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运中，北崞中。”崞县中学素以善育英才闻名全省。该校始建于1931年8月，共有房舍106间，首任校长郭荫楠，课程设置修义、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博物、音体、图画、手工等。整个学校教学业务直接受教育厅领导，但为了保证生源质量，新生入学考试的命题、阅卷、录取等皆由学校办理，政府不予参与。1924年夏，余振(李毓珍)于大同兰池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具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学校。在学校里，他勤奋好学，关心国事，广泛地与进步学生交朋友。1925年，上海“五四惨案”发生，消息传来，群情大愤。他当即参加由进步学生组织的“五四惨案后援会”。不久，“后援会”收到太原山西国立图书馆馆长柯璜托人送来的“沪案讲演稿五种”，其内容为《敬告山西同胞急起救援沪案》、《吾国对英日历来外交之失败》、《端午节为御敌救国之纪念日》、《反抗英日帝国主义》、《对英单独宣战之我见》。不久，学校放暑假，余振就拿着这些宣传品，和同学们一块上山下乡，走村串巷，到处演讲，以激发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同年8月，余振听说崞县中学有人组织地下国民党临时县党部，不久，经人介绍，他参加了这个组织。一天，他在篮球场碰见同班同学冯汉英，也想把他介绍进来。不想，冯听完他的叙述，说:“你参加的国民党是右派国民党，而我要参加左派国民党。”余振大惑不解:“国民党还有左右之分?”冯遂给他讲了半天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临分手，冯从怀中掏出一本《极乐世界》的书，要他仔细阅读。《极乐世界》是描写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小说，作者也许属于无政府主义者，写得非常吸引人，非常精彩。余振看得津津有味，非常入迷。看完后，二次去找冯汉英，未等冯开口，他就激动地说:“君言不谬，共产主义是比三民主义好，它更彻底。”就这样，在冯的介绍下，他参加了共产党。这时，他才明白:原来冯汉英就是崞县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余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共产主义理想极为信仰。一次，他从几本课外读物上看到几张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几张像片，他嫌像片小，不过瘾，就向同学们借来铅笔，按比例画了三幅较大的，挂在学校的自学室内，供同学们瞻仰。后来，学校放假，他怕画像丢失，就将他们带回东社，挂在家中，每天同学来访，他就给他们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后来学校开学时，他又带回崞中，依旧挂在自学室。同学们都说:“李毓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像，走到哪，就挂到哪。
　　1926年上半年，崞县中学的共产党员奉上级指示，都参加了那个国民党临时党部，至此县党部成员增加到2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十几人，国民党员十几人。刚开始，国共双方相安无事，后来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激烈，他们之间的摩擦也逐渐开始。当时，崞中的共产党员加上国民党左派，要比右派的势力强一些，所以在选举县党部的干部时，总是余振这一方的人来担任常务、组织、宣传等工作。
　　1926年7月，北阀战争爆发。不到半年时间，北阀军就以破竹之势，先后攻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余振等进步同学闻讯后欢喜雀跃，他专门找了一张大画纸，按比例画了一幅长1.5米、宽1米的中国地图，他有感于当时的祖国积弱不振，内忧外患，战火频繁，特意在上面写了“中华次殖民地地图”八字，以示愤郁。他还将该地图挂在自己的寝室内，每晚下课回来，就和同学们围聚在地图前，东瞧西看，比比划划，看北伐军打下了哪些城市，并用红笔在上面标个圆圈。
　　时局在发展，形势在变化，国共两党的斗争越来越激烈。1926年10月，汪精卫、胡汉民国民党政府在武汉成立后，握有兵权的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赖在南昌，不去武汉，分裂的局势已见端倪。后来，蒋介石由南昌去了南京，国共两党自此分裂。不久，崞县中学的国共两党也由怒目而视、破口大骂，进入“全武行”。每次打架，总要把教室内的板凳弄坏几个。一次，余振等共产党员在崞县城外的北桥河开会，一个国民党右派分子前来窥探，他们发觉后气愤至极，一起跑上去将他抓住，痛打一顿后扔进河里。
　　1927年上半年，国共两党斗争进入白热化。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大肆缉捕、镇压、屠杀共产党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这时，北洋军阀的命运已经结束，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见风使舵，越来越明显地倾向蒋介石。不久，他挂起青天白日旗，明确表态:支持南京政府，反对武汉政府。与此同时，崞县中学内部国共两党也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同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做出清党的决定，通令全国实行。他们把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统统污蔑为“跨党分子”，信口雌黄地说他们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权，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阎锡山紧步蒋介石的后尘，在太原也成立了山西省清党委员会，对革命志士大打出手。不久，他们就派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的王之瑞到崞县，组织崞县清党委员会，该会一成立就宣布接收崞县临时党部，并对进步学生横加指责，余振等人的革命工作进入了更加艰难困苦的阶段。
　　1927年暑假，余振正在东社家中阅读“独秀文存”，忽见东社小学教员张化之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来，一见面就气喘吁吁地说:“毓珍，不好了，你们要来抓你!”余振抓住他的胳膊，急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顾不得喝水，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原来，崞县清党委员会成立后，对崞县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极为反感，于是借口余振画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像，画“中华次殖民地地图”，殴打国民党右派分子，且在平时信口乱说，讥讽老师，决定利用暑假各学生分散居住之特点，对他实行突然抓捕。张化之不仅与余振二哥是同学，而且与余振本人也十分友善。他曾以国民党东社区党部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一开完会就急匆匆赶回东社来通知余振。还告诉余振，住在崞县城内的王镜常和县城附近的张国权最先闻讯，已经去县清党委员会自首。现在他们正前往上阳武、神山村去抓捕李山楼、贾荣宗，说不定很快就要来东社。余振闻言，大惊失色，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当儿，从门外急匆匆又走进一人，举目一看，原来是二哥李结珍。李结珍当时正在太原工业专门学校读书，在太原他亲眼目睹了阎锡山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的情形，听说三弟也是共产党，怕他受害，急忙赶回来探望。三人经过密商后决定，余振本人立即动身去距此五里的枣坡村他岳丈家躲藏，张化之二返崞县城，看有没有什么动静，以便待机设法挽救。张去县城没几天就返回枣坡村，面带喜色地告诉余振，崞中校方、崞县政府、崞县清党委员会三方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已经作出新决定，不再逮捕他们，只是将他们从国民党内开除出去，仅保留崞县中学籍。他又说:崞县清党委员会所发的逮捕令，遭到崞中校方及地方绅士的极力反对。至此，这场不虞之灾才化险为夷，余振等人虚惊一场。
　　
　　二
　　
　　余振在崞县中学读书期间，不仅认真广泛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陈独秀等革命先辈的著作，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而且对自己所学的功课也抓得很紧。在所有的课目当中，他除了对数学、物理、化学不感兴趣外，对别的科目都十分喜欢，尤其是历史、国文。中国文化自古文史不分，也许是受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极浓，这些都为他日后从事文学翻译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自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在他平时的言行中，常常马列主义不离口，马列著作不离手。他的这些叛逆举动，自然会引起一些思想陈腐、因循守旧的老师的反感。余振所在班级的国文老师，前后换过四个，其中有一个姓姚的老师，不学无术，腹中空空，却喜欢附庸风雅，在他的寝室内，长年摆着一架古琴。学生们见他半年也不弹一次，上面布满了灰尘，就故意挑逗他说:“听说姚老师琴艺不错，今天可否让我们开开眼，一饱耳福?”姓姚的老师面红耳赤，支吾支吾地说:“今天不能弹，琴弦断了几根。”学生们听了都暗自窃笑。
　　当时做作文挺随便，老师不出题目，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余振在作文中大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位姓袁的老师阅后大为恼火，认为是离经叛道，便在文尾批道:“马克思不是上帝，唯物史观不是圣经，该学生思想激进”云云。因为他平时在课堂上爱讲《史记》，余振就在他的批语后针锋相对地批道:“司马迁不是上帝，史记不是圣经，该老师思想陈腐”云云。还有一次，余振在作文中直言不讳地宣称:班级上没一个好老师，希望能有个好老师来指导学生。那个姓姚的老师，平时最爱讲法国柏格森的唯心主义哲学，他阅后大为不满，挥动朱笔批道:“你这就是唯心。”余振复批道:“我觉得我的心不值一唯。”从这两件趣事不难看出，少年余振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识。
　　(责编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