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一生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九死一生，其中最危险、最艰苦的一次，莫过于1942年夏季太行区的反“扫荡”作战——1.5万日军将我700余人合围于太行山区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方圆不足10公里的石城、和峪、黄花、黄贝坪、黄岩、杨家庄、王家庄地域，夜间敌我相距几十米，连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巧妙地跳出敌人合围圈，粉碎了日军“C号作战计划”。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于1941年12月10日，发布了关于“确保华北，特别是确保重要资源区、交通线的安全和加强经济封锁”的命令，华北方面军据此于1942年2月25日至26日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决心在5、6月间集中驻冀日军“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扫荡”，然后集中驻晋日军第一军(驻太原，1942年3月辖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和独立第三、四、九、十六混成旅团)等部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夏季大“扫荡”。
　　1942年春季“扫荡”(即“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失败后，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1941年7月15日—1942年7月31日任职)从4月上旬开始筹划准备，于4月16日正式向各兵团下达了——“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作战计划大纲，又称为“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日军计划集中第一军各兵团主力3万余人，从5月15日开始，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辗转清剿”等战法，对太行、太岳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作战分三期进行(以第二期为重点):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为此，第一军还特地从其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井关仞，驻长治)步兵第二二三、二二四联队中各挑出百名精悍的日军组成了两支专门搞暗杀、破坏活动的“特别挺身杀入队”(简称“挺身队”)，乔装打扮，携带电台、信鸽、信号枪和军犬等，在本队前半日乃至一日行进，奔袭我指挥中枢，收集我军事情报，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并以其名字分别命名为“益子挺身队”和“大川挺身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日军主力出动前，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蔽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益子队重点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大川队重点破坏一二九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出发前，日军还给每人印发了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驻军位置图”(即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并对整个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身着便衣，面涂褐色，伪装成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甚至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住店，或分散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窑洞、山谷内窃听我电话，或捕我单个人员，或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同时，在其主力进攻前，以部分兵力向正太路和平汉路以东“扫荡”，以隐蔽其作战企图，转移我军视线。可笑的是，日本特务机关错把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行进途中得知邓小平在太岳，又在“邓小平”的照片下特地注明“在太岳”三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此事后，认为日军情报之准确之细致值得八路军借鉴。
　　
　　二
　　
　　4月29日，日伪军1.2万余人“扫荡”冀南。5月1日，日军集中5万余人“扫荡”冀中。同日，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一二九师开始实行第二期精兵简政，机关和部队进一步精干灵便。
　　5月上旬，李达向刘伯承报告说，我敌工人员已获悉日军要在近日发动“驻晋日军总进攻”，估计兵力比春季“扫荡”还要多。比如，4月30日，敌由正太线经阳泉向西运送了600只狼犬；阳泉之敌已增至1200多人，其他方向也有增兵迹象；大批敌特已潜入我根据地刺探军情，阴谋“捕捉奇袭”，刺杀总部和师部首长；敌三十六师团还专门组织了别动队，扮成八路军进了太行山……
　　刘伯承说，看来敌人的情报工作已得到很大加强。今后要切实健全和加强我们的情报工作，这是防谍除奸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重要环节。李达立即遵照执行，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并很快取得了成效。
　　5月3日，刘伯承接到八路军总部通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挺身队”和特工人员。他立即指示李达，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快速传递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的陈赓、王新亭要绝对保证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
　　5月4日，一二九师也再次指示各部队要加强游击集团、交通斗争和伪军工作。5月7日，刘、邓等联名下发了一二九师《关于冀南“四·二九”反合围后坚持斗争的指示》。5月8日，一二九师又下发了关于《对冀南组织的指示》，决定各野战旅机关与军分区机关合并，所属部队编为军分区基干团；分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地委常委，地、县书记兼分区、县游击队政委。同日(8日)，日军第一军下达了“C号作战”的“第一期作战命令”。
　　5月9日，据内线和侦察员报告，长治、潞城、襄垣日军正在调集兵力，紧急征集粮草，强征民间骡马，召集伪组织开会，在老爷岭等地抢修公路，部署纵深兵力，准备出动“扫荡”。10日，太行一分区报告:沙河县胶泥沟敌人近日向附近百姓每家要砖33块，扬言在山沟修碉堡。11日，太行一分区再次发来急电报告说，驻石家庄第一一O师团拟于5月份扫荡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闻正调集兵力。同日，总部通报说，平汉路近日运输繁忙，大批日军南来安阳、新乡后，正在补充粮弹，扬言有大行动。与此同时，太行、太岳两区发现有许多敌特、汉奸已进入我根据地，探查“扫荡”路线和我军领导机关及主力兵团驻地。潜伏在根据地内部的间谍也纷纷出动，与外来敌特、汉奸加紧联络和互通情报。
　　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新的大“扫荡”即将发动。12日，刘、邓正式向各旅、各分区下达了《第一二九师关于准备反“扫荡”的命令》，指出敌“扫荡”可能在最近几天全面展开，目标先是太岳军区，各部队应抓紧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5月15日，日军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始实施空前残酷的夏季大“扫荡”，即所谓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第一军在长治设立前线指挥所(“战斗司令部”)，由军参谋长花谷正坐阵亲自指挥，企图一举消灭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领导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
　　15日，日军首先集中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和第四十一师团、第六十九师团各一部共约7000余人，“扫荡”太岳区南部沁河两岸的东、西峪和马壁地区，企图捕歼太岳军区领导机关和基干武装(即三八六旅)。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军区机关及时北移转出外线，并袭扰、威胁敌临(汾)屯(留)公路交通沿线之据点；内线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及第七七二团一部带领腹地游击集团、民兵不断给“清剿”搜山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此时，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电台都截获了日军的一些明码电报，呼叫要打东打西，就是不说要打总部驻地辽县麻田和师部驻地涉县赤岸。这便引起了刘伯承的怀疑:日军是不是在搞声东击西的把戏?正好一战士在庄稼地里捡到日机投下的一只通信筒，内装一份日文作战命令，附图上标着16路箭头均指向麻田、赤岸地域。他和李达等人反复研究，初步判定系日机误投。为证实此判断，他指示部队很快在交通要道上捕到一日军通信兵，从其身上搜出一份与敌机空投内容完全一致的作战命令。刘伯承根据各路日军出动的时间、方向、兵力等情报，精确地算出其到达麻田、赤岸的时间，据此确定了我军突围的时间和方向，从而牢牢地掌握了反“扫荡”的主动权。
　　刘伯承还指示到太行六分区(驻沙河县绿水池子)指导反“扫荡”斗争的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取道辽县麻田，向总部首长报告敌情和一二九师的反“扫荡”作战部署，并建议总部从速转移。
　　18日，刘伯承又接到阳城方面送来的情报:日军盛传调集7个师团准备40天给养，“扫荡”晋东南。他立即发电督促太行区各旅、各分区作好应急准备，令三八五旅掩护总部行动。并与邓小平联名电令冀南军区，组织强有力的小支队，破击德石铁路，策应冀中反“扫荡”作战。
　　


　　19日，日军集中从太岳南部扑空转来的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第三、四混成旅团主力、华北方向军直辖之独立第一、八混成旅团、一一O师团各一部等共2.5万人，以辽县、涉县间的麻田为中心目标，分四路对太北区(以邯郸——长治公路为界，路南称为太南区，路北称为太北区)实施夏季大“扫荡”；北线日军第四十一师团、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主力从太原、平定、昔阳、岩会、娘子关、井陉等正太路沿线据点，东线日军独立第一、三(主力)、八混成旅团、一一O师团各一部从平汉路安阳至石家庄段之安阳、武安、邢台、赞皇、元氏、石家庄等地同时出发，分向平顺之石城、黄花及和峪、偏城之青塔及窑门口、辽县之麻田及桐峪、邢台西北之浆水及将军墓、昔阳东南之皋落、井陉南之测鱼镇、赞皇西南之黄北坪一带进行局部合击，重点攻击麻田和偏城。太行一分区机关和基干军队避敌锋芒，适时转移。日军一一扑空。西线长治、潞城、襄垣、武乡和辽县等地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则从西面、南面向东、向北兜击。
　　刘伯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日军在5月下旬将对太行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21日，他在涉县赤岸召集师参谋长李达和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等人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反“扫荡”工作。他说，敌人这次“扫荡”的重点就是我们的首脑机关，因此机关的反合围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一点一定要跟机关的同志们讲清楚。但也不要过分紧张，只要我们的指挥员意志坚强，熟悉地形而又善于机动，能够灵活分遣，注意隐藏转移，即使统帅机关的人员在合击圈内，也能抓住时机摆脱敌人，安全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
　　21日晚7点半，刘伯承接到了陈赓、王新亭从太岳发来的急电——
　　这次扫荡岳南、中条之特点:
　　一、造谣、欺骗、麻痹和威胁我军，以隐蔽其企图。如扫荡中条之敌，则造谣攻浮山。
　　二、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相当于日军一个大队)完全夜间运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伪装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三、敌估计我可能转移的地方(特别是重要高地)，则预先秘密设伏，如发现我军即重重包围，企图一举歼灭之。大量采用飞机猛烈轰炸、扫射，阻我部队行动。
　　刘伯承说，太岳归纳的这几条倒是一些新特征，特别是第二条对我们现在的反“扫荡”很有参考价值。这说明敌已基本查明我军各统率机关的驻地，对我之情况及行动规律已有了相当的了解。要马上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密注意，所有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咱们这个师部摊子大，往往是“招摇过市”，敌特不会嗅不到气味。我们现在分头准备转移，先到固新。
　　
　　三
　　
　　21日晚8时，刘伯承率师指挥所从赤岸以南的会里村出发，顺清漳河向南转移，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率师直属队(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中共党委机关)随后跟进，22日晨6时指挥所到达太南区涉县固新镇。刘伯承立即指示李达草拟并签发了转移途中的第一道命令——开展夏季反“扫荡”的命令，电令各旅和太行各军分区:
　　敌正开始对我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的大“扫荡”，各部应即:
　　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即连排——笔者注)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
　　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
　　三、基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
　　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
　　一连三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到24日，东线平汉路的日军折向西南，一部控制了太北制高点峻极关；武安日军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合击阳邑后继续西进。北线平定、昔阳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汇合和顺日军合击松烟、拐儿镇后进至上庄、下庄地区，从东面、北面向我八路军总部推进。同时西线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等部共2万余人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出动分别向黎城、砖壁、桐峪等地合击后，从西面、南面也不断向腹地的涉县、偏城深入。至24日夜，各路日军完成了对我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之合围。
　　刘伯承指着标好最新情况的作战地图，对李达和参谋们说，这次敌人判断我们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会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办法、老规律，所以想从各个方向齐向腹地中心来一个“铁桶”大合击。我们应该来个“敌进我进”，但这个“进”不是跟敌人正面硬顶，而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地点，跳出“铁桶”，即我们基干军队如果能够不与合击敌人作被迫的战斗，即能转到合击圈外背击敌人，乘虚而入，摧击其补给线，袭击守备薄弱的敌占区据点，让敌人“且进且击”变成“且进且挨打”，这是上策。如不可能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随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钻入其四面八方来的大合击圈圈心，不管我们如何打击，是很难得出好结果来的，这是下策。我们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总起来讲，不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可派小部队到处同前来合击的敌人接战。这种接战可以掩护主力的真实行动。现在敌人急于围歼我们，听到枪声就必然集结，这就使小部队的接战更有利于主力和统帅机关的转移。
　　他说，基干军队能否及时跳出合击圈，关键在于掌握好“利害变换线”。敌人在制订合围计划时用的是“圆规划法”，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为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合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预见战斗复杂，就能使自己在游击集团的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22日当天，师部刚到固新落脚，侦察员就来报告:师部转移之后仅三个小时，就有一股伪装成“新编第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在紧挨邯长大道的王堡、会里一带活动，侦察师部的动向。肯定是日军无疑!我军根本就没有“新六旅”这个番号。原来，在师部离开会里不久，从长治出发、冒充我军的日军“大川挺身队”经王曲、宋家庄向涉县方向的赤岸、王堡突袭，在涉县小曲峧村被我民兵识破(此前已有敌特冒充我工作人员“积极帮助”该村开展工作，日军“扫荡”开始后突然消失)。民兵赶紧向太行五分区司令员皮定钧、政委王维纲报告，皮定钧、王维纲觉得事态非常严重，立即将此紧急电告了师部，并在全分区建立了十个秘密情报通信站。同日，我情报也显示，太原——和顺、邢台——武安、襄垣——潞城方向都有日军活动的迹象。23日，刘伯承收到五分区的报告:“小曲峧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就在22日夜，日军第一军下达了“C号作战”“第二期作战命令”，2.5万日军分成数路向我太行区发动向心大合击。
　　形势十分危险。李达建议立即转移，刘伯承沉吟不语——师部刚驻下不久，与总部和各部队通信联络刚刚沟通，一动又要中断多长时间?此时片刻千金!万一中断太久，部队失去指挥，会不会造成大的混乱?不动，师部就比较危险了……经李达再三“劝告”，刘伯承总算松口了。
　　24日夜，刘伯承率师指挥所和师直属队再度南移，转到清漳河与浊漳河的汇合点——涉县合漳村。他要李达通知各部队，强调今后凡有关我军番号、行动时间、到达地点、人数与驻地等军事机密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免被敌探窃听，改用电台密码和暗语。但他们发现与总部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总部电台怎么也呼叫不出来!直到28日，一二九师才与总部恢复联络。
　　26日，刘伯承给太行各分区、新一旅、冀南军区接连发出三道命令，要新一旅和太行四分区主动出击，乘长治空虚，到长治附近迅猛打击日军、摧毁伪组织与补给线；太行一分区部队和新一旅利用太行山横谷东西机动，或打圈游击，或打击日军补给线；要黄镇和太行六分区“为配合一、五军分区反‘扫荡’作战，你们应立即派军分区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线；一部入武邯线西段积极破袭，毁敌补给线，展开政治攻势”。同时我冀南三分区也派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到武(安)邯(郸)路西段积极破袭，偷袭武安、固义敌运输车队，以有力的外线活动配合了太北腹地的一、四分区反“扫荡”作战。
　　到25日下午5时左右，三八五旅电台总算有了回音，说总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已分路突围，但由于总部电台中断，突围情况不详。与太岳的联络也始终未沟通。刘伯承立即命令向延安发急电报告:“总部在涉辽间南北艾铺一线遭敌寇合击，北方局机关人员正分路突围。电讯联络中断，余情不明，查实待报。”
　　中央自25日晚10时许收到刘、邓的电报后，再也没有八路军总部和刘、邓的消息。总部直到29日才恢复与中央的联络。
　　


　　同一天，东、西两线日军构成了对窑门口、南艾铺、青塔、偏城地区方圆十里的合围圈。我军大部已转移到外线，但八路军总部机关、北方局一部及担任掩护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等部队共2000余人未及撤出。日军“益子挺身队”发现了正在转移的八路军总部，但他们误以为是一二九师师部，便马上通知日军主力赶来合围。
　　原来，总部、北方局等单位23日晚才开始陆续由桐峪、武军寺、麻田、泽城、郭家峪等地，不约而同地向麻田东部山地转移。前几次反“扫荡”时转移的方向也是麻田东部山地，使日军摸到了我军的行动规律。由于机关庞大，加上后勤部队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器材，行动十分缓慢，也未按计划分路行进。结果走了一整夜，竟只走了20多华里!25日晨吃过早饭由南艾铺向北转移时被敌机发现，总部最终陷入了强敌的合击圈中……万余日军集中兵力和火力，在其空军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6架飞机的轮番轰炸下，以南艾铺为中心目标，从四面向窑门口、南艾铺、十字岭、圪旮铺、东峪压缩，进行“铁壁”合击。我被围部队英勇抗击，掩护机关人员从西、北、南三面奋力突围。激战竟日，日军伤亡300余人，黄昏后占领了南艾铺。我被围人员大部突出重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及总部机关、直属队几位负责干部等数十人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我方共伤亡80多人，被俘200多人)。
　　25日夜21时，三八五旅来电报告了白天的战况和部队突围后的位置。当时刘伯承看到电报中“左副参谋长不幸殉国”的字样时，一下子惊呆了，眼泪随即止不住地掉下来。他脑海中一下浮现出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抗战中并肩战斗、合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合同战术》等许多往事。没想到如今左权竟捐躯疆场，我党我军痛失一英才，自已痛失一挚友……他的心如刀绞一般。过了一会，他强抑住悲痛，接着看电报。当得知总部机关和掩护部队都已脱险时，心里才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
　　刘伯承十分关心邓小平和部队的安危，又向参谋询问太岳反“扫荡”的情况，指示发电向陈赓询问。邓小平3月中旬率七七二团一部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此时正随太岳南进支队行动。第二天(26日)收到陈赓的复电，说敌24日再次合击东、西峪毫无所获；太岳军区正指挥主力部队袭击敌后城镇，破毁同蒲和白晋铁路，领导腹地小部队、游击集团(刘帅把基干军队即正规军、游击队和普通的群众组织“自卫队”“三结合”而成的武装力量称为游击集团)和民兵反“清剿”；邓政委待岳南“扫荡”结束后即回太岳。得知此情况后，他才又松了口气。这样，三八六旅率先实现了刘伯承“寻敌薄弱处转出外线，粉碎向心合击”的上策。日军损兵折将150余人，被迫于5月28日分路撤回浮山、府城(今安泽)等据点，至此，岳南反“扫荡”胜利结束。
　　熬到5月27日凌晨4点多钟，八路军总部才有了确切的消息。三八五旅电报说:“总部于24日晚在偏城南的杨家庄、索堡、麻田、阳邑敌共3000余压迫下，被合围于南艾铺、窑门口，于25日午被包围。后向石灰窑以北突出敌围，电台五部全失，左权阵亡，罗(瑞卿)主任、(杨)立三部长向黑龙洞突围，详情不明。”
　　刘伯承立即将情况电告中央。不久收到中央复电——
　　刘邓转彭:
　　感日(即27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德
　　27日
　　朱德当天挥泪作诗，诗云:“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后来，刘、邓也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发表于7月4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以悼念这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一代英才。
　　5月27日，刘伯承电示冀南军区部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进行游击作战(以连为主，以营为辅)，并迅速总结出太北反“扫荡”的经验，指示各部队参照执行。这些经验的要点是:
　　一、日军这次“扫荡”的重点是针对八路军高级统率机关和根据地集体资材，所以造成的损失大，这就要求机关必须实行战斗化和严密隐蔽资材；
　　二、被围到合击圈内的部队，只要指挥员意志坚强、富于机动，很容易突围而出，即使是统率机关，只要能够做到灵动分遣、隐蔽转移，同样不难脱出危险；
　　三、基干部队应在日军未构成合击圈前靠近他们的一路，乘隙转出，或配合圈内游击队反合围，或突入敌后城镇活动；
　　四、在作战要线上设立秘密情报通信机关，积极搜集传递情报，组织便衣队打击日伪间谍和别动队，除掉日军的耳目；
　　五、县、区、村指挥部切实发挥作用，领导群众保护自身利益，帮助军队作战；
　　28日，陈锡联回电说:彭总已安全突围；七六九团已同总部会合。黄镇和六分区政委朱穆之也来电说，罗(瑞卿)主任、杨(立三)部长和赤茜(即郝茜、郝治平)已安全到达六分区。刘伯承这才放下心来。
　　为粉碎日军“扫荡”，配合师部行动，太行、太岳两区除以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和游击集团则分别向日军后方补给线及敌占区铁路公路交通干线、城镇、据点全面展开积极有力的破袭战，迫使日军不得不分派重兵掩护运输。
　　日军后方屡遭袭击，在根据地腹地“清剿”又受到小部队和游击集团、民兵的不断打击，加上根据地空舍清野，粮弹等难以补充，不得不于6月9日提前6天匆匆结束太北“扫荡”。但大部分日军南移集结到邯长路沿线及清漳河两岸地区，准备继续“扫荡”太南区。狡猾的日军为达到奇袭的目的，玩起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在合击合漳前，敌电台谣传将攻击彼处，不“扫荡”合漳，妄图麻痹我思想，松懈我斗志。
　　6月上旬，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师部从合漳出发，沿浊漳河北侧，经涉县西峧(今称前峧)沟口、山西省平顺县马塔、和峪(在和峪住一宿)、岩坡、大岭洼、涉县东张汉沟抵达黄岩村。
　　转移途中，刘伯承骑着马来到妻子汪荣华(一二九师供给处党支部书记)身边，抚摸着妻子怀抱中三个月的二女儿解先，缓慢地说:“荣华，这次日军‘扫荡’规模大，很残酷。你还是赶快把孩子托到老乡家去，不然你和孩子都有危险，谁的命都保不住!”妻子按他的话做了，将孩子托送到西峧村的徐太宽、王改云夫妇家。临行前，妻子也对他说:“你也要多加小心啊!”他却毫不在乎地笑着说:“自打从军时起，我就作好了准备，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了得个肉棺材。这样反而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你不要担心。”说完骑上马就走了……(责编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