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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了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认为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表述东方时凭借知识层面的优势在文化上对东方国家实行话语霸权,使真实的东方难以在西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得不接受被西方表述这一尴尬的现实。
关键词:东方学知识—权力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J401 文献标识码:A
爱德华·W·萨义德是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他的名著《东方学》开启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先河。他通过视角独特的东方学研究,指出西方社会为了实现在政治、军事方面对东方国家的控制和在经济方面的掠夺,首先凭借知识层面的优势在文化上对东方国家实行话语霸权,为最终获取实际利益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深入研究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社会对于知识权力和文化霸权的运用,对东方文化的价值重估有着深远的意义。
萨义德在《东方学·绪论》中谈到:
“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戒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科学,……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
可见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深受福柯的思想学说的影响。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认为:
“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福柯认为知识总是与权力的运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权力通过知识发挥作用,知识根植于权力之中。同时,福柯认为“知识”与“话语”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就将“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也就是说,话语可以为知识确立可能性的系统,或是建构一套理解世界的规则,一套话语便是一系列规则,而这一系列的规则又决定了知识的陈述范围。
萨义德在研究东方学时充分运用了这一理论,他在谈到该如何理解东方学时说:
“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正如同样的物质积淀使源自东方学的观念不断扩散到一般的文化之中并不断从中生成新的观念一样。”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不是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它是西方人站在西方优越于东方的前提立场上被描述与假设的一个结果;是西方建构了一套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了解东方的框架已被设定,进入西方视野的东方已经率先受到这一“框架”的“过滤”了。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是一个游离于主体之外的“他者”,是封闭、神秘、愚昧、不开化的世界。这是建立在知识—权力理论模式基础上的结果。这种认识的结果,使有关东方学的理论表述已脱离了它自身的真实存在,而成为了西方人强加给东方的一个文化身份。
在这一过程中,东方已被不知不觉地“他者”化了。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时是带着一种先验的理论前提来进行观照的,在他们看来,西方是现代的,代表着文明、进步、发达、富裕、自由、开放;而东方是传统的、落后的,代表着封闭、蒙昧、贫穷、古老与僵化。在这一认知前提下,他们开始了对东方的研究,选择契合他们这一认知前提的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从而形成他们的东方学理论体系。这样的结果是,东方从一开始便失去了自己表述自己的权利,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而成为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正如《东方学》开篇的题记中就引述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表明萨义德早已意识到是东方学导致东方处于被表述的尴尬地位。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论述东方学对西方言说东方的话语模式的影响时,谈到了福楼拜的小说,在小说中,由于福楼拜和埃及妓女库楚克·哈内姆的一段艳遇,铸就了东方类似女性的模式:即“她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经历”,相反,是代表西方的福楼拜“在替她说话,把她表现成这样”,“告诉他的读者们她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萨义德在此特别强调:
“福楼拜在与库楚克·哈内姆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很好地体现了东西方力量关系的模式,体现了在这种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
可见,萨义德已然发现了西方表述东方时使用话语权力的普遍性。按照东方学的逻辑,正是因西方有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并通过这一套操作机制使得东方人的世界具有了自己的特征,才会被人理解。真实的东方由于缺乏自我言说的能力,便由西方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了一个东方的集体意象。在东方学的话语传统中,是西方的知识谱系塑造出东方的形象,形成了如下的观念:
“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受这一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影响,西方作家在写作时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文化权威意识让人难以忍受。《东方学》以夏多布里昂的说法为例:
“东方人需要征服,并且根本就没意识到西方对东方的征服不是征服,而是使其认识到自由的意义……基督教肩负着某种使命——复活一个死去的世界,加快这一世界对其自身潜能的认识,而这一堕落的、没有生气的世界的潜能只有欧洲人才能将其辨查出来。”
如此说法必然会加剧东西方之间文化的隔阂,建构了西尊东卑的文化范式,造成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这是萨义德明确反对的本质主义。所谓的西方文明人,以东方学知识传统的话语霸权,剥夺了东方殖民地的话语权和生存权,不仅使之在物质上受到了西方的贪婪掠夺,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舞台的配角,也使整个西方和东方对于这种世界角色的分配不公误以为是天经地义。萨义德正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分析和总结后看到了东方学的这一点,所以,他不免偏颇但十分切中要害地说“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西方“在处理‘异质’文化时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因此,“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因为与西方相比东方总处于弱势,于是人们就用其弱代替其异”。
由此可见,东方学的意义更多指向的是西方臆构的东方,与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东方相去甚远,而东方学则是这一建构过程中最实用的路径,不仅西方的各阶层各领域受其观念的影响,而且东方在其强大的话语权力之下亦被动接受,卷入其制定的文化规则当中。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只不过福柯是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所隐喻的知识与权力的联结,而萨义德则借此考察东方学话语传统中暗含的文化霸权本质。
综上所述,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借用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对东方学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揭示了西方传统的东方学中蕴含的文化霸权本质。即便是在高度文明、高度发达、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东方学中的知识权力与文化霸权仍然普遍地存在于地球之上。在文化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东西方文化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及其现代性发生、发展的不平衡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方发达国家依赖雄厚的经济实力、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使它在经济全球化的渗透过程中对第三世界国家占据着主动地位。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随着网络传媒、电子科技的发展,这种交流与碰撞已变得势不可挡,这迫使我们必须面对文化全球化这一新的课题。所以说,这一研究成果对分析当今世界的现实事件仍有巨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
[2] [法]米歇尔·福柯,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版。
[3] [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
[4] [英]艾勒克·博埃默,盛宁、韩敏中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5] [美]瓦莱丽·肯尼迪,李自修译:《萨义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王弟,男,1984—,河北张家口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关键词:东方学知识—权力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J401 文献标识码:A
爱德华·W·萨义德是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他的名著《东方学》开启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先河。他通过视角独特的东方学研究,指出西方社会为了实现在政治、军事方面对东方国家的控制和在经济方面的掠夺,首先凭借知识层面的优势在文化上对东方国家实行话语霸权,为最终获取实际利益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深入研究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社会对于知识权力和文化霸权的运用,对东方文化的价值重估有着深远的意义。
萨义德在《东方学·绪论》中谈到:
“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戒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科学,……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
可见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深受福柯的思想学说的影响。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认为:
“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福柯认为知识总是与权力的运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权力通过知识发挥作用,知识根植于权力之中。同时,福柯认为“知识”与“话语”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就将“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也就是说,话语可以为知识确立可能性的系统,或是建构一套理解世界的规则,一套话语便是一系列规则,而这一系列的规则又决定了知识的陈述范围。
萨义德在研究东方学时充分运用了这一理论,他在谈到该如何理解东方学时说:
“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正如同样的物质积淀使源自东方学的观念不断扩散到一般的文化之中并不断从中生成新的观念一样。”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不是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它是西方人站在西方优越于东方的前提立场上被描述与假设的一个结果;是西方建构了一套关于东方的话语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了解东方的框架已被设定,进入西方视野的东方已经率先受到这一“框架”的“过滤”了。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是一个游离于主体之外的“他者”,是封闭、神秘、愚昧、不开化的世界。这是建立在知识—权力理论模式基础上的结果。这种认识的结果,使有关东方学的理论表述已脱离了它自身的真实存在,而成为了西方人强加给东方的一个文化身份。
在这一过程中,东方已被不知不觉地“他者”化了。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时是带着一种先验的理论前提来进行观照的,在他们看来,西方是现代的,代表着文明、进步、发达、富裕、自由、开放;而东方是传统的、落后的,代表着封闭、蒙昧、贫穷、古老与僵化。在这一认知前提下,他们开始了对东方的研究,选择契合他们这一认知前提的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从而形成他们的东方学理论体系。这样的结果是,东方从一开始便失去了自己表述自己的权利,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而成为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正如《东方学》开篇的题记中就引述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表明萨义德早已意识到是东方学导致东方处于被表述的尴尬地位。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论述东方学对西方言说东方的话语模式的影响时,谈到了福楼拜的小说,在小说中,由于福楼拜和埃及妓女库楚克·哈内姆的一段艳遇,铸就了东方类似女性的模式:即“她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经历”,相反,是代表西方的福楼拜“在替她说话,把她表现成这样”,“告诉他的读者们她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萨义德在此特别强调:
“福楼拜在与库楚克·哈内姆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很好地体现了东西方力量关系的模式,体现了在这种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
可见,萨义德已然发现了西方表述东方时使用话语权力的普遍性。按照东方学的逻辑,正是因西方有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并通过这一套操作机制使得东方人的世界具有了自己的特征,才会被人理解。真实的东方由于缺乏自我言说的能力,便由西方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了一个东方的集体意象。在东方学的话语传统中,是西方的知识谱系塑造出东方的形象,形成了如下的观念:
“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
受这一西方传统话语体系的影响,西方作家在写作时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文化权威意识让人难以忍受。《东方学》以夏多布里昂的说法为例:
“东方人需要征服,并且根本就没意识到西方对东方的征服不是征服,而是使其认识到自由的意义……基督教肩负着某种使命——复活一个死去的世界,加快这一世界对其自身潜能的认识,而这一堕落的、没有生气的世界的潜能只有欧洲人才能将其辨查出来。”
如此说法必然会加剧东西方之间文化的隔阂,建构了西尊东卑的文化范式,造成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这是萨义德明确反对的本质主义。所谓的西方文明人,以东方学知识传统的话语霸权,剥夺了东方殖民地的话语权和生存权,不仅使之在物质上受到了西方的贪婪掠夺,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舞台的配角,也使整个西方和东方对于这种世界角色的分配不公误以为是天经地义。萨义德正是在经过了大量的分析和总结后看到了东方学的这一点,所以,他不免偏颇但十分切中要害地说“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西方“在处理‘异质’文化时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因此,“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因为与西方相比东方总处于弱势,于是人们就用其弱代替其异”。
由此可见,东方学的意义更多指向的是西方臆构的东方,与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东方相去甚远,而东方学则是这一建构过程中最实用的路径,不仅西方的各阶层各领域受其观念的影响,而且东方在其强大的话语权力之下亦被动接受,卷入其制定的文化规则当中。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只不过福柯是将知识与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所隐喻的知识与权力的联结,而萨义德则借此考察东方学话语传统中暗含的文化霸权本质。
综上所述,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借用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对东方学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揭示了西方传统的东方学中蕴含的文化霸权本质。即便是在高度文明、高度发达、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东方学中的知识权力与文化霸权仍然普遍地存在于地球之上。在文化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东西方文化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及其现代性发生、发展的不平衡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方发达国家依赖雄厚的经济实力、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使它在经济全球化的渗透过程中对第三世界国家占据着主动地位。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随着网络传媒、电子科技的发展,这种交流与碰撞已变得势不可挡,这迫使我们必须面对文化全球化这一新的课题。所以说,这一研究成果对分析当今世界的现实事件仍有巨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萨义德,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
[2] [法]米歇尔·福柯,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版。
[3] [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
[4] [英]艾勒克·博埃默,盛宁、韩敏中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5] [美]瓦莱丽·肯尼迪,李自修译:《萨义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王弟,男,1984—,河北张家口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