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飘忽百年内 且须酣畅万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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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杜甫《饮中八仙歌》
  
  唐代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嗜酒豪饮放达,他们都先后在长安住过。天宝五年(746年)杜甫初到长安,从“饮酒”的角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戏题《饮中八仙歌》云: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五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诗分写八人,各人用二句、三句、四句不等,句句押韵,一韵到底,气脉贯通,一气呵成。诗人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写意的笔触,精炼的诗句钩勒出八个人物的形象与神采。宋人诗话评议:“古人形似之语,如镜取形、灯取影也,故老杜所题诗,往往亲到其处,益知其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对镜取形是细写,毫发毕露。映灯取影是略写,轮廓逼真。两种手法好像是绘画有工笔与写意。“饮中八仙歌”都是描写醉态,自然更适宜用写意手法。如写贺知章,贺因授秘书监,史称“贺秘监”,他的《咏柳》、《回乡偶书》等诗篇唱传千载。他不仅是著名诗人,还是“一纸才数十字,世甚珍之”(宋朱长文《续书断》)的书法家,《宣和书谱》云:“能文,善草隶,当世称重。”传世品有《草书孝经》,为日本皇室藏御物国宝。更是恬淡风流,放旷不羁的“四明狂客”(贺自号)。孟棨《本事诗》有一段文苑佳话:贺知章与李白邂逅相逢,酒后兴尽,才知囊中无钱,贺随即解下腰间佩带的金龟抵了酒钱。了解了真性情的贺秘监,才读懂了“狂客风流,落笔精绝”(窦暨《述书赋》)的草书和传诵人口的诗篇,都是作者个人性情的艺术载体。杜甫裁出这样的形象时,剪取一个天真烂漫的侧影,一个超凡脱俗的仙姿。这是剪影,形象逼真而精炼,这是仙态,世间绝无而仅有。同样,诗中其他七人都各有特色。
  
  
  
  二、杜堇《饮中八仙图》画卷
  
  (《饮中八仙歌》中八个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吸引了历代画家以线条、笔墨、色彩重塑于纸绢上。明代画家杜堇(《古贤诗意图》是根据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名篇诗意,以书画交错的形式,分段创作的人物画长卷,其中有段“饮中八仙图”(图1,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诗与画是姊妹艺术。苏轼诗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人还有“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的评说。中外文艺理论家评论诗与画的关系,简要归纳起来就是两者的功能与表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叙画之源流”引陆机语云:“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德国莱辛在美学论著《拉奥孔》中的主要论点有:绘画宜于表现“物体”或“形态”,而诗歌宜于表现“动作”或“情事”。高妙的诗意画把诗中情景凝聚在瞬间的形态上,并从中联想到情事的连贯发展。《饮中八仙图》在构图上摆脱诗中具体描写的束缚,将不同时间与空间内的人物活动集中在一起,充分发挥绘画的造型优势,捕捉诗中人物最具典型性的一刹那的形态,同时又借助中国画的笔墨特色,以白描手法,准确而精致地钩画出人物面目,通过潇洒自如的笔意,秀劲挺健的线条表现醉客的各种形象,诵诗读画,定能一一分辨对应的“饮中八仙”。如图右边侧卧的人物,两袖掩面,醉眠于地,画上虽没有具体的场景,但“紫衣纱帽,飘然若仙”的太白依然浮现眼前。就像京剧《白蛇传》白娘子与许仙湖边邂逅相遇,乘船、上岸时,演员以优美的动作和身段感染观众,舞台上根本没有湖水、船只的存在。
  
  三、康熙青花、斗彩和五彩《饮中八仙图》瓷画
  
  康熙时期多个瓷器品种有(《饮中八仙歌》诗意装饰,并以瓷画特有的形式表现出酣畅、洒脱的审美情趣。
  
  (一)四只器物的《饮中八仙图》描述
  1、康熙青花饮中八仙图花口瓜棱碗(图2,常熟博物馆藏,以下简称“青花碗”),高9厘米,口径21.5厘米,足径8.3厘米。碗呈瓜棱形,八条内凹棱边,形成八面弧状的碗壁,每面青花边框线内绘青花“饮中八仙”之一,近足部绘一周变体莲瓣纹,底有青花两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款(图3),为官窑中独具匠心的佳器。
  图2左图为贺知章骑在马上,身体向右倾,右手抱一侍者颈,在侍者搀扶下左摇右晃,书童背负行囊紧随其后。瓷画构思者当然不信“水底眠”,左下角画有一口井,留给观赏者是幽默的想象空间。
  图2中图是张旭,他纸上挥毫,“长吏”的官帽抛掷地上,背后还有两只康熙时期创新的盛酒名瓷“太白尊”。中坐者为王公,背后屏风画有翻腾的波涛,暗喻张颠书法“如神虬腾霄”(米芾评语)。
  图2右图为汝阳郡王李琎,他眼望着车夫推麯车路过,引发一连串与酒相关的动作:右手欲接童子捧上的酒杯,左手直指前方——想改换的封地“酒泉”。
  以上三图左上角都有楷书书写的杜甫诗句。
  2、康熙斗彩饮中八仙图花口瓜棱碗(图4-1,景德镇陶瓷馆藏,以下简称“斗彩碗”),高10.2厘米,口径21厘米,足径9.1厘米。造型、规格与图2器物相似,每面青花边框内绘斗彩“饮中八仙”之一,底内有青花双圈楷书“大明成化年制”意托款,为康熙民窑制品。
  图4-1左图同于图2左图,配景稍有改动,卷云改为石壁,增加了栏杆(参看图4-3右图)。
  图4-1中图为李适之,身材魁梧,双手捧杯于唇边,正欲一饮而尽,左侧两童,一倾壶斟酒,一举杯盛之。表现主人“饮如长鲸吸百川”的豪迈气概。
  图4-1右图绘四客围坐酒桌边,焦遂酒后兴发,后仰击掌,“高谈雄辩”惊动周围三人拱手作揖深表钦佩。桌上有酒筹、酒杯,桌底有酒瓶,烘托酒宴气氛。
  图4-2左图绘张旭挥笔,同于图2中图,配景稍有改动。
  图4-2右图为崔宗之左手举杯,昂首挺肚,仰望蓝天,配景芭蕉临风摇曳(参看图4-3左图)。
  图4-3左图即图4-2右图。
  图4-3中图绘苏晋在弥勒佛塑像前,双手合十坐于蒲团上与高僧谈经论佛。酒杯、酒坛置于他的身旁,暗示主人信佛却不守佛教戒律。
  3、康熙绿地蓝彩描金开光五彩饮中八仙图瓶(图5,大英博物馆藏,以下简称“五彩瓶”),瓶口、颈为圆形,方肩,腹以下向内斜直至底,为宽窄八面形天圆地方瓶。绿地蓝彩描金开光,颈部四开光内绘花鸟,腹部窄面开光内绘夔龙纹,宽面八开光内绘饮中八仙图。每幅图画为立轴式,图中人物形态与两碗大致相同,配景作了较多补充。
  图5左上图与图4-1右图之人物形象、动态大致相同,焦遂身后增加了一人,配景为庭院一角,有梧桐两棵,红栏杆、湖石等,环境幽雅。   图5左下图绘李白醉卧酒肆,榻前有大酒坛,旁有两宦官,靠前者肃立诵读圣旨,靠后者头微仰,双手叉搭于胸前,无可奈何状。图右下角还露出船尾,其实,这并非真是河岸边的酒家(如江南水乡绍兴一带),而是装饰画中常见的景物直观解释,并将不同空间的景物安置在一处。
  
  图5右上同图4-2左图。
  图5右下与图4-2右之人物形象、动态大致相同,芭蕉改为绿树。
  4、康熙绿地五彩花蝶纹开光饮中八仙图瓶(图6,藏地不详,以下简称“绿地五彩瓶”)。此器为典型的天圆地方式,颈部绘古器皿,瓶身四面,每面绘梅花、月季、芙蓉、茶花等四季花卉及彩蝶,隙间点沙粒为地,复填淡绿,以衬托上下的开光,开光式样有梅花形、叶片形、如意形、多边形等。
  图6左上李白倚桌而坐,身稍前倾,醉眼朦胧,瞑然欲睡,一人跪于身旁,前面两宦官,其中一人手捧圣旨,构思与五彩碗之太白形象相近。
  图6左下与图2右图相似。
  图6右上图与内容相同的其他三图相似。
  图6右下与图4-1右相似。
  图5、图6是上世纪初国外出版的中国瓷器图录上的两张图片,现在无法看到这两只器物更为清晰的图片,但它们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与同类的棒槌瓶比较,可以定为康熙五彩器的精品。
  两只碗上的“饮中八仙图”以八个独立的画面分别表现杜甫诗意。与杜堇的画相比,瓷画强调器物的装饰性。在构思上,采用了更多的形态表述性,即以具体的人物动态、景物直观解释诗中描写的“情事”:如“贺知章”图中骑在马上被搀扶着的贺知章,马前方的“井”;“李琎”图中主人公手指前方的动作;“张旭”图中只画“草圣”脱帽露顶的书写姿态,醒目地描绘乌纱帽抛置地上(又填补了白纸底下的空白),至于画上的张旭与友人各拿着纸(或绢)的一端,纸(或绢)悬空着,这种不合常规的姿态如何书写却并不重要。图中“太自尊”标志着“酒”,至于创制时代在此不作深究。
  以上四器描绘同一题材,每个相同内容的画面构图、人物形象、动态和配景大致相同。瓷画匠师通过临摹、借鉴、变通等手法,既保留了最初粉本中诗意画特色,又兼顾到瓷器品种和造型上的特点,运用各种工艺手法创制出各类型的佳器。
  
  (二)四只器物引发的思考
  1、瓜棱形花口碗的造型与图画。“青花碗”、“斗彩碗”是特异的造型,其上的《饮中八仙图》瓷画与器型有密切的关系。一般“圆器”(碗类)都是按固定的碗模制作出一定的式样和规格,如式样分莲子式、正德式、宫式等;一个式样,从大到小的规格分顶、皮、二、小等。碗的制作工艺是先拉出粗坯,稍干套在模上印坯,轻轻拍按以定型,然后上陶车旋转利坯,修削外壁使之圆整光洁,挖圈足而成。制作瓜棱形花口碗,先要根据器物造型线图稿,按坯体烧成瓷收缩比例放大制成模。拉出粗坯,再套在模上印坯,退出模,修削外壁,使碗壁上薄下厚,横剖面厚薄均匀,表面规整光洁,然后修削花口口沿。造型设计的意匠很明显,碗的每个隆起的瓣形适合表现一个独立的画面,八面的八个独立画面集中于一器物,构成统一整体表现一个主题。一般陶瓷纹样都适应于器型特征,但新颖的装饰图画也萌发有创意的造型。《饮中八仙图》塑造了醉仙的艺术形象,浓抹出浪漫主义的色彩,营造出超尘出世的意境,要配合如此图画佳作,经过细致、周密的设计并制作成八面体瓜棱形花口碗,达到造型与装饰协调统一,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康熙后期经济走向繁荣,官窑生产日趋辉煌,一个小小器物
   的内容与形式的特色也是一个时代的表征。
  2、最初的粉本。四只器物之间,特别是两只碗的造型与装饰图画的人物造型几近完全相同。且碗的造型为特异形,即专门制作成型。从工艺制作角度分析,两者之间有摹仿和被摹仿的关系。不论是理解杜诗的文化修养、表现诗意画的艺术功底,还是绘制的精湛程度等各方面,官窑造型和装饰的设计者都比民窑更高更深。而且从以上几个方面一一比照两碗也都清晰地反映出来:“青花碗”人物造型和动态准确,用笔流畅、线条细腻圆劲。每个画面上题诗的楷书也算工整,诗书画的形式给人以文雅的美感。笔者曾多次摩挲“斗彩碗”,器物造型规整,釉色极白润、莹亮,青花料色尤为青翠靓丽,釉上的红、黄、绿、紫等色亦明艳华丽,应是生产高档陈设瓷的民窑之产品。但人物造型失准,用笔粗拙,线条呆滞,绘制不精,画意欠佳。从以上几方面可推测瓷画图稿原出于官窑的设计者,先绘制出“青花碗”,民窑作坊在官窑粉本的基础上第二次制图再绘制出“斗彩碗”。
  3、“斗彩碗”的彩绘工艺。①“斗彩碗”的制图。在设计图画稿时,先要构想图画的色彩整体效果,安排青花和釉上彩绘的具体部位。彩绘工艺分两部分,先在坯体上青花彩绘,要预想坯体经高温烧成瓷以后的收缩比例,准确地留出釉上彩绘形象所占的空间。青花彩绘完毕,施釉,入窑烧成瓷,在瓷胎釉上彩绘五彩。斗彩中的釉上彩部分与五彩的制图过稿相同。传统五彩设计图稿是在瓷胎上用淡墨水钩勒图画的形象(或纹样),再进一步具体、准确、细致地定画稿。连续性绘制同样的图画,则在瓷胎上进行过稿,保存已确定的图稿。②“斗彩碗”的表现形式。第一,青花彩绘独立的形象或景物,如图4-1右图的左边侧面人物,除幞头以外全部用青花钩线、混水彩绘,图4-3中图老僧身穿的“海青”画法亦同。第二,青花彩绘独立形象中的某一部位,再在釉上用红、绿、黄、紫等色料描绘青花未完成的部分,釉下、釉上两类色料,“拼斗”完成一个独立的形象,如图4-1右图的正面两人和右边侧面的一人,三人的袍领和腰带用青花料钩线填色,然后再用黑料和红料钩线分别填古大绿、矾红和古苦绿,都用了釉下、釉上色料“斗”彩拼凑而成完整的服饰。第三,青花线钩勒形象或景物的轮廓或某一部位的轮廓,再在瓷胎釉面上“填入”釉上色料,彩绘完成一个独立的形象或形象的一个局部。如图4-1右图的四根栏杆有八条轮廓线,用青花料画最上和最下的两条,以框定栏杆的斜度和高度。图4-1左图举杯童子的裤子也是青花料钩轮廓,釉上填黄料。以上是集中在斗彩碗上的几种表现手法。③斗彩的含义。很多人以为斗彩是争妍斗丽的意思,照字面解释得很有灵气,但不符合“斗彩”的本义。“斗彩”的“斗”是景德镇方言,“拼接”、“拼合”之意。《现代汉语词典》“斗”一词也有“往一块儿凑,凑在一块儿”的含义。用青花料作为一种色彩(蓝)在釉下描绘图画(或纹样)的一部分,再由釉上的其他色料(红、黄、绿、紫等)描绘图画(或纹样)的另一些部分,“拼斗”起来成为完整的装饰图画(或纹样),由两种彩绘工艺拼斗完成产生了一个新品种,清代《南窑笔记》作者就直接以这种新工艺命名这个新品种为“斗彩”。
  4、从“斗彩碗”到“五彩瓶”和“绿地五彩瓶”。从装饰的观念出发,装饰画要通过工艺制作来表现其艺术魅力。庞薰栗指出:“装饰画为了要满足各种各样需要,要服从各种各样条件,要克服各种各样限制,它就必然需要不断创造各种各样表现形式、表现方法和表现手法”(《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饮中八仙图》配合器物的造型特征,每幅画的构图讲究均衡、疏密匀称,线条细腻(指青花部分),以钩勒纹样的用笔表现绘画中的形象。填色平匀,没有浓淡、深浅变化。因为釉上料色的条件限制,只有几种色料,不可能表现真实景物的色彩与层次。在斗彩、五彩瓷上每个轮廓内都均匀平填色块,色块之间产生色彩强烈明快的对比,使画面具有更浓郁的装饰性。如“贺知章”图中,贺的绿袍、蓝袍带、乌纱帽、黄马、红鞍;“崔宗之”图中,崔的紫袍,童子的黄衣、绿裤,红太阳,红云彩。釉上彩绘缺少蓝料的时期,青花原本是替代蓝色料的表现形式,却成为一种装饰工艺,形成“斗彩”新品种。创研出蓝料以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仍然有以青花替代蓝料的“斗彩”,这一新品种也流传下来。“五彩瓶”、“绿地五彩瓶”的绿地开光,在装饰上起映衬效果,主体图画是釉上彩绘的五彩,工艺比斗彩简便(斗彩要两次制图、过稿,注意釉下、釉上彩绘的协调性等)。虽然康熙五彩中蓝料偏紫灰色,不及其他诸色料晶亮鲜艳,从效果看稍逊色些,但五彩仍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品种,而斗彩的装饰形式、手法也发生了大变化(关于斗彩、五彩拟专文讨论)。瓷画装饰总是跟随时代步伐,在不断研制材料、改良工艺制作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
  
  (责编:雨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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