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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的诗歌探索是诗人在二十余年间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不断处理艺术创新和经验承传矛盾运动的过程。整个过程是对“五四”以来诗歌中“人”的线索一次链接和回归。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诗美理念的变异是诗歌流变新的根本原因。新时期诗歌在流变中既存在多种可能性,又处于地位失衡之中。
关键词: 新时期诗歌 人的回归 个人化 口语化
中国新文学从肇始至今已将近百年的历史了。中国新诗作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也是从逐渐摆脱稚气开始的。然而历史的脚步是诡异的,说不准它会在什么时候转个弯,或许新文学的闯将们对中国新诗的探索,特别是在新时期的探索,让我们可以试图从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当荒芜的文革十年终于蹒跚而过,一个文学的早春来了,然而却料峭依然,诗歌像滚动的地火,正在激烈地在地底酝酿,在随后十多年间各种诗潮、诗派、思潮喷涌而出,显示出了巨大的破坏力、包容力和思辨力。这就是为人所欣喜的文革后的文学的新时期,诗歌在这个时期的探索是我即将讨论的主题。
一、“新时期”的概念
在研究“新时期诗歌”的演进之前,我们先明确几个范围。1976年文革告终,由于在文学在文革中被搁浅,人们对文学复兴充满了期待,不少人将之比成又一个“五四”,一个新的开始。一般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基本上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在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又可相继划分为文艺复苏期、80年代前期文学、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文化转型时期。其中,又交叉涵盖着“后新时期”的文学概念。“新时期诗歌”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应该包含这一历史时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上的时期划分总是随着文学的演变不断更迭的,而有关这一点,在辉煌的20世纪文学已经远去之后就显得更加“突出”起来,近几年频繁兴起的“文学史分期热”和“文学史研究热”似乎已经从某些方面证明了这种重新划分与命名的渴望。
二、人的回归: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
从“五四”传统的现代文学“人”的首次的发现,到“十七年文学”中集体的凸显,到文革中人的异化与泯灭,到朦胧诗的人作为类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即是对文革中的深沉反思),再到第三代的个体人的发现,新诗“人”的线索是很清晰的,新时期将文革中断裂的人的链条连接起来,重新回到生命个体的单个人,具体的个人从集体的枷锁中逐步解放出来,并开始审视历史和自身,在纷繁的现实中逐渐找回失去的人性——独立性。当明白了这些问题后,新时期诗歌的繁荣和不断对新诗传统的挑战和承继便是情理之中了。新时期诗歌的曲折探索事实上完成了对人两种层面的回归,即朦胧诗发掘出了“大写的人”,人作为类的主体性发觉,从异化回到正常化,从文革的兽性恢复到人性这是第一层面。“第三代”诗人在“大人”下找到了被压抑的“小写的人”,即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人,而不是机器上螺丝钉似的附属,这是人的回归的第二层面。80年代末的个体话语空间的开掘,这是人的回归的第二层面的深化。
我们试看具体的诗歌是怎样来完成人双层面回归的。郭沫若以一首《天狗》的想出天外和反逻辑的逻辑抒写了新文学初创时的汪洋恣肆个人。“我是一条天狗呀!……我便是我了!”是怎样的富有创造力和破坏力的自由个体。当徐志摩唱着《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是怎样的浪漫潇洒,一个融古典和现代的诗人个体,像雪花一样飘逸和自由。然而当诗人郭小川激情地《致青年公民》并宣称:“不,我不能这样称呼你们,这不合乎我的,也不大合乎你们的身份。嬉游的童年过去了,于是你们/一跃/而成为我们祖国的/精壮的公民。”这样一个在凯歌和激情下的人集合——抽象集体硬生生地捆绑了一代人。
当诗人舒婷、杨炼、江河,以张扬个性的新美学原则彰显个人时,我们发现那曾经捆绑许多人的绳索终于断了,终于“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和一株木棉让人回到了对爱情的独立追求。这是经过文革荒芜后人的人性的回复,再不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狂妄征服一切的兽性的异化人。这是对大写人的回归——人类人性的重返。第三代诗人伊莎《结结巴巴》的嘴,“狂狂狂奔的思维,多么劳累的我,要突突突围”这样结结巴巴的诗歌,是对困境中的个人困顿与反思,对现代文明、现代节奏的突围。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无疑是“小写人”——个人的回归。
三、新时期诗歌探索流变
新时期是个思潮并起流派纷呈热火朝天的时代,是一个诗歌观念不断立与破的反复的过程,是诗歌逐渐从政治钳制中不断清醒的过程,是诗歌重新走向个人的艰难过程。其路线试概括为:由朦胧诗群体范式的建立到80年代中期无数个体诗人、诗歌群体暴力的突围,而到80年代末期则由群体逐渐深入到个人而最终呈现出诗人个体抒写、私人抒写的个人范式的建立。实际上就是由立到破再到立,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整体趋势是向前曲折前行的。
让我们再度重返诗歌现场。新时期复出的诗人,以艾青、牛汉、郑敏为代表在诗艺、诗论有较高成就,支持新诗创新。当他们依然关注着对诗歌形式和语言重视,对传统的恢复与延续时,同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则延续着十七年文学中集体英雄主义。当黄翔和贵州诗人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带着《启蒙火神交响诗》、《狂应不醉的兽行》策动天安门的“响雷和瀑布”时,朦胧诗歌也从白洋淀诗歌群落逐渐脱颖而出并在争论中立稳足步。具有暴力倾向“第三代”却不久就开始了不同向度的暴力突围,“非崇高”、“非理性”、“反诗歌”、“反语言”……然而这场突围在越来越浓的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大众文化的挤压下没落了,诗歌逐渐边缘冷落,诗歌创作私人化、个人化。
在这个多头绪的探索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复出诗人们的支持下,70年代末的朦胧诗尽管其地位一直受到评论界的部分质疑,然而朦胧诗以其新的美学原则最终奠定了在新诗史的新的范式;80年代中期以回到诗歌本身,回到语言本身为旗帜下的“莽汉”和“非非”等诸多“第三代诗人”的群体“暴动”,带给诗歌挣脱政治意识束缚,而诗人和诗歌则都获得了自由。再到80年代末诗歌“个人化”抒写范式的建立,是在多元社会语境下对“第三代”诗人精神的深度延续,是诗歌的出世。新时期的诗歌探索的整个过程,明显伴随着政治成分意识由多变少,诗歌的干预批判力度的减小;对传统诗歌语言层突破即口语化,且最重要的一种品质是个体意识逐步艰难取代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对“五四”以来诗歌中“人”的线索一次链接。对诗歌语言的超越是新时期诗歌的探索的突出特色,这不仅继承了已有的诗歌传统,而且语言的反叛和创新开启了诗歌探索的新的方向。
首先,诗派名称所蕴含的语言反叛。朦胧诗逐渐复出水面初,当时评论者称之为“古怪诗”,这是对建国后不少诗歌语言的“透明”的拒绝,有学者指出这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1]。朦胧给人的感觉就是难以琢磨透。然而,第三代诗人以“莽汉”姿态打入诗坛,带有潜在暴力的意图。而“非非”似乎有更大的野心,周伦佑表示“非非”在当时没有明确的含义,似乎是“非崇高非理性”[2]的缩略,这暴露出颠覆传统的野心。“撒娇派”是“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3]。这是异于“莽汉”的软暴力。其他整体主义、极端主义、病房意识、三脚猫等将近六十家诗派,名称不按套路走。
其次,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是超越诗歌传统语言,是新诗争取地位的有效手段。语言是诗歌的本质要素,但大规模的口语入诗是新时期诗歌探索的重要内容。对于朦胧诗建立起的语言的含蓄、蕴藉的典范,语言的口语化是一把锋利的剪刀,“第三代”诗人终于剪破围在一代诗人身上的苦茧,编织着第三代的诗歌蓝图。当放远视线,口语入诗,不仅是诗歌对朦胧诗的突围,而且是对新诗以来的语言传统的突围。口语化所达到的个体生命价值的体现,有生命现场感,是诗人个体生命和新时期诗歌创作语境的化合作用。
总体上看,9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不再歌颂伟大与崇高,而是沉溺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它不再试图建构什么,而是在刻意解构中颠覆、反讽既成的体制与秩序。平静的叙事代替了高昂的抒情,戏谑的笔触改写了对历史与宏大叙事的讴歌,诗美理念的这些变化是诗歌口语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失衡的诗歌
新时期诗歌的探索,我们看到现代诗歌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其呈现出的从文革后的复苏到80年代呈现出诗潮迭起,一直到80年代末的“边缘”走向,已经明显逐步游离于时代的中心。诗人们在被时代边缘化的同时也推波助澜地边缘化了自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引发的诗坛硝烟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诗人群之间发生着明显的分裂。分歧其实由来已久,它不仅仅是一个诗学理想的问题,其中隐含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在诗歌美学精神和世俗关怀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二者的同生共存又恰恰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90年代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内面对来自内外的双重困扰在美学理想层面上的哗变和价值观念的失衡状态。对于这个现实,有学者认为,“从严格的角度来讲诗歌从来就是地下的”,诗歌是没有实力和这个时代的其他之物一较长短的[4]。我认为,诗歌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就逐渐远离政治意识形态。诗歌的口语化写作已经将诗歌引入了一个私人化的方向。当然,迥异于70年代的90年代,国家体制下的文化、学院体制下的文化和以现代各种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消费文化对诗歌这种精英文化的解构也是不可忽视。或许,诗歌地位的失衡可以使诗歌回到自身。
参考文献:
[1]刘禾.持灯使者·编者的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4.
[2]周伦佑.先锋的历程——《非非》杂志20年风雨历程回顾.扬子江评论,2008:37.
[3]京不特.撒娇宣言.徐敬亚、孟浪.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75.
[4]参见敬文东.指引与注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2.
内江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07NJS-06
关键词: 新时期诗歌 人的回归 个人化 口语化
中国新文学从肇始至今已将近百年的历史了。中国新诗作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也是从逐渐摆脱稚气开始的。然而历史的脚步是诡异的,说不准它会在什么时候转个弯,或许新文学的闯将们对中国新诗的探索,特别是在新时期的探索,让我们可以试图从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当荒芜的文革十年终于蹒跚而过,一个文学的早春来了,然而却料峭依然,诗歌像滚动的地火,正在激烈地在地底酝酿,在随后十多年间各种诗潮、诗派、思潮喷涌而出,显示出了巨大的破坏力、包容力和思辨力。这就是为人所欣喜的文革后的文学的新时期,诗歌在这个时期的探索是我即将讨论的主题。
一、“新时期”的概念
在研究“新时期诗歌”的演进之前,我们先明确几个范围。1976年文革告终,由于在文学在文革中被搁浅,人们对文学复兴充满了期待,不少人将之比成又一个“五四”,一个新的开始。一般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基本上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在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又可相继划分为文艺复苏期、80年代前期文学、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文化转型时期。其中,又交叉涵盖着“后新时期”的文学概念。“新时期诗歌”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应该包含这一历史时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史上的时期划分总是随着文学的演变不断更迭的,而有关这一点,在辉煌的20世纪文学已经远去之后就显得更加“突出”起来,近几年频繁兴起的“文学史分期热”和“文学史研究热”似乎已经从某些方面证明了这种重新划分与命名的渴望。
二、人的回归: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
从“五四”传统的现代文学“人”的首次的发现,到“十七年文学”中集体的凸显,到文革中人的异化与泯灭,到朦胧诗的人作为类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即是对文革中的深沉反思),再到第三代的个体人的发现,新诗“人”的线索是很清晰的,新时期将文革中断裂的人的链条连接起来,重新回到生命个体的单个人,具体的个人从集体的枷锁中逐步解放出来,并开始审视历史和自身,在纷繁的现实中逐渐找回失去的人性——独立性。当明白了这些问题后,新时期诗歌的繁荣和不断对新诗传统的挑战和承继便是情理之中了。新时期诗歌的曲折探索事实上完成了对人两种层面的回归,即朦胧诗发掘出了“大写的人”,人作为类的主体性发觉,从异化回到正常化,从文革的兽性恢复到人性这是第一层面。“第三代”诗人在“大人”下找到了被压抑的“小写的人”,即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人,而不是机器上螺丝钉似的附属,这是人的回归的第二层面。80年代末的个体话语空间的开掘,这是人的回归的第二层面的深化。
我们试看具体的诗歌是怎样来完成人双层面回归的。郭沫若以一首《天狗》的想出天外和反逻辑的逻辑抒写了新文学初创时的汪洋恣肆个人。“我是一条天狗呀!……我便是我了!”是怎样的富有创造力和破坏力的自由个体。当徐志摩唱着《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是怎样的浪漫潇洒,一个融古典和现代的诗人个体,像雪花一样飘逸和自由。然而当诗人郭小川激情地《致青年公民》并宣称:“不,我不能这样称呼你们,这不合乎我的,也不大合乎你们的身份。嬉游的童年过去了,于是你们/一跃/而成为我们祖国的/精壮的公民。”这样一个在凯歌和激情下的人集合——抽象集体硬生生地捆绑了一代人。
当诗人舒婷、杨炼、江河,以张扬个性的新美学原则彰显个人时,我们发现那曾经捆绑许多人的绳索终于断了,终于“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和一株木棉让人回到了对爱情的独立追求。这是经过文革荒芜后人的人性的回复,再不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狂妄征服一切的兽性的异化人。这是对大写人的回归——人类人性的重返。第三代诗人伊莎《结结巴巴》的嘴,“狂狂狂奔的思维,多么劳累的我,要突突突围”这样结结巴巴的诗歌,是对困境中的个人困顿与反思,对现代文明、现代节奏的突围。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无疑是“小写人”——个人的回归。
三、新时期诗歌探索流变
新时期是个思潮并起流派纷呈热火朝天的时代,是一个诗歌观念不断立与破的反复的过程,是诗歌逐渐从政治钳制中不断清醒的过程,是诗歌重新走向个人的艰难过程。其路线试概括为:由朦胧诗群体范式的建立到80年代中期无数个体诗人、诗歌群体暴力的突围,而到80年代末期则由群体逐渐深入到个人而最终呈现出诗人个体抒写、私人抒写的个人范式的建立。实际上就是由立到破再到立,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整体趋势是向前曲折前行的。
让我们再度重返诗歌现场。新时期复出的诗人,以艾青、牛汉、郑敏为代表在诗艺、诗论有较高成就,支持新诗创新。当他们依然关注着对诗歌形式和语言重视,对传统的恢复与延续时,同时代的政治抒情诗人则延续着十七年文学中集体英雄主义。当黄翔和贵州诗人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带着《启蒙火神交响诗》、《狂应不醉的兽行》策动天安门的“响雷和瀑布”时,朦胧诗歌也从白洋淀诗歌群落逐渐脱颖而出并在争论中立稳足步。具有暴力倾向“第三代”却不久就开始了不同向度的暴力突围,“非崇高”、“非理性”、“反诗歌”、“反语言”……然而这场突围在越来越浓的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大众文化的挤压下没落了,诗歌逐渐边缘冷落,诗歌创作私人化、个人化。
在这个多头绪的探索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复出诗人们的支持下,70年代末的朦胧诗尽管其地位一直受到评论界的部分质疑,然而朦胧诗以其新的美学原则最终奠定了在新诗史的新的范式;80年代中期以回到诗歌本身,回到语言本身为旗帜下的“莽汉”和“非非”等诸多“第三代诗人”的群体“暴动”,带给诗歌挣脱政治意识束缚,而诗人和诗歌则都获得了自由。再到80年代末诗歌“个人化”抒写范式的建立,是在多元社会语境下对“第三代”诗人精神的深度延续,是诗歌的出世。新时期的诗歌探索的整个过程,明显伴随着政治成分意识由多变少,诗歌的干预批判力度的减小;对传统诗歌语言层突破即口语化,且最重要的一种品质是个体意识逐步艰难取代集体意识,可以说是对“五四”以来诗歌中“人”的线索一次链接。对诗歌语言的超越是新时期诗歌的探索的突出特色,这不仅继承了已有的诗歌传统,而且语言的反叛和创新开启了诗歌探索的新的方向。
首先,诗派名称所蕴含的语言反叛。朦胧诗逐渐复出水面初,当时评论者称之为“古怪诗”,这是对建国后不少诗歌语言的“透明”的拒绝,有学者指出这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1]。朦胧给人的感觉就是难以琢磨透。然而,第三代诗人以“莽汉”姿态打入诗坛,带有潜在暴力的意图。而“非非”似乎有更大的野心,周伦佑表示“非非”在当时没有明确的含义,似乎是“非崇高非理性”[2]的缩略,这暴露出颠覆传统的野心。“撒娇派”是“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3]。这是异于“莽汉”的软暴力。其他整体主义、极端主义、病房意识、三脚猫等将近六十家诗派,名称不按套路走。
其次,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是超越诗歌传统语言,是新诗争取地位的有效手段。语言是诗歌的本质要素,但大规模的口语入诗是新时期诗歌探索的重要内容。对于朦胧诗建立起的语言的含蓄、蕴藉的典范,语言的口语化是一把锋利的剪刀,“第三代”诗人终于剪破围在一代诗人身上的苦茧,编织着第三代的诗歌蓝图。当放远视线,口语入诗,不仅是诗歌对朦胧诗的突围,而且是对新诗以来的语言传统的突围。口语化所达到的个体生命价值的体现,有生命现场感,是诗人个体生命和新时期诗歌创作语境的化合作用。
总体上看,9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不再歌颂伟大与崇高,而是沉溺于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它不再试图建构什么,而是在刻意解构中颠覆、反讽既成的体制与秩序。平静的叙事代替了高昂的抒情,戏谑的笔触改写了对历史与宏大叙事的讴歌,诗美理念的这些变化是诗歌口语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失衡的诗歌
新时期诗歌的探索,我们看到现代诗歌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其呈现出的从文革后的复苏到80年代呈现出诗潮迭起,一直到80年代末的“边缘”走向,已经明显逐步游离于时代的中心。诗人们在被时代边缘化的同时也推波助澜地边缘化了自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引发的诗坛硝烟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诗人群之间发生着明显的分裂。分歧其实由来已久,它不仅仅是一个诗学理想的问题,其中隐含的最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在诗歌美学精神和世俗关怀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异。二者的同生共存又恰恰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90年代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内面对来自内外的双重困扰在美学理想层面上的哗变和价值观念的失衡状态。对于这个现实,有学者认为,“从严格的角度来讲诗歌从来就是地下的”,诗歌是没有实力和这个时代的其他之物一较长短的[4]。我认为,诗歌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就逐渐远离政治意识形态。诗歌的口语化写作已经将诗歌引入了一个私人化的方向。当然,迥异于70年代的90年代,国家体制下的文化、学院体制下的文化和以现代各种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消费文化对诗歌这种精英文化的解构也是不可忽视。或许,诗歌地位的失衡可以使诗歌回到自身。
参考文献:
[1]刘禾.持灯使者·编者的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4.
[2]周伦佑.先锋的历程——《非非》杂志20年风雨历程回顾.扬子江评论,2008:37.
[3]京不特.撒娇宣言.徐敬亚、孟浪.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75.
[4]参见敬文东.指引与注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2.
内江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07NJS-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