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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斐，原名李辉斐，江西都昌人，现居杭州。诗人，有“80后诗歌第一人”之称，曾以诗句“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引起广泛共鸣，被认为说出了“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运”。著有诗集两部，编剧电影《回到原点》。
问：欢迎您来西安，您对西安诗歌有什么印象呢？
阿斐：西安有个诗人叫伊沙，是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他对诗歌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受过他的影响。他很勤劳，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西安有很多勤劳的文人。
问：您开始写诗的时候，哪些诗人或者作家对您的影响最大？在您风格的转变期，又有哪些诗人做了您的引路人？
阿斐：对我有启蒙作用的是顾城。我大学时真正写诗是从阅读顾城开始的。如果说我的诗有成熟的感觉，是在广州待了十多年后去杭州的那几年。不止是诗歌，更是我的人，我的心，开始安定下来。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是一个浪荡子，后面才想起回家。妻子和女儿搬到杭州，我浪荡不下去的时候，才去找她们。到杭州之后，我开始变化，开始成熟，我的诗也在这几年有了成熟的感觉。
问：目前正值汉语寻求世界认同之际，部分人认为有必要接续纯正的汉语传统，您在这方面持什么意见？
阿斐：我非常认可中国人要写中国的诗，但这不等于不参考西方的诗歌。我们要借鉴西方现代诗的深厚传统，借鉴它的思维方式、写法，但是，语言必须是中国的。每个国家的语言都无法替代。我们要用汉语写作，而不是用翻译语言。但这也不等于要模仿古人，用古代的语言。我们是要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方式去写诗。
问：您觉得什么诗才是好诗？形式和思想哪个于诗更重要？
阿斐：我认为技巧和思想都不是诗歌的本质，诗歌的本質是诗人，诗人的本质是他内在的精神、灵魂。思想于灵魂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认为诗歌比拼的是灵魂。
好诗的第一个要素是真诚。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因想去这样表达，才去这样表达。真诚很重要。诗跟人，本质上密不可分。第二个是语言，诗人要有自己的语言，或者是说人话。不能是别人的语言，不能是舶来的翻译品。
问：您怎样看待诗歌中的借鉴与化用现象？
阿斐：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状态，就像学说话。但是，有人借鉴了别人之后，超越不了别人。对于一个有创作欲望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能超越他所借鉴、阅读的对象，他的诗的存在价值就没有了，因为别人完全可以替代他。
问：当在诗歌创作中遇到障碍或者停顿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斐：经常会有这种状况。我在春天和冬天的时候状态特别好，尤其是春天，春天写得特别多，几乎每天都可以写。冬天我更愿意阅读，阅读状态特别好。夏天是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会去观察各种东西，我会保持对世界好奇的习惯。有时会写下一两句话，或者一个题目，放在那里，把自己的感觉记录下来。
问：您的诗习惯反复改、重复改吗？
阿斐：我改的不算特别多。当时写的时候，很少去改。看几年前的诗的时候，在重新阅读的过程中，我会改。
问：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需要警惕什么？
阿斐：要警惕的是自我的束缚，自己限制了自己的世界、视野、境界。一个想写好诗的人，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世界打得越开越好，不要人为地关闭一些窗。
问：下午会上的发言，您对“官方”抱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抗姿势，您拒绝了“官方”，是不是也意味着您关闭了某一部分的可能性？
阿斐：这是两个层面。自己的创作世界，是自己的内部世界，不涉及到外部。我表述的“官方”，是一种表达的方便，用这个词来替代这样一种东西：束缚、钳制，用一种趣味、一种审美、一种理念来束缚别人。比如说一些刊物，一些官方协会。但是我不认为必然地存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区别。我表达的是对绝对权力、绝对束缚的反对，对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的渴望与呼唤。
问：诗人这个角色对您意味着什么？
阿斐：对我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桂冠。我非常乐意告诉别人，我是写诗的。我一点也不介意别人认为我是诗人。诗人是在塔尖上的人，而人人都可以是诗人。有时写诗的人不一定是诗人，有些不写诗的人更像诗人。我推崇一种诗意的存在，像诗一样地活着。写诗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很美好。
问：您认为诗歌写作是个体的言说和宣泄，还是群体的代言，抑或是改变社会的工具？
阿斐：这些都是诗歌能扮演的角色，这几种形态会同时并存。前提是如何定义诗的概念。诗对我来说，就是个人的表达，本质上是自我的东西，但是不排除共鸣或者移情。
问：诗歌写作挖掘自我，在这个探寻自我的过程中，难免会触碰到苦痛，您怎么面对这种苦痛？怎么面对自我？
阿斐：写诗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失语。你对你经历的事情、场景，不知道怎么去写。失语的状态是很难受的，而我认为任何事情诗人都可以去写，而且写得比别人漂亮。到杭州之后，我的世界打开，诗歌就是自由的，不是被束缚的理念、思想。我可以写生活里的任何事。我在做一个努力——恢复诗歌的日常的表达能力、书写能力。面对失语的状态，一方面很难受，一方面努力地去突破。这几年，我认为我在突破。
采访：孔吕磊
根据“华山论剑 文化中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高峰论坛暨华山论剑西凤酒2017品牌文化峰会期间采访整理。
问：欢迎您来西安，您对西安诗歌有什么印象呢？
阿斐：西安有个诗人叫伊沙，是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他对诗歌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受过他的影响。他很勤劳，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他。西安有很多勤劳的文人。
问：您开始写诗的时候，哪些诗人或者作家对您的影响最大？在您风格的转变期，又有哪些诗人做了您的引路人？
阿斐：对我有启蒙作用的是顾城。我大学时真正写诗是从阅读顾城开始的。如果说我的诗有成熟的感觉，是在广州待了十多年后去杭州的那几年。不止是诗歌，更是我的人，我的心，开始安定下来。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是一个浪荡子，后面才想起回家。妻子和女儿搬到杭州，我浪荡不下去的时候，才去找她们。到杭州之后，我开始变化，开始成熟，我的诗也在这几年有了成熟的感觉。
问：目前正值汉语寻求世界认同之际，部分人认为有必要接续纯正的汉语传统，您在这方面持什么意见？
阿斐：我非常认可中国人要写中国的诗，但这不等于不参考西方的诗歌。我们要借鉴西方现代诗的深厚传统，借鉴它的思维方式、写法，但是，语言必须是中国的。每个国家的语言都无法替代。我们要用汉语写作，而不是用翻译语言。但这也不等于要模仿古人，用古代的语言。我们是要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方式去写诗。
问：您觉得什么诗才是好诗？形式和思想哪个于诗更重要？
阿斐：我认为技巧和思想都不是诗歌的本质，诗歌的本質是诗人，诗人的本质是他内在的精神、灵魂。思想于灵魂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我认为诗歌比拼的是灵魂。
好诗的第一个要素是真诚。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因想去这样表达，才去这样表达。真诚很重要。诗跟人，本质上密不可分。第二个是语言，诗人要有自己的语言，或者是说人话。不能是别人的语言，不能是舶来的翻译品。
问：您怎样看待诗歌中的借鉴与化用现象？
阿斐：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状态，就像学说话。但是，有人借鉴了别人之后，超越不了别人。对于一个有创作欲望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能超越他所借鉴、阅读的对象，他的诗的存在价值就没有了，因为别人完全可以替代他。
问：当在诗歌创作中遇到障碍或者停顿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
阿斐：经常会有这种状况。我在春天和冬天的时候状态特别好，尤其是春天，春天写得特别多，几乎每天都可以写。冬天我更愿意阅读，阅读状态特别好。夏天是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会去观察各种东西，我会保持对世界好奇的习惯。有时会写下一两句话，或者一个题目，放在那里，把自己的感觉记录下来。
问：您的诗习惯反复改、重复改吗？
阿斐：我改的不算特别多。当时写的时候，很少去改。看几年前的诗的时候，在重新阅读的过程中，我会改。
问：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需要警惕什么？
阿斐：要警惕的是自我的束缚，自己限制了自己的世界、视野、境界。一个想写好诗的人，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世界打得越开越好，不要人为地关闭一些窗。
问：下午会上的发言，您对“官方”抱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抗姿势，您拒绝了“官方”，是不是也意味着您关闭了某一部分的可能性？
阿斐：这是两个层面。自己的创作世界，是自己的内部世界，不涉及到外部。我表述的“官方”，是一种表达的方便，用这个词来替代这样一种东西：束缚、钳制，用一种趣味、一种审美、一种理念来束缚别人。比如说一些刊物，一些官方协会。但是我不认为必然地存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区别。我表达的是对绝对权力、绝对束缚的反对，对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的渴望与呼唤。
问：诗人这个角色对您意味着什么？
阿斐：对我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桂冠。我非常乐意告诉别人，我是写诗的。我一点也不介意别人认为我是诗人。诗人是在塔尖上的人，而人人都可以是诗人。有时写诗的人不一定是诗人，有些不写诗的人更像诗人。我推崇一种诗意的存在，像诗一样地活着。写诗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很美好。
问：您认为诗歌写作是个体的言说和宣泄，还是群体的代言，抑或是改变社会的工具？
阿斐：这些都是诗歌能扮演的角色，这几种形态会同时并存。前提是如何定义诗的概念。诗对我来说，就是个人的表达，本质上是自我的东西，但是不排除共鸣或者移情。
问：诗歌写作挖掘自我，在这个探寻自我的过程中，难免会触碰到苦痛，您怎么面对这种苦痛？怎么面对自我？
阿斐：写诗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失语。你对你经历的事情、场景，不知道怎么去写。失语的状态是很难受的，而我认为任何事情诗人都可以去写，而且写得比别人漂亮。到杭州之后，我的世界打开，诗歌就是自由的，不是被束缚的理念、思想。我可以写生活里的任何事。我在做一个努力——恢复诗歌的日常的表达能力、书写能力。面对失语的状态，一方面很难受，一方面努力地去突破。这几年，我认为我在突破。
采访：孔吕磊
根据“华山论剑 文化中国”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高峰论坛暨华山论剑西凤酒2017品牌文化峰会期间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