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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古籍文献浩如烟海，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为支撑，那么很多的文献只能是荒废堆积在博物馆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学术研究也将停滞不前。但同时，正确的理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文献积累的程度上才能慢慢形成。因此，笔者认为学术理念与学术文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关键词：理念;文献;关系
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理念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文献是理念形成的基础。在没有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无法形成正确的学术理念。在项阳先生著《山西乐户研究》一书序中有写到：“作者为研究山西乐户，先后查阅了古代、近代文献以及学术期刊近300种，做了4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才完成了这本著作。根据作者的介绍，《山西乐户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这种理念的形成也得益于作者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意识的调整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知识，在读博士学习期间则主要侧重对当下活态的把握。从《中国弓弦乐器史研究》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入手，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接触到历史上为官署乐人的乐户后人群体，通过查阅梳理包括地方志书等两百余种文献和近百种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逐渐感知历史上乐户群体是制度下生存在籍的国家专业乐人，并由此引发对中国乐籍制度——中国礼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路径。在这一系列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形成了“接通”的理念，并在实践中证明这些理念对于指导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得知，只有在做好足够多的案头准备之后方能形成正确的学术理念并应用于指导实践。在作者的《山西乐户研究》、《中国乐籍制度研究》、《以乐观礼》以及《中国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中，都可见作者对相关文献把握之多，也证明了文献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其次，学术理念对阅读学术文献起指导作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音乐历史文献，怎么读这些文献都需要理念的指导。调整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建立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也是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学术理念。曾经在中国音乐史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看《明一统志》的时候，一般的就是布政司，巡抚、府、州、县，认为这样就把地方社会的这套官属体系搞清楚了，看到“卫”的时候就把它给忽略过去了。后来通过美国哈佛大学宋一鸣教授研究的中国明代卫所制度，才知道这卫所了不得。经过查阅文献得知，明代卫有五百余处，每个卫领军五千余，千户所与百户所有两千余处。卫的统领官居二品，千户所的统领为五品，百户所为六品。这卫所非仅限于边陲，在内地有相当数量。这也是为什么凤阳花鼓可以称为卫调花鼓的原因。如果不是与大学术界的交流互鉴，那么这些有关卫所的文献将会被我们一一忽略，而很多实际的问题也将得不到解决。因此不断调整知识结构，不断学习与补充，建立交叉研究的视角理念是我们必备的案头功课。不如此，当走进历史现场便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敏感。面对诸多的文献，为什么有的人能从中读出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人却不能读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学术意识，没有这种学术理念。
读书要多视角解读，在把握逻辑起点上，关照整体感。以前我们对于大曲的认识一直是综合器乐、歌唱和舞蹈，含有多段结构的一种大型的艺术形式。一般认为在唐代的时候产生。往上回溯得知，这类大型的艺术结构形式在汉代的时候就已有存在。在唐以后，大曲这种大型的艺术形式就没有出现在以往我们学习的音乐史书中了。但是在文献中却有明确的记载，如南宋的王灼著有《碧鸡漫志》;元代燕南之庵的《唱论》中也有写到：“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明代也有文献记载：“男记四十大曲，女记小令三千”这也说明大曲这一艺术形式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以往的音乐史书中没有提及是因为没有在把握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掌握历史脉络的发展。
最后，学术理念对学术研究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的音乐史写作中，多是从文献到文献，然而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理念却强调做音乐史也要跟活态连接起来，做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传统音乐，也要有历史的视角，这样才能多视角、立体、综合的研究，真正把握传统与文化的深层内涵。在上个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当中，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研究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从音乐文化几个重要的进化反映音乐历史之发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世界音乐史、文化史乃至史前史的广阔背景中去分析中国音乐史，这种宏阔的研究视野和世界眼光，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方法侧重律、调、谱、器之较为科学的分类研究，对中国古代音乐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提出“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论又次之”的精辟见解，并尝试“采取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将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因此，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是近现代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20世纪初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以历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并体现多学科交叉的視角，主要代表人物是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两部著作参考了340多种1911年以前的古籍文献，引用完整曲例达84首，且都有相应的音响资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随处可见杨先生努力寻求文献、文物、民间音乐遗存三方面资料相互印证的声影。他在音乐考古学、古谱学、语言音乐学、乐律学、民族音乐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世纪以来，杨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纲》无疑是中国音乐史学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文献的大量积累，学术理念犹如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同样，没有学术理念为指引，就无法完整把握学术文献，推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学术研究上，理念与文献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一版，序言。
[2]项阳：《关于凤阳花鼓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人民音乐》，2013年第10期。
[3]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1日版。
[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82年2月版。
关键词：理念;文献;关系
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理念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文献是理念形成的基础。在没有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无法形成正确的学术理念。在项阳先生著《山西乐户研究》一书序中有写到：“作者为研究山西乐户，先后查阅了古代、近代文献以及学术期刊近300种，做了4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才完成了这本著作。根据作者的介绍，《山西乐户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这种理念的形成也得益于作者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有意识的调整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知识，在读博士学习期间则主要侧重对当下活态的把握。从《中国弓弦乐器史研究》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入手，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接触到历史上为官署乐人的乐户后人群体，通过查阅梳理包括地方志书等两百余种文献和近百种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逐渐感知历史上乐户群体是制度下生存在籍的国家专业乐人，并由此引发对中国乐籍制度——中国礼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路径。在这一系列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形成了“接通”的理念，并在实践中证明这些理念对于指导中国音乐文化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得知，只有在做好足够多的案头准备之后方能形成正确的学术理念并应用于指导实践。在作者的《山西乐户研究》、《中国乐籍制度研究》、《以乐观礼》以及《中国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中，都可见作者对相关文献把握之多，也证明了文献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其次，学术理念对阅读学术文献起指导作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音乐历史文献，怎么读这些文献都需要理念的指导。调整知识结构，拓展知识面，建立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也是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学术理念。曾经在中国音乐史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看《明一统志》的时候，一般的就是布政司，巡抚、府、州、县，认为这样就把地方社会的这套官属体系搞清楚了，看到“卫”的时候就把它给忽略过去了。后来通过美国哈佛大学宋一鸣教授研究的中国明代卫所制度，才知道这卫所了不得。经过查阅文献得知，明代卫有五百余处，每个卫领军五千余，千户所与百户所有两千余处。卫的统领官居二品，千户所的统领为五品，百户所为六品。这卫所非仅限于边陲，在内地有相当数量。这也是为什么凤阳花鼓可以称为卫调花鼓的原因。如果不是与大学术界的交流互鉴，那么这些有关卫所的文献将会被我们一一忽略，而很多实际的问题也将得不到解决。因此不断调整知识结构，不断学习与补充，建立交叉研究的视角理念是我们必备的案头功课。不如此，当走进历史现场便难以形成所谓的学术敏感。面对诸多的文献，为什么有的人能从中读出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人却不能读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学术意识，没有这种学术理念。
读书要多视角解读，在把握逻辑起点上，关照整体感。以前我们对于大曲的认识一直是综合器乐、歌唱和舞蹈，含有多段结构的一种大型的艺术形式。一般认为在唐代的时候产生。往上回溯得知，这类大型的艺术结构形式在汉代的时候就已有存在。在唐以后，大曲这种大型的艺术形式就没有出现在以往我们学习的音乐史书中了。但是在文献中却有明确的记载，如南宋的王灼著有《碧鸡漫志》;元代燕南之庵的《唱论》中也有写到：“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明代也有文献记载：“男记四十大曲，女记小令三千”这也说明大曲这一艺术形式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以往的音乐史书中没有提及是因为没有在把握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掌握历史脉络的发展。
最后，学术理念对学术研究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的音乐史写作中，多是从文献到文献，然而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理念却强调做音乐史也要跟活态连接起来，做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传统音乐，也要有历史的视角，这样才能多视角、立体、综合的研究，真正把握传统与文化的深层内涵。在上个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当中，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研究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从音乐文化几个重要的进化反映音乐历史之发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世界音乐史、文化史乃至史前史的广阔背景中去分析中国音乐史，这种宏阔的研究视野和世界眼光，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方法侧重律、调、谱、器之较为科学的分类研究，对中国古代音乐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提出“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论又次之”的精辟见解，并尝试“采取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将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因此，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是近现代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20世纪初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以历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并体现多学科交叉的視角，主要代表人物是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两部著作参考了340多种1911年以前的古籍文献，引用完整曲例达84首，且都有相应的音响资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随处可见杨先生努力寻求文献、文物、民间音乐遗存三方面资料相互印证的声影。他在音乐考古学、古谱学、语言音乐学、乐律学、民族音乐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世纪以来，杨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纲》无疑是中国音乐史学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文献的大量积累，学术理念犹如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同样，没有学术理念为指引，就无法完整把握学术文献，推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学术研究上，理念与文献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第一版，序言。
[2]项阳：《关于凤阳花鼓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人民音乐》，2013年第10期。
[3]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1日版。
[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8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