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崇奢思想作为一种消费思想最早在《管子》中出现,但是到了明代中叶由于社会财富的大大增加,提倡崇奢思想的人才开始多了起来。文章主要探讨的是明朝中后期崇奢思想,以陆楫和郭子章为例,一方面从历史背景方面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利用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内容对其进行论述。
关键词:崇奢思想;陆辑;郭子章
在探讨明朝中后期崇奢思想之前,首先要探讨的是什么是俭,什么是奢?大体而言,有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按照社会等级所规范的标准来区分,第二种是根据消费是否为基本需要来区分。不过实际上,包括西方在内,“俭”跟“奢”之间的区分界限其实非常模糊,是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其《奢侈的观念——概念及历史的考察》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奢侈”(luxury)一直是与需要(desire)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因为有需要才有了奢侈的出现;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奢侈作为一种社会需要下的衍生品,只要有需要的存在它也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到了十九世纪由于道德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对于奢侈的态度出现了重大改变。十八世纪前的那种在禁欲观念主导下的道德观对于奢侈是嗤之以鼻的,认为它是欲望下的产物,不承认它是需要的产物。因此贝里用了“desire”一词很好地表述了这一现象。此外贝里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各个时期对于奢侈的定义完全不同,因此对于崇奢观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时期、要充分考虑到倡导奢侈观的思想家所处的历史环境。
在我国古代,崇奢思想被看做是一种异端消费思想;罢奢崇俭才是正统的消费思想。在春秋战国末管仲的《管子》首倡“侈奢”的消费思想,这一思想的影响持续到西汉初。但汉武年间的“独尊儒术”使得这一思想逐渐没落,被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所抛弃。这在于当时主要是由于中国处于农业社会的初期,如果崇尚奢侈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极大压力进而酿成大的社会灾难。由于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悖,所以这一思想最终流于极少数人的只言片语。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状况与约两千年前的西汉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经济开始长足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崇奢思想”有其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有着它独特的积极影响。
明朝是我国商品经济大为发展的朝代,在明朝末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种大背景下的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想法也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對于富裕生活、奢侈品的需要也开始相对于前朝有了极大的扩展,这种需要的扩张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思想未能对现实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此外,在明朝以前提倡奢侈观的诸如管仲和桑弘羊皆为商人,也就是说他们以商人的身份提倡奢侈,这也就使得他们的奢侈观是从具体的事件如丧葬婚娶、日常用度出发,从个人消费角度提倡“侈”。而陆楫和郭子章都不是商人,陆楫是思想家,而郭子章更是个久经官场的大官;此二人提倡奢侈的观念都是立足于国家的角度,分析国家奢与国家俭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结果,得出应倡导奢侈的观点。
陆楫被后世认为是明朝中叶崇奢观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对奢俭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和家庭有利,从社会考虑则有害:“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并且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谋生手段,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就是通过奢侈的刺激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解决失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 则鬻者、织者分其利”。富商大贾在衣食住行方面讲究排场显示奢华,在客观上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农人、厨师、小商人、织缎者增加谋生手段,并可以从中分得一部分利益;聚集一处的财富也就因而分流到贫者首重,天下之富于是有望。他据此提出,扩大奢侈(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应制定崇奢的消费政策。
郭子章是万历朝的官员,曾官至兵部尚书;先后在福建、广东、浙江、贵州等地为官,而广东、浙江等地均为明朝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而其经济思想主要是从现实出发,在评议当朝财政政策时所反映出来。有学者将郭子章的奢俭问题上的观点看做是“奢俭俱非”观,理由是郭子章认为:“奢者过,俭者不及。奢之为害也巨,俭之为害也亦巨。”从这一点看,郭子章的崇奢观与管仲的侈奢观有着相同之处,即都提倡奢侈的同时要注意把握尺度。笔者之所以认为郭子章是崇奢观,是因为他说:“奢者纵一己之欲而激天下之怒,故其为祸烈而犹可制;俭者失万民之欲而丛天下之怨,故其为祸迟而不可收拾。”郭子章认为:“欲为天下国家计,即明主不得俭也”,“欲为人主画天下国家计,则臣不得俭也。”因而虽然郭子章认为奢不可过,但仍认为是应该崇奢的,只是由于他的身份的原因他深知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应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提倡从而实现天下富,天下“奢”。
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在明朝中叶产生,其对于奢侈的论述在《管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综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管仲的“侈奢观”虽然在历朝历代不受重视,只有在西汉时由桑弘羊在议论朝事时有提出并认为应该提倡管仲的这种观念;但在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节用、节俭观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崇奢观者存在但是人数极少,但毕竟是有继承下来。宋朝是我国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一个时期,崇奢观在当时的文人中也有所提及。在这些前人的基础上,陆楫、郭子章的崇奢观就有了更多的可借鉴的内容。
其次,陆楫与郭子章所处的时代不同于管仲。管仲处于封建生产关系诞生之初,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不可能像陆楫与郭子章那样来得深刻。所以身为思想家和官员的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较之管仲有着明显的进步,这表现在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消费对经济发展以及生产的促进作用的认识。明朝中叶中国商品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明朝末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工商业的繁荣促使当时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思考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人们意识到先生产再消费已经开始逐渐变成有消费的需要就能促使该需要的生产,虽然这种意识还处于混沌时期,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能够有意识并且系统的思考、研究进而阐述这一变化。陆楫与郭子章就是其中之一。
再次,明朝中叶思想比较开放而明朝末时思想界十分活泼,加上由于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流传开始加快。管仲的“侈奢观”虽然流传下来,但是在其生前却未能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明朝中叶开始已经不似明初那般思想控制严,经济的发展使得各种信息的流通开始加速。在继承前人观点与评述同时期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明朝思想家们对于奢侈与节用的探讨也更加深入。因而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能从国家、天下的角度提倡奢侈,同时又提出个人的节俭是有必要的。
崇奢思想虽然在直到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前其影响都不是甚大,但是还是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等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其思想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下面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现代微观经济学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在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生产起决定性作用;消费对其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可以说,你想消费什么就能生产该样产品或服务。刺激消费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极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发展明显,陆楫与郭子章提倡奢侈思想,就是要富人多消费,因为当时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只有提倡奢侈富人才会把钱拖入到工商业等封建社会的“末”中,进而增加工商业的资金,使得工商业的技术进步得以成为现实。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一直是官方主流思想,其影响力极大;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更不用说官员不可能与其进行正面交锋,因而绕道提倡奢侈也就是对这一观念的冲击。如果说陆楫与郭子章在提倡奢侈时并不曾反对“重农抑商”,但其思想的结果还是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生活在明朝的人尚不知生产与消费,但其思想所反映出的却正好与现代经济学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内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消费的发展趋势来看,“崇奢”观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脉络的,只是它的真正盛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尤其是在中国。
凯恩斯作为宏观经济学之父也积极倡导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他在现代经济学掀起了一场革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国民收入,这与陆楫、郭子章的崇奢观从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其中凯恩斯的“节约悖论”指出: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凯恩斯进一步指出各种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总供给可以适应总需求的增加而无限增加,也就是说不必考虑总供给对国民收入决定的影响。因此,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总需求不足正是引起供给过剩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加大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减少时,则会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增加消费,哪怕是奢侈性消费也可以刺激经济繁荣。
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是也是有迹可循。明朝中叶“重钱轻银”思想盛行,这一则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崇奢思想的影响。倡导奢侈,富人追求奢侈生活,社会财富的流通加速,金银在这种加速的流通中的不便之处开始凸现,而钱由于轻、小等特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而“重钱轻银”思想的流行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产生也就成为了必然。
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产生于社会转型时期,即由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经济只占极少数向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萌芽的过渡时期,有着其先进性,其积极影响也不言而喻。此外他们的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市民阶级的意识,对于后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仍是罢奢崇俭,因而该思想未能对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冲击;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思想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如陆楫过分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认为不是商业的发展助长奢侈之风,而是奢侈之风促进商业的繁荣,完全忽略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不懂得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并决定消费的方式,人们新的消费需要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的发展引起的。这从理论上说是不正确的,却又从客观上反映出当时商业的发展繁荣状况对人们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通过对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的解读,可以看出身处转型时期的明朝中叶,人们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基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当时的以自然经济为主题的社会经济予以冲击;但是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却还不足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茁壮成长,其中缘由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陈新岗,张秀娈.古代中国异端消费思想与行为的历史学和经济学解读[J].社会科学论坛,2008(9).
3、吴申元.试论明代中后期经济思想的演变[A].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C].2000.
4、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5、李秀丽.崇奢黜俭:对传统消费观的几点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2(4).
6、Christopher J. Berry.The idea of luxury: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作者單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关键词:崇奢思想;陆辑;郭子章
在探讨明朝中后期崇奢思想之前,首先要探讨的是什么是俭,什么是奢?大体而言,有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按照社会等级所规范的标准来区分,第二种是根据消费是否为基本需要来区分。不过实际上,包括西方在内,“俭”跟“奢”之间的区分界限其实非常模糊,是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其《奢侈的观念——概念及历史的考察》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而新颖的阐述。他认为“奢侈”(luxury)一直是与需要(desire)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因为有需要才有了奢侈的出现;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奢侈作为一种社会需要下的衍生品,只要有需要的存在它也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到了十九世纪由于道德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对于奢侈的态度出现了重大改变。十八世纪前的那种在禁欲观念主导下的道德观对于奢侈是嗤之以鼻的,认为它是欲望下的产物,不承认它是需要的产物。因此贝里用了“desire”一词很好地表述了这一现象。此外贝里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各个时期对于奢侈的定义完全不同,因此对于崇奢观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时期、要充分考虑到倡导奢侈观的思想家所处的历史环境。
在我国古代,崇奢思想被看做是一种异端消费思想;罢奢崇俭才是正统的消费思想。在春秋战国末管仲的《管子》首倡“侈奢”的消费思想,这一思想的影响持续到西汉初。但汉武年间的“独尊儒术”使得这一思想逐渐没落,被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所抛弃。这在于当时主要是由于中国处于农业社会的初期,如果崇尚奢侈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极大压力进而酿成大的社会灾难。由于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悖,所以这一思想最终流于极少数人的只言片语。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状况与约两千年前的西汉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经济开始长足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崇奢思想”有其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有着它独特的积极影响。
明朝是我国商品经济大为发展的朝代,在明朝末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种大背景下的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想法也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對于富裕生活、奢侈品的需要也开始相对于前朝有了极大的扩展,这种需要的扩张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思想未能对现实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此外,在明朝以前提倡奢侈观的诸如管仲和桑弘羊皆为商人,也就是说他们以商人的身份提倡奢侈,这也就使得他们的奢侈观是从具体的事件如丧葬婚娶、日常用度出发,从个人消费角度提倡“侈”。而陆楫和郭子章都不是商人,陆楫是思想家,而郭子章更是个久经官场的大官;此二人提倡奢侈的观念都是立足于国家的角度,分析国家奢与国家俭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结果,得出应倡导奢侈的观点。
陆楫被后世认为是明朝中叶崇奢观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对奢俭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和家庭有利,从社会考虑则有害:“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并且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谋生手段,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就是通过奢侈的刺激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解决失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 则鬻者、织者分其利”。富商大贾在衣食住行方面讲究排场显示奢华,在客观上为生产这些产品的农人、厨师、小商人、织缎者增加谋生手段,并可以从中分得一部分利益;聚集一处的财富也就因而分流到贫者首重,天下之富于是有望。他据此提出,扩大奢侈(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应制定崇奢的消费政策。
郭子章是万历朝的官员,曾官至兵部尚书;先后在福建、广东、浙江、贵州等地为官,而广东、浙江等地均为明朝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而其经济思想主要是从现实出发,在评议当朝财政政策时所反映出来。有学者将郭子章的奢俭问题上的观点看做是“奢俭俱非”观,理由是郭子章认为:“奢者过,俭者不及。奢之为害也巨,俭之为害也亦巨。”从这一点看,郭子章的崇奢观与管仲的侈奢观有着相同之处,即都提倡奢侈的同时要注意把握尺度。笔者之所以认为郭子章是崇奢观,是因为他说:“奢者纵一己之欲而激天下之怒,故其为祸烈而犹可制;俭者失万民之欲而丛天下之怨,故其为祸迟而不可收拾。”郭子章认为:“欲为天下国家计,即明主不得俭也”,“欲为人主画天下国家计,则臣不得俭也。”因而虽然郭子章认为奢不可过,但仍认为是应该崇奢的,只是由于他的身份的原因他深知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应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提倡从而实现天下富,天下“奢”。
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在明朝中叶产生,其对于奢侈的论述在《管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综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管仲的“侈奢观”虽然在历朝历代不受重视,只有在西汉时由桑弘羊在议论朝事时有提出并认为应该提倡管仲的这种观念;但在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节用、节俭观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崇奢观者存在但是人数极少,但毕竟是有继承下来。宋朝是我国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一个时期,崇奢观在当时的文人中也有所提及。在这些前人的基础上,陆楫、郭子章的崇奢观就有了更多的可借鉴的内容。
其次,陆楫与郭子章所处的时代不同于管仲。管仲处于封建生产关系诞生之初,对于商品经济的理解不可能像陆楫与郭子章那样来得深刻。所以身为思想家和官员的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较之管仲有着明显的进步,这表现在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消费对经济发展以及生产的促进作用的认识。明朝中叶中国商品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明朝末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工商业的繁荣促使当时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思考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人们意识到先生产再消费已经开始逐渐变成有消费的需要就能促使该需要的生产,虽然这种意识还处于混沌时期,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能够有意识并且系统的思考、研究进而阐述这一变化。陆楫与郭子章就是其中之一。
再次,明朝中叶思想比较开放而明朝末时思想界十分活泼,加上由于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流传开始加快。管仲的“侈奢观”虽然流传下来,但是在其生前却未能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明朝中叶开始已经不似明初那般思想控制严,经济的发展使得各种信息的流通开始加速。在继承前人观点与评述同时期他人观点的基础上,明朝思想家们对于奢侈与节用的探讨也更加深入。因而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能从国家、天下的角度提倡奢侈,同时又提出个人的节俭是有必要的。
崇奢思想虽然在直到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前其影响都不是甚大,但是还是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等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其思想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下面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现代微观经济学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在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生产起决定性作用;消费对其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可以说,你想消费什么就能生产该样产品或服务。刺激消费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极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发展明显,陆楫与郭子章提倡奢侈思想,就是要富人多消费,因为当时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只有提倡奢侈富人才会把钱拖入到工商业等封建社会的“末”中,进而增加工商业的资金,使得工商业的技术进步得以成为现实。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一直是官方主流思想,其影响力极大;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更不用说官员不可能与其进行正面交锋,因而绕道提倡奢侈也就是对这一观念的冲击。如果说陆楫与郭子章在提倡奢侈时并不曾反对“重农抑商”,但其思想的结果还是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生活在明朝的人尚不知生产与消费,但其思想所反映出的却正好与现代经济学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内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消费的发展趋势来看,“崇奢”观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脉络的,只是它的真正盛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尤其是在中国。
凯恩斯作为宏观经济学之父也积极倡导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他在现代经济学掀起了一场革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国民收入,这与陆楫、郭子章的崇奢观从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其中凯恩斯的“节约悖论”指出: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凯恩斯进一步指出各种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总供给可以适应总需求的增加而无限增加,也就是说不必考虑总供给对国民收入决定的影响。因此,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总需求不足正是引起供给过剩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加大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减少时,则会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增加消费,哪怕是奢侈性消费也可以刺激经济繁荣。
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是也是有迹可循。明朝中叶“重钱轻银”思想盛行,这一则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崇奢思想的影响。倡导奢侈,富人追求奢侈生活,社会财富的流通加速,金银在这种加速的流通中的不便之处开始凸现,而钱由于轻、小等特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而“重钱轻银”思想的流行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产生也就成为了必然。
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产生于社会转型时期,即由自然经济为主体、商品经济只占极少数向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萌芽的过渡时期,有着其先进性,其积极影响也不言而喻。此外他们的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市民阶级的意识,对于后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仍是罢奢崇俭,因而该思想未能对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冲击;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思想也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如陆楫过分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认为不是商业的发展助长奢侈之风,而是奢侈之风促进商业的繁荣,完全忽略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不懂得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并决定消费的方式,人们新的消费需要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的发展引起的。这从理论上说是不正确的,却又从客观上反映出当时商业的发展繁荣状况对人们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通过对陆楫与郭子章的崇奢观的解读,可以看出身处转型时期的明朝中叶,人们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基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当时的以自然经济为主题的社会经济予以冲击;但是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却还不足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茁壮成长,其中缘由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陈新岗,张秀娈.古代中国异端消费思想与行为的历史学和经济学解读[J].社会科学论坛,2008(9).
3、吴申元.试论明代中后期经济思想的演变[A].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C].2000.
4、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5、李秀丽.崇奢黜俭:对传统消费观的几点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2(4).
6、Christopher J. Berry.The idea of luxury: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作者單位:安徽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