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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是一部现代作家在“漩涡”中浮沉、挣扎的心灵史，作者从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的分析着手，将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感受结合起来，以意逆志，层层剖析。这种独辟蹊径的中国式心理分析，以其内在的抒情性，建构起熔铸历史与现实、兼及心理与文化而自成一格的批评范式。
关键词：王晓明心理障碍 抒情性
读完王晓明先生的《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不由地感叹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批评方式。那闪光的文字和忧郁的篇章，给我亲切而复杂的感情。不同于时下佶屈聱牙、术语轰炸的理论著作，用流畅而平易的语言阐明事理，将真诚与深度融入其中。更像是一种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评，似“飞鸿踏雪泥”，虽说“泥上偶然留指爪”，可就是这惊鸿一瞥，其文章足以艳惊四座了。
这是一部现代中国作家在“漩涡”中沉浮、挣扎、不能自己的心灵史。从这部心灵史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王晓明先生论述作家的角度是独特的：先是对十二位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进行个案分析，然后从精神层面对造成心理障碍的原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这种心理分析式的批评文字，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或当代西方心理学的感知范畴，又不同于演绎式的“庸俗社会学”「1」的批评。从基本面貌上来看，仍属于社会历史的文化批评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真能说明其批评特点的东西。不是他批评的最终归类，而是他的批评方法和思维特点：“先分析作品，再一步步推论出作者的心态，乃至普遍的文化心理。”「2」从而与作家和文本构成了真正的对话关系，建构起熔铸历史与现实，兼及心理与文化而自成一格的批评范式。
其批评的着眼点不在于“创作心理学”，而在于“文化心理学”，无疑更接近于思想的批评而非文本的批评，为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精神史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
王晓明先生的批评方法与其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还不如说是传统的“知人论世”、“文如其人”来的贴切，时代和文本之间的中介——作家及其心灵，成为他考察的重点，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以意逆志，层层剖析，是位颇见功力的中国式心理分析师，一个灵魂生活的观察者。
这别具匠心的解读过程，每每让我欲罢不能。每论及一个作家，最后作者的落脚点不约而同地转到了心理层面。他通过对鲁迅“三驾马车”的颠覆，分析了启蒙的社会意识与抒情的个人冲动的冲突，如何生成一种自我压抑甚至是“自我阉割”的力量。这种对鲁迅创作心里矛盾的分析，突破了以往鲁迅研究的格局，而茅盾则是“一个过分顺从理智而窒息了艺术活动的悲剧”「3」，。至于张天翼“过于明晰的世界”是“犯了认识论上的幼稚病”。注意到他批评张辛欣、刘索拉和残雪的文字，其中对作家弱点的估计，很是警醒人：“当悲观的情感过于沉重的时候，作者会不会干脆‘看穿一切’，用理智地撤回人生诺言的方式，把自己从失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当阴郁的心境过于强烈的时候，作家会不会干脆转过身去，听凭下意识的愉悦本能，把自己引向快乐的语言游戏？”「4」
总之，通过对这些有代表性作家的心理障碍的分析，作者展示了“十二幅艺术创造力的萎缩图”「5」深入到连作家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幽暗世界，从而触及到本世纪中国作家心灵里真正的梦魇：“或者是由于各种理智地考虑而压抑自己的艺术激情，内心发生深刻的分裂，或是遭受不同的环境压力而泯灭内心的激情，心灵变得空空荡荡，更多的情形是二者兼备，在主管错觉和外部环境的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一步步丧失艺术创作的活力。”「6」用心理分析的方式来切入，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好地深入了解作品和作家世界的方式，当然也更贴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这种历史的宿命，不仅适用于五四时的那代人，同样地适用于今天的许多文人。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作者不得不提醒 自己保持严肃和警觉，坚持对历史与自我的反思。这种双重反省，既是为了澄清自己纷繁复杂的感受，更是要把“隐踞在文学之河深处”的历史顽症“拉出水面”「7」正如有论者所言：“他敞开了本世纪历史现实的苦难与文化失真的悲剧，在作家心理上留下了‘书写’痕迹，并探讨了这重重叠叠的‘书写’，如何使作家形成一种可怕的固定的反应机制。”「8」
王晓明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抒情性，或者本质上而言，他是一位抒情的批评家。他在许多场合重复引用法郎士的那句名言：“我所评论的只是我自己，用以强调批评的主观性，自省性，抒情性，也就是强调文学和批评的同一性。”他的整个批评工作，都是在捍卫文学的抒情性和批评的抒情性。“我们内心的抒情冲动那样强烈。”「9」人们之所以投入文学创作，就是为了“借抒情来缓解激情的重压。”「10」王晓明并不愿把这批评的抒情性性质当做一种需要克服的局限，他甚至直言：“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全拴在那所谓学术的木桩上。……既然历史已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他套上一件思辨的外衣？”「11」这很有些“深刻的片面”的味道，但作者执着于抒情的特质也一览无余。
确切来说，王晓明先生的闪光点并不在于理论的归纳与总结，如果你试图从中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实用理论，也许你会大失所望，但他所给予的启示恐怕要比任何一种理论都来得真切和深刻。文章飞扬着理性的张力，论说又饱蘸着感情之笔，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在文章中倾注了太多的精神和情感，内在的抒情气质和灵魂的自省气质始终贯穿其中。正因为自省的力量过于强烈和执拗，所以他对作家的创作心理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对外在环境对人的自由心灵的“异化”问题穷追不舍。
但作者似乎太看重心理障碍了，几乎所有的作家，在他看来，都充满了个性的冲突和心灵的“异化”，这障碍所造就的作品，就真的不足以促使我们去追寻精神的家园吗？心理障碍对艺术作品的影响难道全是消极的吗？再者，一味地审视作家的心理障碍面，并不能窥见其全豹。退一步而言，即使真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和精神退化，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作家。历史传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而所处的时代环境更难逃其咎。心理障碍论，无疑为剖析作家提供了别样的研究视角，但过分拘泥于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走向更博大的境界。
一个人的学术选择和他的人生选择是紧密相连的，对于王晓明来说，更是如此。潜流也好，漩涡也罢，“锋镝囚牢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浪潮下，不改是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决绝，和他不为名，不为利得批评姿态。
参考文献：
[1][2]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答黄子平问”，第295页，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4][10]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第107页，第208页，第27—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6][7]王晓明：《潜流与漩涡》，《总论：在文学之河的深处》，第291页，第2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讲述问题的意义》，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11]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106页，第 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
关键词：王晓明心理障碍 抒情性
读完王晓明先生的《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不由地感叹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批评方式。那闪光的文字和忧郁的篇章，给我亲切而复杂的感情。不同于时下佶屈聱牙、术语轰炸的理论著作，用流畅而平易的语言阐明事理，将真诚与深度融入其中。更像是一种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评，似“飞鸿踏雪泥”，虽说“泥上偶然留指爪”，可就是这惊鸿一瞥，其文章足以艳惊四座了。
这是一部现代中国作家在“漩涡”中沉浮、挣扎、不能自己的心灵史。从这部心灵史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王晓明先生论述作家的角度是独特的：先是对十二位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进行个案分析，然后从精神层面对造成心理障碍的原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这种心理分析式的批评文字，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或当代西方心理学的感知范畴，又不同于演绎式的“庸俗社会学”「1」的批评。从基本面貌上来看，仍属于社会历史的文化批评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真能说明其批评特点的东西。不是他批评的最终归类，而是他的批评方法和思维特点：“先分析作品，再一步步推论出作者的心态，乃至普遍的文化心理。”「2」从而与作家和文本构成了真正的对话关系，建构起熔铸历史与现实，兼及心理与文化而自成一格的批评范式。
其批评的着眼点不在于“创作心理学”，而在于“文化心理学”，无疑更接近于思想的批评而非文本的批评，为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精神史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
王晓明先生的批评方法与其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还不如说是传统的“知人论世”、“文如其人”来的贴切，时代和文本之间的中介——作家及其心灵，成为他考察的重点，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以意逆志，层层剖析，是位颇见功力的中国式心理分析师，一个灵魂生活的观察者。
这别具匠心的解读过程，每每让我欲罢不能。每论及一个作家，最后作者的落脚点不约而同地转到了心理层面。他通过对鲁迅“三驾马车”的颠覆，分析了启蒙的社会意识与抒情的个人冲动的冲突，如何生成一种自我压抑甚至是“自我阉割”的力量。这种对鲁迅创作心里矛盾的分析，突破了以往鲁迅研究的格局，而茅盾则是“一个过分顺从理智而窒息了艺术活动的悲剧”「3」，。至于张天翼“过于明晰的世界”是“犯了认识论上的幼稚病”。注意到他批评张辛欣、刘索拉和残雪的文字，其中对作家弱点的估计，很是警醒人：“当悲观的情感过于沉重的时候，作者会不会干脆‘看穿一切’，用理智地撤回人生诺言的方式，把自己从失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当阴郁的心境过于强烈的时候，作家会不会干脆转过身去，听凭下意识的愉悦本能，把自己引向快乐的语言游戏？”「4」
总之，通过对这些有代表性作家的心理障碍的分析，作者展示了“十二幅艺术创造力的萎缩图”「5」深入到连作家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幽暗世界，从而触及到本世纪中国作家心灵里真正的梦魇：“或者是由于各种理智地考虑而压抑自己的艺术激情，内心发生深刻的分裂，或是遭受不同的环境压力而泯灭内心的激情，心灵变得空空荡荡，更多的情形是二者兼备，在主管错觉和外部环境的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一步步丧失艺术创作的活力。”「6」用心理分析的方式来切入，无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好地深入了解作品和作家世界的方式，当然也更贴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这种历史的宿命，不仅适用于五四时的那代人，同样地适用于今天的许多文人。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作者不得不提醒 自己保持严肃和警觉，坚持对历史与自我的反思。这种双重反省，既是为了澄清自己纷繁复杂的感受，更是要把“隐踞在文学之河深处”的历史顽症“拉出水面”「7」正如有论者所言：“他敞开了本世纪历史现实的苦难与文化失真的悲剧，在作家心理上留下了‘书写’痕迹，并探讨了这重重叠叠的‘书写’，如何使作家形成一种可怕的固定的反应机制。”「8」
王晓明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抒情性，或者本质上而言，他是一位抒情的批评家。他在许多场合重复引用法郎士的那句名言：“我所评论的只是我自己，用以强调批评的主观性，自省性，抒情性，也就是强调文学和批评的同一性。”他的整个批评工作，都是在捍卫文学的抒情性和批评的抒情性。“我们内心的抒情冲动那样强烈。”「9」人们之所以投入文学创作，就是为了“借抒情来缓解激情的重压。”「10」王晓明并不愿把这批评的抒情性性质当做一种需要克服的局限，他甚至直言：“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全拴在那所谓学术的木桩上。……既然历史已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他套上一件思辨的外衣？”「11」这很有些“深刻的片面”的味道，但作者执着于抒情的特质也一览无余。
确切来说，王晓明先生的闪光点并不在于理论的归纳与总结，如果你试图从中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实用理论，也许你会大失所望，但他所给予的启示恐怕要比任何一种理论都来得真切和深刻。文章飞扬着理性的张力，论说又饱蘸着感情之笔，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在文章中倾注了太多的精神和情感，内在的抒情气质和灵魂的自省气质始终贯穿其中。正因为自省的力量过于强烈和执拗，所以他对作家的创作心理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对外在环境对人的自由心灵的“异化”问题穷追不舍。
但作者似乎太看重心理障碍了，几乎所有的作家，在他看来，都充满了个性的冲突和心灵的“异化”，这障碍所造就的作品，就真的不足以促使我们去追寻精神的家园吗？心理障碍对艺术作品的影响难道全是消极的吗？再者，一味地审视作家的心理障碍面，并不能窥见其全豹。退一步而言，即使真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和精神退化，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作家。历史传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而所处的时代环境更难逃其咎。心理障碍论，无疑为剖析作家提供了别样的研究视角，但过分拘泥于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走向更博大的境界。
一个人的学术选择和他的人生选择是紧密相连的，对于王晓明来说，更是如此。潜流也好，漩涡也罢，“锋镝囚牢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泥沙俱下的市场经济浪潮下，不改是作者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决绝，和他不为名，不为利得批评姿态。
参考文献：
[1][2]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答黄子平问”，第295页，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4][10]王晓明：《潜流与漩涡》，第107页，第208页，第27—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5][6][7]王晓明：《潜流与漩涡》，《总论：在文学之河的深处》，第291页，第2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讲述问题的意义》，第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11]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第106页，第 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