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年前的今天，詹罗九先生在省城参加茶博会，倒在自己钟情一生一世的事业岗位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纯粹、彻底、无私地把毕生精力和整个人生都献给了中华茶业。
先生驾鹤西去，转眼一年。与先生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些时刻、那些瞬间，与先生相见、相识、相谈、相交、相聚，许许多多场景画面，却历历在目；许许多多语短情长，仍记忆犹新。先生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让人感觉先生仿佛并没有远去，只是远行而未归。
少小离家，生命为茶绽放
1936年11月29日，詹罗九先生出生在安徽黟县霭山脚下一个叫林川村的农民家庭。比先生早出生的三个兄姐都夭折了。父母为保孩子性命，给先生起名叫“罗狗”，意含“微薄卑贱”。长大后，先生才自作主张改为“罗九”。先生5岁丧母。先人民办林川小学读书，后转学到西递村一所私塾，后再转西递完小，初中毕业后到祁门县读茶校。
这个祁门茶校是在1951年开设的祁门初中茶叶技术班基础上创办的。先生就是第一届中专生。1955年，先生随茶校迁往屯溪镇郊就读。1956年从屯溪茶业学校毕业后，直接保送进入安徽农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前身）茶业系学习。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离开徽州，第一次离开大山，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省城”。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当助教、讲师，然后升副教授、教授。
几十年的讲坛生涯，先生主要为学生讲制茶学、茶叶经营管理等课程，还主编全国高等农业学校统编教材《茶叶经营管理》，参与编著《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中国茶经》、《中国茶叶大辞典》、《名优茶开发》、《中国名茶志》、《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国茶业经济的转型》等。个人出版的著作有《炒青绿茶·鲜叶》、《炒青绿茶-技术条件》、《名泉名水泡好茶》、《好水泡好茶》（台湾繁体版）等等。此外还撰写了大量制茶学、茶叶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教材讲义。在校期间，先生除了当教授、硕士生导师，还担任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先后参加或主持过十余个品目名优绿茶恢复开发研究。
少小离家，历经求知上学，进入茶行，先生一生专注学茶、业茶历练，成为评茶、品茶、制茶专家，成为我国茶叶经营管理学科方向的重要奠基人，在茶业科研领域享有崇高威望，被誉为泰斗式人物。
主动加热，发力振兴茶业
先生长期身居高校课堂讲授理论，心里还惦记着校外广阔的社会实践。他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走出校门，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近大半个中国的茶区。先生置身社会，寻访茶厂、茶商、茶贩以及同仁，了解我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进程，以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点滴过程，并吸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高徒参加，邀请国内知名茶企负责人参与，完成了一本纪录我国茶业经济调整和改革历程的《中国茶业经济的转型》，这本专著及时填补了我国茶业领域经济研究的空白。
先生作为资深专家、高级顾问，从来不只理会大企业或有来头的寻访者，他对茶农百姓敲自家的门，照样也是热情接待、认真解答。石台县的珂田、铜陵坡、雾脊坡茶叶开发以及红桃村的无性系茶园种植等，甚至一些茶叶商贩和不知姓名的人，都曾获得到过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2011年3月，先生赴闽参加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途经江西铅山县时，无意喝到“天鑫河红茶”袋泡茶。作为一个老茶人，先生忽然产生了一种好感和特殊的兴奋来，因为他在茶业界摸索几十年，只听说过“河红”，却一直未品尝过和深入地研究过。这也是由于“河红”退出茶市已达60余年而造成。于是先生主动出击，亲赴江西铅山，实地调查研究和挖掘，终于揭开了河红一段尘封的历史。原来，河红是中国最早生产和出口的工夫红茶。这个新论断颠覆了学术界以往的“闽红”是中国红茶鼻祖的旧论。
新世纪以来，先生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的转型上，联络其门生和企业家，完成了力作《转型期的中国茶业问题》。先生还有很多文章，不管是对安徽郎溪“毒茶”事件的冷思考、对普洱茶一阵狂澜的解读，还是提出安徽茶产业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对七万家茶场与一个立顿的再思考，等等，这些文章的思考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对我国茶业规划发展和茶行业以及普通百姓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读书交友，淡然总结茶味人生
先生一贯认为“精神家园是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先生的读书习惯是从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这也是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的爱好。除了获取读书之乐，先生还喜欢交朋友，尤其喜欢与年轻人作朋友。先生把交友结朋当成人生的享受。因此，在业内、业外先生都拥有不少忘年交。
先生经常邀上三二朋友到自己家里品茗论道。他经常用过“拾枯柴、发活火、煮山泉、瀹香茗、诵茶诗”的日子和“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的意境来邀约远方朋友，很令人向往。晚年，先生在太平湖畔自建一栋二层小楼并起名“回甘书屋”，自号回甘老人，将茶与人生结合在一起，巧妙的将“苦若生命、甜若爱情、淡似微风”的哲理寓意融入其中。
先生每次茶山行或外出参加茶事活动归来，总会带回一些名茶特产，既让我大开眼界，也享受了不少。如：沱茶、六安瓜片、霍山黄芽、桐城小花、岳西翠兰、正山小种红茶、安溪铁观音、太平猴魁、涌溪火青、普洱茶、祁红、雾里青等等，甚至还有斯里兰卡出厂的红茶。
前几年，我的几位好朋友分别从西北、东北、苏沪方向汇聚到石台，先生高兴得不得了，一句“李求实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拉近了与朋友的距离。先生还亲自当向导，陪着比他年轻的人游山玩水，还跟大家一起即兴赋句，跟年轻人一起“疯”，仿佛自己也成了年轻人。
先生勤于思考，几十年坚持记日记，养成了写作习惯。他写读书看报心得体会，写工作随笔札记，也写旅行见闻。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先生将写作当成了调节生活方式的习惯坚持不懈。先生把自己掌握的茶识甚至将私人日记和个人经历都慷慨地写进书里，告诉别人知识，也告诉别人人生得失和经验教训。先生还刻有一款闲印：“书香茶香，以书会友，以茶会友”，专门用于加盖在赠人的图书上。
溘然长逝，世间再无詹罗九
2013年6月15日清晨，天还有些微微凉意，住在合肥一家酒店客房里的先生早早就起了床，他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浏览着网络新闻，并微侧着身子与夫人嘟哝着什么，话只讲出半句，像是长舒一口气就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77岁人生就此画上永远的句号。
先生一生为国茶振兴，为皖茶崛起，为茶产业发展，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不管是接手什么工作或任务，都会锲而不舍、毫无怨言地做到极致完美。他的逝世，是中华茶业界的重大损失。
遗体告别时，先生的学生、校友以及生前同事朋友和各方面负责人或领导纷纷赶来吊唁。先生的灵车缓缓驶过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校园之时，一队队师生员工、一座座教学楼、一条条校园路道、一行行绿化树，都在向先生致意，都在与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被先生尊为“恩师”的安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镇恒老先生，在上海得知噩耗后，为先生写下挽词：“茶乡巨子扬名声，亦生亦师情谊深，满园佳绩桃李扬，三度共著硕果盈。”
先生走了，留下了著作，留下了精神，留下了风范。先生在生命最后岁月，把自己想说、想遗留的话都写在了书里，供后人汲取营养和力量。先生耕耘与开创的茶业园地和其熠熠闪光的人生，必将是后来者永远怀想和学习的榜样！
先生驾鹤西去，转眼一年。与先生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些时刻、那些瞬间，与先生相见、相识、相谈、相交、相聚，许许多多场景画面，却历历在目；许许多多语短情长，仍记忆犹新。先生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让人感觉先生仿佛并没有远去，只是远行而未归。
少小离家，生命为茶绽放
1936年11月29日，詹罗九先生出生在安徽黟县霭山脚下一个叫林川村的农民家庭。比先生早出生的三个兄姐都夭折了。父母为保孩子性命，给先生起名叫“罗狗”，意含“微薄卑贱”。长大后，先生才自作主张改为“罗九”。先生5岁丧母。先人民办林川小学读书，后转学到西递村一所私塾，后再转西递完小，初中毕业后到祁门县读茶校。
这个祁门茶校是在1951年开设的祁门初中茶叶技术班基础上创办的。先生就是第一届中专生。1955年，先生随茶校迁往屯溪镇郊就读。1956年从屯溪茶业学校毕业后，直接保送进入安徽农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前身）茶业系学习。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离开徽州，第一次离开大山，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省城”。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当助教、讲师，然后升副教授、教授。
几十年的讲坛生涯，先生主要为学生讲制茶学、茶叶经营管理等课程，还主编全国高等农业学校统编教材《茶叶经营管理》，参与编著《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中国茶经》、《中国茶叶大辞典》、《名优茶开发》、《中国名茶志》、《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中国茶业经济的转型》等。个人出版的著作有《炒青绿茶·鲜叶》、《炒青绿茶-技术条件》、《名泉名水泡好茶》、《好水泡好茶》（台湾繁体版）等等。此外还撰写了大量制茶学、茶叶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教材讲义。在校期间，先生除了当教授、硕士生导师，还担任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先后参加或主持过十余个品目名优绿茶恢复开发研究。
少小离家，历经求知上学，进入茶行，先生一生专注学茶、业茶历练，成为评茶、品茶、制茶专家，成为我国茶叶经营管理学科方向的重要奠基人，在茶业科研领域享有崇高威望，被誉为泰斗式人物。
主动加热，发力振兴茶业
先生长期身居高校课堂讲授理论，心里还惦记着校外广阔的社会实践。他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走出校门，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近大半个中国的茶区。先生置身社会，寻访茶厂、茶商、茶贩以及同仁，了解我国茶叶流通体制改革进程，以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点滴过程，并吸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高徒参加，邀请国内知名茶企负责人参与，完成了一本纪录我国茶业经济调整和改革历程的《中国茶业经济的转型》，这本专著及时填补了我国茶业领域经济研究的空白。
先生作为资深专家、高级顾问，从来不只理会大企业或有来头的寻访者，他对茶农百姓敲自家的门，照样也是热情接待、认真解答。石台县的珂田、铜陵坡、雾脊坡茶叶开发以及红桃村的无性系茶园种植等，甚至一些茶叶商贩和不知姓名的人，都曾获得到过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2011年3月，先生赴闽参加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途经江西铅山县时，无意喝到“天鑫河红茶”袋泡茶。作为一个老茶人，先生忽然产生了一种好感和特殊的兴奋来，因为他在茶业界摸索几十年，只听说过“河红”，却一直未品尝过和深入地研究过。这也是由于“河红”退出茶市已达60余年而造成。于是先生主动出击，亲赴江西铅山，实地调查研究和挖掘，终于揭开了河红一段尘封的历史。原来，河红是中国最早生产和出口的工夫红茶。这个新论断颠覆了学术界以往的“闽红”是中国红茶鼻祖的旧论。
新世纪以来，先生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的转型上，联络其门生和企业家，完成了力作《转型期的中国茶业问题》。先生还有很多文章，不管是对安徽郎溪“毒茶”事件的冷思考、对普洱茶一阵狂澜的解读，还是提出安徽茶产业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对七万家茶场与一个立顿的再思考，等等，这些文章的思考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对我国茶业规划发展和茶行业以及普通百姓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读书交友，淡然总结茶味人生
先生一贯认为“精神家园是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先生的读书习惯是从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这也是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的爱好。除了获取读书之乐，先生还喜欢交朋友，尤其喜欢与年轻人作朋友。先生把交友结朋当成人生的享受。因此，在业内、业外先生都拥有不少忘年交。
先生经常邀上三二朋友到自己家里品茗论道。他经常用过“拾枯柴、发活火、煮山泉、瀹香茗、诵茶诗”的日子和“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的意境来邀约远方朋友，很令人向往。晚年，先生在太平湖畔自建一栋二层小楼并起名“回甘书屋”，自号回甘老人，将茶与人生结合在一起，巧妙的将“苦若生命、甜若爱情、淡似微风”的哲理寓意融入其中。
先生每次茶山行或外出参加茶事活动归来，总会带回一些名茶特产，既让我大开眼界，也享受了不少。如：沱茶、六安瓜片、霍山黄芽、桐城小花、岳西翠兰、正山小种红茶、安溪铁观音、太平猴魁、涌溪火青、普洱茶、祁红、雾里青等等，甚至还有斯里兰卡出厂的红茶。
前几年，我的几位好朋友分别从西北、东北、苏沪方向汇聚到石台，先生高兴得不得了，一句“李求实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拉近了与朋友的距离。先生还亲自当向导，陪着比他年轻的人游山玩水，还跟大家一起即兴赋句，跟年轻人一起“疯”，仿佛自己也成了年轻人。
先生勤于思考，几十年坚持记日记，养成了写作习惯。他写读书看报心得体会，写工作随笔札记，也写旅行见闻。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先生将写作当成了调节生活方式的习惯坚持不懈。先生把自己掌握的茶识甚至将私人日记和个人经历都慷慨地写进书里，告诉别人知识，也告诉别人人生得失和经验教训。先生还刻有一款闲印：“书香茶香，以书会友，以茶会友”，专门用于加盖在赠人的图书上。
溘然长逝，世间再无詹罗九
2013年6月15日清晨，天还有些微微凉意，住在合肥一家酒店客房里的先生早早就起了床，他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浏览着网络新闻，并微侧着身子与夫人嘟哝着什么，话只讲出半句，像是长舒一口气就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77岁人生就此画上永远的句号。
先生一生为国茶振兴，为皖茶崛起，为茶产业发展，不辞辛劳，呕心沥血。不管是接手什么工作或任务，都会锲而不舍、毫无怨言地做到极致完美。他的逝世，是中华茶业界的重大损失。
遗体告别时，先生的学生、校友以及生前同事朋友和各方面负责人或领导纷纷赶来吊唁。先生的灵车缓缓驶过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校园之时，一队队师生员工、一座座教学楼、一条条校园路道、一行行绿化树，都在向先生致意，都在与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被先生尊为“恩师”的安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王镇恒老先生，在上海得知噩耗后，为先生写下挽词：“茶乡巨子扬名声，亦生亦师情谊深，满园佳绩桃李扬，三度共著硕果盈。”
先生走了，留下了著作，留下了精神，留下了风范。先生在生命最后岁月，把自己想说、想遗留的话都写在了书里，供后人汲取营养和力量。先生耕耘与开创的茶业园地和其熠熠闪光的人生，必将是后来者永远怀想和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