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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约束、劳动力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也能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发挥积极作用。如果通过落实改革，能够释放制度红利，则中国经济有望建立投资和消费的内循环。从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出发，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过渡到更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时期。
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过去10年高增长赖以存在的国内外经济基础正在动摇，同时，非均衡发展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在看到世界环境约束、劳动力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倒逼机制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如果通过落实改革，能够释放制度红利，则中国经济有望建立投资和消费的内循环。从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出发，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过渡到更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时期，消费崛起之梦可能会逐渐成为现实。
分配更有利于消费增长
比较中国与美、德、日、英等发达经济体的消费率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消费率还是居民消费率，中国都要偏低。
从中国自身消费率的情况看，政府消费率相对平稳，整体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率低，从而拉低了整体消费率。2006至2011年，中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3.4%，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而居民消费率却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的46.4%降至2011年的35.4%，减少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过低，主要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关。从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看，在相当长时间内，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自2000年以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住户占比一直呈持续降低态势，不仅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还降低了居民对消费的积极性。
在新的时期，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已经并且未来将继续向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向改变，这将有利于消费的增长。
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在劳动力几近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和其他要素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伴随着劳动力拐点的临近和到来，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转向更有利于劳动力供给者。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加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相对短缺。
从反映就业水平的劳动力求人倍数来看，2009年之前，求人倍数与中国经济增速走势方向一致。但是，2009年之后，求人倍数与经济增速走势发生了背离。期间中国经济下滑走低，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却稳步提升。这与前述劳动力拐点的宏观数据基本一致。这种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不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基础，推动居民收入的上升。
国家收入分配政策向居民倾斜，从制度上保障居民收入增长。国家已经出台，未来还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分配政策，尤其是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而在十六大、十七大上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即便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亦未提出收入增长的具体量化目标。十八大对居民收入倍增量化，表明了政府在提振居民收入上的坚定决心。分配政策的实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居民收入增长。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利于消费提升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消费的关系也非常明显。与劳动力人口相比，更多的非劳动力人口有助于提升消费。
以日本为例， 2000年日本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非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1.9%，最终居民消费率为56%；2011年日本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非劳动力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6.4%，最终居民消费率增长到了60.4%，日本非劳动力人口与其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附图）。
结合中国的情况看，1998年之前，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最终消费率走势基本一致，1998年后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居民分配制度上仍不完善以及15岁以下非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中国出现了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最终消费率的背离。未来随着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仍会回到以前的轨道上。
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即15岁以下人口占比回落，老年人口占比持续增加。1997年以来，15岁以下人口占比逐年下滑，2010年后，15岁以下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比较稳定，近三年来该人口占比持续稳定在16.5%的水平。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06年的11.3%升至2012年的14.3%，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60岁和65岁人口占比差值逐年扩大，表明中国退休人员不断增多，他们为消费提升注入了新动力。
因此，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看，人口老龄化是主要矛盾，也是未来发展的大主题和大方向。随着人口不断老龄化，将带来相关的消费产业发展，是未来推动消费发展的大趋势。
消费环境的改善带来消费的发展
消费的实现需要一个相对有利的消费环境，如何通过改善消费环境来刺激消费也一直是政府决策部门考虑的问题。在这些措施中，新型城镇化尤其值得期待。
尽管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文件和规划还有待明确，但基于倒逼机制的分析，不难认识到，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主要是解决旧的城镇化模式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指明了新的城镇化的方向。既然中国过去的城镇化集中体现在就业的城镇化，而不是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那么新型城镇化会更加强调市民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与半拉子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或者真正的城镇化将使得已进城和新进城农民消费真正得以提升，使得已进城的非户籍人口和新进入城市的市民真正能够享受到城乡之间消费的倍增效应。
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实施有待进一步明确，在此暂以已经发生的老的城镇化对于消费的提升效应进行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肯定要更大。 “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提升1个百分点，平均消费增长提升约0.42个百分点。
2011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为15160.89元，而同期农村人均生活支出为5221.13元。2001至2010年，中国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人均生活支出比例一直维持在3以上。
2011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人均生活支出比值小幅回落，从2010年的3.07降至2011年的2.9。这并不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降低了，而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消费也开始呈现上涨态势。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带来的消费倍增效应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更为强劲动力。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079万人，首次超过农村人口65656万人，从人口转移的未来发展趋势看，农村人口持续转为城镇人口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虽然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速，但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金额差距仍然较大。因此，由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时，会进一步促进新进入城镇居民扩大消费，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规模。
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GDP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组成。以城镇和农村的最终消费金额分别比上城镇和农村人口，得到城镇居民人均最终消费和农村居民最终消费，运用这一数据计算如果每年农村减少的人口进入城镇后所带来的最终消费。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城后会激发消费提升。以2010至2011年城乡人口转变为例，2011年农村人口比2010年减少1457万人，假设这部分农村人口全部转为城市人口，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将由2010年的4764.29元上升至2011年的18464.46元，也比当期他们留在农村时的人均消费5695.53元高出2.24倍。如果以2011年居民人均消费计算的话，1457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比没有转变时消费多增加1860.4亿元。
自2003年以来，农村人口变为城镇居民后，新增加的消费金额呈逐步抬升趋势。2003-2005年，新增消费金额平均为774亿元；2006 -2008年，新增消费金额平均为1164亿元；新增消费金额平均为1827亿元。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消费的增长
2000至2011年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逐步降低；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平稳，平均占比为46.4%，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已从2000年的39%升至2011年的44.6%，增长了5.6个百分点。在国家加快落实新非公36条，破除服务业的国有垄断之后，第三产业尤其是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生活型服务业发展速度有望加快，这将使此前因为供给不足被抑制的消费得到释放，带动消费水平的提升。此前由于政府资金有限以及效率低下，供给成为抑制消费的短边，医药、教育、文化传媒、财富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消费严重不足，破除垄断之后，估计这些领域消费释放的潜力最大。
内需提升能否
如约而来尚难逆料
对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刺激内需获得新的动力，可以持谨慎乐观态度，但过于乐观则风险很大，因为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各种有利和不利于内需提升的因素有相互对冲的可能，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比如，2012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人口减少345万人，并从此走上劳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的道路。随着劳动人口减少，职工个人工资增长是肯定的，水涨船高，消费跟着增长也是可以预见的。但劳动人口总量的减少必定造成同等工资水平下，工资总量的减少，至少会部分抵扣掉因为工资水平普遍上涨而增加的工资总量。更不用说，家庭经济条件相对改善的“90后”全面进入就业年龄，其中就业意愿不足的那部分人员占比会否继续走高，也是未知数，而这对其本人和父母的消费支出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
再比如，根据国外经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消费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虽然收入减少，但各种刚性支出如药费、护理费用等支出增加所致，而且老人退休前已有足够的积蓄，可以支付增加的开支。但在中国，未来几年进入老龄的都是“50后”，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不但在职时收入不高，存款也相当有限，尽管其中部分收入特别低甚至协保待岗在家的人士，退休后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消费支出的增加可能相当有限，同日本等发达国家中的富裕老人的开支增加，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士还面临子女“啃老”，包括为子女买房还贷，自己可以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消费支出即使有所增加，幅度也不会太高。
最不确定的是国家能否及时启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如果仍然按照此前8年的慢节奏，“雷声大，雨点小”，要想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薪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支出，难度就更大了。最需要注意的是，居民的消费增长尚未达到预期，政府消费却在诸如“八条规定”等压制下，持续走低，则消费总需求的下滑更难以避免。
未来，有可能促进居民个人消费增长的一个因素是国家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在全国人口机械增长基本停滞、老龄化程度攀升，以及人口结构失衡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在城市中放松人口控制，从而带来新出生人口增加，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长可能远比老年人口增加来得明显。
反过来，如果产能过剩加剧，企业裁员成风，不仅低收入人员，而且中等收入人员都将加入失业队伍，房贷还款压力之下，他们被迫减衣缩食，增加消费就更是无望。到那时，“屋漏偏逢连夜雨”，最需要内需拉动之时，偏偏内需从根本上熄火。
所有这些，但不仅限于这些因素对未来中国内需到底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尚难逆料。比较理想的是国家真能如期启动收入体制改革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城镇化真能产生民生改善效果，特别是中国经济本身没有出现更大的减速并导致大量裁员等，那预判中国经济能获得内需增加的拉动，才比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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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过去10年高增长赖以存在的国内外经济基础正在动摇，同时，非均衡发展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在看到世界环境约束、劳动力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倒逼机制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如果通过落实改革，能够释放制度红利，则中国经济有望建立投资和消费的内循环。从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出发，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过渡到更有利于消费增长的时期，消费崛起之梦可能会逐渐成为现实。
分配更有利于消费增长
比较中国与美、德、日、英等发达经济体的消费率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消费率还是居民消费率，中国都要偏低。
从中国自身消费率的情况看，政府消费率相对平稳，整体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率低，从而拉低了整体消费率。2006至2011年，中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3.4%，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而居民消费率却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的46.4%降至2011年的35.4%，减少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过低，主要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关。从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看，在相当长时间内，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自2000年以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住户占比一直呈持续降低态势，不仅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还降低了居民对消费的积极性。
在新的时期，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已经并且未来将继续向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向改变，这将有利于消费的增长。
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在劳动力几近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和其他要素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伴随着劳动力拐点的临近和到来，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转向更有利于劳动力供给者。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加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相对短缺。
从反映就业水平的劳动力求人倍数来看，2009年之前，求人倍数与中国经济增速走势方向一致。但是，2009年之后，求人倍数与经济增速走势发生了背离。期间中国经济下滑走低，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却稳步提升。这与前述劳动力拐点的宏观数据基本一致。这种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不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基础，推动居民收入的上升。
国家收入分配政策向居民倾斜，从制度上保障居民收入增长。国家已经出台，未来还将继续出台一系列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的分配政策，尤其是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而在十六大、十七大上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即便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亦未提出收入增长的具体量化目标。十八大对居民收入倍增量化，表明了政府在提振居民收入上的坚定决心。分配政策的实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居民收入增长。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利于消费提升
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消费的关系也非常明显。与劳动力人口相比，更多的非劳动力人口有助于提升消费。
以日本为例， 2000年日本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非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1.9%，最终居民消费率为56%；2011年日本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非劳动力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6.4%，最终居民消费率增长到了60.4%，日本非劳动力人口与其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附图）。
结合中国的情况看，1998年之前，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最终消费率走势基本一致，1998年后尽管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居民分配制度上仍不完善以及15岁以下非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中国出现了非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居民最终消费率的背离。未来随着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仍会回到以前的轨道上。
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即15岁以下人口占比回落，老年人口占比持续增加。1997年以来，15岁以下人口占比逐年下滑，2010年后，15岁以下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比较稳定，近三年来该人口占比持续稳定在16.5%的水平。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06年的11.3%升至2012年的14.3%，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60岁和65岁人口占比差值逐年扩大，表明中国退休人员不断增多，他们为消费提升注入了新动力。
因此，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看，人口老龄化是主要矛盾，也是未来发展的大主题和大方向。随着人口不断老龄化，将带来相关的消费产业发展，是未来推动消费发展的大趋势。
消费环境的改善带来消费的发展
消费的实现需要一个相对有利的消费环境，如何通过改善消费环境来刺激消费也一直是政府决策部门考虑的问题。在这些措施中，新型城镇化尤其值得期待。
尽管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文件和规划还有待明确，但基于倒逼机制的分析，不难认识到，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主要是解决旧的城镇化模式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指明了新的城镇化的方向。既然中国过去的城镇化集中体现在就业的城镇化，而不是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那么新型城镇化会更加强调市民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与半拉子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或者真正的城镇化将使得已进城和新进城农民消费真正得以提升，使得已进城的非户籍人口和新进入城市的市民真正能够享受到城乡之间消费的倍增效应。
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实施有待进一步明确，在此暂以已经发生的老的城镇化对于消费的提升效应进行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肯定要更大。 “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提升1个百分点，平均消费增长提升约0.42个百分点。
2011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为15160.89元，而同期农村人均生活支出为5221.13元。2001至2010年，中国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人均生活支出比例一直维持在3以上。
2011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人均生活支出比值小幅回落，从2010年的3.07降至2011年的2.9。这并不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降低了，而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消费也开始呈现上涨态势。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带来的消费倍增效应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更为强劲动力。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079万人，首次超过农村人口65656万人，从人口转移的未来发展趋势看，农村人口持续转为城镇人口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虽然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速，但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金额差距仍然较大。因此，由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时，会进一步促进新进入城镇居民扩大消费，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规模。
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GDP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组成。以城镇和农村的最终消费金额分别比上城镇和农村人口，得到城镇居民人均最终消费和农村居民最终消费，运用这一数据计算如果每年农村减少的人口进入城镇后所带来的最终消费。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城后会激发消费提升。以2010至2011年城乡人口转变为例，2011年农村人口比2010年减少1457万人，假设这部分农村人口全部转为城市人口，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将由2010年的4764.29元上升至2011年的18464.46元，也比当期他们留在农村时的人均消费5695.53元高出2.24倍。如果以2011年居民人均消费计算的话，1457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比没有转变时消费多增加1860.4亿元。
自2003年以来，农村人口变为城镇居民后，新增加的消费金额呈逐步抬升趋势。2003-2005年，新增消费金额平均为774亿元；2006 -2008年，新增消费金额平均为1164亿元；新增消费金额平均为1827亿元。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消费的增长
2000至2011年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逐步降低；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平稳，平均占比为46.4%，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已从2000年的39%升至2011年的44.6%，增长了5.6个百分点。在国家加快落实新非公36条，破除服务业的国有垄断之后，第三产业尤其是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生活型服务业发展速度有望加快，这将使此前因为供给不足被抑制的消费得到释放，带动消费水平的提升。此前由于政府资金有限以及效率低下，供给成为抑制消费的短边，医药、教育、文化传媒、财富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消费严重不足，破除垄断之后，估计这些领域消费释放的潜力最大。
内需提升能否
如约而来尚难逆料
对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刺激内需获得新的动力，可以持谨慎乐观态度，但过于乐观则风险很大，因为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各种有利和不利于内需提升的因素有相互对冲的可能，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比如，2012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人口减少345万人，并从此走上劳动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的道路。随着劳动人口减少，职工个人工资增长是肯定的，水涨船高，消费跟着增长也是可以预见的。但劳动人口总量的减少必定造成同等工资水平下，工资总量的减少，至少会部分抵扣掉因为工资水平普遍上涨而增加的工资总量。更不用说，家庭经济条件相对改善的“90后”全面进入就业年龄，其中就业意愿不足的那部分人员占比会否继续走高，也是未知数，而这对其本人和父母的消费支出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
再比如，根据国外经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消费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虽然收入减少，但各种刚性支出如药费、护理费用等支出增加所致，而且老人退休前已有足够的积蓄，可以支付增加的开支。但在中国，未来几年进入老龄的都是“50后”，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不但在职时收入不高，存款也相当有限，尽管其中部分收入特别低甚至协保待岗在家的人士，退休后收入会有所增加，但消费支出的增加可能相当有限，同日本等发达国家中的富裕老人的开支增加，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士还面临子女“啃老”，包括为子女买房还贷，自己可以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消费支出即使有所增加，幅度也不会太高。
最不确定的是国家能否及时启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如果仍然按照此前8年的慢节奏，“雷声大，雨点小”，要想大幅度提高劳动者工薪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支出，难度就更大了。最需要注意的是，居民的消费增长尚未达到预期，政府消费却在诸如“八条规定”等压制下，持续走低，则消费总需求的下滑更难以避免。
未来，有可能促进居民个人消费增长的一个因素是国家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在全国人口机械增长基本停滞、老龄化程度攀升，以及人口结构失衡加剧的情况下，国家在城市中放松人口控制，从而带来新出生人口增加，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长可能远比老年人口增加来得明显。
反过来，如果产能过剩加剧，企业裁员成风，不仅低收入人员，而且中等收入人员都将加入失业队伍，房贷还款压力之下，他们被迫减衣缩食，增加消费就更是无望。到那时，“屋漏偏逢连夜雨”，最需要内需拉动之时，偏偏内需从根本上熄火。
所有这些，但不仅限于这些因素对未来中国内需到底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尚难逆料。比较理想的是国家真能如期启动收入体制改革并取得实质性进展，城镇化真能产生民生改善效果，特别是中国经济本身没有出现更大的减速并导致大量裁员等，那预判中国经济能获得内需增加的拉动，才比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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