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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曾祺作为最具中国味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体现了典型的民间特征。本文试从“怎么写”的角度论述一种作为创作方法的“民间”：一是以大量民俗风情描写的“闲笔”展开人物生活的画卷，并让文本体裁结构闲散化；二是时间修辞上通过自然生活时间的“曲笔”化的表达，塑造小说中从容自然的氛围和艺术特色；三是民间语言的众多“俗笔”引述，展现了作家的民间立场和性情。
关键词：民间特征 闲笔不闲 时间叙事 民间语言
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脉络里，因为创作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使得文化作品中演绎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庙堂、广场和民间，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a，其中的“民间”，以其丰饶的魅力成为许多作家所依赖的不朽艺术源泉。“民间”究竟是什么，可能不仅仅指与官方文化对立的一种存在，还可做不同维度和层级的理解：一重是指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一重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 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 使这些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b从这一理解中我们可以发现， 文学形态的“民间”性实际上侧重于作品中所包含的民间精神立场、民间审美趣味、民间形式和民间姿态等。而这些要素我们都可以在作家汪曾祺的文化作品中窥得端倪。
如果说“写什么”是作家致力于展示的艺术精神和理想，那么“怎么写”更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艺术追求的充分体现。对于“民间”亦是如此。汪曾祺的作品有其特意构建的地域世界——家乡高邮、求学昆明、下放张家口、落居北京——这四地是他用情最深的描写地域，也是独具个体特色的“民间文本”。其中的小人物和民间烟火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除却文本内容，在叙事方法和叙事策略上，汪曾祺也是有意识地让“民间”成为一种创作方法和美学策略，从而让作品展现出不一样的风姿。
一、閑笔——民情描写铺背景
汪曾祺的文章在叙述美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通过地域风土人情， 尤其是通过人物的劳动方式去表现作品的核心主人公。这种叙述方式， 可以参照汪曾祺自己评述的《清明上河图》：“我看这幅画， 能够一看看半天， 我很想在那天到汴河上去玩玩， 那一定是非常好玩的……”c也就是说，他的人物总是建立在一个宏阔的民间风俗画式的背景上，不去进行夸张的“特写”，而是通过民间风俗的铺张式的闲笔，从多侧面去开掘人物性格， 确定人物存在的空间， 为人物展开广阔的生活天地，从而流露出浓郁的乡俗风情，让人物性格不言自明。比如《大淖记事》的开头看似闲笔地写了对“淖” 字的考证，各种关于 “淖”的景物绘画以及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慈姑、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d。这些大淖的景色和生活景色的描摹，读起来似乎是四处游离信马由缰，但这是汪曾祺刻意追求的“苦心经营的随便”。它能够展开一幅真实而鲜明的地域画卷，从而让主人公生活在一片真实的沃土里。《鸡鸭名家》开篇也是絮絮叨叨地一大篇父亲如何清洗鸭掌、鸡鸭店的由来、如何通过嘴来区分鸭子等文字，看似属无意之作，但这闲中着色也是为后面赶鸭名家陆长庚的出场做了铺垫。
叙述美学上的“闲”体现在文本结构上便是结构的平易自然和散文化的美学特色。对于汪曾祺而言，小说和散文的文体界限有时并不非常清晰——散文里亦有其口语化的故事，小说里也有抒情的自然进行。他的小说往往枝枝蔓蔓，却自有其内在主题和节奏。这大概因为他吸取了民间曲艺特别是单口相声的叙述方法：看起来如单口相声般善侃和啰唆，实际上平易近人，让故事和情感都自然生发，展现出一种特别的韵味。如《受戒》的开头，作者用整整一段介绍庵赵庄这个地名，连和尚们的对话也模仿进来，看似闲笔无用，实则通过庵名的解释暗示了僧侣生活的世俗化过程，为之后故事的展开提供合理基础，也让文本不干涩，如潺潺细流般润物无声。
二、曲笔——时间摹写塑从容
在关于民间的叙事策略运用中，汪曾祺关于时间的摹写极富特点。此处的比对体系是现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叙事。革命文学的时间并非自然时间，而是充满着社会与时代焦虑、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也就是说，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限制，因此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而关于进步的焦虑又往往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从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在一些革命文学如《风雷》《艳阳天》，还有《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中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e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
而汪曾祺笔下的时间则展现着完全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关于节日的描写。节日是一种人文化的时间，“民间的无论什么节日，都有一种狂欢化的色彩，狂欢节在本义上就是指某一特定的节日，它本来就是一个时间概念，后来才逐渐脱离了固定的时间（节日）和地点（广场），而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f。 以《受戒》中的盂兰会为例，盂兰会上，作者描绘了杂耍烟花的繁盛景象，描写了三师父仁渡相好的姑娘们，三师父唱了带有民间原始欲望的歌曲：“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g民间是一个充满了肉体激情、欲望、吃喝拉撒的世界，虽然《受戒》里的这个庵平时的生活也无所谓清规可言，但是这种“节日”类似于广场上的集合行为，对其描写还是能集中放大体现出民间的生命欲望。 其次是汪曾祺在描写日常生活的普通时间时展现出的状态，作者采用的是与明确、具体的时间完全不同的另一时间系统。也就是说，在他的笔下，有意义的时间并不是以年月日或者明确的历史事件标明的时间，而是集体性连续性的时间，如“从小”“上学时”“一早”“乘凉的时候”“秋天过去了”“第一天第二天”“初一、十五”“种秧”“晌午”，等等。可见，汪曾祺使用的时间大多都是以农事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是农业文明的时间，巴赫金也在《小说理论》中谈到田园诗时空体和民间文学时空体等概念，他在论述以拉伯雷小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中谈道：“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农业阶段或者更早的时期，强烈的时间感只能产生在集体劳动的农事基础上。”h所以巴赫金说，民间时空体形式的特征，就是一种集体的时间、劳动的时间、有效生长的时间、有深刻的空间性和具体性。也就是说，这种时间是集体共有的，是由劳动时间测定的，没有脱离时间和自然。除了开头一处外，汪曾祺的小说没有明确表明时间要素，不是因为他不重视时间或者取消时间，而是他所使用的是一种整体性、统一的时间，以此表明他对人与其民间生活有一种自在与先在的关系认同。表明人的出场和活动是民间生活和文化的产物，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与其所依据的时间系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关系。
因为民间时间是合自然率的，所以除了对于死亡（时间消逝的极端例证之外），人们在生活中不必过分担忧时间，这是民间慵懒而从容生活的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汪曾祺小说里的人物生活都是慢节奏的、无功利性的，让人觉得不心慌，不急迫。
三、俗笔——民间语言展性情
“气以实志， 志以定言， 吐纳英华， 莫非性情。”汪曾祺自幼倾心于民间诗意化的生活状态， 因此对于民间语言极其崇赏。他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说：“她跪下来祷告，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这是我听到过的祷词里最美的一个。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在《小说笔谈·语言》一文中，他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对民间语言的感受：“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i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朴实自然，不做作，不拽文，而且想象力丰富，具有天然的韵律感。在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中写：“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民间语言极其丰富，而作者对民间语言的情感也不言自明。在《鉴赏家》中，汪曾祺又借用了民间口语的形式来描写卖水果的货物：“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 ‘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白的像珊瑚，红的像玛瑙。端午前后卖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入冬以后，卖栗子。”j这段文字运用白描的手法，通俗质朴，让各种色彩隐微地表现着季节更替。
“民歌”之于汪曾祺的独特意义是其他当代作家难以比拟的，“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k。《八月骄阳》中，汪曾祺这样描写：“因为喜欢听‘匣子’，所以他知道的事多，成了豁口内外的‘伏地圣人’。”l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对于民歌的运用，对于民间口语的有意模仿之外，汪曾祺还将带有不同地域特色的方言纳入作品中，使文本更加具备原汁原味的地域特色。
民间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除了作为一种写作资源的“民间”外，作为创作方法的“民间”更是饶有意味：它表明了作家内心深处对于民间话语、民间姿态的深刻认同，而在深沉丰饶的民间文化基础上，汲取了语言、结构等叙事技巧继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叙事美学。也因此，这让汪曾祺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背影，行走在民间的沃野上。
ab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第237—238页。
ci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1 页，第121 页。
d 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全集·小說卷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e 邵明：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3期。
f 巴赫金： 《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g 汪曾祺： 《受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h 巴赫金： 《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jk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7 页，第220页。
l 汪曾祺：《八月骄阳》，《汪曾祺全集·小说卷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08页。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 巴赫金.小说理论[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作 者： 许姗姗，北京市清华附中本部高中语文组教师。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民间特征 闲笔不闲 时间叙事 民间语言
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脉络里，因为创作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使得文化作品中演绎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庙堂、广场和民间，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a，其中的“民间”，以其丰饶的魅力成为许多作家所依赖的不朽艺术源泉。“民间”究竟是什么，可能不仅仅指与官方文化对立的一种存在，还可做不同维度和层级的理解：一重是指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一重是指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 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 使这些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b从这一理解中我们可以发现， 文学形态的“民间”性实际上侧重于作品中所包含的民间精神立场、民间审美趣味、民间形式和民间姿态等。而这些要素我们都可以在作家汪曾祺的文化作品中窥得端倪。
如果说“写什么”是作家致力于展示的艺术精神和理想，那么“怎么写”更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艺术追求的充分体现。对于“民间”亦是如此。汪曾祺的作品有其特意构建的地域世界——家乡高邮、求学昆明、下放张家口、落居北京——这四地是他用情最深的描写地域，也是独具个体特色的“民间文本”。其中的小人物和民间烟火气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除却文本内容，在叙事方法和叙事策略上，汪曾祺也是有意识地让“民间”成为一种创作方法和美学策略，从而让作品展现出不一样的风姿。
一、閑笔——民情描写铺背景
汪曾祺的文章在叙述美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通过地域风土人情， 尤其是通过人物的劳动方式去表现作品的核心主人公。这种叙述方式， 可以参照汪曾祺自己评述的《清明上河图》：“我看这幅画， 能够一看看半天， 我很想在那天到汴河上去玩玩， 那一定是非常好玩的……”c也就是说，他的人物总是建立在一个宏阔的民间风俗画式的背景上，不去进行夸张的“特写”，而是通过民间风俗的铺张式的闲笔，从多侧面去开掘人物性格， 确定人物存在的空间， 为人物展开广阔的生活天地，从而流露出浓郁的乡俗风情，让人物性格不言自明。比如《大淖记事》的开头看似闲笔地写了对“淖” 字的考证，各种关于 “淖”的景物绘画以及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荸荠、慈姑、菱角、鲜藕的鲜货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d。这些大淖的景色和生活景色的描摹，读起来似乎是四处游离信马由缰，但这是汪曾祺刻意追求的“苦心经营的随便”。它能够展开一幅真实而鲜明的地域画卷，从而让主人公生活在一片真实的沃土里。《鸡鸭名家》开篇也是絮絮叨叨地一大篇父亲如何清洗鸭掌、鸡鸭店的由来、如何通过嘴来区分鸭子等文字，看似属无意之作，但这闲中着色也是为后面赶鸭名家陆长庚的出场做了铺垫。
叙述美学上的“闲”体现在文本结构上便是结构的平易自然和散文化的美学特色。对于汪曾祺而言，小说和散文的文体界限有时并不非常清晰——散文里亦有其口语化的故事，小说里也有抒情的自然进行。他的小说往往枝枝蔓蔓，却自有其内在主题和节奏。这大概因为他吸取了民间曲艺特别是单口相声的叙述方法：看起来如单口相声般善侃和啰唆，实际上平易近人，让故事和情感都自然生发，展现出一种特别的韵味。如《受戒》的开头，作者用整整一段介绍庵赵庄这个地名，连和尚们的对话也模仿进来，看似闲笔无用，实则通过庵名的解释暗示了僧侣生活的世俗化过程，为之后故事的展开提供合理基础，也让文本不干涩，如潺潺细流般润物无声。
二、曲笔——时间摹写塑从容
在关于民间的叙事策略运用中，汪曾祺关于时间的摹写极富特点。此处的比对体系是现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叙事。革命文学的时间并非自然时间，而是充满着社会与时代焦虑、纵贯历史的线性时间。也就是说，由于进步发生于直线向前的时间之中，并因此受到时间限制，因此所谓的落后最终可以还原为时间上的落后，而关于进步的焦虑又往往表现为关于时间的焦虑，从而形成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强烈渴望。在一些革命文学如《风雷》《艳阳天》，还有《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作品中对于工业建设的描写，时间焦虑始终贯注其间：“人人都感觉到：钟表‘宗宗宗’的响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在这时间的脚步声中，人和自然界都在改变面貌，世界上都在增添新的东西——哪怕为了这些新的东西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e超越时间成为时代的叙事法则，提前完成工作成为主导时代与叙事的“绝对命令”。
而汪曾祺笔下的时间则展现着完全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关于节日的描写。节日是一种人文化的时间，“民间的无论什么节日，都有一种狂欢化的色彩，狂欢节在本义上就是指某一特定的节日，它本来就是一个时间概念，后来才逐渐脱离了固定的时间（节日）和地点（广场），而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f。 以《受戒》中的盂兰会为例，盂兰会上，作者描绘了杂耍烟花的繁盛景象，描写了三师父仁渡相好的姑娘们，三师父唱了带有民间原始欲望的歌曲：“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g民间是一个充满了肉体激情、欲望、吃喝拉撒的世界，虽然《受戒》里的这个庵平时的生活也无所谓清规可言，但是这种“节日”类似于广场上的集合行为，对其描写还是能集中放大体现出民间的生命欲望。 其次是汪曾祺在描写日常生活的普通时间时展现出的状态，作者采用的是与明确、具体的时间完全不同的另一时间系统。也就是说，在他的笔下，有意义的时间并不是以年月日或者明确的历史事件标明的时间，而是集体性连续性的时间，如“从小”“上学时”“一早”“乘凉的时候”“秋天过去了”“第一天第二天”“初一、十五”“种秧”“晌午”，等等。可见，汪曾祺使用的时间大多都是以农事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是农业文明的时间，巴赫金也在《小说理论》中谈到田园诗时空体和民间文学时空体等概念，他在论述以拉伯雷小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中谈道：“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农业阶段或者更早的时期，强烈的时间感只能产生在集体劳动的农事基础上。”h所以巴赫金说，民间时空体形式的特征，就是一种集体的时间、劳动的时间、有效生长的时间、有深刻的空间性和具体性。也就是说，这种时间是集体共有的，是由劳动时间测定的，没有脱离时间和自然。除了开头一处外，汪曾祺的小说没有明确表明时间要素，不是因为他不重视时间或者取消时间，而是他所使用的是一种整体性、统一的时间，以此表明他对人与其民间生活有一种自在与先在的关系认同。表明人的出场和活动是民间生活和文化的产物，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与其所依据的时间系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关系。
因为民间时间是合自然率的，所以除了对于死亡（时间消逝的极端例证之外），人们在生活中不必过分担忧时间，这是民间慵懒而从容生活的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汪曾祺小说里的人物生活都是慢节奏的、无功利性的，让人觉得不心慌，不急迫。
三、俗笔——民间语言展性情
“气以实志， 志以定言， 吐纳英华， 莫非性情。”汪曾祺自幼倾心于民间诗意化的生活状态， 因此对于民间语言极其崇赏。他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说：“她跪下来祷告，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这是我听到过的祷词里最美的一个。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在《小说笔谈·语言》一文中，他再一次表明了自己对民间语言的感受：“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i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朴实自然，不做作，不拽文，而且想象力丰富，具有天然的韵律感。在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中写：“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民间语言极其丰富，而作者对民间语言的情感也不言自明。在《鉴赏家》中，汪曾祺又借用了民间口语的形式来描写卖水果的货物：“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 ‘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白的像珊瑚，红的像玛瑙。端午前后卖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入冬以后，卖栗子。”j这段文字运用白描的手法，通俗质朴，让各种色彩隐微地表现着季节更替。
“民歌”之于汪曾祺的独特意义是其他当代作家难以比拟的，“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k。《八月骄阳》中，汪曾祺这样描写：“因为喜欢听‘匣子’，所以他知道的事多，成了豁口内外的‘伏地圣人’。”l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对于民歌的运用，对于民间口语的有意模仿之外，汪曾祺还将带有不同地域特色的方言纳入作品中，使文本更加具备原汁原味的地域特色。
民间文学对汪曾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除了作为一种写作资源的“民间”外，作为创作方法的“民间”更是饶有意味：它表明了作家内心深处对于民间话语、民间姿态的深刻认同，而在深沉丰饶的民间文化基础上，汲取了语言、结构等叙事技巧继而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叙事美学。也因此，这让汪曾祺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背影，行走在民间的沃野上。
ab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第237—238页。
ci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1 页，第121 页。
d 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全集·小說卷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e 邵明： 《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3期。
f 巴赫金： 《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g 汪曾祺： 《受戒》，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h 巴赫金： 《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jk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7 页，第220页。
l 汪曾祺：《八月骄阳》，《汪曾祺全集·小说卷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08页。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 巴赫金.小说理论[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作 者： 许姗姗，北京市清华附中本部高中语文组教师。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