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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诸子小说；小说文体；刘勰；桓谭
摘要：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义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中图分类号：1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2－0064－05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者，历来将《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作为研究起点，但研究者又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汉志》“小说家”中的作品并非是现代小说文体，二者虽同为“小说”概念，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小说家”是诸子学派，现代小说是一种文学体裁；《汉志》“小说家”所载书为“街谈巷语者”所造，是传达小道的“丛残小语”，现代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差异虽然存在，但分析《汉志》“诸子略”之诸子十家，仅“小说家”发展为蔚为壮观的文学体裁，可见，“小说家”之“说”，当时虽理解为诸子学说，但另一方面，先秦至西汉时期，以“说”为书名的篇章、典籍大量出现，使“说”字逐渐成为一个有文体特征的概念，亦促使《汉志》中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一
对于《汉志》“小说家”与后世的小说文体来说，“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了解“说”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家”与小说文体之间的流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从语源学来看，“说”字出现较晚，现存甲骨文卜辞中没有发现“说”字，仅有“兑”字，但兑与“说”有联系。许慎《说文解字》释云：“兑，说也，从儿，公声。”段玉裁注云：“说者，今之悦字，其义见《易》。”《易经》有“兑”卦：“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可见，“兑”是“说”的本字，但此处“说”实际上是今天的“悦”，为愉悦义。此外，“说”还有另一个义项，即言说义。例如，《周易·说卦》有“兑为口”之说，孔颖达疏：“兑，西方之卦，主言语，故为口也。”许慎释“说”云：“说，释也，从言，兑声。一日谈说。”总之，“说”来源于甲骨文卜辞中的“兑”字，分别有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
“说”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使用率都较高，如《尚书·君爽》“召公不说，周公作《君爽》。”《诗经·静女》“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中的“说”均为“愉悦义”。《尚书·尧典》：“帝日：‘龙，朕墼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墨子·修身》：“务言而繁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庄子·天道》：“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其中的“说”均为“言说义”。但总的来说，在先秦文献中，“说”的“言说义”多于“愉悦义”。而且随着诸子争鸣时代的到来，礼崩乐坏，学术下移。诸子们或为推行学说，或为干禄，“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言说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言说义”就更为诸子所重视。
战国末期，“说”在单纯的“言说义”上有所发展。一方面，由于诸子在游说中发展壮大，形成儒、墨、法、阴阳等学说流派，“说”亦由“言说”向“学说”靠拢。例如：“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偏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此处是指惠施的学说。“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此处是指宋钎的学说。
另一方面，“说”也开始作为书名使用，从而表现出一种文体特征。例如：以“说”命名的篇章有《周易》的《说卦》；《墨子》中的《经说》；《韩非子》中的《说难》、《说林》、《内储说》、《外储说》、《说疑》、《八说》；《商君书》中的《说民》；《吕氏春秋》中的《顺说》；《庄子》中的《说剑》；《列子》中的《说苻》；《商君书》中的《说民》等等。以“说”为书名的书籍有《汉志·六艺略》中《易》之《略说》，《书》之《欧阳说义》，《诗经》之《鲁说》、《韩说》，《礼》之《(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之《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孝经》之《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弟子职)说》等书；“诸子略”中“儒家类”的《虞丘说》、《说苑》、《世说》；“道家类”的《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经说》、《刘向(说老子)》，“小说家类”的《虞初周说》、《封禅方说》、《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等书。这些书名中的“说”字多为“解说”之意，或解经，或是解说诸子主张，与“说”的言说本义关系密切。
三
“说”字的两种含义，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因为当人们使用“说”字的某一义项时，其他的义项就会影响、暗示甚至误导人们对其的理解，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意义太多、太复杂，显得不够单纯、透明，遮蔽甚至歪曲了‘意’的表达”。
《汉志》“小说家”的命名，主要是采用“说”的“学说义”。“诸子略”的图书就是按学说流派的标准划分的。《汉志》“诸子略”叙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以此驰说”之“说”，即指学说。然而，《汉志》虽然是借用“学说义”，但《汉志》的归类对象毕竟是图书典籍，书籍文本上的特征会影响整理者的感性认识。如果我们列举“诸子略”类书籍的书名，就会明白，“小说家”之说，并非仅指学说派别。
《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如《虞初周说》、《封禅方说》、《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等。“小说家”共有作品1380篇，以说命名的作品就占“小说家”作品总数的75％以上。在其他诸子九家中，以说命名的作品并不多。儒家有《虞丘说》、《说苑》、《世说》，道家有《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经说》、《刘向(说老子)》，它们分别只占儒家、道家作品的极少数。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根本没有以说命名的作品。因此，“小说家”之“说”，亦暗示着小说家的书名特点。
当然，以“说”为书名的图书出现，并不代表汉人有了说体文概念。但由于古人对“立言”的重视， 汉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图书典籍，这些图书风格各异、文体有别。如《诗经》的四言句式及复沓重叠的结构，《尚书》、《国语》的叙言，《春秋》、《左传》的叙事，《论语》的语录体，《庄子》、《墨子》、《孟子》等诸子说理文。文体专著《文心雕龙》虽产生在汉以后，但书中提及的三十多种文体，其文体渊源多可以推至夏商时期。到战国末期，更是“文章之著述事专……后世文体备”。例如颂体，始自《诗经》，用于“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因此，《诗经》中有“周颂、商颂、鲁颂”，战国时代有三闾大夫屈原的《橘颂》，汉代有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北征颂》，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可见，颂体文“沿时并作，相继于时。”至于赞体，在虞舜祭祀时，就有乐正献赞词，但其“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单篇的赞体文很少，倒是历代正史，将赞辞放在文后，作为总论。论体有孔子《论语》、庄子《齐物论》及后汉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书体有上古的《尚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此外，还有祝盟、铭箴、赋、诔碑、诏策等多种文体的具体作品。可以说，对不同文体作品的认识与创作，使汉人已经有了模糊的文体意识。
三
由于汉人的文体意识仅处于感性阶段，“小说家”就不是被当作小说文体，而是被看作诸子学派。《汉志》“小说家序”云：“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此序就仅指出“小说家”的源流及价值，并没有论述其文体特征。
真正全面论述说体文的是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其文为：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丸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从上面的论述看，说体文的内容专指西汉以前诸子辩说的说辞。例如，伊尹、姜太公是殷周之谋臣，烛武、端木赐乃春秋之策士，还有战国时的张仪、苏秦，秦汉的郦食其、蒯通、陆贾等，他们无不以口舌取胜。除此以外，刘勰也强调了范雎、李斯的上书为“说”，但他们的上书也是说辞的文本化，其言语特征非常鲜明。可见，刘勰认为说体文的内容是殷周至汉谋臣诸子们精彩说辞的记录。
其实，刘勰将诸子说辞当作“说”的内容，这一观点源渊有自。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分别引用荀子、鬼谷子对诸子说辞的论述，引苟子云：“谈说之术，齐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引鬼谷子日：“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荀子、鬼谷子为战国时期的诸子。可见，诸子说辞在诸子百家争鸣之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影响着刘向的思想。
应该说，刘勰等人的认识非常深刻，正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说”才得以广泛使用。为了能推行自己的学说，辩说成为诸子们最主要的活动。善说者凭借其口才可以获取厚禄高爵，因此，诸子著作中普遍表现了其对辩说的重视。《墨子·修身》云：“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苟子·正名》云：“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韩非子·显学》云：“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因此，诸子说辞是说体文产生的根源。
四
既然从荀子、鬼谷子到刘向、刘勰等人都认为诸子说辞是“说”的主要内容，其体现出来的文体特征必然会影响“小说家”作品。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给一个对象或一个活动一个名字，也就是把它纳入某一类概念之下。”根据二者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分析诸子说辞的文体特征。从刘勰的论述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解说性。《墨子·经上》云：“说，所以明也。”孙诒让释云：“谓谈说所以明其意义。”毕沅释为“解说”，“明其意义”实与“解说”同义。因此，解说是“说体文”的重要特征。荀子的“分别以明之”与鬼谷子的“辩之、明之”以及刘勰的“喻巧而理至”，都指诸子说辞的解说性。
第二，譬喻性。章学诚云：“古人很少离事而言理。”因此，诸子言理述志之作，往往与叙事杂糅，特别是“以说标目的文章，无不具有譬喻性的特点”。例如《韩非子》中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列子·说符》等作品都由一些神话、寓言与历史故事组成。荀子的“譬称以喻之”、刘勰的“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都提及譬喻方法。所谓譬喻性，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打比方，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些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或是运用神话、寓言、历史传说故事等来说明要说的道理”。譬喻性也就是“故事性”。
第三，愉悦性。刘勰开始便指出“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即说辞一定要使听者高兴。荀子的“欢欣愤满以送之”，鬼谷子的“中其人之所善”，指的都是论述辩说的愉悦性。
从这三个方面出发，我们来分析一下“小说家”作品的文体特征。从解说性看，《虞初周说》便是虞初以“周书为本”所进行的解说，《封禅方说》是方士对封禅一事的解说，《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是分别对黄帝、鬻子、伊尹的解说。从譬喻性看，《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周考》“考周事也”，《臣寿周纪》“大抵亦纪周代琐事”，它们讲述的是周代的故事。“《封禅方说》者，则方士所言封禅之说，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仪礼、器物、方法等等。”《青史子》为“古史官纪事也”，《务成子》为“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所记亦为古事。至于《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三部书，黄帝、鬻子、伊尹是远古时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人物，其事迹口耳相传，本已具有奇异的光环，小说家附会其人与事，就更注意奇闻轶事的收集，以博他人一览。从愉悦性看，王瑶先生在《小说与方术》中明确指出小说家的作者多为方士。《虞初周说》的作者虞初便是汉武帝时的著名方士，《封禅方说》亦为方士作品，《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则是求长生的方术书。方士小说非为言道、述志的义理作品，而是为满足统治者迷恋神仙、追求长生的嗜好而产生，如《后汉书·方士传》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因此，为了引起统治者的兴趣，方士小说多为奇文之文，显示出一种娱乐倾向。
总之，随着“说”字由文字逐渐变成文体概念，以说为名的说体文便表现出某种文体倾向。东汉学者桓谭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其中“丛残小语”、“譬喻”、“短书”就是一种文体评价。跟“小说家序”仅注重根据学说内容与价值进行判断不同，桓谭的视角开始转向小说文体。但是，诸子小说的定位毕竟是官方正统观念，它一直影响着人们的小说观念，并使诸子小说只能隐蔽、曲折地向小说文体发展。
(责任编辑 武丽霞)
摘要：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义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中图分类号：1207.4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2－0064－05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者，历来将《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作为研究起点，但研究者又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汉志》“小说家”中的作品并非是现代小说文体，二者虽同为“小说”概念，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小说家”是诸子学派，现代小说是一种文学体裁；《汉志》“小说家”所载书为“街谈巷语者”所造，是传达小道的“丛残小语”，现代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差异虽然存在，但分析《汉志》“诸子略”之诸子十家，仅“小说家”发展为蔚为壮观的文学体裁，可见，“小说家”之“说”，当时虽理解为诸子学说，但另一方面，先秦至西汉时期，以“说”为书名的篇章、典籍大量出现，使“说”字逐渐成为一个有文体特征的概念，亦促使《汉志》中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一
对于《汉志》“小说家”与后世的小说文体来说，“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了解“说”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家”与小说文体之间的流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从语源学来看，“说”字出现较晚，现存甲骨文卜辞中没有发现“说”字，仅有“兑”字，但兑与“说”有联系。许慎《说文解字》释云：“兑，说也，从儿，公声。”段玉裁注云：“说者，今之悦字，其义见《易》。”《易经》有“兑”卦：“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可见，“兑”是“说”的本字，但此处“说”实际上是今天的“悦”，为愉悦义。此外，“说”还有另一个义项，即言说义。例如，《周易·说卦》有“兑为口”之说，孔颖达疏：“兑，西方之卦，主言语，故为口也。”许慎释“说”云：“说，释也，从言，兑声。一日谈说。”总之，“说”来源于甲骨文卜辞中的“兑”字，分别有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
“说”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使用率都较高，如《尚书·君爽》“召公不说，周公作《君爽》。”《诗经·静女》“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中的“说”均为“愉悦义”。《尚书·尧典》：“帝日：‘龙，朕墼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墨子·修身》：“务言而繁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庄子·天道》：“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其中的“说”均为“言说义”。但总的来说，在先秦文献中，“说”的“言说义”多于“愉悦义”。而且随着诸子争鸣时代的到来，礼崩乐坏，学术下移。诸子们或为推行学说，或为干禄，“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言说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言说义”就更为诸子所重视。
战国末期，“说”在单纯的“言说义”上有所发展。一方面，由于诸子在游说中发展壮大，形成儒、墨、法、阴阳等学说流派，“说”亦由“言说”向“学说”靠拢。例如：“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偏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此处是指惠施的学说。“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然而说不免于以至治为至乱也，岂不过甚矣哉!”此处是指宋钎的学说。
另一方面，“说”也开始作为书名使用，从而表现出一种文体特征。例如：以“说”命名的篇章有《周易》的《说卦》；《墨子》中的《经说》；《韩非子》中的《说难》、《说林》、《内储说》、《外储说》、《说疑》、《八说》；《商君书》中的《说民》；《吕氏春秋》中的《顺说》；《庄子》中的《说剑》；《列子》中的《说苻》；《商君书》中的《说民》等等。以“说”为书名的书籍有《汉志·六艺略》中《易》之《略说》，《书》之《欧阳说义》，《诗经》之《鲁说》、《韩说》，《礼》之《(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之《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孝经》之《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弟子职)说》等书；“诸子略”中“儒家类”的《虞丘说》、《说苑》、《世说》；“道家类”的《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经说》、《刘向(说老子)》，“小说家类”的《虞初周说》、《封禅方说》、《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等书。这些书名中的“说”字多为“解说”之意，或解经，或是解说诸子主张，与“说”的言说本义关系密切。
三
“说”字的两种含义，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因为当人们使用“说”字的某一义项时，其他的义项就会影响、暗示甚至误导人们对其的理解，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意义太多、太复杂，显得不够单纯、透明，遮蔽甚至歪曲了‘意’的表达”。
《汉志》“小说家”的命名，主要是采用“说”的“学说义”。“诸子略”的图书就是按学说流派的标准划分的。《汉志》“诸子略”叙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以此驰说”之“说”，即指学说。然而，《汉志》虽然是借用“学说义”，但《汉志》的归类对象毕竟是图书典籍，书籍文本上的特征会影响整理者的感性认识。如果我们列举“诸子略”类书籍的书名，就会明白，“小说家”之说，并非仅指学说派别。
《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如《虞初周说》、《封禅方说》、《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等。“小说家”共有作品1380篇，以说命名的作品就占“小说家”作品总数的75％以上。在其他诸子九家中，以说命名的作品并不多。儒家有《虞丘说》、《说苑》、《世说》，道家有《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经说》、《刘向(说老子)》，它们分别只占儒家、道家作品的极少数。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根本没有以说命名的作品。因此，“小说家”之“说”，亦暗示着小说家的书名特点。
当然，以“说”为书名的图书出现，并不代表汉人有了说体文概念。但由于古人对“立言”的重视， 汉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图书典籍，这些图书风格各异、文体有别。如《诗经》的四言句式及复沓重叠的结构，《尚书》、《国语》的叙言，《春秋》、《左传》的叙事，《论语》的语录体，《庄子》、《墨子》、《孟子》等诸子说理文。文体专著《文心雕龙》虽产生在汉以后，但书中提及的三十多种文体，其文体渊源多可以推至夏商时期。到战国末期，更是“文章之著述事专……后世文体备”。例如颂体，始自《诗经》，用于“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因此，《诗经》中有“周颂、商颂、鲁颂”，战国时代有三闾大夫屈原的《橘颂》，汉代有扬雄的《赵充国颂》，班固的《北征颂》，马融的《广成颂》、《上林颂》，可见，颂体文“沿时并作，相继于时。”至于赞体，在虞舜祭祀时，就有乐正献赞词，但其“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单篇的赞体文很少，倒是历代正史，将赞辞放在文后，作为总论。论体有孔子《论语》、庄子《齐物论》及后汉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书体有上古的《尚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此外，还有祝盟、铭箴、赋、诔碑、诏策等多种文体的具体作品。可以说，对不同文体作品的认识与创作，使汉人已经有了模糊的文体意识。
三
由于汉人的文体意识仅处于感性阶段，“小说家”就不是被当作小说文体，而是被看作诸子学派。《汉志》“小说家序”云：“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此序就仅指出“小说家”的源流及价值，并没有论述其文体特征。
真正全面论述说体文的是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其文为：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丸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从上面的论述看，说体文的内容专指西汉以前诸子辩说的说辞。例如，伊尹、姜太公是殷周之谋臣，烛武、端木赐乃春秋之策士，还有战国时的张仪、苏秦，秦汉的郦食其、蒯通、陆贾等，他们无不以口舌取胜。除此以外，刘勰也强调了范雎、李斯的上书为“说”，但他们的上书也是说辞的文本化，其言语特征非常鲜明。可见，刘勰认为说体文的内容是殷周至汉谋臣诸子们精彩说辞的记录。
其实，刘勰将诸子说辞当作“说”的内容，这一观点源渊有自。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分别引用荀子、鬼谷子对诸子说辞的论述，引苟子云：“谈说之术，齐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引鬼谷子日：“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荀子、鬼谷子为战国时期的诸子。可见，诸子说辞在诸子百家争鸣之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影响着刘向的思想。
应该说，刘勰等人的认识非常深刻，正是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说”才得以广泛使用。为了能推行自己的学说，辩说成为诸子们最主要的活动。善说者凭借其口才可以获取厚禄高爵，因此，诸子著作中普遍表现了其对辩说的重视。《墨子·修身》云：“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苟子·正名》云：“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韩非子·显学》云：“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因此，诸子说辞是说体文产生的根源。
四
既然从荀子、鬼谷子到刘向、刘勰等人都认为诸子说辞是“说”的主要内容，其体现出来的文体特征必然会影响“小说家”作品。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给一个对象或一个活动一个名字，也就是把它纳入某一类概念之下。”根据二者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分析诸子说辞的文体特征。从刘勰的论述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解说性。《墨子·经上》云：“说，所以明也。”孙诒让释云：“谓谈说所以明其意义。”毕沅释为“解说”，“明其意义”实与“解说”同义。因此，解说是“说体文”的重要特征。荀子的“分别以明之”与鬼谷子的“辩之、明之”以及刘勰的“喻巧而理至”，都指诸子说辞的解说性。
第二，譬喻性。章学诚云：“古人很少离事而言理。”因此，诸子言理述志之作，往往与叙事杂糅，特别是“以说标目的文章，无不具有譬喻性的特点”。例如《韩非子》中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列子·说符》等作品都由一些神话、寓言与历史故事组成。荀子的“譬称以喻之”、刘勰的“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都提及譬喻方法。所谓譬喻性，最直接的理解就是打比方，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些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或是运用神话、寓言、历史传说故事等来说明要说的道理”。譬喻性也就是“故事性”。
第三，愉悦性。刘勰开始便指出“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即说辞一定要使听者高兴。荀子的“欢欣愤满以送之”，鬼谷子的“中其人之所善”，指的都是论述辩说的愉悦性。
从这三个方面出发，我们来分析一下“小说家”作品的文体特征。从解说性看，《虞初周说》便是虞初以“周书为本”所进行的解说，《封禅方说》是方士对封禅一事的解说，《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是分别对黄帝、鬻子、伊尹的解说。从譬喻性看，《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周考》“考周事也”，《臣寿周纪》“大抵亦纪周代琐事”，它们讲述的是周代的故事。“《封禅方说》者，则方士所言封禅之说，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仪礼、器物、方法等等。”《青史子》为“古史官纪事也”，《务成子》为“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所记亦为古事。至于《黄帝说》、《鬻子说》、《伊尹说》三部书，黄帝、鬻子、伊尹是远古时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人物，其事迹口耳相传，本已具有奇异的光环，小说家附会其人与事，就更注意奇闻轶事的收集，以博他人一览。从愉悦性看，王瑶先生在《小说与方术》中明确指出小说家的作者多为方士。《虞初周说》的作者虞初便是汉武帝时的著名方士，《封禅方说》亦为方士作品，《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则是求长生的方术书。方士小说非为言道、述志的义理作品，而是为满足统治者迷恋神仙、追求长生的嗜好而产生，如《后汉书·方士传》云：“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因此，为了引起统治者的兴趣，方士小说多为奇文之文，显示出一种娱乐倾向。
总之，随着“说”字由文字逐渐变成文体概念，以说为名的说体文便表现出某种文体倾向。东汉学者桓谭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其中“丛残小语”、“譬喻”、“短书”就是一种文体评价。跟“小说家序”仅注重根据学说内容与价值进行判断不同，桓谭的视角开始转向小说文体。但是，诸子小说的定位毕竟是官方正统观念，它一直影响着人们的小说观念，并使诸子小说只能隐蔽、曲折地向小说文体发展。
(责任编辑 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