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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蜗居
当记者提出想到家里看看时，林师傅一脸迟疑。“咱们第一次见面，也不知根知底，万一你是坏人咋办？”后来记者才知道，担心只是表面原因。骨子里，他是怕被笑话。
红红绿绿的各式开锁广告，霸道地贴满了铁门，仅给钥匙孔留出一缝之地。推开门，眼前一片黑暗——如果不拉灯，居然看不到一尺远的地方。潮气，随即涌来。
林师傅说，屋子小，有点乱。此话属实。门口右手边摞着四个纸箱子，上面码着28棵白菜。往前两步，是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单位以前的工具箱，在咱家顶碗柜用”。箱子上面胡乱摆着各种盆子，空中一根细绳掠过，挂着的女士手包正噼啪朝下滴水。箱子对面搭着简易石板，放了做饭用的煤气炉，紧贴着的是老式水磨石水池，池边堆满了洗发水、洗洁精等瓶瓶罐罐。寻常人家的客厅，在此集储物、厨房、洗漱于一身，仅留下窄长的过道。
卧室显得更拥挤。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占去了近一半的空间。剩下的，还有衣柜、梳妆台、电脑桌，电视机和洗衣机。老式双缸洗衣机上的商标早磨没了，打开电视机，图像晃很久才会蹦出张人脸。
这就是一家三口栖身之地，28.83平米，狭小而窘迫。而且，屋檐下还住着两户人，林家在南，另一户居北，两家共用客厅走道和厕所。“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我女儿都不愿让同学来咱家。来了没地方坐，饭都得在梳妆台上吃！”
即使这样，林师傅告诉记者，房子也不是自己的。这是岳母单位的公房，他每月还要向市里交几十元的费用。“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蜗居，是不是？”林师傅自嘲说。
他，一个46岁的东北爷们，还试图坚持某个时代的传统，力争体面。但其实，他的体面和这座建于1980年代初的老楼一样，早就破败不堪了。
也曾风光过
林师傅正经风光过。
“抚顺是煤都，抚顺矿务局以前是国家大一型企业。”林师傅说，自己以前就是抚矿运输部劳动服务公司的正式职工。
他参加工作是1986年，当时在一个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断断续续地开工、放假。家里托关系给他调到了抚矿运输部劳动服务公司，成了一名集体工。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加上日伪此前的经营，众多城市很快走上了重工业发展之路。大型国企，甚至一度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民众都以在国企或其下属企业工作为荣。
在劳服公司，林师傅负责开车。1991年还在小企业放假时，他花了几百元，拿下了驾照。一年后到新单位，这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先后开过工程车、大货车，还有金杯130半截子车。
第一个月，他工资领到手157元，一年后涨到190元。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仅100元。挣得比一般人多，还是国企正式职工，林师傅觉得生活很有盼头。第三年，工资涨到257元，他娶妻，很快妻子有了身孕。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妙。
生活突然露出了无情的底色。
1995年12月，春节临近，林师傅失业了。“那天9点钟，车队通知开会。咱20多个司机挤在一起，平时不咋看到的领导也到了。他们宣布：厂里效益不好，一半人放假回家。”十几年后再回忆往事，林师傅语气平淡，像是在讲述无关紧要的路人。当年的打击与怨气，怕是早被生活磨平了。
他是第一批放假的司机。数月后，车队的另一半同事也被放假。一年之内，运输部劳动服务公司的数百名集体职工全部回家。“本来好好的，咋就变成这样式了？”林师傅至今也想不明白。
当年，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年。这场发轫于1980年的变革，随着1994年国家提出要在国企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而进入攻坚阶段。国企伤筋动骨，其附属集体企业也难逃厄运。是年，国家对集体企业的免税政策不再，上级国企也陆续停止扶持。大批集体企业不适应市场，或停产或倒闭，职工被迫遭遇改革阵痛。
保障没了
算起来，林师傅只享受了3年的保障福利。
他调进抚矿运输部劳服公司是1992年。彼时，为配合国企改制进程，中国开始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从前由企业全面包揽的职工保障待遇，从此被推向社会。林师傅告诉记者，企业给他缴了3年的保险，失业后就再没缴过。
名为失业，本质其实是待岗在家。“失业了，不得解除合同，发失业证吗？这些咱都没有。”
但失业的罪，依然得遭。媳妇单位效益不好，随之也下岗了，林师傅必须担起养家的重担。他卖过蔬菜水果，倒腾过水产，结果勉强糊口。没办法，他重新当起了司机，给私人老板开车，拉货送货。
女儿需要有人接送上学，母亲身体不好也要人照顾。2000年前后，林师傅换了份新工作。早上6点接班，下午3点半交班，他当上了出租车司机，一直干到现在。他很庆幸，自己当年学了开车这门技术。“46了，现在想干点啥都没人要！”
抚顺市的活并不好拉。除节假日外，林师傅一般每天能挣100元。最少时，才三四十元。媳妇现在一家超市打工，每月收入一千元左右。乍听下，俩人收入还不错，但却朝不保夕。“给人打工，老板只要不高兴，随时可以让你走人。”林师傅说，一年中他有个把月都呆在家里找活。
上要赡养老人，下要供女儿读书，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咱家一天净吃白菜土豆了。”就在铁箱子做成的碗柜里，头晚吃剩的白菜汤还静静躺着。“姑娘实在馋肉了，就到姥姥家吃一顿。”说完这句，林师傅眼圈红了，半天没话。
最可怕的是看不起病。“我现在满身都是病。”说着，他把随身揣的速效救心丸掏出给记者看。“高血压，头晕、总迷糊，背上骨质增生，怀疑还有糖尿病。但不敢去检查，查了也没钱治呀！”他说，只能咬牙挺着。
2000年，他做过一个小手术，花了几千元，全是自费。为啥不找单位报销？“去了也告诉你，下岗了跟单位没关系，来干啥？再说也没给咱交医保，拿啥给你报啊？”林师傅说，刚放假之初他还有出去拼一拼的冲动，如今才彻底后悔了。“是自由了，可保障也没了。” 他说，做梦也想着哪天单位效益好了，能把他的社保费给缴上，起码先把医保解决了。“谁不想到老了有个归宿、有个保障呀？”
抢手货也失业
等待社保，等待迟到的保障，这不是林师傅一个人的期盼。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国有企业当年兴办的大集体仅辽宁一省就有1400多户，其中亏损企业占七成以上，停产、半停产企业占一半以上。有媒体报道称，目前这些集体企业主要集中在抚矿附企、鞍钢附企、阜矿多种经营公司等企业，总人数约有20万人。这些职工除了当年极个别买断的，大多都跟林师傅一样，处于在职失业的状态，社保费的缴纳有名无实。
48岁的英秀华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她进了西露天矿建筑公司，这也是抚矿下属集体企业。跟林师傅一样，她也是集体工。
英秀华告诉记者，上学时她长于运动，曾先后在省市和全国拿过奖。1985年，军队举办运动会，到地方选拔人才，正在市里集训的英秀华被相中了。“后来一打听，说要到吉林白城子。我父母说那地方苦，不让我去，就这么错过了。现在后老悔了！”
不过在企业里，英秀华也没吃过亏。起初她在公司工会，几年后又转到了行政，成为中层管理者。因为经常代表企业参加运动会，在近千名职工里，她是不折不扣的名人。“可抢手了。咱们涨工资按3%的比例，每次都有我！”
当年公司内，集体工和全民工混岗作业，享受着同样的福利待遇。“效益可好了，工作服都发毛料子，2.5米的。”不过渐渐的，全民工开始把集体工落在了身后。英秀华回忆，等她工资挣300多元时，全民工已是800多元，近乎她的3倍。
1991年，英秀华怀了孩子，经理通知她回家呆着，不用再来了。“说单位减员增效，什么手续也没出，一句话就打发走了。”英秀华认为自己没少给单位做贡献，接受不了。经理跟她承诺，等她生产完、公司下属宾馆建好，就让她去当一把手。
这承诺终究没兑现。1992年，建筑公司近千名集体工全部放假回家。此时，职工社保制度尚未开启，所以这些职工至今也没享受过相关待遇。
“以前那么火的人呀……”英秀华窝了一肚子气，差点病倒。但日子还得继续。在家里资助下，她拿出2万元钱做了小买卖，维持家用。1998年初，西露天矿调整，建筑公司被合并到煤炭回收公司。她托关系重新回去上班，“还是想有份正经工作”。
一年后，抚矿集团将下属企业的矿坑通通收回，英秀华再次失业。这次，她彻底在家歇业。她把所有青春和激情都留在了企业，再也折腾不动了。
只能等待
林师傅只工作了3年，英秀华一直做管理，他们付出的劳动艰辛相对有限。更多的职工奉献给企业的，除了青春，还有无尽的汗水。
英秀丽是英秀华的妹妹。她是抚矿西露天矿工副业加工厂的集体工，后来该厂被合并到劳动服务公司。廖惠杰、滕红颖、张华、赵美玉，她们曾经是工友。初中毕业后进厂，都是一线职工，今年都已46岁。她们的养老和医保账户，至今都空着。
当年，廖惠杰在洗煤车间负责洗煤，其他四人是遴选车间粉碎工。刚挖出来的煤块混杂着泥沙石子，需先扔进大水槽里。煤轻上漂，杂质重全都沉底。廖惠杰站在池中，把煤一一捞起，然后把杂质一锹锹铲出池外，“有时一天能铲半人高”。英秀丽等人，则负责把一车车干燥好的煤推去粉碎。机器一开，满屋烟尘，“口罩都得自己买”。
厂里有男职工，但大都是全民工，负责管理。因身份低人一等，女工只能出力气。那时，她们才16岁。“年轻、傻，让咋干就咋干，真不值！”多年后，她们决然否定了自己的青春付出。
因为付出没给她们带来任何回报。1998年前后，她们相继下岗回家。没有解除合同，也没有下岗证，只能靠打零工维生。之前高强度劳动的损伤，开始逐渐显现：廖惠杰心脏患病，肾也不好，张华总觉胸闷、喘不上气。赵美玉更惨，她患上神经衰弱，3年里上厕所都要搀扶，“医生说是精神压力太大”。
据张华回忆，上班时企业曾从工资里扣过社保费。但2009年她去查询时，账户里是空的。没有社保，无论生活如何潦倒，她们只能靠自己。
有人没顶住巨压。英秀华说，她的一位男同事回家后就上吊了。“1.8米的大个呀，真可惜了……”20年了，这样的故事似乎早已被人忘却。一旦提及，依然令人惊心。
这些被采访的所有集体职工，现在跟企业的唯一联系就是过年前去领取50元钱。没人说得清，这到底是什么钱。平常，他们跟企业形同陌路，“死在家里都不带管你”。
如今，他们等着有人出面帮他们解决社保欠账问题。只是，该由谁来理清？女工们说，企业有责任，“怎么也得给我们口饭吃吧”。林师傅则说：“还得政府出面。要解决了，我买上十挂鞭炮庆贺！”
他们被丢在角落里20余年，没人搭理。连医保何时能有、退休了能不能领上养老金这些要紧的问题，都要靠猜。一切，只能等待。
在最美好的时光里丧失了价值、体面和保障，英秀华说，我们白白被耽误了一生。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职工皆为化名）W摄影/刘明烨
当记者提出想到家里看看时，林师傅一脸迟疑。“咱们第一次见面，也不知根知底，万一你是坏人咋办？”后来记者才知道，担心只是表面原因。骨子里，他是怕被笑话。
红红绿绿的各式开锁广告，霸道地贴满了铁门，仅给钥匙孔留出一缝之地。推开门，眼前一片黑暗——如果不拉灯，居然看不到一尺远的地方。潮气，随即涌来。
林师傅说，屋子小，有点乱。此话属实。门口右手边摞着四个纸箱子，上面码着28棵白菜。往前两步，是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单位以前的工具箱，在咱家顶碗柜用”。箱子上面胡乱摆着各种盆子，空中一根细绳掠过，挂着的女士手包正噼啪朝下滴水。箱子对面搭着简易石板，放了做饭用的煤气炉，紧贴着的是老式水磨石水池，池边堆满了洗发水、洗洁精等瓶瓶罐罐。寻常人家的客厅，在此集储物、厨房、洗漱于一身，仅留下窄长的过道。
卧室显得更拥挤。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占去了近一半的空间。剩下的，还有衣柜、梳妆台、电脑桌，电视机和洗衣机。老式双缸洗衣机上的商标早磨没了，打开电视机，图像晃很久才会蹦出张人脸。
这就是一家三口栖身之地，28.83平米，狭小而窘迫。而且，屋檐下还住着两户人，林家在南，另一户居北，两家共用客厅走道和厕所。“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我女儿都不愿让同学来咱家。来了没地方坐，饭都得在梳妆台上吃！”
即使这样，林师傅告诉记者，房子也不是自己的。这是岳母单位的公房，他每月还要向市里交几十元的费用。“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蜗居，是不是？”林师傅自嘲说。
他，一个46岁的东北爷们，还试图坚持某个时代的传统，力争体面。但其实，他的体面和这座建于1980年代初的老楼一样，早就破败不堪了。
也曾风光过
林师傅正经风光过。
“抚顺是煤都，抚顺矿务局以前是国家大一型企业。”林师傅说，自己以前就是抚矿运输部劳动服务公司的正式职工。
他参加工作是1986年，当时在一个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断断续续地开工、放假。家里托关系给他调到了抚矿运输部劳动服务公司，成了一名集体工。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加上日伪此前的经营，众多城市很快走上了重工业发展之路。大型国企，甚至一度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民众都以在国企或其下属企业工作为荣。
在劳服公司，林师傅负责开车。1991年还在小企业放假时，他花了几百元，拿下了驾照。一年后到新单位，这项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他先后开过工程车、大货车，还有金杯130半截子车。
第一个月，他工资领到手157元，一年后涨到190元。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仅100元。挣得比一般人多，还是国企正式职工，林师傅觉得生活很有盼头。第三年，工资涨到257元，他娶妻，很快妻子有了身孕。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妙。
生活突然露出了无情的底色。
1995年12月，春节临近，林师傅失业了。“那天9点钟，车队通知开会。咱20多个司机挤在一起，平时不咋看到的领导也到了。他们宣布：厂里效益不好，一半人放假回家。”十几年后再回忆往事，林师傅语气平淡，像是在讲述无关紧要的路人。当年的打击与怨气，怕是早被生活磨平了。
他是第一批放假的司机。数月后，车队的另一半同事也被放假。一年之内，运输部劳动服务公司的数百名集体职工全部回家。“本来好好的，咋就变成这样式了？”林师傅至今也想不明白。
当年，正是国有企业改革年。这场发轫于1980年的变革，随着1994年国家提出要在国企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而进入攻坚阶段。国企伤筋动骨，其附属集体企业也难逃厄运。是年，国家对集体企业的免税政策不再，上级国企也陆续停止扶持。大批集体企业不适应市场，或停产或倒闭，职工被迫遭遇改革阵痛。
保障没了
算起来，林师傅只享受了3年的保障福利。
他调进抚矿运输部劳服公司是1992年。彼时，为配合国企改制进程，中国开始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从前由企业全面包揽的职工保障待遇，从此被推向社会。林师傅告诉记者，企业给他缴了3年的保险，失业后就再没缴过。
名为失业，本质其实是待岗在家。“失业了，不得解除合同，发失业证吗？这些咱都没有。”
但失业的罪，依然得遭。媳妇单位效益不好，随之也下岗了，林师傅必须担起养家的重担。他卖过蔬菜水果，倒腾过水产，结果勉强糊口。没办法，他重新当起了司机，给私人老板开车，拉货送货。
女儿需要有人接送上学，母亲身体不好也要人照顾。2000年前后，林师傅换了份新工作。早上6点接班，下午3点半交班，他当上了出租车司机，一直干到现在。他很庆幸，自己当年学了开车这门技术。“46了，现在想干点啥都没人要！”
抚顺市的活并不好拉。除节假日外，林师傅一般每天能挣100元。最少时，才三四十元。媳妇现在一家超市打工，每月收入一千元左右。乍听下，俩人收入还不错，但却朝不保夕。“给人打工，老板只要不高兴，随时可以让你走人。”林师傅说，一年中他有个把月都呆在家里找活。
上要赡养老人，下要供女儿读书，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咱家一天净吃白菜土豆了。”就在铁箱子做成的碗柜里，头晚吃剩的白菜汤还静静躺着。“姑娘实在馋肉了，就到姥姥家吃一顿。”说完这句，林师傅眼圈红了，半天没话。
最可怕的是看不起病。“我现在满身都是病。”说着，他把随身揣的速效救心丸掏出给记者看。“高血压，头晕、总迷糊，背上骨质增生，怀疑还有糖尿病。但不敢去检查，查了也没钱治呀！”他说，只能咬牙挺着。
2000年，他做过一个小手术，花了几千元，全是自费。为啥不找单位报销？“去了也告诉你，下岗了跟单位没关系，来干啥？再说也没给咱交医保，拿啥给你报啊？”林师傅说，刚放假之初他还有出去拼一拼的冲动，如今才彻底后悔了。“是自由了，可保障也没了。” 他说，做梦也想着哪天单位效益好了，能把他的社保费给缴上，起码先把医保解决了。“谁不想到老了有个归宿、有个保障呀？”
抢手货也失业
等待社保，等待迟到的保障，这不是林师傅一个人的期盼。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国有企业当年兴办的大集体仅辽宁一省就有1400多户，其中亏损企业占七成以上，停产、半停产企业占一半以上。有媒体报道称，目前这些集体企业主要集中在抚矿附企、鞍钢附企、阜矿多种经营公司等企业，总人数约有20万人。这些职工除了当年极个别买断的，大多都跟林师傅一样，处于在职失业的状态，社保费的缴纳有名无实。
48岁的英秀华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她进了西露天矿建筑公司，这也是抚矿下属集体企业。跟林师傅一样，她也是集体工。
英秀华告诉记者，上学时她长于运动，曾先后在省市和全国拿过奖。1985年，军队举办运动会，到地方选拔人才，正在市里集训的英秀华被相中了。“后来一打听，说要到吉林白城子。我父母说那地方苦，不让我去，就这么错过了。现在后老悔了！”
不过在企业里，英秀华也没吃过亏。起初她在公司工会，几年后又转到了行政，成为中层管理者。因为经常代表企业参加运动会，在近千名职工里，她是不折不扣的名人。“可抢手了。咱们涨工资按3%的比例，每次都有我！”
当年公司内，集体工和全民工混岗作业，享受着同样的福利待遇。“效益可好了，工作服都发毛料子，2.5米的。”不过渐渐的，全民工开始把集体工落在了身后。英秀华回忆，等她工资挣300多元时，全民工已是800多元，近乎她的3倍。
1991年，英秀华怀了孩子，经理通知她回家呆着，不用再来了。“说单位减员增效，什么手续也没出，一句话就打发走了。”英秀华认为自己没少给单位做贡献，接受不了。经理跟她承诺，等她生产完、公司下属宾馆建好，就让她去当一把手。
这承诺终究没兑现。1992年，建筑公司近千名集体工全部放假回家。此时，职工社保制度尚未开启，所以这些职工至今也没享受过相关待遇。
“以前那么火的人呀……”英秀华窝了一肚子气，差点病倒。但日子还得继续。在家里资助下，她拿出2万元钱做了小买卖，维持家用。1998年初，西露天矿调整，建筑公司被合并到煤炭回收公司。她托关系重新回去上班，“还是想有份正经工作”。
一年后，抚矿集团将下属企业的矿坑通通收回，英秀华再次失业。这次，她彻底在家歇业。她把所有青春和激情都留在了企业，再也折腾不动了。
只能等待
林师傅只工作了3年，英秀华一直做管理，他们付出的劳动艰辛相对有限。更多的职工奉献给企业的，除了青春，还有无尽的汗水。
英秀丽是英秀华的妹妹。她是抚矿西露天矿工副业加工厂的集体工，后来该厂被合并到劳动服务公司。廖惠杰、滕红颖、张华、赵美玉，她们曾经是工友。初中毕业后进厂，都是一线职工，今年都已46岁。她们的养老和医保账户，至今都空着。
当年，廖惠杰在洗煤车间负责洗煤，其他四人是遴选车间粉碎工。刚挖出来的煤块混杂着泥沙石子，需先扔进大水槽里。煤轻上漂，杂质重全都沉底。廖惠杰站在池中，把煤一一捞起，然后把杂质一锹锹铲出池外，“有时一天能铲半人高”。英秀丽等人，则负责把一车车干燥好的煤推去粉碎。机器一开，满屋烟尘，“口罩都得自己买”。
厂里有男职工，但大都是全民工，负责管理。因身份低人一等，女工只能出力气。那时，她们才16岁。“年轻、傻，让咋干就咋干，真不值！”多年后，她们决然否定了自己的青春付出。
因为付出没给她们带来任何回报。1998年前后，她们相继下岗回家。没有解除合同，也没有下岗证，只能靠打零工维生。之前高强度劳动的损伤，开始逐渐显现：廖惠杰心脏患病，肾也不好，张华总觉胸闷、喘不上气。赵美玉更惨，她患上神经衰弱，3年里上厕所都要搀扶，“医生说是精神压力太大”。
据张华回忆，上班时企业曾从工资里扣过社保费。但2009年她去查询时，账户里是空的。没有社保，无论生活如何潦倒，她们只能靠自己。
有人没顶住巨压。英秀华说，她的一位男同事回家后就上吊了。“1.8米的大个呀，真可惜了……”20年了，这样的故事似乎早已被人忘却。一旦提及，依然令人惊心。
这些被采访的所有集体职工，现在跟企业的唯一联系就是过年前去领取50元钱。没人说得清，这到底是什么钱。平常，他们跟企业形同陌路，“死在家里都不带管你”。
如今，他们等着有人出面帮他们解决社保欠账问题。只是，该由谁来理清？女工们说，企业有责任，“怎么也得给我们口饭吃吧”。林师傅则说：“还得政府出面。要解决了，我买上十挂鞭炮庆贺！”
他们被丢在角落里20余年，没人搭理。连医保何时能有、退休了能不能领上养老金这些要紧的问题，都要靠猜。一切，只能等待。
在最美好的时光里丧失了价值、体面和保障，英秀华说，我们白白被耽误了一生。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职工皆为化名）W摄影/刘明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