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住杨浦区周家嘴路棚户区里，八十年代家里就有自建的两层楼房，在那时有楼房住已经是宽敞的，再在两层上加层，成为假三层犹如现在的“复式公房”。
　　那年头邻居之间是寸土必争，门前屋后山墙周边领土是慢慢地拓宽，从一个鸡棚，一个灶间，一段篱笆可以发展到一间楼房，房子是越来越大了，可街道的路面却是越来越狭窄，有些小弄堂的路只能一人侧身而过，犹如一线天。那时候家长们谈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拆迁搬到新公房去，要知道那时候住公房可是很有身份的，弄堂里哪家女儿嫁给有公房做新房的男人是很有面子的。一到过年过节，一句“到某某新村走亲戚”也是一种荣耀。在棚户区哪家好男儿娶进媳妇，也是需要付出勇气，门当户对在棚户区尚无可比的，因为“爱情”从公房下嫁到棚户区，那适应期是漫长的。记得我家后弄堂有一位从小住公房嫁到棚户区来的新娘子，因从小习惯用抽水马桶，刚来时不习惯用马桶而闹了许多笑话。从此不敢多喝水，多吃食物，每天尽量在单位解决完大小事，逢到休息天赶快回娘家，以至于后来留下一身病。
　　棚户区的楼房早期楼板是木板，一上楼梯就会发出吱吱的声音，特别是儿女们结婚住在楼上，做什么事都得小心翼翼，无论谁上楼这声音，就像拉警报。如果楼上小夫妻吵架，公公婆婆听到以后，会用拖把柄在楼下敲打楼板，提醒楼上的声音小一些。那时候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的不和与这楼上楼下的木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后来有了司门汀水泥地板，大多数人家重新装修把木地板换了，还未造房的都以准备水泥为主，这样还可以省下许多木料去请木匠打家具。
　　那时候的棚户区与石库门不一样，楼上楼下住的都是一家人，家里发生什么事关起门来自己解决。由于弄堂小，隔壁邻居也能听到，只是不讲而已。每当隔壁邻居要造新房，房子的高度和山墙的连接都会引发一场纠纷，所以那时候建房，居委会、规划局都会到实地丈量，避免纠纷。弄堂里的楼房越建越多，前后左右的邻居楼上的窗都离得很近，打开窗户每家每户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同学少年之间要传递个什么信息只要打开窗户，用一根小木棍或接个手就可以了。
　　一夜间居委会和动迁组来到了棚户区，我们家成为第一批搬迁到中原新公房的居民，门前的水斗、水井留个影作为纪念，也作为回忆。看着老屋的一木一砖，一门一窗，想想就要离开曾经生我养我的老屋，还有那从小一起成长的同学少年，叔叔阿姨们心情还真不是个滋味。但新公房的诱惑更难以阻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再烧煤炉、倒马桶，也不用担心有人打扰夫妻生活，为一点点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执烦恼，那是何等的兴奋。
　　办完手续领到新房钥匙，搬进从老屋带来的家具和物品，明白这就是自己的房子，是楼房是新公房，虽然没有电梯但一切煤卫都是独立的单元，只要把门一关这世界全是自己的，这就是老人们常常念叨的新公房啊。我家的新公房虽然不大，也许是上海滩两室一厅中最小的那种房型，那厅是朋友们聚会的空间，那大房间是卧室是夫妻独享的空间，另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则成了我个人独享的书房，冒充风雅，为书房取了个斋名“拾艺堂”，还特地请著名书法家刘小晴题写了墨宝，配上镜框挂在书房的门框上，算是对自己拾取片片遗落的民间艺术的理想多些鼓励。独享的空间有了，可没多久心里觉得有些失落，那楼上楼下的原本都是邻里邻居，而今住进新公房以后，有点老死不相往来，以前的那份邻里之间的情分和快乐一夜间全被公房的独门独户给隔断了，借个日常用品都不好意思去敲开那扇铁门，这也是公房给予的“潜规则”吧。想想，相比那些高档住宅区的人们，都是高价买下的公房，住了那么多年或许连隔壁住的是谁都不知道，算是好多了。
　　如果不是那天天花板从楼上渗水下来，我还不知道楼上的主人早就换了新东家，再看看小区边上的房产中介挂牌的二手房，我住的门牌号就有几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楼上楼下的变化可真快。回过神来再想一想，住在一起的邻居已不是以前的老邻居了，他们以前住在哪里已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与他们做好朋友好邻居，我深深知道远亲不如近邻，有一个好邻居是福分，缘分。独门独户的公房空间是大了，但情感的交流却少了，就连自己住的这个小区里我三十年前的同学也住在一起都不知道，还是在同学聚会时留下的通讯录上才知道的，真是难以让人相信。同一个小区，同一幢楼，这楼上楼下的也有老棚户区那份邻里的和谐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