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父亲发饷的那天，家里就像过节一样，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父亲踏进家门时，晚饭都已经准备好了。父亲坐下来，先不动筷子，而是伸手去怀里，掏出今天的工资。他将几张薄薄的钞票捏在手里，抖上两抖，把食指和拇指伸到嘴边，哈一哈气，开始一张张地数。当时的钱，最大面额是十块，主要是五块、两块和一块的，还有角币和分币。虽然工资少，但细细地数起来，仍然要花费两三分钟。父亲数毕，报出数目，递给母亲。母亲笑眯眯地接了，站起身来，走进卧房，把钱锁进一个隐秘的柜子里。她坐回饭桌上，对着我们两个小人儿说：“存着，给你们交学费。”
　　我早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抢过酒壶，给父亲的杯子里，倒上满满一杯酒。父亲笑眯眯地摸摸我的脑袋，左手端起酒杯，右手拿起筷子，对着桌上的回锅肉，点上几点。得到开饭的信号，我们欢喜雀跃，急不可耐地夹菜刨饭、大快朵颐。
　　几年后，全家人围着爸爸数钱的乐趣，被工资打卡剥夺了。不过，父亲最近又开始数钱。
　　去年，父亲得了脑梗。治疗了半年，虽然康复了，但他的左手左脚仍然不灵便。受此打击，父亲性情大变，原本爱说爱笑的他变成了一个木讷的老头儿。不开口说话，问话也不回，好像脑梗让他的耳朵也坏掉了。精神的沉沦加速了健康的恶化，他整日蜷在沙发上，基本的活动都取消了，右腿的肌肉也开始萎缩。我们对此焦虑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还是母亲有办法，她将买菜的零钱整理起来，央求父亲：“你帮我数数，有多少钱？”
　　父亲坐在沙发上，抬起浑浊的眼睛，茫然地望了一会儿母亲，不吭声，伸出右手去拿钱，准备开数。
　　“左手数。”母亲叮嘱道。
　　父亲转头望向窗外，迟疑了一下，顺从地换了左手。他笨拙地将钞票一张张拿过来，把毛票归一类，块票归一类，姿势又吃力又别扭。数完以后，母亲问他：“多少钱？”
　　“没记住。”父亲难为情地扯了下嘴角，算是回應。
　　“再数数。”
　　父亲又再数一次，数过三四次，方才报出钱的数目。
　　整理菜钱这件小事，令他的眼神重新活泛起来。一段时间后，父亲精神明显好了很多。他又主动揽下一项任务：拣谷粒。每天上午，父亲就戴上老花镜，坐在沙发上，慢慢把米粒中的谷粒选出来。隔三岔五，又把母亲“不小心”弄混的黑豆和绿豆分开。
　　父亲和母亲心照不宣地玩着“数钱、选豆”的游戏，三个月后，父亲能独自站立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练习走路。刚开始，只能扶着沙发走；慢慢地，可以拄着拐杖走几步了；现在，活动空间更大了。两个老人家，又能一起到小区里散步了。
　　父亲数钱，两种姿态。每一种姿态里，都饱含着父母相伴相携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