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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文艺观主要着眼于文艺对社会教育的功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了文艺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力。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孔子的 “兴”、“观”、“群“、“怨”是比较典型且有代表性的。其对文艺的社会教育功用的概括是比较全面而准确的。
[关键词]孔子 文艺观 兴、观、群、怨
中图分类号：TM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25-0326-01
孔子，这位古代中国的文化巨人，生活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的文学思想是当时文学艺术（诗与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我国上古时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归纳与总结。
文艺的本质是是对人类心灵的显现，还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自古以来，中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尽相同。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
“诗言志”为中国古代先贤们关于文艺本质的共识。孔子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主张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而提出了“美善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善”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倡导的“仁”。关于“仁”的含义，孔子对颜渊和樊迟有过明确的回答：“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就是说，既可将“仁”内化为修己之道——“克己复礼”、又可将其外化为治人之政——“爱人”。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显然是孔子在“博之以文”之后的“约之以礼”。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孔子还很看重“乐”，如果说孔子通过“礼”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达到“仁”，那么，他想通过“乐”对人们情操的陶冶，使人们从也内心归向“仁”。所以，他在谈“诗”、“乐”时，总是与“仁”、“礼”联系在一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要求文艺能唤起人们的精神愉悦，更主要的是还要用“仁”和“礼”等道德规范对人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和熏陶。这才是孔子心目中文艺的本质。
孔子认为文艺是主观的，抒情的，是发自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盏心灵之灯。作家用它去映照外部世界，感染外部事物。由于受这种文艺本质论影响，在我国诗中，特别是抒情诗始终是文学的正统类型。不仅诗歌，就是雕塑、绘画、戏剧小说也多是写意的，讲究情景交融，追求含蓄蕴籍之美，崇尚“妙在不言中”的艺术妙境。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兴”是指诗歌就是有感发人精神的作用，可以让我们产生联想；“观”就是指诗歌可以对观察社会现实具有作用，还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指诗歌可以使我们的感情进行交流，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指诗歌可以让我们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兴观群怨”的指出是孔子对从远古以来人们对文艺社会作用认识的总结，其中也蕴涵着文艺审美规律的深刻揭示。孔子说文艺的社会作用，他先将“兴”作为前提，是文艺发挥对社会作用具有的独特方式，也可以說是区别于非诗的本质特征，这也就体现了孔子对文艺审美性质的重视。“观、群、怨”这后三者都是以“兴”为基础的，脱离了“兴”，就没有了文艺的审美本质，自然谈不上什么诗的“观、群、怨”了。因此，“兴”与“观、群、怨”不是并列关系，“兴”是从文学创作与实现的特殊方式出发，后三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的几种具体社会作用，也体现着鲜明的功利目的。
在中国文论史上，“兴观群怨” 的每一种具体思想都被后世文论家加以充分发挥，还成为具有特色且自成体系的文论范畴。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共同规律那就是在孔子那里主要针对“用诗”，也就是发挥文艺社会作用而提出的“兴观群怨”，在后世文论家们逐渐与“作诗”结合起来，使“兴观群怨”不但成为对文艺社会作用的一种自觉认识，还对文艺的创作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兴观群怨”说具有了对文艺活动整体认识的性质。就如“兴”，孔子之“兴”，就是指“用诗”，孔子后学提出的“六诗”、“六义”中的“赋比兴”之“兴”，则属于“作诗”性质了。这种将文艺作用的认识转化成对文艺创作的要求，还是很自然的，后世《论语》注者还会把这两种含义的“兴”一同使用。
“中和”是孔子文艺观的核心，是孔子以“仁”为标志的人生哲学思想的必然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和”就是“正”，就是合理、合适、合宜；“和”通常被译为“harmony”，“ “和”既保留了各种成分的独立完整，又体现了它们融入更大整体后的和谐一致。“和”的评判标准就是各种成分是否能保持自己的鲜明的特征，在《论语》中，“和”被孔子视作最高的文化成就。
文艺中如何体现“中和之美”呢？这里，孔子有过许多论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文艺在抒发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达到情和理“中和”。正如孔安国所说：“乐不主悲，哀不主伤，其言和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子的“中和之美”使中国的传统文艺看重人生现实和道德情感，注重内容的平稳和谐，形成了典雅含蓄美学风格。
孔子重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用，尤其是政治教化的功能，对我国古代文学家、艺术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不少文艺家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中坚持不懈地探索，在思想方面注重作品的讽谏和教育作用，揭露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在表现方面，能够精细地把握人们的感情心理，传达出人物的微妙心态，技巧精湛，寄意深远，形成了含蓄蕴藉的民族风格，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是中国文艺传统的优良一面。
参考文献
[1] 雷鸣.略论孔子的文艺观[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7（1），50-53.
[2] 张清娥，方彬.论孔子尚用崇实的文艺美学观[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7（4）：80-81.
[3] 张余雷.从《论语》看孔子的文艺观[J].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3-65.
[关键词]孔子 文艺观 兴、观、群、怨
中图分类号：TM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25-0326-01
孔子，这位古代中国的文化巨人，生活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的文学思想是当时文学艺术（诗与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我国上古时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归纳与总结。
文艺的本质是是对人类心灵的显现，还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自古以来，中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不尽相同。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
“诗言志”为中国古代先贤们关于文艺本质的共识。孔子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主张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而提出了“美善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善”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倡导的“仁”。关于“仁”的含义，孔子对颜渊和樊迟有过明确的回答：“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就是说，既可将“仁”内化为修己之道——“克己复礼”、又可将其外化为治人之政——“爱人”。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显然是孔子在“博之以文”之后的“约之以礼”。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孔子还很看重“乐”，如果说孔子通过“礼”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达到“仁”，那么，他想通过“乐”对人们情操的陶冶，使人们从也内心归向“仁”。所以，他在谈“诗”、“乐”时，总是与“仁”、“礼”联系在一起：“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要求文艺能唤起人们的精神愉悦，更主要的是还要用“仁”和“礼”等道德规范对人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和熏陶。这才是孔子心目中文艺的本质。
孔子认为文艺是主观的，抒情的，是发自诗人内心世界的一盏心灵之灯。作家用它去映照外部世界，感染外部事物。由于受这种文艺本质论影响，在我国诗中，特别是抒情诗始终是文学的正统类型。不仅诗歌，就是雕塑、绘画、戏剧小说也多是写意的，讲究情景交融，追求含蓄蕴籍之美，崇尚“妙在不言中”的艺术妙境。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兴”是指诗歌就是有感发人精神的作用，可以让我们产生联想；“观”就是指诗歌可以对观察社会现实具有作用，还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指诗歌可以使我们的感情进行交流，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指诗歌可以让我们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兴观群怨”的指出是孔子对从远古以来人们对文艺社会作用认识的总结，其中也蕴涵着文艺审美规律的深刻揭示。孔子说文艺的社会作用，他先将“兴”作为前提，是文艺发挥对社会作用具有的独特方式，也可以說是区别于非诗的本质特征，这也就体现了孔子对文艺审美性质的重视。“观、群、怨”这后三者都是以“兴”为基础的，脱离了“兴”，就没有了文艺的审美本质，自然谈不上什么诗的“观、群、怨”了。因此，“兴”与“观、群、怨”不是并列关系，“兴”是从文学创作与实现的特殊方式出发，后三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的几种具体社会作用，也体现着鲜明的功利目的。
在中国文论史上，“兴观群怨” 的每一种具体思想都被后世文论家加以充分发挥，还成为具有特色且自成体系的文论范畴。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共同规律那就是在孔子那里主要针对“用诗”，也就是发挥文艺社会作用而提出的“兴观群怨”，在后世文论家们逐渐与“作诗”结合起来，使“兴观群怨”不但成为对文艺社会作用的一种自觉认识，还对文艺的创作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兴观群怨”说具有了对文艺活动整体认识的性质。就如“兴”，孔子之“兴”，就是指“用诗”，孔子后学提出的“六诗”、“六义”中的“赋比兴”之“兴”，则属于“作诗”性质了。这种将文艺作用的认识转化成对文艺创作的要求，还是很自然的，后世《论语》注者还会把这两种含义的“兴”一同使用。
“中和”是孔子文艺观的核心，是孔子以“仁”为标志的人生哲学思想的必然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和”就是“正”，就是合理、合适、合宜；“和”通常被译为“harmony”，“ “和”既保留了各种成分的独立完整，又体现了它们融入更大整体后的和谐一致。“和”的评判标准就是各种成分是否能保持自己的鲜明的特征，在《论语》中，“和”被孔子视作最高的文化成就。
文艺中如何体现“中和之美”呢？这里，孔子有过许多论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文艺在抒发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达到情和理“中和”。正如孔安国所说：“乐不主悲，哀不主伤，其言和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子的“中和之美”使中国的传统文艺看重人生现实和道德情感，注重内容的平稳和谐，形成了典雅含蓄美学风格。
孔子重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用，尤其是政治教化的功能，对我国古代文学家、艺术家及其创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不少文艺家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中坚持不懈地探索，在思想方面注重作品的讽谏和教育作用，揭露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在表现方面，能够精细地把握人们的感情心理，传达出人物的微妙心态，技巧精湛，寄意深远，形成了含蓄蕴藉的民族风格，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是中国文艺传统的优良一面。
参考文献
[1] 雷鸣.略论孔子的文艺观[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7（1），50-53.
[2] 张清娥，方彬.论孔子尚用崇实的文艺美学观[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7（4）：80-81.
[3] 张余雷.从《论语》看孔子的文艺观[J].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