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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标记。上海的霓虹灯无疑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时尚、浪漫的符号。沈莱舟天生的商业头脑使他一眼就看准了蕴含在霓虹灯内的商业价值。他用上海流行的霓虹灯把恒源祥装点起来，让恒源祥的店面从工楼装到3楼都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在中国品牌历史上，恒源祥绝对是一个特例，沈莱舟绝对是一个天才。与以同仁堂为代表的传统中国老字号诚信为本，依靠几代人的努力慢慢积累品牌厚度的做法不同，恒源祥的特殊一方面在于它早在80多年前就开创了中国以现代商业营销模式打造本土品牌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于它的身上浓缩了中国这80多年中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时代背影和精神，穿越战火与硝烟，历久弥珍。
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总会有一件或者几件这样或者那样的事件，为某些心有抱负的人创造机会，使他们偶然的走向必然的成功。沈莱舟就抓住了历史机遇。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标记。上海的霓虹灯无疑是上世纪3。年代上海时尚、浪漫的符号。沈莱舟天生的商业头脑使他一眼就看准了蕴含在霓虹灯内的商业价值。他用上海流行的霓虹灯把恒源祥装点起来，让恒源祥的店面从1楼装到3楼都闪烁着时代的光芒。上世纪3。年代的上海人们同样追逐着时尚的步伐。大上海的电影明星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沈莱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影视明星的广告价值跟本土品牌的运营结合起来的人。
一天，恒源祥的店面门前还没开业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各路报社记者、普通上海市民甚至是达官贵人万人空巷涌到了恒源祥。原来，风靡大上海的歌曲《夜上海》、《天涯歌女》的演唱者，著名电影《马路天使》的女主角周旋要在这一天光顾恒源祥试穿用它的绒线织成的毛衣。早在几天前沈莱舟就通知了电台和报纸。现代商业营销模式，明星效应被沈莱舟娴熟的应用在自己的品牌打造上。
沈莱舟做的还不止这些。1946年沈莱舟展开了新一轮的广告攻势，用他的话说就是：所谓生意，就是你要生出新的(主)意来。这一次，沈莱舟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恒源祥推出“海陆空有奖销售”。奖品分为几个等级，超等级获得者可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到天空中遨游，特等级获得者可乘海轮到宁波玩2天，优等级获得者可坐火车到无锡、苏州玩2天。当时，坐飞机可是一件极为稀罕的事情。买绒线有机会得奖乘飞机，这在上海引起一阵轰动。这在上海商界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商界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沈莱舟为了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区别于以往守旧传统的中国新商人的创新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现代中国品牌的历史最多也不过30年，然而80几年前，沈莱舟以一己之力几乎垄断了上海绒线的生产和销售，成功打造了中国本土商业品牌恒源祥。他身上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或许正是今天的恒源祥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
周祥生：旧上海的汽车传奇
奔驰、福特、雪佛兰、奧斯汀这些如今也是名牌的轿车在80年前的上海街头呼啸而过，车上穿着旗袍的小姐太太们鄙夷的看着被甩在身后的人力洋包车，玉手清动，抓起一粒瓜子放在嘴中，忙不迭嘟囔：“侬前面左拐，阿拉到家”，仿佛这个弯转过去之后，一个新的世纪就在等着他们的到来。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文明的逼人气息开始渗透到上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超出了单纯生活享受范围，作为权势和地位象征的出租车就是其中之一。
征服与梦想
上海是中国最早拥有出租车的城市之一，周祥生是上海出租车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因为他的存在，旧上海的汽车梦才被赋予了穿越时空的魅力，上海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彰显的地位和品味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上海精神就在这样的体系中闪烁出暧昧的光芒：就算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似乎也看不清眼前的这座城市，这个城市里的风花雪月原来只是传说，征服的梦想和亢奋的荷尔蒙才是主导这座城市最原始的冲动。
周祥生身上就有这种最原始的冲动。当1907年13岁的周祥生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时，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剧变，上流社会像瘟疫一般扩散着它的影响力，深入骨髓。富家的少爷、小姐们即使是有自家的人力车，在电影院散场之后也会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家：讲究，有派，所以那时的上海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出租车后面跟着一辆洋包车，拼命的奔跑，似乎在追逐着一个时代的背影。
周祥生嗅到了蕴含在时代气息中的商机，暧昧而亢奋，终于在1923年成立了自己的出租车公司，中国最早的本土出租车公司：“祥生车行”。周祥生很快成为上海出租车领域内的大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上海塑形。周祥生明白，上海人对于新事物是从不会排斥的，上海开放的形态造就了上海人开放的心态。怎样让上海人知道新事物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广告轰炸进入了周祥生的视野。这也造就了历史上的一个传奇：40000出租车叫车号码!
再造传奇
说起周祥生的40000号电话号码，绝对是一个老上海“汽车大王”商战立根的经典传奇。周祥生打出的广告语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这个电话，不仅因其简洁易记，更因其内含的政治意义，立即击败竞争对手。
早期的出租汽车由于收费昂贵，顾客稀少，雇车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电话预约叫车。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装有电话的人家多了起来，电话叫车，不仅方便，更成为时尚。有钱有闲的太太、小姐打完麻将之后，接下来的节目，自然是叫车去南京路的四大公司购物，于是出租车公司的广告就画出来了：一盈盈浅笑的俏丽女子拿着电话听筒，一副轻轻松松的模样，而一辆漂亮的出租车已经开进了花园。汽车在那时已经是地位的象征。当时，老上海的电话机都装在墙上，铃声一响，拎起听筒对话，如果不是找自己，就得叫人来接听，这时听筒无处搁放，常常悬空吊着，很不方便。周祥生就叫人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别致的金属搁架，上面印有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电话号码，免费装在饭店、舞厅、电影院等热闹场所，乘客打电话的时候，都能看见祥生公司的电话号码。
周祥生通过广告轰炸为整个上海滩输出了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由此，上海人的思想方式甚至是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今天看到每个大城市都是车水马龙，饱受堵车之苦时，有谁还会记得80年前的上海的大佬们坐在汽车里时那种愜意的姿态，满足的眼神?
荣氏家族：铸一“荣”光
起家于上海的荣氏家族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清教徒式的职业精神，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百折不挠的韧性与勇气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找得到，而这也正是上海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一个新兴的家族在大洋彼岸崛起，其实力几乎可以跟任何当时橫行于世界的跨国公司相抗衡，也正是这种精神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渡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并确保了其 辉煌至今
上海精神
近代荣氏家族的辉煌起源于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他们两兄弟见证了中国近代民间资本力量的崛起，同时他们也是专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自强求富”口号的实践者。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清政府洋务运动的破产。从此之后，中国的民商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期。这个时期，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中国各个领域心怀抱负的精英都汇聚到这里，希冀在此一层宏图，实现理想。
起家于上海的荣氏家族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清教徒式的职业精神，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百折不挠的韧性与勇气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找得到。而这也正是上海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一个新兴的家族在大洋彼岸崛起，其实力几乎可以跟任何当时横行于世界的跨国公司相抗衡，也正是这种精神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渡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并确保了其辉煌至今。
1900年，荣宗敬、荣德生到上海闯荡，与人合办了一家面粉厂。1907年，认定“吃与穿最值得进入”的荣家兄弟与族人又合股创办振新纱厂从此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开创了荣氏家族百年的辉煌。
铸就辉煌
历数世界上成功的家族企业，他们的成功都与每个特定时代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品质分不开。时代精神和个人特质的结合造就了历史上无数的传奇。荣氏家族也是如此。
当然，成就一个家族企业百年盛名的绝不仅仅是顺境中的成功。一个家族在面对逆境时所展现出的百折不挠的韧性与勇气更加重要。新中国成立后，荣氏家族在公私合营后并没有消沉。在国外的家族成员继续在各个领域内延续着家族的辉煌与荣耀，留在国内的家族成员在改革开放后也将家族的传奇续写了下去。回望荣氏家族百年的历史，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时代精神、对于财富的敏感和执着追求不正是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内在动力和原因吗!
钱文忠：奢华的文化与卜海
在复旦大学的教授中，有一个特别的身影，他用的毛笔，身上的衣服、鞋子全部是定制奢侈品，他的指间卡地亚戒指闪闪发光，右手腕戴着一串血色琥珀、一串蒂凡尼银链，左手腕则是限量版的欧米茄玫瑰金表。他随身带着的皮包中用于签名的万宝龙笔就有五六支，他还拥有专职司机。如果不是出现在校园和讲堂上，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他就是上海当代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钱文忠。他在世人怀疑的目光中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就像上海历史上曾经的那些特立独行的文化大佬一样。似乎，曾经被京派文学所批判的“繁华与糜烂”的海派“恶之花”又重新绽放。然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才是上海精神的体现：有品味、有派!
绽放奢华之花
上海精神是上海人的自豪，因为那是上海百年来历史沉淀的产物，当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是不是应该把头上的那一根长辫剪掉时，上海的大佬们就已经开始探讨上海传统的旗袍配上意大利还是法国的奢侈饰品才显得更得体了。由此上海文化历史上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海派文化。钱文忠无疑是当代海派文化的继承者：他用自己的方式为海派文化中蕴含的上海精神重新塑形。如果不了解海派文化的历史，就不会理解上海精神，当然也不会理解为什么钱文忠会这么热忠于奢侈品。
上海精神源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形成跟曾经活跃于上海的那些文学大佬们是分不开的，郁达夫、鲁迅、张爱玲、林徽因等等。上世纪初，郁达夫以一部描写上海才子佳人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拉开了海派文学的大幕。20年代后，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作作品，把上海这座城市的奢华与浪漫用他们的笔尖写到了每一千上海人心灵的深处。在国人还未明白什么是奢侈品时，景德镇的瓷器，外滩的奢华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品牌就已经出现在这些文化大佬的著作中，他们共同完成了对上海奢华生活和形态的启蒙。
30年代是海派文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鸳鸯蝴蝶派继续让上海沉醉于小资情调的氛围之中，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已经有意识的开始探讨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恶之花”，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千人》等许多小说里关于上海大佬们的奢华生活的描写就是明显的例子。
品味的传承与升华
在塑造了上海精神的海派文化中，左翼联盟的地位不得不提。如果说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的大佬们从正面向上海输出了奢华品味的话，那左翼文学则用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笔触和视角从反面将奢华的上海滩暴露于世人面前。作为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为“商”“帮忙”，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在这种批判中逐渐显出轮廓：崇尚金钱与权力的强势文化在旧上海开出绚烂的“恶之花”，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欲望试图冲破传统的压抑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在京派与海派论战的3。年代，鲁迅用其特有的犀利将奢华的上海批判得体无完肤，上海也开始反思自己。正是在这种批判中，上海独特的文化个性，完成了自身的升华。
海派文学的大佬们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常新的主题，发现了隐藏在繁华都市下蠢蠢欲动的欲望和冲动。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在他们的笔下把上海的奢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反思之后，上海精神逐渐形成，品味源于奢华，追求成就品味。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钱文忠的上上下下为何都散发出奢侈的光芒。因为上海原本就是如此，上海人原本就是如此。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张爱玲的名言仿佛在耳边回荡：”到底是上海人!”
在中国品牌历史上，恒源祥绝对是一个特例，沈莱舟绝对是一个天才。与以同仁堂为代表的传统中国老字号诚信为本，依靠几代人的努力慢慢积累品牌厚度的做法不同，恒源祥的特殊一方面在于它早在80多年前就开创了中国以现代商业营销模式打造本土品牌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于它的身上浓缩了中国这80多年中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时代背影和精神，穿越战火与硝烟，历久弥珍。
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总会有一件或者几件这样或者那样的事件，为某些心有抱负的人创造机会，使他们偶然的走向必然的成功。沈莱舟就抓住了历史机遇。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标记。上海的霓虹灯无疑是上世纪3。年代上海时尚、浪漫的符号。沈莱舟天生的商业头脑使他一眼就看准了蕴含在霓虹灯内的商业价值。他用上海流行的霓虹灯把恒源祥装点起来，让恒源祥的店面从1楼装到3楼都闪烁着时代的光芒。上世纪3。年代的上海人们同样追逐着时尚的步伐。大上海的电影明星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沈莱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影视明星的广告价值跟本土品牌的运营结合起来的人。
一天，恒源祥的店面门前还没开业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各路报社记者、普通上海市民甚至是达官贵人万人空巷涌到了恒源祥。原来，风靡大上海的歌曲《夜上海》、《天涯歌女》的演唱者，著名电影《马路天使》的女主角周旋要在这一天光顾恒源祥试穿用它的绒线织成的毛衣。早在几天前沈莱舟就通知了电台和报纸。现代商业营销模式，明星效应被沈莱舟娴熟的应用在自己的品牌打造上。
沈莱舟做的还不止这些。1946年沈莱舟展开了新一轮的广告攻势，用他的话说就是：所谓生意，就是你要生出新的(主)意来。这一次，沈莱舟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恒源祥推出“海陆空有奖销售”。奖品分为几个等级，超等级获得者可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到天空中遨游，特等级获得者可乘海轮到宁波玩2天，优等级获得者可坐火车到无锡、苏州玩2天。当时，坐飞机可是一件极为稀罕的事情。买绒线有机会得奖乘飞机，这在上海引起一阵轰动。这在上海商界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商界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沈莱舟为了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区别于以往守旧传统的中国新商人的创新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现代中国品牌的历史最多也不过30年，然而80几年前，沈莱舟以一己之力几乎垄断了上海绒线的生产和销售，成功打造了中国本土商业品牌恒源祥。他身上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或许正是今天的恒源祥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
周祥生：旧上海的汽车传奇
奔驰、福特、雪佛兰、奧斯汀这些如今也是名牌的轿车在80年前的上海街头呼啸而过，车上穿着旗袍的小姐太太们鄙夷的看着被甩在身后的人力洋包车，玉手清动，抓起一粒瓜子放在嘴中，忙不迭嘟囔：“侬前面左拐，阿拉到家”，仿佛这个弯转过去之后，一个新的世纪就在等着他们的到来。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现代文明的逼人气息开始渗透到上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超出了单纯生活享受范围，作为权势和地位象征的出租车就是其中之一。
征服与梦想
上海是中国最早拥有出租车的城市之一，周祥生是上海出租车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因为他的存在，旧上海的汽车梦才被赋予了穿越时空的魅力，上海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彰显的地位和品味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上海精神就在这样的体系中闪烁出暧昧的光芒：就算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似乎也看不清眼前的这座城市，这个城市里的风花雪月原来只是传说，征服的梦想和亢奋的荷尔蒙才是主导这座城市最原始的冲动。
周祥生身上就有这种最原始的冲动。当1907年13岁的周祥生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时，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剧变，上流社会像瘟疫一般扩散着它的影响力，深入骨髓。富家的少爷、小姐们即使是有自家的人力车，在电影院散场之后也会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家：讲究，有派，所以那时的上海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出租车后面跟着一辆洋包车，拼命的奔跑，似乎在追逐着一个时代的背影。
周祥生嗅到了蕴含在时代气息中的商机，暧昧而亢奋，终于在1923年成立了自己的出租车公司，中国最早的本土出租车公司：“祥生车行”。周祥生很快成为上海出租车领域内的大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上海塑形。周祥生明白，上海人对于新事物是从不会排斥的，上海开放的形态造就了上海人开放的心态。怎样让上海人知道新事物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广告轰炸进入了周祥生的视野。这也造就了历史上的一个传奇：40000出租车叫车号码!
再造传奇
说起周祥生的40000号电话号码，绝对是一个老上海“汽车大王”商战立根的经典传奇。周祥生打出的广告语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这个电话，不仅因其简洁易记，更因其内含的政治意义，立即击败竞争对手。
早期的出租汽车由于收费昂贵，顾客稀少，雇车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电话预约叫车。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装有电话的人家多了起来，电话叫车，不仅方便，更成为时尚。有钱有闲的太太、小姐打完麻将之后，接下来的节目，自然是叫车去南京路的四大公司购物，于是出租车公司的广告就画出来了：一盈盈浅笑的俏丽女子拿着电话听筒，一副轻轻松松的模样，而一辆漂亮的出租车已经开进了花园。汽车在那时已经是地位的象征。当时，老上海的电话机都装在墙上，铃声一响，拎起听筒对话，如果不是找自己，就得叫人来接听，这时听筒无处搁放，常常悬空吊着，很不方便。周祥生就叫人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别致的金属搁架，上面印有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电话号码，免费装在饭店、舞厅、电影院等热闹场所，乘客打电话的时候，都能看见祥生公司的电话号码。
周祥生通过广告轰炸为整个上海滩输出了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由此，上海人的思想方式甚至是言谈举止和社会交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今天看到每个大城市都是车水马龙，饱受堵车之苦时，有谁还会记得80年前的上海的大佬们坐在汽车里时那种愜意的姿态，满足的眼神?
荣氏家族：铸一“荣”光
起家于上海的荣氏家族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清教徒式的职业精神，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百折不挠的韧性与勇气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找得到，而这也正是上海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一个新兴的家族在大洋彼岸崛起，其实力几乎可以跟任何当时橫行于世界的跨国公司相抗衡，也正是这种精神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渡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并确保了其 辉煌至今
上海精神
近代荣氏家族的辉煌起源于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他们两兄弟见证了中国近代民间资本力量的崛起，同时他们也是专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自强求富”口号的实践者。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清政府洋务运动的破产。从此之后，中国的民商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期。这个时期，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中国各个领域心怀抱负的精英都汇聚到这里，希冀在此一层宏图，实现理想。
起家于上海的荣氏家族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最鲜活的样本——清教徒式的职业精神，对财富的敏锐嗅觉与执着渴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百折不挠的韧性与勇气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找得到。而这也正是上海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一个新兴的家族在大洋彼岸崛起，其实力几乎可以跟任何当时横行于世界的跨国公司相抗衡，也正是这种精神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渡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并确保了其辉煌至今。
1900年，荣宗敬、荣德生到上海闯荡，与人合办了一家面粉厂。1907年，认定“吃与穿最值得进入”的荣家兄弟与族人又合股创办振新纱厂从此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开创了荣氏家族百年的辉煌。
铸就辉煌
历数世界上成功的家族企业，他们的成功都与每个特定时代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品质分不开。时代精神和个人特质的结合造就了历史上无数的传奇。荣氏家族也是如此。
当然，成就一个家族企业百年盛名的绝不仅仅是顺境中的成功。一个家族在面对逆境时所展现出的百折不挠的韧性与勇气更加重要。新中国成立后，荣氏家族在公私合营后并没有消沉。在国外的家族成员继续在各个领域内延续着家族的辉煌与荣耀，留在国内的家族成员在改革开放后也将家族的传奇续写了下去。回望荣氏家族百年的历史，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时代精神、对于财富的敏感和执着追求不正是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内在动力和原因吗!
钱文忠：奢华的文化与卜海
在复旦大学的教授中，有一个特别的身影，他用的毛笔，身上的衣服、鞋子全部是定制奢侈品，他的指间卡地亚戒指闪闪发光，右手腕戴着一串血色琥珀、一串蒂凡尼银链，左手腕则是限量版的欧米茄玫瑰金表。他随身带着的皮包中用于签名的万宝龙笔就有五六支，他还拥有专职司机。如果不是出现在校园和讲堂上，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他就是上海当代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钱文忠。他在世人怀疑的目光中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就像上海历史上曾经的那些特立独行的文化大佬一样。似乎，曾经被京派文学所批判的“繁华与糜烂”的海派“恶之花”又重新绽放。然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才是上海精神的体现：有品味、有派!
绽放奢华之花
上海精神是上海人的自豪，因为那是上海百年来历史沉淀的产物，当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是不是应该把头上的那一根长辫剪掉时，上海的大佬们就已经开始探讨上海传统的旗袍配上意大利还是法国的奢侈饰品才显得更得体了。由此上海文化历史上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海派文化。钱文忠无疑是当代海派文化的继承者：他用自己的方式为海派文化中蕴含的上海精神重新塑形。如果不了解海派文化的历史，就不会理解上海精神，当然也不会理解为什么钱文忠会这么热忠于奢侈品。
上海精神源于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形成跟曾经活跃于上海的那些文学大佬们是分不开的，郁达夫、鲁迅、张爱玲、林徽因等等。上世纪初，郁达夫以一部描写上海才子佳人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拉开了海派文学的大幕。20年代后，上海的作家们沿着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道路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文学，丁玲、蒋光慈、巴金、潘汉年、叶灵凤等时髦的作家无不以上海为题材创作作品，把上海这座城市的奢华与浪漫用他们的笔尖写到了每一千上海人心灵的深处。在国人还未明白什么是奢侈品时，景德镇的瓷器，外滩的奢华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品牌就已经出现在这些文化大佬的著作中，他们共同完成了对上海奢华生活和形态的启蒙。
30年代是海派文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年代，鸳鸯蝴蝶派继续让上海沉醉于小资情调的氛围之中，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已经有意识的开始探讨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恶之花”，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千人》等许多小说里关于上海大佬们的奢华生活的描写就是明显的例子。
品味的传承与升华
在塑造了上海精神的海派文化中，左翼联盟的地位不得不提。如果说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的大佬们从正面向上海输出了奢华品味的话，那左翼文学则用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笔触和视角从反面将奢华的上海滩暴露于世人面前。作为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为“商”“帮忙”，这是一种商业味很浓的文学。
“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靡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在这种批判中逐渐显出轮廓：崇尚金钱与权力的强势文化在旧上海开出绚烂的“恶之花”，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欲望试图冲破传统的压抑尽情展示自己的魅力。在京派与海派论战的3。年代，鲁迅用其特有的犀利将奢华的上海批判得体无完肤，上海也开始反思自己。正是在这种批判中，上海独特的文化个性，完成了自身的升华。
海派文学的大佬们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常新的主题，发现了隐藏在繁华都市下蠢蠢欲动的欲望和冲动。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在他们的笔下把上海的奢华展现的淋漓尽致。在反思之后，上海精神逐渐形成，品味源于奢华，追求成就品味。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钱文忠的上上下下为何都散发出奢侈的光芒。因为上海原本就是如此，上海人原本就是如此。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张爱玲的名言仿佛在耳边回荡：”到底是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