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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后殖民主义思潮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理论基石是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解构主义。这场思想运动充满着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霸权的负面情绪，一种是绝望，反映到翻译活动中带来的是妥协式的翻译策略;一种是愤怒，带来的是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妥协策略的代表是巴西食人主义翻译，抵抗策略的代表是异化翻译策略，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翻译是异化策略的进化。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翻译;解构主义;食人主义翻译;异化;混杂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114-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违和’到‘维和’：翻译和谐伦理研究”（17ZDB12）。
一、引言
在后殖民时代，文化殖民策略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翻译旨在破除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话语对自身的美化和对被殖民地历史文化的歪曲，消解殖民统治给被殖民者带来的自卑情绪，对本国历史文化追根溯源，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其理论核心是权力关系。后殖民主义虽然是西方理论，却被后殖民国家拿来作为反抗西方殖民霸权的武器。本文将分别分析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其理论基石解构主义的诞生于发展、以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的定义
“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印度学者斯皮瓦克于1990年所著的《后殖民批评家》中，斯皮瓦克是接受西方殖民者教育成长起来的殖民地土著，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由这种身份背景的学者正式提出有历史必然性。虽然“后殖民主义”一词诞生于九十年代，关于后殖民时代相关文学理论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
60年代以来，随着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格局建立并逐步升级，为了增加盟友数量和规模、扩大影响力辐射范围、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对抗彼此，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第三世界诸多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联合国成员从五十多个国家增加到近两百个。传统欧洲帝国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逐步瓦解，那些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便是后殖民国家。后殖民主义自诞生起，内涵和中心就在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期、地理区域、文化定位、政治立场、国家民族地位以及文艺发展。到70年代初期，随着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尤其是解构主义的和文化学派，后殖民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多元文化批评理论[1]。后殖民主义借助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关系理论，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包括后殖民国家的新文学发展，后殖民国家本土话语权的构建和西方中心主义在后殖民时代面临的挑战和话语权消解。
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石——解构主义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石是颠覆二元対立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解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从欧美的新左派运动到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变革，激进的思想不断产生和发展。1966年，雅克·德里达在一次结构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向结构主义发难，标志着解构主义的诞生。他的思想与西方主流哲学格格不入，但当时的时代背景为其提供了绝佳的传播土壤，其产生与扩散具有政治必然性。
解构主义批判了传承两千年的传统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等思想，从内部瓦解了主宰西方思想近千年的哲学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坚持的“中心”导致了具有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的形成，例如种族对立中的本族优于异族，诞生了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解构主义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在的本质，一切概念的意义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西方传统哲学理论中的绝对对立的二元论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相互包容互相转化的二元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解构主义思想体现在翻译中，强调“存异”而非“求同”，其方法论引导和启发了其他后现代文学理论，对翻译中的政治权利问题的探讨逐步发展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翻译被认为是构建殖民体系的工具，传统的“忠实”翻译观是殖民统治的帮凶，殖民话语建立在西方/东方、文明/野蛮等对立之上，通过翻译的归化和去历史化建立西方中心主义[2]。
四、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演进
后殖民主义思潮是一场充满情绪化的思想运动，比颠覆西方哲学传统，以反抗权威为主旨的解构主义更加极端和叛逆，充满着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者文化霸权的负面情绪，本文将后殖民学者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叛逆情绪归为两类，一类是绝望，这种情绪反映到翻译活动中，所带来的是妥协式的翻译策略;一类是愤怒，带来的是抵抗式的翻译策略。
（一）“食人主义”翻译理论
妥协式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的代表是巴西“食人主义”翻译，来源于巴西土著民族的食人仪式。在巴西食人族的传统文化中，他们通过吞食强者来吸收他们的力量，这是行为是出于对被吞食者的尊敬向往和对自身的不自信的心理。巴西独立之后，文化依然依附于欧洲殖民者，巴西翻译家德坎波斯提出食人主义翻译思想，认为巴西文化只有“吃掉”欧洲文化才能重塑民族文化身份，吸取来自殖民文化的精华，将使译文的生命更加鲜活[3]。食人主义不但不拒绝外来影响，而且认为弱势文化应该采取食人的方法来翻译强势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
“食人主义”翻译是建立在对欧洲文化的崇拜以及坚定地认为欧洲文化全面优于自身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这种认知的前提是相信本土文化劣于欧洲文化且无论如何竞争不过西方中心文化，因此需要本土文化以欧洲文化为样板去学习和改进自身文化，这是一种处于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恐惧而几乎算是放弃抵抗的妥协式策略。
（二）“异化”翻译理论
抵抗式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的代表是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策略，这颇为讽刺，因为韦努蒂是西方中心文化的一员，他提倡的异化翻译也不是处于弱势文化的立场，而是站在強势文化的立场上所做的自我反思式的思考。但是无论如何，就像西方学者提出的解构主义启发了殖民地学者的后殖民主义思潮，西方翻译界诞生的异化翻译也给后殖民翻译提供了抵抗工具。 韦努蒂认为译文和原文的不连贯是文本背后权利关系不平等的体现，他反对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掩盖译文的混杂性，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为标准塑造外国文化作品的归化翻译阻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异化翻译策略因此会故意用不通顺流畅以及非惯用的表达方式，抵抗强势文化的同化，使“失语”的东方文化能够在文化交流中发声。
（三）文化第三空间——杂合翻译
后殖民主义第三大翻译策略是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翻译”理论。“混杂指的是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只要你的状态”[4]，乍一看像是妥协式的翻译策略，深入了解后会发现，杂合是异化策略的进化。
“杂合”这一术语最初指不同种的两种生物杂交产生的后代，中国人最熟悉的是农业领域的杂交水稻。巴巴提出了翻译中的杂合概念。在他看来，后殖民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含有殖民文化的影响，后殖民文学是本土语言和殖民语言的杂合体[5]。和“食人主义”只关注土著语言对殖民语言的吸收不同，土著语言也会影响殖民语言，他们相互混杂，难以划分，形成文化的“第三空间” [6]。这个“第三空间”并非是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而是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相互渗透的地方[4]，这个空间内不同文化交流、斗争、创造。
巴巴的“混杂性”翻译策略追求殖民文化的自我解构和土著文化的自我彰显，对解殖民化有积极意义。在文化反霸权的斗争中，放弃抵抗的妥协式策略固然不可取，但强横的抵抗也有悖于文化间平等有效交流的目的。合适的做法是采取混杂翻译策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择具体翻译策略。
五、结语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获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独立，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半殖民统治结束。然而，政治和军事的独立不代表经济、文化等的全面独立，尤其是在民族文化上，中国依然受着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文化上的去殖民化尚未完成。在此之前，所有后殖民主义研究所探讨的前殖民国家与独立的后殖民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时，后殖民国家永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后殖民学者所提出来的翻译策略要么是妥协性质的，要么是极端反抗性质的，要么就是放弃阵地（文化纯度）开辟新阵地（第三空间）。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总体实力已经在可预见的近未来即将与传统的殖民势力达到权利的平衡，甚至是超越。一个后殖民国家，即将在历史上首次在综合力量上超过文化中心的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将走向何方，这将是中国的发展为后殖民研究以及翻译学界，带来的新视角和贡献。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455-457.
[2]Robinson， Douglas. “Post Colonial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St. Jerome， 1997：8-30.
[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569-570.
[4]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8-109.
[5]陆巍.混杂性[J].国外理论动态，2006，（05）：60-61.
[6]Bhabha， Homu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作者简介：
米微微，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南农业大学，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胡東平，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翻译;解构主义;食人主义翻译;异化;混杂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114-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违和’到‘维和’：翻译和谐伦理研究”（17ZDB12）。
一、引言
在后殖民时代，文化殖民策略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于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翻译旨在破除殖民统治过程中殖民话语对自身的美化和对被殖民地历史文化的歪曲，消解殖民统治给被殖民者带来的自卑情绪，对本国历史文化追根溯源，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其理论核心是权力关系。后殖民主义虽然是西方理论，却被后殖民国家拿来作为反抗西方殖民霸权的武器。本文将分别分析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其理论基石解构主义的诞生于发展、以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的定义
“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印度学者斯皮瓦克于1990年所著的《后殖民批评家》中，斯皮瓦克是接受西方殖民者教育成长起来的殖民地土著，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由这种身份背景的学者正式提出有历史必然性。虽然“后殖民主义”一词诞生于九十年代，关于后殖民时代相关文学理论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
60年代以来，随着美苏两极争霸的冷战格局建立并逐步升级，为了增加盟友数量和规模、扩大影响力辐射范围、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价值体系以对抗彼此，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第三世界诸多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联合国成员从五十多个国家增加到近两百个。传统欧洲帝国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逐步瓦解，那些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便是后殖民国家。后殖民主义自诞生起，内涵和中心就在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期、地理区域、文化定位、政治立场、国家民族地位以及文艺发展。到70年代初期，随着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尤其是解构主义的和文化学派，后殖民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多元文化批评理论[1]。后殖民主义借助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关系理论，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包括后殖民国家的新文学发展，后殖民国家本土话语权的构建和西方中心主义在后殖民时代面临的挑战和话语权消解。
三、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石——解构主义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石是颠覆二元対立的西方哲学传统的解构主义。20世纪60年代，从欧美的新左派运动到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变革，激进的思想不断产生和发展。1966年，雅克·德里达在一次结构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向结构主义发难，标志着解构主义的诞生。他的思想与西方主流哲学格格不入，但当时的时代背景为其提供了绝佳的传播土壤，其产生与扩散具有政治必然性。
解构主义批判了传承两千年的传统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等思想，从内部瓦解了主宰西方思想近千年的哲学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坚持的“中心”导致了具有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的形成，例如种族对立中的本族优于异族，诞生了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解构主义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在的本质，一切概念的意义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西方传统哲学理论中的绝对对立的二元论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相互包容互相转化的二元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解构主义思想体现在翻译中，强调“存异”而非“求同”，其方法论引导和启发了其他后现代文学理论，对翻译中的政治权利问题的探讨逐步发展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翻译被认为是构建殖民体系的工具，传统的“忠实”翻译观是殖民统治的帮凶，殖民话语建立在西方/东方、文明/野蛮等对立之上，通过翻译的归化和去历史化建立西方中心主义[2]。
四、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演进
后殖民主义思潮是一场充满情绪化的思想运动，比颠覆西方哲学传统，以反抗权威为主旨的解构主义更加极端和叛逆，充满着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者文化霸权的负面情绪，本文将后殖民学者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叛逆情绪归为两类，一类是绝望，这种情绪反映到翻译活动中，所带来的是妥协式的翻译策略;一类是愤怒，带来的是抵抗式的翻译策略。
（一）“食人主义”翻译理论
妥协式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的代表是巴西“食人主义”翻译，来源于巴西土著民族的食人仪式。在巴西食人族的传统文化中，他们通过吞食强者来吸收他们的力量，这是行为是出于对被吞食者的尊敬向往和对自身的不自信的心理。巴西独立之后，文化依然依附于欧洲殖民者，巴西翻译家德坎波斯提出食人主义翻译思想，认为巴西文化只有“吃掉”欧洲文化才能重塑民族文化身份，吸取来自殖民文化的精华，将使译文的生命更加鲜活[3]。食人主义不但不拒绝外来影响，而且认为弱势文化应该采取食人的方法来翻译强势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
“食人主义”翻译是建立在对欧洲文化的崇拜以及坚定地认为欧洲文化全面优于自身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这种认知的前提是相信本土文化劣于欧洲文化且无论如何竞争不过西方中心文化，因此需要本土文化以欧洲文化为样板去学习和改进自身文化，这是一种处于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恐惧而几乎算是放弃抵抗的妥协式策略。
（二）“异化”翻译理论
抵抗式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的代表是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策略，这颇为讽刺，因为韦努蒂是西方中心文化的一员，他提倡的异化翻译也不是处于弱势文化的立场，而是站在強势文化的立场上所做的自我反思式的思考。但是无论如何，就像西方学者提出的解构主义启发了殖民地学者的后殖民主义思潮，西方翻译界诞生的异化翻译也给后殖民翻译提供了抵抗工具。 韦努蒂认为译文和原文的不连贯是文本背后权利关系不平等的体现，他反对译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掩盖译文的混杂性，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为标准塑造外国文化作品的归化翻译阻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异化翻译策略因此会故意用不通顺流畅以及非惯用的表达方式，抵抗强势文化的同化，使“失语”的东方文化能够在文化交流中发声。
（三）文化第三空间——杂合翻译
后殖民主义第三大翻译策略是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翻译”理论。“混杂指的是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只要你的状态”[4]，乍一看像是妥协式的翻译策略，深入了解后会发现，杂合是异化策略的进化。
“杂合”这一术语最初指不同种的两种生物杂交产生的后代，中国人最熟悉的是农业领域的杂交水稻。巴巴提出了翻译中的杂合概念。在他看来，后殖民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含有殖民文化的影响，后殖民文学是本土语言和殖民语言的杂合体[5]。和“食人主义”只关注土著语言对殖民语言的吸收不同，土著语言也会影响殖民语言，他们相互混杂，难以划分，形成文化的“第三空间” [6]。这个“第三空间”并非是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而是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相互渗透的地方[4]，这个空间内不同文化交流、斗争、创造。
巴巴的“混杂性”翻译策略追求殖民文化的自我解构和土著文化的自我彰显，对解殖民化有积极意义。在文化反霸权的斗争中，放弃抵抗的妥协式策略固然不可取，但强横的抵抗也有悖于文化间平等有效交流的目的。合适的做法是采取混杂翻译策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择具体翻译策略。
五、结语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获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独立，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半殖民统治结束。然而，政治和军事的独立不代表经济、文化等的全面独立，尤其是在民族文化上，中国依然受着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文化上的去殖民化尚未完成。在此之前，所有后殖民主义研究所探讨的前殖民国家与独立的后殖民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时，后殖民国家永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因此后殖民学者所提出来的翻译策略要么是妥协性质的，要么是极端反抗性质的，要么就是放弃阵地（文化纯度）开辟新阵地（第三空间）。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总体实力已经在可预见的近未来即将与传统的殖民势力达到权利的平衡，甚至是超越。一个后殖民国家，即将在历史上首次在综合力量上超过文化中心的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将走向何方，这将是中国的发展为后殖民研究以及翻译学界，带来的新视角和贡献。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455-457.
[2]Robinson， Douglas. “Post Colonial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St. Jerome， 1997：8-30.
[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569-570.
[4]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8-109.
[5]陆巍.混杂性[J].国外理论动态，2006，（05）：60-61.
[6]Bhabha， Homu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作者简介：
米微微，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南农业大学，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胡東平，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