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胜、吴广举起反秦大旗，全国到处掀起了反抗秦朝的起义。秦朝被推翻后，又经过了五年的楚汉战争，最终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皇朝，于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一个新时代。之所以说进入一个新时代，是因为从春秋以来，随着周天子的大权旁落，国家就陷入了战乱纷争状态。《史记》把这段历史依次概括为：“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这中间虽然出现了秦朝短暂的统一，然没过数年，强大的秦朝就土崩瓦解。秦朝的迅速倾覆，给汉初的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以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君臣仍在思考秦亡的原因，以从中悟出巩固汉朝的道理。“逆取而以顺守之”就是他们通过总结历史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刘邦出身微细，年轻时可以说是一个无赖汉。他鄙视儒生，看重“马上”之力量。开始，他对经验的总结，不过是限于军事领域。如他在打败项羽后，对下属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有人说，将士获得军功，您能奖励他们，给他们好处；而项羽却忌贤妒能，打胜了仗不给人家记功，获得土地也不让人得利，所以，他失了天下。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保障军队给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我能用他们，所以我能得天下；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他被我所擒杀。有一个叫陆贾的儒生，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他就很厌烦。有一次，他骂道：“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术也。昔者吴王、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就是说，你能马上得天下，你能马上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和治理天下是不同的，用武的方式打下天下，必须用文的方式来进行治理；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办法。商汤、周武王采取“逆取而顺守”的方略，所以国祚长久；吴王、智伯、秦始皇，都是一味尚武，任刑不变，所以终于败亡。陆贾最后的一句反问“假使秦朝得到天下后，行仁义、法先王，今天陛下您能取得天下吗？”虽然令刘邦很不高兴但也使他无言以对。刘邦毕竟是一位善于接受别人意见的人，他很快转变过来，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于是概略地论述了历代存亡的原因，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陆贾认识到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他在很多地方都说到秦之灭亡，在于它以武力来统治国家，用酷刑来维护它的统治秩序：“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以暴制暴，结果是犯罪的人越来越多，天下越来越乱。秦朝也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它的失误就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陆贾还批评了秦始皇的“骄奢靡丽”之风，认为统治者的奢侈腐化导致上行下效，无法遏止，正所谓“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是从上面做起：“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应之以俭，骄淫者统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贼，让行而争路者也”。说这就是孔子所谓之“移风易俗。”
　　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政论家。他写的《过秦论》、《治安策》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在对秦始皇进行评论时，就完全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贾谊分析了秦国从崛起到统一六国到最后灭亡的历史，总结其中的成败兴亡之“理”，指出秦之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他认为，政治成败、人心背向是比权位、兵器都要强大的东西。统一六国后的秦皇朝不是比它以前僻处雍州时强大得多吗？陈涉的能力、地位、兵器怎能和秦以前的对手山东六国相比，然而，结果却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为什么呢？贾谊反复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秦始皇犯了不知改弦更张的错误，假如秦二世知过能改，天下之人仍可能拥护他，毕竟人民心向统一，希望和平，但“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致使秦朝再也无法挽救。这就是说，不施仁政，把政治搞坏了，无论多么锐利的武器也敌不过为生存而斗争的千万起义群众。贾谊所谓“取与守不同术也”与陆贾所说的“逆取而顺守之”，意思是一样的。贾谊的“过秦”之论，有“戒汉”之意。在《治安策》、《陈政事疏》中，他更明确地针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忧患心情。他说：现在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异于此！”他对人民的处境极为关切，对下层民众的苦难十分同情，对于当时的社会矛盾体察敏锐，指出事势中“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他斥责社会上层的奢侈挥霍为“天下之大贼”，大声疾呼“残贼公行，莫之或止”，以其引起当政者的注意。
　　与贾谊同一时代的政论家贾言写有《至言》，揭露秦政暴虐造成“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民众“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被迫起义反抗。贾山还分析了秦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由此他说“人主不闻其失，则社稷危”。景帝时期的晁错也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并上书皇帝。其中以《举贤良对策》、《守边劝农疏》最有影响。
　　汉初统治者和一些思想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当时的政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效地巩固了西汉的统治，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财富充溢，国力增强，为汉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这段成功的历史也反过来证明了汉初君臣所总结的“逆取而以顺守之”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