这样的“照相客人”，这时期东方传统的礼仪之邦所遵循的待客之道，包括仪式中，还缺少现代影像文化的基本常识，包括那些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拍照，作为一种新民俗，在这里还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听取汇报，安排参观，组织拍照——这对从另一种文化环境而来、素以抓拍闻名的布列松一筹莫展，更甭说他还是一个随时都会被大众围观、跟随、打岔的白人了。
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巴特自费参与的法国《原样》杂志代表团一行，应邀来中国大陆进行为期三周的旅行。这个“根本没有异国风范，根本不令人困惑”的国度，让巴特倍感失望。
“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而看起来又那么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摇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知识养料：被破解的秘密。可什么也没有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
代表团成员多为学者、作家，在中方旅行社预先安排的固定线路上，他们展开了自己的旅程。从北京到上海，到南京，再到洛阳、西安，最后返回北京，离开中国。其间，他们参观工厂和景点，频频观看演出，出入饭店，而这些都是同一时期受邀西方来华人士必去的地方。来华的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也记述过这样令人费解的旅行安排。
巴特抱怨说：“由于旅行社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事件和俳句的可能性。”纵是这样，巴特还是勤奋而又“零散地描述一次旅行”，在短短24天时间内，记下了相当于汉语十多万字体量的《中国行日记》。
“从一开始，罗兰·巴特就想着从中国带回一种文本。”2009年，日记法文版的整理、注释者安娜·埃施伯格总结说：“这几本日记提供了对这一行程的旁观者的看法，这种看法注重细节、颜色、景致、身体、每一天的细小事件，而且他还幽默地加以评论。”但是，埃施伯格也看出巴特中国行在“每一天的安排中”日渐“消沉了”：他对这种缺少意外，缺少“皱痕”，缺少“偶然事件”的情况表示很不满。而这一点，与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列举的情形，简直一模一样。
1980年2月25日，巴特在巴黎的街道上被卡车撞伤，3月26日，这位当代法国思想界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不幸辞世，享年64岁。两周后，桑塔格在那篇“苦恼”而又“哀伤”的纪念文章中，追记了巴特的中国之行：
“1974年，经过几十年恪守思想纯正（即左翼）立场，这位美学家走出斗室，和一些好友及文学同道——都是当时信奉毛泽东主义的人——去了中国；在回国后所写的三页薄薄的文章中，他说道德说教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厌倦了那种中性的男男女女以及文化上的步调一致状况。”
罗兰·巴特一行在中国旅行时，正值举国动员揭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及其电影《中国》步入高潮时期，耳濡目染，回到法国后，在重读日记以便制定索引的时候，巴特内心充满疑虑：“如果我就这样发表它们，那正是属于安东尼奥尼式的。但是，不这样，又怎么做呢？”
“那么，是中国吗？”
“对于中国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都有许多梧桐树，这是法国特征。”
1974年4月23日，罗兰·巴特一行在古都洛阳再次看到了满大街的“法国特征”。对于这一时期内陆封闭城市的许多居民来说，“法国梧桐”是个颇有些奇怪的名字，这个带有西方遥远国度名称的树种，显然要优越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同类：一般来说，它们成排地种植在毗邻政府机构或商业中心的宽阔大道上，生存的空间更大，受到的瞩目更多，白中泛青的肤色与特立独行的样子，还有那宽大的叶子，等等，似乎都标示其身份尊贵，不同凡俗。
先前在南京，当乘坐的汽车穿过长长的、两边栽满法国梧桐树的大街时，巴特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这一切都很有法国风情”；“没有任何异域感觉，没有任何不舒适。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在亚洲”。一行人在南京居住的旅馆，坐落在一个花园内，树木种类很多，木兰树、法国梧桐、冷衫等，巴特看来这里也“非常有法国气息”。而城外的乡下，巴特看到那沟渠、方形田畴及劳作的身影后，说这一切“很像荷兰的农村”。 南京之行，还有令巴特印象深刻之处，在火车站前湖泊边“我们停下来照相。一群人愕然地看着我们”。在南京动物园的遭遇大抵相似：“我们在看大熊猫，50个人在看我们。”不过都是“非常好心的、充满敬意和微笑的目光”。自上海到南京时经过苏州，水乡泽国，巴特说这是“中国的成尼斯”。
在洛阳，一行人去白马寺看看的愿望被拒绝了，理由是“正在维修”。他们被带去看牡丹，花展布置成大圆圈，法国客人看牡丹，一旁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赶过来看他们。即便如此，在北京、上海、南京旅行过后，巴特还是感慨地说，洛阳“是第一个不让人感到造作的城市”。在大街上有一群女孩子在做集体操，巴特说这是“瑞典式的”。当他看到老年人在做中国式体操——打太极拳时，评价说，这种个人操与集体操对立，更慢、更柔软，更富有神秘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这些巴特眼中的“西方景象”，身在其间的中国人大多浑然不觉，而这一切又正是后来的中国人急于改变的景观，如南京挖掉法国梧桐等，变化的目标就是使一切看起来，包括听起来都更现代、更西化，总之在外观上更像西方。历史总是充满令人匪夷所思之处。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有时与别人会多么不同啊！
1974年4月11日，代表团在法国奥利机场登机前，巴特看到了十几个中国人，都穿着高领黑色上衣，而向导却穿着市井西装。“看上去，像是一群出行的修士。”巴特在日记中记下的这一形象，“文革”后期的中国人自己怎么也想象不出其间的关联来：修士？还有那形象，所有这一切与自己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啊！怎么能够作此类比呢，简直是不可理喻。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人访问瑞士日内瓦，一日，代表团成员在街上散步，路遇一些西方人脱帽致敬，成员们颇多不解，有人解释说这是西方人对新生国度的敬意，后有常驻西方的同胞指点迷津说，你们这着装——一水儿的黑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走起路来规规矩矩，十有八九被人当成了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传教士。
巴特在从北京飞往上海全新的波音飞机上，除了观察到中国的空姐身着土黄色的工作服、扎着辫子或盘着头外，还看到了不少人戴着仿造的美国式鸭舌帽。唯一不同的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微笑”。而这“与西方人的故作笑脸相反”。在上海，代表团一行不只是感受西方情调，更是直接享受了。巴特等人住在黄浦江边的和平饭店，这座1919年开业的饭店具有“奥地利——匈牙利和英国风格”。巴特不吝赞美之词，说这里“惬意、解放。旅馆很大，安静”。而对面就是英国人曾经的居住地，那里有着庞大的建筑群。不过，当巴特等人在旅馆周围散步时，还是遭逢了“非常好奇”的人们：所有的人都跟着我们、看着我们，目光频频投来。怎么会这样？这可是曾经名震世界的东方开放城市大上海呀，21世纪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还有这局面。
在上海，代表团还登上了18层的高大建筑上海饭店楼顶平台，俯瞰，看到的是棕色的城市，那一刻，巴特说：“整个上海像是芝加哥。”4月18日，他独自出门到江边步行街散步时，除了看到到处都是人外，还看到“港口很美，一望无际，像是在荷兰，一艘货船正在离开，处处帆影。”这一天，上海外滩天气晴朗，有一丝云彩，阳光下江面上雾气蒸腾。
“那么，是中国吗？”巴特回国后，以此为标题写下一篇文章。
“这样做，改变了一切！”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的模样，在当年的主流媒体，甚至国人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叙事中，大都呈现出如下特点：革命高潮不断，戏剧化的口号、事件迭出；自我塑造与自我毁灭同样急不可待；甚至与贫困紧随的诗意而又浪漫的主观化场景与政治图式，不时被当作典型景观而得以传播。包括绝大多数普通人在内，所有的人都急于改变现状，但又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过去——农耕社会的文化与习俗型塑的社会底色之中，沉闷而又单调，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欲望似乎从那些刻板的、模式化的言语中消失了。1958年，布列松来华时的观察并没有多少改变：中国人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未来，唯独没有现在。
“就我个人来讲，我无法在这种激进主义、这种狂热的连续性、这种强迫性和偏执狂的话语中生活。无法在这种结构、这种无断痕的文本之中生活。”
1974年5月3日，星期五，罗兰·巴特一行在北京大学参观、座谈间隙记下这番感触。在他看来，“这所发起‘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认为最富有智慧话语的大学，完全是空荡荡的，寂静的。”抵达已瘫痪多时的校园后，由文学女教授、哲学院院长、哲学系大学生及行政办公室干部接待了他们，参观、谈话的结果，让巴特发现了此时中国人中盛行的“一种奇妙的修辞学——说服和战胜的艺术，也就是说让言语活动无空隙、无返回。”客人们参观的图书馆里，空荡无人，散发着樟脑味，墙上也是当年所有中国政治景观中的标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大伟人”和毛泽东的肖像。作为学者，巴特颇有些奇怪地感叹说：“好像为了欢迎我们，人们完全腾空了大学，并使其变得像是极度疲惫似的。”夜幕降临，天气依然寒冷，但巴特不忘自己参观过的那冷清的图书馆，他不无感伤地写道：“有些破旧。”
这一天的座谈间隙，巴特有些走神，他向窗外眺望，发现校园内的松树枝繁叶茂，而所坐的客厅里却有些昏暗。他感到面前带有装饰的窗户后面，是一个非常法国化的国家，几乎就是法国的西南地区：松树，还有梧桐树。这情形又让他心有旁骛：“很静，古色古香，高雅的地方。很静，这是美国南部校园生活的艺术。”如果巴特在世，今天重访北大，他对眼前反复修建改造过的部分西方街头现代建筑风格的校园，不知又会作何联想。
有关这种无处不在的异国想象，还体现在中国人自己制作的视觉作品上。在西安博物馆，那些苏联风格的人物绘画，很难让这些法国客人感觉到其中的人物就是中国人，更让21世纪的中国人吃惊的是，在这些西方来客眼中，当年那些中国大地上的公众展示——广告牌、招贴画——介绍的都是欧洲化和男性化的形象。巴特得出结论说：“与中国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
在那一天篇幅冗长，流水账般的日记中，巴特还记述了参观埃德加·斯诺坟墓一事。斯诺的部分骨灰就埋在这里，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1905—1972”。对于斯诺，巴特没有浪费笔墨，他也没有提及1949年以后斯诺来华，回到西方后传播的那些信息。
一个扎着辫子、穿着白色上衣的女孩子为客人们续茶水和添香烟。这种朴素的、中国式的待客之道，又让即将离开中国的法国代表团成员们感到惬意。就像在中国各地旅行得到的感受一样，巴特再一次感受到了“绿茶淡而无味”。只是这一次，他把这一感受与“话语”关联起来：“茶在续水之后出现的乏味，与话语的重复带来的乏味，别无二致。”不过，晚问一行人回到旅馆时，却一反白天不在状态的状况，津津有味，他们聚在房间里：痛饮茅台。
即将离开，如何看待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成为代表团成员关注且争论的话题，有人主张“以中国的观点谈中国”，也有人主张“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不过在巴特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他意味深长地说：“好的目光是一种斜视目光。”巴特在华期间的记述，能够解释他所说的“斜视”一词准确的意味吗？批判、审视，有距离的观看，保持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与观点，这一切都是“斜视”的内涵吗？
中国之行，一路走来，巴特落落难合，很多时候他期待独自行走，但这一愿望总是被各种理由阻拦。从西安回到北京，一天夜晚，巴特与一位叫布克的同胞一起在一家中国传统特色的四合院里吃了顿“味道很冲”的川菜，并喝了美味的核桃粉粥。尔后，他终于了却了前来之时就有的心愿——“可以自由自在地穿过几条小胡同，步行回旅馆”。这一心愿，1958年布列松来华时曾经也有过，但没有实现。巴特感叹道：“这样做，改变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