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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足坛反赌扫黑风暴的持续升级，曾经的“金哨”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先后被批捕，加上最新曝光的“女裁判为执法陪睡”等丑闻，裁判这个原本保持公正公平的行业，也逐渐露出它的黑色内幕。
2010年3月12日，中国足协裁判员整顿教育工作会议上，“临危受命”不足两个月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韦迪亲临香河会场证实陆俊、黄俊杰以及周伟新3名裁判员被警方带走。
昔日中国足坛第一“金哨”——陆俊，被曝“曾在一场比赛中收了近40万元的贿赂”!这名俨然天使化身的绿茵场上的最高法官，尽管已退休5年，如今还是落入法网，可以想见事态的严重程度。正如有人评论：“绝对金哨=第一黑哨!中国足球到底有多少荒唐和腐朽，在此人身上得到了最贴切的注解。”
一
在南勇、杨一民等“大鱼”被抓捕后，以中国足球界陆俊为首的一批“优秀裁判”的落网，似乎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然而，作为中国足球裁判界曾经的形象工程，陆俊的坍塌，还是在已经焦头烂额的足球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提起陆俊，人们首先会想到“金哨”这个头衔，的确，陆俊在其裁判生涯中，可谓手眼通天，除了1998年那次穗连大战和2004年上海申花与上海国际的那场比赛曾引发过争议外，几乎很少为人诟病。
1959年3月19日出生的陆俊，其实是田径选手出身，但他读小学和中学时就热爱足球，而且在1978年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后也选择了足球专业，且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到了裁判这一行当。陆俊的导师正是中国知名裁判曹镜鉴，他是1979年中国足协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原有席位后首批国际裁判，后来成为裁委会副主任。陆俊的同窗好友蔚少辉和张建强都曾在足协裁委会担任要职，同属足协“北体帮”。出身如此显赫，陆俊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足协的“香饽饽”，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京体育大学，被球迷戏称为中国裁判圈的“黄埔军校”。谢亚龙执掌足协时，一次开会，曾有俱乐部老总投诉，为何执法联赛的北京籍裁判有40多人，上海才5个，而其他地方就更少?对此杨一民解释，没有办法，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杨一民恰恰就是北体毕业的。
“北体帮”在足协势力最有根基的部门，便是裁委会。包括张建强在内，从早已退休的韩重德到现在从奥组委归来的林卫国，裁委会先后5任主任，竟然前仆后继全部产自北体大。而在足协，北体大毕业生中，还有一大批让球迷耳熟能详的名字：王俊生、谢亚龙、杨一民、薛立、马成全、蔚少辉、孙葆洁、郭辉、朱和元……“北体帮”里没好人?这样的结论当然粗暴无礼。然而在足协种下的这棵大树之下，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北体帮”长期把持裁委会，从执行官员到执法裁判构建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圈子，如今想要还裁判界一个清白，又谈何容易?
曾有不少媒体报道，陆俊开着“宝马”出入各种场所，似乎这已成为他受贿的重要依据，但这样的推理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陆俊的合法收入就非常可观，据说是中国裁判界最高的。执法甲A和中超比赛，每名裁判都可获得一定的津贴，最开始时是500元一场，随后蔚少辉、张建强等人相继给裁判们谋取了不少福利，如今执法一场中超比赛，每名裁判可获得3000元的补贴。陆俊从1994年甲A联赛就开始执法，一直到他“挂哨”时的2004年12月，其间他共执法甲A比赛158场、中超比赛12场，也就是说，顶级联赛他共执法了170场，再加上足协杯、全运会等场次，陆俊在国内执法肯定超过200场，这是除中国“金哨”孙葆洁之外，所有中国内地足球裁判望尘莫及的。单这些比赛的津贴就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此外，陆俊还是中国唯一执法过世界杯、世青赛、世少赛、女足世界杯和奥运会五种级别赛事的主裁判，而执法国际比赛的津贴就更加丰厚，尤其是类似男女足世界杯这类大型比赛，国际足联不管你在赛事中最终执法了几场比赛，都会在赛前将上万美元的津贴提前打到每位裁判的银行卡里，而且他们还全包裁判的食宿和交通费，也就是说，从上世纪末执法国际比赛开始，仅国际足联的津贴就赚足了美元，再加上他在国内的裁判收入，为什么不能开“宝马”呢?作者并没有为陆俊开脱之意，相反，从另外一个侧面这恰恰证明了广州松日俱乐部老总所说的话，陆俊“接活”至少20万元——小钱他看不上。
按照国际足联对裁判年龄的限制，2004年，45岁的陆俊依依惜别绿茵法官的生涯。随后，他在北京市安贞桥附近开了一家公司，从事外贸生意。据他的好友说，陆俊的身价已经达到了几千万。而退出了裁判界之后，陆俊也不再避嫌，他将其座驾换成了宝马5系。不仅如此，据说他还有一辆价值100多万元的宝马7系，不过曾经出过车祸。如果说，果真是靠做生意发家，这样的高调做派倒并不为过。不过，总是有人怀疑他的财富来自执法联赛时的非法黑金。
2010年春节后，“陆俊和黄俊杰进去了”这个消息在足球圈迅速传播，关于两名裁判员的一些背后故事也被抖了出来，用一足协官员的话说：裁判圈一直都有“南黄北陆”的称呼，现在这两个人都进去了，一点也不意外。与此同时，中国足球界一位元老级人物也证实了陆俊在执法生涯中“确有问题”的传言。他说：“陆俊有很多问题，只是他被国际足联选为世界杯执法裁判，中国足协保了他。”据这位前辈披露：“1997年到1999年，是假球黑哨最泛滥的时候，一个裁判一赛季做完，弄四、五十万跟玩一样，多的可达100多万元。比如一些跟夺冠或保级有联系的比赛，哪一场球也得给裁判15万到20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陆俊在被警方带走调查后，为了减轻罪名，主动交待了很多内幕案情，他不但承认了自己收受俱乐部的金钱、财物贿赂，利用判罚尺度操纵比赛，进而影响比赛结果，而且还透露他最高一场收受贿赂的数目在40万元左右。
二
外界对陆俊的怀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从10多年前到此次足协大地震，陆俊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毕竟他是中国足球裁判的代表性人物。在“金哨”涉赌的消息传出后，当时他在电话里严厉反驳。他表示，自己十分支持足坛反赌扫黑，而自己绝对清白，我的执法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我肯定没问题，所以我不需要解释什么，这些传言根本就很无聊。
据了解，陆俊1997年辞去了北体的教师职务，到朋友开的公司挂职，但其实他当时已经算是专职裁判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1998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首场就惹出了广州松日和大连万达比赛的大娄子。看过那场比赛的人都知道，当时陆俊的判罚的确非常倾向于大连队，现场的观众都不敢相信竟然有裁判敢于在自己主场如此偏向客队。是役，大连万达客场2:0轻松取胜，但赛后的3月24日，广州 《羊城体育》第167期第2版刊登了一篇题为《“首尾”之战场外音》的文章，曝出陆俊收受20万元的贿赂，吹了黑哨。随后，陆俊以侵权为由将《羊城体育》状告至法庭。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场官司的判决结果是，陆俊获得了8.5万元的赔偿。
不为人知的是，其实当时不仅是《羊城体育》报道此事，还有一家党报下属的媒体也刊登了大篇幅的报道，但陆俊碍于对方媒体的“属性”，放弃了起诉，最终只选中了《羊城体育》。
在一审判决后，《羊城体育》不服，遂提起上诉，并且要求追加时任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为第三证人，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利彪给他们提供了陆俊受贿的线索。据了解，利彪当时还给《新民晚报)》、《南方都市报》、《现代体育报》三家媒体爆料，不过随后利彪却不知所踪。据悉，最后这场官司《羊城体育》败诉，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利彪无法提供证据，而据和利彪有接触的人表示，此事后利彪也曾迟疑，因为按照国际足联规定，一旦裁判收受贿赂将被取消资格，而同样行贿的俱乐部也会受到处罚。就是说，利彪爆料的这20万，很可能是松日自己送的。
因为“缺乏证据”，《羊城体育》终于在第一桩媒体与足球从业者的名誉权官司中败诉。从此，陆俊成为中国裁判的一面旗帜，裁判的学习楷模。其本人则更洋洋得意，从他的言语中不难感受到快意和嚣张：“赔多少钱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羊城体育》还我一个清白。至于85000元的赔付，我会按照从前所承诺的用作公益事业……”在采访的最后，陆俊甚至还不忘“顾全大局”：“我不希望自己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更不希望这个官司影响裁判和新闻界的关系，这是我个人与《羊城体育》之间的纠纷，没有其他意义。”
可以说，陆俊官司胜诉后，中国足球界以此为先例，以“证据”为屏障，假黑势力和腐败分子愈发有恃无恐、权钱交易愈发猖獗、泛滥。那几年，裁判一场球起步价收6万元，一年联赛下来至少弄个三五十万元，这已成为圈内尽人皆知的“秘密”。
其后的2001年，由杭州绿城、广州吉利等足球俱乐部和浙江省体育局策动、全国媒体结伴而上的痛打“黑哨”行动，尽管有“主张”和“举证”，却又迟迟难见“司法介入”，加上中国足协秉承上意百般包庇，最终以前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2003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2004年7月11日，因血癌在北京301医院去世。)锒铛入狱收场。
龚建平也成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足坛“反黑运动”并以“黑裁判获刑”的唯一结果告终。然而，人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些结局——作为中国第一个以戴罪之身死在保外就医期间的龚建平的家被摧毁了，而盛产“黑哨”的足球圈依旧密不透风。不为人所知的是，中国足协掌握的、后来按照行规处理的那份17人大名单。这份名单里有2名裁判死不认账，最后被处以“终身禁哨”的处罚，其余的都按事先制定的“政策”从足坛蒸发。
从2009年末开始，随着司法强力介入足球反腐，俱乐部、球队、球员、教练，乃至中国足协最高官阶的南勇、杨一民等腐败分子，一一被甄别出来。有此明证，如今，在陆俊等一批裁判“落马”之后，《羊城体育》也终于迎来了等待12年久违的“胜诉”，陆俊的第一张假面具终于被彻底扯下。
三
在陆俊的执法生涯中，还有一个事件曾轰动一时，那就是在他即将“退休”之际，于上海遭遇国际俱乐部官员的“掌掴事件”。2004年，陆俊在主哨上海申花对阵上海国际这场关系联赛冠军之争时，被上海中远俱乐部总经理王国林扇了两记耳光，王还骂道：“陆俊是个大骗子!”当时陆俊并没有争辩，下半时还坚持把比赛吹完。当时就有人猜测，陆俊是不是因为收了某支球队的黑金而又不干“活”，才引发了这次事件。此事过后，王国林并没受到足协的重罚。陆俊也没有再对此事进行纠缠，一切都显得出奇的和谐。
一周后，中国足协裁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对陆俊执法的上海国际队与申花队比赛，裁委会经过反复观看比赛录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陆俊的执法没有任何问题，绝对不存在错判或误判，上海国际队对陆俊的侵犯完全是无理取闹。当时，“金哨”感慨万千地表示，在长达十几年的裁判生涯中第一次被别人“饱以老拳”，“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原因，不可能是因为裁判员单方面引发的这么多事情。联赛目前的情况，说句实话，我这个老裁判真的很茫然，现在已经不是有没有错漏判的问题，而是裁判员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无论比赛公正与否，找裁判的在已经成为联赛的一种惯性，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
那时即将正式挂哨的陆俊还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表示：“这样的复杂环境对于裁判员的成长和培训都是不利的，我们现在很多年轻裁判在执法中超时都有心理的阴影，因为比赛执法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很多已经严重超越了裁判员控制比赛的能力!”陆金哨的“临别赠言”曾一度被足协和媒体视为“肺腑之言，感人至深”，然而6年之后，“金哨”的假面具终于被揭开，真相开始被还原，所有的感动，都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四
在当今足球圈，几乎尽人皆知，陆俊能在裁判界平步青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张建强。
曾担任中国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秘书长，以及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后来还升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建强掌管裁判委员会工作后，大力扶植陆俊在裁判界的威信。那时候，联赛中有一批1958年出生的裁判，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执法经验，都是非常不错的。但陆俊在张建强的帮助下，将1958年出生的这批裁判员逐渐清理出了裁判队伍。现在的中超联赛，很多比赛不是裁判员的态度有问题，根本就是裁判员的业务能力出了问题，点球不敢吹，红牌不敢出，一场比赛，两家俱乐部都不满意。造成这一切的幕后元凶，不是别人，就是陆俊以及其背后的张建强。
作为中国足协的中层官员，张建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如果张建强在调查过程中，牵扯出陆俊的一些问题，也没什么意外。由此，外界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当年陆俊等一大批裁判“发家”靠的正是张建强，现在“东窗事发”也正是因为张建强。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年张建强与陆俊关系非同一般，他因此确定了在圈内的势力和地位，并成为各家俱乐部“主攻”的对象。即使其比赛不是由陆俊执法，但只要和陆打声招呼，他的那些裁判小兄弟们一般都会完成“任务”。
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出来，陆金哨走向堕落，与其说是自身品质、职业道德上的原因，还不如说正是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孕育出了他这样一个牺牲品。
五
在外界，很多人不理解，中国裁判的哨儿为什么这样黑?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所决定的。 早在1992年，王俊生掀起足球改革浪潮，直到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拉开大幕那一刻起，一条无形的“利益链”正在足协裁委会、裁判员和俱乐部之间逐渐形成：俱乐部向裁判员上贡、裁判员给裁判委员会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一边与下面勾结，一手拿源源不断的贿金，一手吹着忽红忽黑的哨子……在这条利益链上，江湖地位显赫的足协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由此操纵了比赛胜负，并在中国各级足球联赛中反复滥用，成为牟取暴利的手段。
中国足协裁委会先是归属于青少年女子部，后来成为技术部之下常设机构。上世纪90年代初的裁委会秘书长是蔚少辉，职业化之初，因为裁判的报酬太低，火车是主要的差旅工具，兼职裁判们的积极性、可控性都不高。张建强在1995年接任秘书长之后，首创“派遣费”。这一名目下，裁判在各地执法的开销被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可以说，地方足协和俱乐部由此普遍地意识到了，他们有理由为裁判买单。”一名知情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派遣费”得以延续，各类“黑哨事件”也进入高发期，直至2001年底兴起“打假反黑”行动，“派遣费”才宣告终结。
由于“绿衣法官”在比赛中的作用突出，因此裁判“开销”很快就在职业联赛中呈几何数字成倍增长。至1995赛季，裁判收取俱乐部红包也成为普遍现象。一名足协中层曾利用私交先后向6家俱乐部打听，答案是6个城市各11个主场，全部比赛都需要向裁判上贡，红包少则五千，多则上万。“所有的俱乐部都说，他们送红包，刚开始只是想在自己的主场要个公平，而且这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圈内众人皆知。”据了解，当时联赛中反复出现裁判在点球等关键判罚上有明显倾向，张建强直接对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负责，但后者并未采取措施抑制这一苗头，理由是打击黑哨取证太难，以及担心严格处罚会让裁判走光，进而影响到整个联赛。裁委会划归新成立的技术部之后，张建强迎来了第二个顶头上司杨一民，两人又迅速“打成一片”。
以张建强主政裁判委员会期间为例，个别男裁判为了能多吹比赛，宁愿让爱妻去陪他喝酒跳舞，甚至有女裁判为了多出场而主动献身。对于裁判而言，裁委会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和“钱袋子”，孝敬裁委会官员也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以上面那名无权无势的女裁判为例，为了提高“出勤率”增加收入，她不得不主动献身。
除了控制裁判员，裁委会还与俱乐部私通，收取俱乐部的贿赂。从1998赛季起，裁判费用成为俱乐部季前预算的组成部分，反正一本是企业的账自己看，一本是俱乐部的账目备查。那一年的“裁判招待费”一场5万元，一个赛季就是55万。知情人说，离任后的张建强，仍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基础，不时“参与”一下裁委会的工作，而足协内部和裁委会要员亲近的人，也会收人钱财替人办事。
总之，在高度集权、无法无天的裁委会治下，没有人能说清楚，裁委会旗下有多少干净的裁判，可以肯定的是，裁判群体的职业道德评价早已一落千丈，公信力荡然无存。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足球裁判的哨儿为什么这样黑，昔日足坛的“第一金哨”为何成了“第一黑哨”了。
2010年3月12日，中国足协裁判员整顿教育工作会议上，“临危受命”不足两个月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韦迪亲临香河会场证实陆俊、黄俊杰以及周伟新3名裁判员被警方带走。
昔日中国足坛第一“金哨”——陆俊，被曝“曾在一场比赛中收了近40万元的贿赂”!这名俨然天使化身的绿茵场上的最高法官，尽管已退休5年，如今还是落入法网，可以想见事态的严重程度。正如有人评论：“绝对金哨=第一黑哨!中国足球到底有多少荒唐和腐朽，在此人身上得到了最贴切的注解。”
一
在南勇、杨一民等“大鱼”被抓捕后，以中国足球界陆俊为首的一批“优秀裁判”的落网，似乎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然而，作为中国足球裁判界曾经的形象工程，陆俊的坍塌，还是在已经焦头烂额的足球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提起陆俊，人们首先会想到“金哨”这个头衔，的确，陆俊在其裁判生涯中，可谓手眼通天，除了1998年那次穗连大战和2004年上海申花与上海国际的那场比赛曾引发过争议外，几乎很少为人诟病。
1959年3月19日出生的陆俊，其实是田径选手出身，但他读小学和中学时就热爱足球，而且在1978年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后也选择了足球专业，且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到了裁判这一行当。陆俊的导师正是中国知名裁判曹镜鉴，他是1979年中国足协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原有席位后首批国际裁判，后来成为裁委会副主任。陆俊的同窗好友蔚少辉和张建强都曾在足协裁委会担任要职，同属足协“北体帮”。出身如此显赫，陆俊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足协的“香饽饽”，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京体育大学，被球迷戏称为中国裁判圈的“黄埔军校”。谢亚龙执掌足协时，一次开会，曾有俱乐部老总投诉，为何执法联赛的北京籍裁判有40多人，上海才5个，而其他地方就更少?对此杨一民解释，没有办法，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杨一民恰恰就是北体毕业的。
“北体帮”在足协势力最有根基的部门，便是裁委会。包括张建强在内，从早已退休的韩重德到现在从奥组委归来的林卫国，裁委会先后5任主任，竟然前仆后继全部产自北体大。而在足协，北体大毕业生中，还有一大批让球迷耳熟能详的名字：王俊生、谢亚龙、杨一民、薛立、马成全、蔚少辉、孙葆洁、郭辉、朱和元……“北体帮”里没好人?这样的结论当然粗暴无礼。然而在足协种下的这棵大树之下，内部关系盘根错节；“北体帮”长期把持裁委会，从执行官员到执法裁判构建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圈子，如今想要还裁判界一个清白，又谈何容易?
曾有不少媒体报道，陆俊开着“宝马”出入各种场所，似乎这已成为他受贿的重要依据，但这样的推理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陆俊的合法收入就非常可观，据说是中国裁判界最高的。执法甲A和中超比赛，每名裁判都可获得一定的津贴，最开始时是500元一场，随后蔚少辉、张建强等人相继给裁判们谋取了不少福利，如今执法一场中超比赛，每名裁判可获得3000元的补贴。陆俊从1994年甲A联赛就开始执法，一直到他“挂哨”时的2004年12月，其间他共执法甲A比赛158场、中超比赛12场，也就是说，顶级联赛他共执法了170场，再加上足协杯、全运会等场次，陆俊在国内执法肯定超过200场，这是除中国“金哨”孙葆洁之外，所有中国内地足球裁判望尘莫及的。单这些比赛的津贴就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此外，陆俊还是中国唯一执法过世界杯、世青赛、世少赛、女足世界杯和奥运会五种级别赛事的主裁判，而执法国际比赛的津贴就更加丰厚，尤其是类似男女足世界杯这类大型比赛，国际足联不管你在赛事中最终执法了几场比赛，都会在赛前将上万美元的津贴提前打到每位裁判的银行卡里，而且他们还全包裁判的食宿和交通费，也就是说，从上世纪末执法国际比赛开始，仅国际足联的津贴就赚足了美元，再加上他在国内的裁判收入，为什么不能开“宝马”呢?作者并没有为陆俊开脱之意，相反，从另外一个侧面这恰恰证明了广州松日俱乐部老总所说的话，陆俊“接活”至少20万元——小钱他看不上。
按照国际足联对裁判年龄的限制，2004年，45岁的陆俊依依惜别绿茵法官的生涯。随后，他在北京市安贞桥附近开了一家公司，从事外贸生意。据他的好友说，陆俊的身价已经达到了几千万。而退出了裁判界之后，陆俊也不再避嫌，他将其座驾换成了宝马5系。不仅如此，据说他还有一辆价值100多万元的宝马7系，不过曾经出过车祸。如果说，果真是靠做生意发家，这样的高调做派倒并不为过。不过，总是有人怀疑他的财富来自执法联赛时的非法黑金。
2010年春节后，“陆俊和黄俊杰进去了”这个消息在足球圈迅速传播，关于两名裁判员的一些背后故事也被抖了出来，用一足协官员的话说：裁判圈一直都有“南黄北陆”的称呼，现在这两个人都进去了，一点也不意外。与此同时，中国足球界一位元老级人物也证实了陆俊在执法生涯中“确有问题”的传言。他说：“陆俊有很多问题，只是他被国际足联选为世界杯执法裁判，中国足协保了他。”据这位前辈披露：“1997年到1999年，是假球黑哨最泛滥的时候，一个裁判一赛季做完，弄四、五十万跟玩一样，多的可达100多万元。比如一些跟夺冠或保级有联系的比赛，哪一场球也得给裁判15万到20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陆俊在被警方带走调查后，为了减轻罪名，主动交待了很多内幕案情，他不但承认了自己收受俱乐部的金钱、财物贿赂，利用判罚尺度操纵比赛，进而影响比赛结果，而且还透露他最高一场收受贿赂的数目在40万元左右。
二
外界对陆俊的怀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从10多年前到此次足协大地震，陆俊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毕竟他是中国足球裁判的代表性人物。在“金哨”涉赌的消息传出后，当时他在电话里严厉反驳。他表示，自己十分支持足坛反赌扫黑，而自己绝对清白，我的执法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我肯定没问题，所以我不需要解释什么，这些传言根本就很无聊。
据了解，陆俊1997年辞去了北体的教师职务，到朋友开的公司挂职，但其实他当时已经算是专职裁判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1998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首场就惹出了广州松日和大连万达比赛的大娄子。看过那场比赛的人都知道，当时陆俊的判罚的确非常倾向于大连队，现场的观众都不敢相信竟然有裁判敢于在自己主场如此偏向客队。是役，大连万达客场2:0轻松取胜，但赛后的3月24日，广州 《羊城体育》第167期第2版刊登了一篇题为《“首尾”之战场外音》的文章，曝出陆俊收受20万元的贿赂，吹了黑哨。随后，陆俊以侵权为由将《羊城体育》状告至法庭。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场官司的判决结果是，陆俊获得了8.5万元的赔偿。
不为人知的是，其实当时不仅是《羊城体育》报道此事，还有一家党报下属的媒体也刊登了大篇幅的报道，但陆俊碍于对方媒体的“属性”，放弃了起诉，最终只选中了《羊城体育》。
在一审判决后，《羊城体育》不服，遂提起上诉，并且要求追加时任松日俱乐部副总经理利彪为第三证人，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利彪给他们提供了陆俊受贿的线索。据了解，利彪当时还给《新民晚报)》、《南方都市报》、《现代体育报》三家媒体爆料，不过随后利彪却不知所踪。据悉，最后这场官司《羊城体育》败诉，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利彪无法提供证据，而据和利彪有接触的人表示，此事后利彪也曾迟疑，因为按照国际足联规定，一旦裁判收受贿赂将被取消资格，而同样行贿的俱乐部也会受到处罚。就是说，利彪爆料的这20万，很可能是松日自己送的。
因为“缺乏证据”，《羊城体育》终于在第一桩媒体与足球从业者的名誉权官司中败诉。从此，陆俊成为中国裁判的一面旗帜，裁判的学习楷模。其本人则更洋洋得意，从他的言语中不难感受到快意和嚣张：“赔多少钱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羊城体育》还我一个清白。至于85000元的赔付，我会按照从前所承诺的用作公益事业……”在采访的最后，陆俊甚至还不忘“顾全大局”：“我不希望自己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更不希望这个官司影响裁判和新闻界的关系，这是我个人与《羊城体育》之间的纠纷，没有其他意义。”
可以说，陆俊官司胜诉后，中国足球界以此为先例，以“证据”为屏障，假黑势力和腐败分子愈发有恃无恐、权钱交易愈发猖獗、泛滥。那几年，裁判一场球起步价收6万元，一年联赛下来至少弄个三五十万元，这已成为圈内尽人皆知的“秘密”。
其后的2001年，由杭州绿城、广州吉利等足球俱乐部和浙江省体育局策动、全国媒体结伴而上的痛打“黑哨”行动，尽管有“主张”和“举证”，却又迟迟难见“司法介入”，加上中国足协秉承上意百般包庇，最终以前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2003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2004年7月11日，因血癌在北京301医院去世。)锒铛入狱收场。
龚建平也成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足坛“反黑运动”并以“黑裁判获刑”的唯一结果告终。然而，人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些结局——作为中国第一个以戴罪之身死在保外就医期间的龚建平的家被摧毁了，而盛产“黑哨”的足球圈依旧密不透风。不为人所知的是，中国足协掌握的、后来按照行规处理的那份17人大名单。这份名单里有2名裁判死不认账，最后被处以“终身禁哨”的处罚，其余的都按事先制定的“政策”从足坛蒸发。
从2009年末开始，随着司法强力介入足球反腐，俱乐部、球队、球员、教练，乃至中国足协最高官阶的南勇、杨一民等腐败分子，一一被甄别出来。有此明证，如今，在陆俊等一批裁判“落马”之后，《羊城体育》也终于迎来了等待12年久违的“胜诉”，陆俊的第一张假面具终于被彻底扯下。
三
在陆俊的执法生涯中，还有一个事件曾轰动一时，那就是在他即将“退休”之际，于上海遭遇国际俱乐部官员的“掌掴事件”。2004年，陆俊在主哨上海申花对阵上海国际这场关系联赛冠军之争时，被上海中远俱乐部总经理王国林扇了两记耳光，王还骂道：“陆俊是个大骗子!”当时陆俊并没有争辩，下半时还坚持把比赛吹完。当时就有人猜测，陆俊是不是因为收了某支球队的黑金而又不干“活”，才引发了这次事件。此事过后，王国林并没受到足协的重罚。陆俊也没有再对此事进行纠缠，一切都显得出奇的和谐。
一周后，中国足协裁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对陆俊执法的上海国际队与申花队比赛，裁委会经过反复观看比赛录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陆俊的执法没有任何问题，绝对不存在错判或误判，上海国际队对陆俊的侵犯完全是无理取闹。当时，“金哨”感慨万千地表示，在长达十几年的裁判生涯中第一次被别人“饱以老拳”，“这肯定是一个综合的原因，不可能是因为裁判员单方面引发的这么多事情。联赛目前的情况，说句实话，我这个老裁判真的很茫然，现在已经不是有没有错漏判的问题，而是裁判员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无论比赛公正与否，找裁判的在已经成为联赛的一种惯性，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
那时即将正式挂哨的陆俊还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表示：“这样的复杂环境对于裁判员的成长和培训都是不利的，我们现在很多年轻裁判在执法中超时都有心理的阴影，因为比赛执法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很多已经严重超越了裁判员控制比赛的能力!”陆金哨的“临别赠言”曾一度被足协和媒体视为“肺腑之言，感人至深”，然而6年之后，“金哨”的假面具终于被揭开，真相开始被还原，所有的感动，都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四
在当今足球圈，几乎尽人皆知，陆俊能在裁判界平步青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张建强。
曾担任中国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秘书长，以及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委员，后来还升任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建强掌管裁判委员会工作后，大力扶植陆俊在裁判界的威信。那时候，联赛中有一批1958年出生的裁判，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执法经验，都是非常不错的。但陆俊在张建强的帮助下，将1958年出生的这批裁判员逐渐清理出了裁判队伍。现在的中超联赛，很多比赛不是裁判员的态度有问题，根本就是裁判员的业务能力出了问题，点球不敢吹，红牌不敢出，一场比赛，两家俱乐部都不满意。造成这一切的幕后元凶，不是别人，就是陆俊以及其背后的张建强。
作为中国足协的中层官员，张建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如果张建强在调查过程中，牵扯出陆俊的一些问题，也没什么意外。由此，外界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当年陆俊等一大批裁判“发家”靠的正是张建强，现在“东窗事发”也正是因为张建强。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年张建强与陆俊关系非同一般，他因此确定了在圈内的势力和地位，并成为各家俱乐部“主攻”的对象。即使其比赛不是由陆俊执法，但只要和陆打声招呼，他的那些裁判小兄弟们一般都会完成“任务”。
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出来，陆金哨走向堕落，与其说是自身品质、职业道德上的原因，还不如说正是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孕育出了他这样一个牺牲品。
五
在外界，很多人不理解，中国裁判的哨儿为什么这样黑?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所决定的。 早在1992年，王俊生掀起足球改革浪潮，直到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拉开大幕那一刻起，一条无形的“利益链”正在足协裁委会、裁判员和俱乐部之间逐渐形成：俱乐部向裁判员上贡、裁判员给裁判委员会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一边与下面勾结，一手拿源源不断的贿金，一手吹着忽红忽黑的哨子……在这条利益链上，江湖地位显赫的足协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由此操纵了比赛胜负，并在中国各级足球联赛中反复滥用，成为牟取暴利的手段。
中国足协裁委会先是归属于青少年女子部，后来成为技术部之下常设机构。上世纪90年代初的裁委会秘书长是蔚少辉，职业化之初，因为裁判的报酬太低，火车是主要的差旅工具，兼职裁判们的积极性、可控性都不高。张建强在1995年接任秘书长之后，首创“派遣费”。这一名目下，裁判在各地执法的开销被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可以说，地方足协和俱乐部由此普遍地意识到了，他们有理由为裁判买单。”一名知情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派遣费”得以延续，各类“黑哨事件”也进入高发期，直至2001年底兴起“打假反黑”行动，“派遣费”才宣告终结。
由于“绿衣法官”在比赛中的作用突出，因此裁判“开销”很快就在职业联赛中呈几何数字成倍增长。至1995赛季，裁判收取俱乐部红包也成为普遍现象。一名足协中层曾利用私交先后向6家俱乐部打听，答案是6个城市各11个主场，全部比赛都需要向裁判上贡，红包少则五千，多则上万。“所有的俱乐部都说，他们送红包，刚开始只是想在自己的主场要个公平，而且这本来就是公开的秘密，圈内众人皆知。”据了解，当时联赛中反复出现裁判在点球等关键判罚上有明显倾向，张建强直接对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的王俊生负责，但后者并未采取措施抑制这一苗头，理由是打击黑哨取证太难，以及担心严格处罚会让裁判走光，进而影响到整个联赛。裁委会划归新成立的技术部之后，张建强迎来了第二个顶头上司杨一民，两人又迅速“打成一片”。
以张建强主政裁判委员会期间为例，个别男裁判为了能多吹比赛，宁愿让爱妻去陪他喝酒跳舞，甚至有女裁判为了多出场而主动献身。对于裁判而言，裁委会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和“钱袋子”，孝敬裁委会官员也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以上面那名无权无势的女裁判为例，为了提高“出勤率”增加收入，她不得不主动献身。
除了控制裁判员，裁委会还与俱乐部私通，收取俱乐部的贿赂。从1998赛季起，裁判费用成为俱乐部季前预算的组成部分，反正一本是企业的账自己看，一本是俱乐部的账目备查。那一年的“裁判招待费”一场5万元，一个赛季就是55万。知情人说，离任后的张建强，仍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基础，不时“参与”一下裁委会的工作，而足协内部和裁委会要员亲近的人，也会收人钱财替人办事。
总之，在高度集权、无法无天的裁委会治下，没有人能说清楚，裁委会旗下有多少干净的裁判，可以肯定的是，裁判群体的职业道德评价早已一落千丈，公信力荡然无存。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足球裁判的哨儿为什么这样黑，昔日足坛的“第一金哨”为何成了“第一黑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