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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曾经自嘲是中年“啃老族”，冯唐则是去年作家富豪榜榜上的“土豪”。两个北京爷们儿一见面就开始贫，一种半真半假、正经与玩笑之间的气氛在蔓延。可是我们却听出了其中认真的想法：生活与写作，都要对得起自己。
冯唐一见面就叫徐星为“星爷”，并说自己是来给星爷捧哏的，便自发地开始不停提问。两人真像表演一样，各种说学逗唱。没想到的是，冯唐问完以后，徐星又开始反问冯唐。这倒给记者省了事，一来一去，两位都把自己对生活、对文学的想法说了个透。
生活以好玩为主
冯唐穿着一条破了洞的牛仔裤走了进来，他说这是为了配合徐星。徐星也开玩笑说，不用担心，我不跟你借钱。赶上中国当代文学黄金时代的徐星，早年成名，却没有从中获得名利。而冯唐正是当下文学市场中的偶像人物，名利双收。但他们对于文学的信念是一样的，从未想过从中获取名利，以好玩为主。
徐星：我的这本《剩下的都属于你》是再版，大概是2004年出的，十年前了。这次再版，我跟编辑讨论，说其实这个小说里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表达也很幼稚，是不是得改改？就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想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分早在1988年就已经发表过了，在我的小说里面，地铁票还是五毛钱一张呢，而且当时北京地铁就只有一条线，西边到八宝山，东边到国贸。我觉得以我现在的阅历，以及我现在对生活、对人生的认知，再重新来改这个小说，有点儿不公平。对读者来说不公平，对我自己来说，也不是一个太舒服的事儿。所以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是20世纪80年代写的，也就这么再版了。
冯唐：人这种变化我觉得贵在顺其自然，写作也是这样。我一直认为要先有真，才能有善和美。否则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也就是说你写的，只能是你当时所理解的东西，这个真的是要顺应。如果你一旦写你不理解的东西，那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到一个水平了。所以说，你看我的“北京三部曲”，《北京北京》《十八岁》和《万物生长》。《万物生长》是最先写的，基本写的是1985年到2000年这十五年，大概是从我15岁到30岁这么一个回望的过程。我写《不二》，都是我过去这十来年对人世的一些体会。当然有些是用神话色情的形式，有些是用批判现实的形式，只是表现不太一样而已。
徐星：写小说之前，我是一名清洁工，这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份工作，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但是因为我工作表现不好被开除了，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惋惜，我目前的官方定位应该是“社会闲散人员”。为什么清洁工要开始写小说呢？因为从小就是文学青年，到今天都热爱文学。而且我1981年复员回到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满道街都在流行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我插队在一个山沟里，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第一次听到很吃惊，觉得这不是靡靡之音吗？这不对味儿啊。和我一起长大的同伴们，疯了一样的考大学。以前我们都是工农兵，穷人最光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因为当时有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知，我就想着试试看用文学表达表达我这种困惑，就写了那篇《无主题变奏》。
冯唐：那时候你赶上了文学的黄金时代。我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说南方有个牙医，没上过正经的医学院，就是把牙一绑，那头绑在门框上，踹一脚就拔了。后来他写了一个三四千字的东西发表了，叫《十八岁出门远行》，就彻底脱贫摆脱了屌丝的状态。还说北京有个诗人，拿着本儿油印的诗集在清华骗饭吃。后来清华有个男生非常气愤，说这都可以骗钱，他也要当诗人。这人后来就写歌了，叫高晓松。
但其实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你前前后后有好几个人，包括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朔的《动物凶猛》、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于是你们一起开创了一个时代，那样一种开创的方式，在今天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两万字就能开创时代了，这也太容易了。感觉就像是在北京买房，三千块钱一平米，放现在你想什么呢？
徐星：但那会儿是集体所有制，都一样。我就觉得，扫地不比看重点宴会挣得少，与其穿白衬衣给首长倒酒，干吗不扫地呢？但我这人劳动纪律特别差，为什么坚决要去清洁组呢？因为包干的就是现在烤鸭店门前的那片停车场，上班前可以先看天儿，刮风、下雨、下雪都不用扫。结果领导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旷工。
而且，有了这个小说之后，觉得生活变了，成作家了，经常会有记者来采访。好多朋友到我这儿来骗吃骗喝。可当时发表小说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不像今天，郭敬明都能成亿万富翁。媒体采访时，我经常是在工作状态，背着一个大簸箕，拿着笤帚。结果领导就觉得特别不舒服，不发表小说能混得挺好的，上班可以带着狗的，我扫地，狗就在停车场玩儿。发表了小说反而不好混了。
所以那会儿也没什么写作的积极性，《无变奏主题》之后我也有写，包括《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爱情故事》什么的。但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稍微高一点，其他东西都被淹没了。而且我有一个特点，不会写长东西。一直觉得，短是对聪明才智的挑战。写长容易，写短难。
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的时候有种冲动，说自己变成名人了，挺牛的。尤其是对我爸妈，小说变成铅字马上给他们看！其实我也有过这么一段，但是很短，很快就厌倦了，觉得这事儿挺没意思的。直到现在也觉得，写作这事儿对我来说，不意味着名利。有人说你都进中国当代文学史了，干吗不利用这个当个什么？但我三十多年一直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懒散，另一方面是的确没太当回事儿，生活以好玩为主，不好玩就没意思了。尽管你可能非常有钱，但是生活质量低，这一辈子就很荒诞。
写作要让自己爽
徐星一直很疑惑，靠文学发家致富这是中国独有的奇怪现象。但冯唐则认为只要能合理合法的挣到钱，都值得鼓掌。当然，挣钱与否，无碍文学创作，也无碍生活状态。他们一致认为，真正好的文学创作，首先要让自己爽，要有足够自由的表达。真正理想的生活状态，也要和文学创作一样保持着一种自由。
冯唐：文学于我而言，第一点就能把自己缓解一下。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可以稍稍总结一下、归纳一下，用文学的方式看看过去的日子，对世界的体会。的确像你说的那样，我前半段儿跟你类似，也没想到名利这些东西，后来没成想写作这事儿还真能出名。 第二，在写作过程中是很爽的。我最近两只手都有腱鞘炎，可能是打字姿势不对。但是我还是喜欢打字的感觉，因为音乐五音缺仨，但是打字的时候有弹钢琴的感觉，写作的时候有那种快感。而且，我真心觉得是能够帮助一些读到这本书的、读到这些书的人，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肯定能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太笨，并且我思考一个问题的时间相对会久一点。
第三，我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读者看了之后，至少有一个说，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你看那儿有一个傻子也有这个问题。人性是很贱的，一看到别人跟自己类似，比自己还惨就很开心。还有，很多事情咱们的教育有巨大问题，都让你往一个方向看，从一个角度看，这样你失去很多自由。于是希望帮助有些人思考，说某件事至少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见得一定得是那么看。当然我这个角度也不一定是对的，而是告诉你有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文学的、一个并不傻也不笨的、一个很用功很认真的人，告诉你可以这么去看，由一生成二，就容易“不二”了，这个是很深的。
徐星：你对文学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的，虽然你也是一个作家富豪榜上榜的“土豪”。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文学能挣大钱，这个事儿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但是在中国很容易，在中国才有这么大的所谓的“文学市场”。中国人生财有道，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发财。比如说宋庄，以前是特别穷的地方。要致富，他们有特殊渠道，为艺术家们提供画材、钉画框。这种生财之道，也是我拍宋庄纪录片的原因。
冯唐：首先，要诚心正意，也就是你最开始图的是什么？我一直不反对挣钱，如果你能靠任何事情合理合法的挣到钱，这是好事，为你鼓掌。就好像所有的商业系统，都是为了能合理合法的挣到钱，创造价值给大家提供享受。但这不是我自己想图的，我开始并没有希望通过写文章来挣钱，现在也没有。能够不贪财、不怕死，现在是更难了。只是为了自己爽写文章，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是要守住的底线，一直在践行。听上去简单，其实不容易的。
举两个例子，从不贪财讲。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这两天我开窍了，看了几本卖得非常好的小说。然后发现，所谓纯文学是要解决问题的，而通俗文学是要让你爽的，不是让作者自己爽的。这就类似于看病和按摩的区别。医院一定跟你说，不一定治得好你，你还会疼，我尽量能够减轻你的痛苦。而按摩师会说，不管怎么样，我能让你舒服。
第二，还是因为第一个，我的追求在什么地方呢？希望过几百年以后，自己的努力不白费，还有人会看我写的东西。还有人会看这个叫冯唐的写的黄书，还有人会读到我写的诗。不见得是读了我的文章去卧轨，但也许能够达到效果。
徐星：所以，对于我而言，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当然，必须得有温饱。我是一个除了温饱以外不要别的太多东西的人，没事基本不消费，就是抽点儿烟。所以虽然没什么钱，但是生活里有特别大的、特别驰骋的自由度。能拿这个时间做我高兴的事情，做完了之后会得到特别大的享受。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应该坚持下去的，也是很享受的，所以感觉生活还是蛮幸福的。我每天躺在床上，觉得要睡觉了，确实是会笑。哎呀，今天完了，挺高兴的。今天也会是这样的。
冯唐：齐白石用一个更文言的话说：人生事贵畅快，何况写字画画。我是这么看的，第一，同意蒋介石的看法：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无论你挣多挣少，生活要简单。李叔同出家之前的日记、鲁迅的日记，都非常简单，说今天吃了一盘青菜、一条鱼，今天买了四本书。其实，这么多年过来，我不认为自己的财富有巨大的变化，至少没有影响到生活状态，还是撅着屁股干活，整天逆来顺受，打碎牙齿和血吞。总是这样面对世界来增长自己的见识，一直没有丢掉。为什么看你很亲切呢？就是没有丢掉在初中、高中培养的，在马路牙子坐下来喝瓶凉啤酒的快乐。这跟生活状态应该没有关系，跟你的欲望有关系。
第二，我想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跟财富观，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相对独立。我有一个大哥退休了，他曾经挣很多的，喝最好的红酒那种生活方式。拿红酒这事儿问他：你现在买不起那么多了怎么办？他说这样吧，退休没钱了，我就喝九瓶差的，喝一瓶好的，再没钱就喝九十九瓶差的，一瓶好的，那一瓶带给我的满足不一定比一百瓶都是好酒的满足感差。这又一次证明人是很贱的，生活就是自给自足，量入为出。而且，有钱之后应该会花钱，尤其是把自己不能花掉的钱变成一种力量，把钱花到好的地方，不要花在自己根本享受不了的地方。常看有些人说挣那么多钱，他自己的智商真花不掉，而且真不知道怎么好好把钱花掉。最后，没钱的时候别着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
冯唐问徐星
纪录片是我的文学
冯唐：公路小说，比如凯鲁亚克你看过几本，阅读和你的写作有关系吗？
徐星：看过，不仅看过，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他们的影响。也许关系不大，但这种关系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能定义我是一个作家的话，大概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之一。但是，我愿意在这些不多的文字里面，把我从生活中感受到的很多东西，无偿的跟大家分享。这种分享里面就有一种没有疆界的自由，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爱出不出。写作这件事，其实只满足了一个心理需求，就是我能在这个事情里边儿，得到特别丰盈、特别美好的享受。这跟公路小说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必须要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才能保持原始的创作激情。这也是要给所有做艺术的人讲的，千万不要想着出名或者挣钱，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滋有味。
冯唐：你一个写小说的，为什么扛起机器拍纪录片了？
徐星：经常被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以前写小说搞文学，现在拿机器拍纪录片。我爱文学，文学在血液里流，这是一辈子的事，老了以后也一直爱它。拍纪录片，其实没离开文学，不过是用了另外一个载体来表达我的文学。比如说，我不拍事件和概念，拍的都是人，拍人物，拍人性，这跟写作是完全相通的。既然新的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且我还不那么老，可以尝试一下用新的技术来表达文学。而且，建议每一个作家都拍东西，不是拍纪录片，就是拿一个机器拍下你看到的东西。用镜头的语言，用视听的手段。等有一天我真的老了，扛不动机器了，坐在家里看拍的这些东西，然后再面对笔和纸，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说不定是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徐星问冯唐
金线是生活出来的
徐星：妇产科医生的经历，和你后来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关系？
冯唐：有几重关系，第一，是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原来一直觉得自己热爱妇女可能是个问题、是个毛病，于是就去了妇产科，心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治疗方法。就跟《发条橙》一样，你整天犯罪，就让你打砸抢，天天让你看到烦为止。但是经过八年发现没治好，反而觉得写作更治愈一点，这就坚定了信念，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自救。第二，在协和医科大学的那几年，很系统的学了一整套的结构、词汇，从里到外，发现基本的比例关系、构架、前后关系，用的词汇都可以非常的精准。记得读武侠小说，很多作家在描写人体的时候，就是“胴体、胴体、胴体”，然后就没了。后来我发现，我在协和学的这些东西，对于写作特别是某类写作，非常好用。
徐星：你能解释你那个著名的“金线”理论吗？
冯唐：你是十年写一本小说，我差不多是十年有一个词，第一个是“肿胀”，第二个是“金线”。其实这个很难用理论化的语言来讲，但是就拿你这本《剩下的都属于你》里面的一段来说：“我们找到一个小旅馆，慢点死先生在旅馆登记表Sex一栏连着填了三个Yes。登记处的德国小伙子看着慢点死先生，说我们没有这项服务，你可以找别的地方。”这一定不是一个段子，不是在网上看到的，也不是小聪明能有的，而是生活出来的。还有一个“金线”以上的桥段，是《美国往事》里的，小混混为了让暗娼喜欢他，拿仅有的钱买了一块蛋糕，等他到门口的时候，暗娼可能有其他客人，小孩就一直在门口等，他觉得那个蛋糕特别美味，挣扎了半天把蛋糕吃了，结果刚吃完，他正舔手指头的时候，暗娼把门打开了，这小孩一愣，掉头就跑。
冯唐一见面就叫徐星为“星爷”，并说自己是来给星爷捧哏的，便自发地开始不停提问。两人真像表演一样，各种说学逗唱。没想到的是，冯唐问完以后，徐星又开始反问冯唐。这倒给记者省了事，一来一去，两位都把自己对生活、对文学的想法说了个透。
生活以好玩为主
冯唐穿着一条破了洞的牛仔裤走了进来，他说这是为了配合徐星。徐星也开玩笑说，不用担心，我不跟你借钱。赶上中国当代文学黄金时代的徐星，早年成名，却没有从中获得名利。而冯唐正是当下文学市场中的偶像人物，名利双收。但他们对于文学的信念是一样的，从未想过从中获取名利，以好玩为主。
徐星：我的这本《剩下的都属于你》是再版，大概是2004年出的，十年前了。这次再版，我跟编辑讨论，说其实这个小说里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表达也很幼稚，是不是得改改？就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想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分早在1988年就已经发表过了，在我的小说里面，地铁票还是五毛钱一张呢，而且当时北京地铁就只有一条线，西边到八宝山，东边到国贸。我觉得以我现在的阅历，以及我现在对生活、对人生的认知，再重新来改这个小说，有点儿不公平。对读者来说不公平，对我自己来说，也不是一个太舒服的事儿。所以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是20世纪80年代写的，也就这么再版了。
冯唐：人这种变化我觉得贵在顺其自然，写作也是这样。我一直认为要先有真，才能有善和美。否则善是伪善，美是假美。也就是说你写的，只能是你当时所理解的东西，这个真的是要顺应。如果你一旦写你不理解的东西，那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到一个水平了。所以说，你看我的“北京三部曲”，《北京北京》《十八岁》和《万物生长》。《万物生长》是最先写的，基本写的是1985年到2000年这十五年，大概是从我15岁到30岁这么一个回望的过程。我写《不二》，都是我过去这十来年对人世的一些体会。当然有些是用神话色情的形式，有些是用批判现实的形式，只是表现不太一样而已。
徐星：写小说之前，我是一名清洁工，这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份工作，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但是因为我工作表现不好被开除了，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惋惜，我目前的官方定位应该是“社会闲散人员”。为什么清洁工要开始写小说呢？因为从小就是文学青年，到今天都热爱文学。而且我1981年复员回到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不适应，，满道街都在流行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我插队在一个山沟里，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第一次听到很吃惊，觉得这不是靡靡之音吗？这不对味儿啊。和我一起长大的同伴们，疯了一样的考大学。以前我们都是工农兵，穷人最光荣，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因为当时有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知，我就想着试试看用文学表达表达我这种困惑，就写了那篇《无主题变奏》。
冯唐：那时候你赶上了文学的黄金时代。我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说南方有个牙医，没上过正经的医学院，就是把牙一绑，那头绑在门框上，踹一脚就拔了。后来他写了一个三四千字的东西发表了，叫《十八岁出门远行》，就彻底脱贫摆脱了屌丝的状态。还说北京有个诗人，拿着本儿油印的诗集在清华骗饭吃。后来清华有个男生非常气愤，说这都可以骗钱，他也要当诗人。这人后来就写歌了，叫高晓松。
但其实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你前前后后有好几个人，包括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朔的《动物凶猛》、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于是你们一起开创了一个时代，那样一种开创的方式，在今天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两万字就能开创时代了，这也太容易了。感觉就像是在北京买房，三千块钱一平米，放现在你想什么呢？
徐星：但那会儿是集体所有制，都一样。我就觉得，扫地不比看重点宴会挣得少，与其穿白衬衣给首长倒酒，干吗不扫地呢？但我这人劳动纪律特别差，为什么坚决要去清洁组呢？因为包干的就是现在烤鸭店门前的那片停车场，上班前可以先看天儿，刮风、下雨、下雪都不用扫。结果领导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是旷工。
而且，有了这个小说之后，觉得生活变了，成作家了，经常会有记者来采访。好多朋友到我这儿来骗吃骗喝。可当时发表小说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不像今天，郭敬明都能成亿万富翁。媒体采访时，我经常是在工作状态，背着一个大簸箕，拿着笤帚。结果领导就觉得特别不舒服，不发表小说能混得挺好的，上班可以带着狗的，我扫地，狗就在停车场玩儿。发表了小说反而不好混了。
所以那会儿也没什么写作的积极性，《无变奏主题》之后我也有写，包括《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爱情故事》什么的。但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稍微高一点，其他东西都被淹没了。而且我有一个特点，不会写长东西。一直觉得，短是对聪明才智的挑战。写长容易，写短难。
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的时候有种冲动，说自己变成名人了，挺牛的。尤其是对我爸妈，小说变成铅字马上给他们看！其实我也有过这么一段，但是很短，很快就厌倦了，觉得这事儿挺没意思的。直到现在也觉得，写作这事儿对我来说，不意味着名利。有人说你都进中国当代文学史了，干吗不利用这个当个什么？但我三十多年一直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懒散，另一方面是的确没太当回事儿，生活以好玩为主，不好玩就没意思了。尽管你可能非常有钱，但是生活质量低，这一辈子就很荒诞。
写作要让自己爽
徐星一直很疑惑，靠文学发家致富这是中国独有的奇怪现象。但冯唐则认为只要能合理合法的挣到钱，都值得鼓掌。当然，挣钱与否，无碍文学创作，也无碍生活状态。他们一致认为，真正好的文学创作，首先要让自己爽，要有足够自由的表达。真正理想的生活状态，也要和文学创作一样保持着一种自由。
冯唐：文学于我而言，第一点就能把自己缓解一下。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可以稍稍总结一下、归纳一下，用文学的方式看看过去的日子，对世界的体会。的确像你说的那样，我前半段儿跟你类似，也没想到名利这些东西，后来没成想写作这事儿还真能出名。 第二，在写作过程中是很爽的。我最近两只手都有腱鞘炎，可能是打字姿势不对。但是我还是喜欢打字的感觉，因为音乐五音缺仨，但是打字的时候有弹钢琴的感觉，写作的时候有那种快感。而且，我真心觉得是能够帮助一些读到这本书的、读到这些书的人，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肯定能有一定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太笨，并且我思考一个问题的时间相对会久一点。
第三，我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读者看了之后，至少有一个说，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你看那儿有一个傻子也有这个问题。人性是很贱的，一看到别人跟自己类似，比自己还惨就很开心。还有，很多事情咱们的教育有巨大问题，都让你往一个方向看，从一个角度看，这样你失去很多自由。于是希望帮助有些人思考，说某件事至少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见得一定得是那么看。当然我这个角度也不一定是对的，而是告诉你有另外一个角度。一个文学的、一个并不傻也不笨的、一个很用功很认真的人，告诉你可以这么去看，由一生成二，就容易“不二”了，这个是很深的。
徐星：你对文学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的，虽然你也是一个作家富豪榜上榜的“土豪”。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文学能挣大钱，这个事儿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但是在中国很容易，在中国才有这么大的所谓的“文学市场”。中国人生财有道，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发财。比如说宋庄，以前是特别穷的地方。要致富，他们有特殊渠道，为艺术家们提供画材、钉画框。这种生财之道，也是我拍宋庄纪录片的原因。
冯唐：首先，要诚心正意，也就是你最开始图的是什么？我一直不反对挣钱，如果你能靠任何事情合理合法的挣到钱，这是好事，为你鼓掌。就好像所有的商业系统，都是为了能合理合法的挣到钱，创造价值给大家提供享受。但这不是我自己想图的，我开始并没有希望通过写文章来挣钱，现在也没有。能够不贪财、不怕死，现在是更难了。只是为了自己爽写文章，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是要守住的底线，一直在践行。听上去简单，其实不容易的。
举两个例子，从不贪财讲。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这两天我开窍了，看了几本卖得非常好的小说。然后发现，所谓纯文学是要解决问题的，而通俗文学是要让你爽的，不是让作者自己爽的。这就类似于看病和按摩的区别。医院一定跟你说，不一定治得好你，你还会疼，我尽量能够减轻你的痛苦。而按摩师会说，不管怎么样，我能让你舒服。
第二，还是因为第一个，我的追求在什么地方呢？希望过几百年以后，自己的努力不白费，还有人会看我写的东西。还有人会看这个叫冯唐的写的黄书，还有人会读到我写的诗。不见得是读了我的文章去卧轨，但也许能够达到效果。
徐星：所以，对于我而言，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当然，必须得有温饱。我是一个除了温饱以外不要别的太多东西的人，没事基本不消费，就是抽点儿烟。所以虽然没什么钱，但是生活里有特别大的、特别驰骋的自由度。能拿这个时间做我高兴的事情，做完了之后会得到特别大的享受。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应该坚持下去的，也是很享受的，所以感觉生活还是蛮幸福的。我每天躺在床上，觉得要睡觉了，确实是会笑。哎呀，今天完了，挺高兴的。今天也会是这样的。
冯唐：齐白石用一个更文言的话说：人生事贵畅快，何况写字画画。我是这么看的，第一，同意蒋介石的看法：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无论你挣多挣少，生活要简单。李叔同出家之前的日记、鲁迅的日记，都非常简单，说今天吃了一盘青菜、一条鱼，今天买了四本书。其实，这么多年过来，我不认为自己的财富有巨大的变化，至少没有影响到生活状态，还是撅着屁股干活，整天逆来顺受，打碎牙齿和血吞。总是这样面对世界来增长自己的见识，一直没有丢掉。为什么看你很亲切呢？就是没有丢掉在初中、高中培养的，在马路牙子坐下来喝瓶凉啤酒的快乐。这跟生活状态应该没有关系，跟你的欲望有关系。
第二，我想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跟财富观，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相对独立。我有一个大哥退休了，他曾经挣很多的，喝最好的红酒那种生活方式。拿红酒这事儿问他：你现在买不起那么多了怎么办？他说这样吧，退休没钱了，我就喝九瓶差的，喝一瓶好的，再没钱就喝九十九瓶差的，一瓶好的，那一瓶带给我的满足不一定比一百瓶都是好酒的满足感差。这又一次证明人是很贱的，生活就是自给自足，量入为出。而且，有钱之后应该会花钱，尤其是把自己不能花掉的钱变成一种力量，把钱花到好的地方，不要花在自己根本享受不了的地方。常看有些人说挣那么多钱，他自己的智商真花不掉，而且真不知道怎么好好把钱花掉。最后，没钱的时候别着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
冯唐问徐星
纪录片是我的文学
冯唐：公路小说，比如凯鲁亚克你看过几本，阅读和你的写作有关系吗？
徐星：看过，不仅看过，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他们的影响。也许关系不大，但这种关系是潜移默化的。如果能定义我是一个作家的话，大概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之一。但是，我愿意在这些不多的文字里面，把我从生活中感受到的很多东西，无偿的跟大家分享。这种分享里面就有一种没有疆界的自由，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爱出不出。写作这件事，其实只满足了一个心理需求，就是我能在这个事情里边儿，得到特别丰盈、特别美好的享受。这跟公路小说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必须要有自由表达的空间，才能保持原始的创作激情。这也是要给所有做艺术的人讲的，千万不要想着出名或者挣钱，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滋有味。
冯唐：你一个写小说的，为什么扛起机器拍纪录片了？
徐星：经常被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以前写小说搞文学，现在拿机器拍纪录片。我爱文学，文学在血液里流，这是一辈子的事，老了以后也一直爱它。拍纪录片，其实没离开文学，不过是用了另外一个载体来表达我的文学。比如说，我不拍事件和概念，拍的都是人，拍人物，拍人性，这跟写作是完全相通的。既然新的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且我还不那么老，可以尝试一下用新的技术来表达文学。而且，建议每一个作家都拍东西，不是拍纪录片，就是拿一个机器拍下你看到的东西。用镜头的语言，用视听的手段。等有一天我真的老了，扛不动机器了，坐在家里看拍的这些东西，然后再面对笔和纸，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说不定是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徐星问冯唐
金线是生活出来的
徐星：妇产科医生的经历，和你后来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关系？
冯唐：有几重关系，第一，是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原来一直觉得自己热爱妇女可能是个问题、是个毛病，于是就去了妇产科，心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治疗方法。就跟《发条橙》一样，你整天犯罪，就让你打砸抢，天天让你看到烦为止。但是经过八年发现没治好，反而觉得写作更治愈一点，这就坚定了信念，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自救。第二，在协和医科大学的那几年，很系统的学了一整套的结构、词汇，从里到外，发现基本的比例关系、构架、前后关系，用的词汇都可以非常的精准。记得读武侠小说，很多作家在描写人体的时候，就是“胴体、胴体、胴体”，然后就没了。后来我发现，我在协和学的这些东西，对于写作特别是某类写作，非常好用。
徐星：你能解释你那个著名的“金线”理论吗？
冯唐：你是十年写一本小说，我差不多是十年有一个词，第一个是“肿胀”，第二个是“金线”。其实这个很难用理论化的语言来讲，但是就拿你这本《剩下的都属于你》里面的一段来说：“我们找到一个小旅馆，慢点死先生在旅馆登记表Sex一栏连着填了三个Yes。登记处的德国小伙子看着慢点死先生，说我们没有这项服务，你可以找别的地方。”这一定不是一个段子，不是在网上看到的，也不是小聪明能有的，而是生活出来的。还有一个“金线”以上的桥段，是《美国往事》里的，小混混为了让暗娼喜欢他，拿仅有的钱买了一块蛋糕，等他到门口的时候，暗娼可能有其他客人，小孩就一直在门口等，他觉得那个蛋糕特别美味，挣扎了半天把蛋糕吃了，结果刚吃完，他正舔手指头的时候，暗娼把门打开了，这小孩一愣，掉头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