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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利用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潜在风险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高风险地位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农民工面临的就业收入风险、家庭结构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等潜在的风险因素对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幸福感的提升不能仅依靠公共服务设施和政策的扩充，更要积极地开辟“绿色通道”以化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压力，通过改善其工作生活的安全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关键词：社会风险；主观幸福感；农民工
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种风险交替变化无常的社会变迁。嵌入现代社会结构中的风险，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会在客观上影响人们的生存安全感，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受。风险伴随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按照阶层结构层级由高到低分布；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其所承受的社会风险也最高，而处于高风险当中的群体常常会缺乏信心和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进而幸福感降低。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经济形式下，风险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人的生存状态差异而导致的风险本身特征和风险应对方式存在区别。相对于城市居民，外来务工者因其“不稳定”且充满风险的身份和阶层地位存在于城市社会的边缘，作为中国具有最强流动性的群体，被迫抽身于地方性的网络，而个体的身份很快与城市中与市场相关联的社会地位结合起来，新旧风险的叠加和强化，是否会导致普遍的信心缺乏和危机感呢？为此，本文从风险地位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国转型期农民工生活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析不同的风险潜在因素对城市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一、相关研究述评
（一）社会不平等、风险对幸福感的影响
风险具有普遍性，但风险的结构性分布和累积将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直接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比起风险感知和估计，我们更在乎风险因素在结构地位中的分配是否影响了群体的利益。如果“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贝克，2004），那么社会阶层越高，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小；阶层越低，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大。在我国，农民工阶层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阶层因其职业高流动性和收入不稳定性处于社会底层。农民工流动的不稳定性致使就业风险和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加剧，在面对无“主管机构”、跨地区流动、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就业压力、社会保障等问题时又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罕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所承受的社会风险必然越来越密集，因而他们对幸福感的感知也必然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事实上，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其主观幸福感一般较低。第一，社会资源总是附着在阶层上，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缺乏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削弱了个体幸福感。有关研究表明，来自于收入、职业、健康、家庭和社会的风险和压力会严重降低幸福感，和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相比，越低的社会阶层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也越频繁。Sarracino（2008）发现，阶层地位对幸福感影响显著，最高阶层地位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而较低阶层地位显示出负面影响。第二，风险源于知识和规范，意识到的风险才更有破坏力，个体自身的心理和认知因素，如由于个体的自我定位、期望、参照群体等不同，对风险的感知和未来的估计也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了主观幸福感。幸福感本身既有社会群体的同质性，也有生命个体的差异性。同质性体现在人们的幸福感都包含稳定感、安全感、满足感；差异性则表现为对幸福的感受与社会事件的体验不尽相同。Smyth等（2008）利用个体对收入分配的主观公平感作为不平等指标分析中国城市人群幸福感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那些觉察到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人群幸福感较低。Knight（2009）研究表明，农民工所在的生活和社会条件及就业的不愉悦和不安全感压抑了幸福感，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就业愿望和自身发展有过高的非理性的期望。第三，劳动市场通过职业流动、居住或就业场所、就业类型、竞争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地位变化推动人们生活的个体化，使共担风险的群体瓦解，个体的不安全感增加，降低幸福感。阶层的不平等和风险的不平等常常相互重叠和强化的。对于当前的进城农民工而言，不仅是风险，甚至“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阶层间的获取也是不平等地分配的”（贝克，2004）。因此，本文风险夹缝中的农民工群体其主观幸福感必定较低。
（二）不同的风险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的第一要义是安全感，即稳定的职业、收入、家庭和社会环境是获得幸福感的基础。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即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不同风险因素对其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根据以往对农民工和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本文将农民工面临的潜在风险因素概括为四类，包括职业收入风险、家庭生活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风险。一些学者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子分为经济性的显性因子和非经济性的隐性因子两大类（谢识予，2009），风险也可以分为经济类风险和非经济类风险，只是风险通常是潜在和隐性的。进城农民工基本上处于“就业制度与福利制度、保障制度的三位一体、高度重合”的单位社会圈子之外，首先面对的就是职业风险。研究发现，职业不安全感对人们的职业幸福感造成了显著的消极影响（冯冬冬，2008）。很多研究表明，职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民工从工作和职业获得的幸福感很低（吴静，2007：叶鹏飞，2011），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职业的不稳定及失业是经常造成心理困扰的来源，而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超过任何其他因素（Clark，2008）。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幸福经济学开始最早也是研究最深入的一个分支领域，我们所关注的职业、收入不平等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正向或负向效应也已有浩繁的文献，不再赘述。 很多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是从属于婚姻质量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邢占军，2003：章洵，2007：陈晓菁，2011），特别是对于经济水平较低的群体，单身离婚者的抗风险能力要远远低于已婚者，Sarracino（2008）就发现，已婚者在低收入国家的幸福感要强于高收入国家。婚姻是农民工个体幸福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来源，已婚者的幸福感通常高于未婚者；生育子女及一定的子女数量也是家庭稳定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此外，家庭居住环境作为抵御风险的“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马丹，2011）。
农民工融入城市，其主要标志就是他们与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其中社会保障是最重要的内容，但长期以来，他们却被社会保障体制拒之于门外，社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面临着养老、医疗、工伤、住房等系统风险。进城务工人员得到的保障越多，越能有效降低工作生活可能遇到的风险；相反地，在务工地没有任何保障将会面临包括医疗健康在内的更多的风险。社会保障的风险对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Easterlin（2010）对中国幸福感的研究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与失业率升高、社会保障网络解体及收入差距扩大有关，特别提到了中国养老保险“像一张布满补丁的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1亿多人口只享受极少的社会保障，或者根本没有被社会保障网络所覆盖。他们无法通过个人及家庭自避或将风险转移出去，只有依靠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才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存在社会融入风险，社会融入风险的大小既取决于农民工对所进入的城市在心理上是否有强烈认同，又取决于在行动上是否能够适应和参与城市社会生活。与经济不安全感相比，无归属感的存在会更加严重地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社会认同程度越高，农民工切实感受到的社会尊重、社会容纳程度和对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越高，其幸福感就越高。“身份”矛盾使他们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了困扰和焦虑，而充分的社会参与与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部分心理落差。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网络资源、信任及生活习惯融入等因素能够较大幅度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袁浩等，2011；Han，2012）。
本文所指的潜在的风险就是指某些影响因素发挥负面作用进而损害幸福感的可能性。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若是对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态和幸福感发挥正向的积极效应，表明潜在风险可能不大，而那些对幸福感具有负面消极作用的因素可能会引发心里的不平衡，或不安，甚至恐慌。在未确认积极和消极因素之前，本文假设所有因素都有同样风险。为此，本文将立足于农民工阶层所对应的风险地位及其潜在风险因素，利用包括了农民工的职业收入风险因素、家庭生活风险因素、社会保障风险因素、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风险因素在内的风险指标体系对农民工幸福感评价进行测度，以探究农民工阶层城市生活幸福感的本质和来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1年7月至12月在全国31各省市自治区所进行的入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本研究最终有效样本为42954个。据调查，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类型、行业部门及相应的工资待遇均具有底层性。家庭月均收入均值仅3345元，低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仅36.5%的人接受过单位提供的职业培训；享有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是22.6%、26.7%、30.8%、13.9%、10.2%、5.1%。可见，农民工自身判断面临社会风险冲击的轻重缓急的排序为工伤事故风险、医疗救治风险、老年养老风险、失业救济风险及生育风险。而就业收入的高度不稳定性是各种风险可能出现的根源。因此，无论在教育、职业、收入、保障、交往、融入社会身份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工作生活都潜伏着各种风险和不安全感。
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y）。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通过询问受访者“您在本地生活工作的幸福感如何？”将受访者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赋值为1=不幸福，2=一般，3=幸福。由样本分布得知，感到“幸福”仅占38.39%，这表明农民工对自己在城市打工的生活质量总体上的满意程度较低。因其是非连续序数（ordered）变量，本文采用序数逻辑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与通常的回归模型不同，序数逻辑模型的回归系数不是解释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边际效应。变量分布及定义见表1。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四个维度，即职业收入风险、家庭生活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风险。
职业收入潜在风险反映的是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多寡和经济地位的高低，资源多、经济地位高，承受的风险相对较小，资源少、经济地位低，风险可能较大。它包括9个变量：被调查者的工作经验（年）、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单位性质、工作强度（小时）、培训、个人月收入对数、家庭月收入对数、相对收入及经济负担。
婚姻家庭潜在风险反映的是农民工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稳定程度高低，越是已婚家庭并与有子女，有房屋产权，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就相对较强；反之，抵御风险能力较差。纳入了4个变量：婚否、婚龄、子女数及住房情况（单位提供、自费租房、自购房）。
社会保障潜在风险指的是农民工需要享有怎样的社会风险冲击的轻重缓急的排序为工伤事故风险、医疗救治风险、老年养老风险、失业救济风险及生育风险。而就业收入的高度不稳定性是各种风险可能出现的根源。因此，无论在教育、职业、收入、保障、交往、融入社会身份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工作生活都潜伏着各种风险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够保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不会降低。这里涉及了农民工在户籍地享有的保障（低保或农合）和在流入地获得的低保、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险8个变量。 社会参与及融入潜在风险测量的是农民工认为自己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当前社会的一份子，被包容接纳，得到本地成员的尊重和支持。由社会参与、社会关系、休闲生活、社会认同感4个变量组成。受访者“是否参加了文体、公益等社会活动？” 、“在本地与谁来往最多？”、何种休闲？是否喜欢和融入现在居住的城市？”、“是否愿意转为本地城镇户口？”等。
此外，在回归模型中还控制了一些个人的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民族、户籍地、流入地等控制变量。
三、模型分析
从表2的回归模型可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风险因素在统计上均显著。模型1、2分别是以有序逻辑回归法（Ordered Logistic）和最小二乘回归法（OLS）估计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模型3～6依次验证了职业收入、家庭、社会保障及社会融入等风险地位因素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从模型拟合结果可以发现，除各变量的系数值存在差异外，其显著性和系数方向基本保持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
首先，对于主观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模型1和2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各变量基本显著，即风险地位因素在主观幸福感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从调整后的R（0.101）来看，模型拟合度较好，各个因素对模型具有较好解释力。
从模型3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家庭月均收入、个人工资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有否经济负担均与幸福感都有显著相关关系。家庭月均收入同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家庭收入越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就越高；个人工资绝对收入在 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绝对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反而降低；绝对收入增加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于收入不变和减少者。与相对收入比较发现，主观幸福感高低可能在于个体将自身收入与周围人作比较，而绝对收入是比较的基础。二是工作经验、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培训及工作强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有显著相关关系，表明不同教育职业背景的农民工在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并非工作经验越多的农民工幸福感越高，工作到一定年限，经验带给收入的产生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最高，小学及以下的人幸福感最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幸福感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依次是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作强度越大，劳动时间越长，工作幸福感越低；培训与幸福感正相关，说明培训有助于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增强。
模型4显示，是否拥有子女、子女数量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子女数平方的系数也仍然是显著正相关，表明仅有婚姻而没有子女的家庭组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育有子女的家庭，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幸福感更高，但在模型中加入子女数量的平方变量之后，子女数量呈负相关，而子女数平方是正相关，呈现“U”型结构，说明拥有一定数量的子女幸福感才更高，子女过多抚养成本升高，会降低幸福感。是否结婚和结婚年限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作用，这与既往结论略有差异。
由模型5可知，仅拥有农村低保、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范围内的保障的农民工幸福感最低。享有城市工作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其中享有工伤保险的人幸福感更高，这是因为农民工阶层所从事的主要是技术含量低但危险系数高的职业，企业出于劳动保护的需要，为劳动者提供工伤保险。结合两个模型，关于住房，自费租房者和自购房者的幸福感均低于单位提供住房者，由于住房公积金的拥有比例仅有5.1%，因此住房公积金对幸福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模型6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参与社区文体、公益、计划生育、选举活动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明参与社会活动对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有助于其融入城市居住社区，有利于提高幸福感。二是与社会交往较少的农民工相比，与本地定居的同乡和本地居民来往越频繁的农民工幸福感越高，说明其融入本地人群体的程度更高，与户籍地同乡和流入地定居的外地户籍居民来往越多的人，幸福感越低。这与在流入地生活的时间长短有关，本文将打工者在本地居住的年限与其社会交往的交互项放入模型中检验，得到结果显示，交互项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即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长，社会融入的程度越深广，心里融入的层次就越高，进而幸福感也更高。三是从休闲方式来看，参与城市社会生活休闲方式的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说明务工者更乐于选择符合城市社会生活普遍的生活乐趣，也表明他们怀有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心理倾向。四是城市认同、身份认同、社会包容水平和迁入意愿都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社会排斥与幸福感负相关，由此验证对城市社会认同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幸福感就越高。而实际上，农民工都期望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机会和资源，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及拥有应当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克服经济融入风险，在城市有立足的经济基础；能够克服心理融入风险，既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又能够被城市市民所接纳，实现城市身份认同的转变。
此外，对个体特征变量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经验研究结论，女性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年龄与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相关；少数民族务工者幸福感高于汉族打工者；从流入地来看，在青海、宁夏、新疆的打工的农民工幸福感最高，在北京的农民工幸福感最低，而从户籍地来看，户籍地为云南的农民工幸福感最低，而户籍地在上海的农民工幸福感最高。
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1年农民工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潜在风险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观幸福感评价。首先，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最低阶层地位群体，多数人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居中，即幸福感受一般，既不感到很幸福，也不感到不幸福。从风险指标来看，农民工面临的职业收入、家庭生活、社会保障、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等潜在的风险因素与幸福感显著相关，它们同时构成了农民工的风险结构和风险源。家庭月均收入、相对收入越高、职业培训机会越多经济负担越轻的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好，职业安全感更高，失业和收入减少的风险较低；拥有自有住房并且享有完善诸如医疗、养老、失业、生育等城镇社会福利的人生活稳定性更高，生活安全感更高；社会参与程度越高，流入地社会关系越多，且社会认同和融入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归根结底，流动的个体之安全感在于与所在的城市生活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和纽带。尽管个体从婚姻家庭、社会关系及城市融入感获得的主观心理期望在降低城市生活的风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求职、培训、住房，还是社会福利、社会参与、社会支持的完善，都必须依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优先助力扫除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从业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提高其经济能力和职业稳定性，以帮助其达到更高的信任层次。为其提供一个阶层流动的公平环境是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理查德·伊斯特林，等.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J].丁云，么莹莹，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07）.
[2]Francesco Sarracin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positional， relational and social capital components[J].Studie Note di Economia Anno XIII， 2008（03）.
[3]Smyth Russell，Xiaolei Qian.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in Urban China[J].Economics Bulletin.2008（23）.
[4]Knight J.Song L. Gunatilaka R.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04）.
[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2007（06）.
[7]叶鹏飞.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2011（03）.
[8]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01）.
[9]S. Han，et al.The Contextual and Compositional Associ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A Multilevel Analysis from Seoul， South Korea[J].Journal Happiness Stud，2013（04）.
[10]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关键词：社会风险；主观幸福感；农民工
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种风险交替变化无常的社会变迁。嵌入现代社会结构中的风险，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会在客观上影响人们的生存安全感，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受。风险伴随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按照阶层结构层级由高到低分布；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其所承受的社会风险也最高，而处于高风险当中的群体常常会缺乏信心和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进而幸福感降低。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经济形式下，风险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人的生存状态差异而导致的风险本身特征和风险应对方式存在区别。相对于城市居民，外来务工者因其“不稳定”且充满风险的身份和阶层地位存在于城市社会的边缘，作为中国具有最强流动性的群体，被迫抽身于地方性的网络，而个体的身份很快与城市中与市场相关联的社会地位结合起来，新旧风险的叠加和强化，是否会导致普遍的信心缺乏和危机感呢？为此，本文从风险地位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国转型期农民工生活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析不同的风险潜在因素对城市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一、相关研究述评
（一）社会不平等、风险对幸福感的影响
风险具有普遍性，但风险的结构性分布和累积将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直接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比起风险感知和估计，我们更在乎风险因素在结构地位中的分配是否影响了群体的利益。如果“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贝克，2004），那么社会阶层越高，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小；阶层越低，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大。在我国，农民工阶层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阶层因其职业高流动性和收入不稳定性处于社会底层。农民工流动的不稳定性致使就业风险和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加剧，在面对无“主管机构”、跨地区流动、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就业压力、社会保障等问题时又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罕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所承受的社会风险必然越来越密集，因而他们对幸福感的感知也必然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事实上，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其主观幸福感一般较低。第一，社会资源总是附着在阶层上，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缺乏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削弱了个体幸福感。有关研究表明，来自于收入、职业、健康、家庭和社会的风险和压力会严重降低幸福感，和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相比，越低的社会阶层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也越频繁。Sarracino（2008）发现，阶层地位对幸福感影响显著，最高阶层地位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而较低阶层地位显示出负面影响。第二，风险源于知识和规范，意识到的风险才更有破坏力，个体自身的心理和认知因素，如由于个体的自我定位、期望、参照群体等不同，对风险的感知和未来的估计也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了主观幸福感。幸福感本身既有社会群体的同质性，也有生命个体的差异性。同质性体现在人们的幸福感都包含稳定感、安全感、满足感；差异性则表现为对幸福的感受与社会事件的体验不尽相同。Smyth等（2008）利用个体对收入分配的主观公平感作为不平等指标分析中国城市人群幸福感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那些觉察到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人群幸福感较低。Knight（2009）研究表明，农民工所在的生活和社会条件及就业的不愉悦和不安全感压抑了幸福感，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就业愿望和自身发展有过高的非理性的期望。第三，劳动市场通过职业流动、居住或就业场所、就业类型、竞争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地位变化推动人们生活的个体化，使共担风险的群体瓦解，个体的不安全感增加，降低幸福感。阶层的不平等和风险的不平等常常相互重叠和强化的。对于当前的进城农民工而言，不仅是风险，甚至“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阶层间的获取也是不平等地分配的”（贝克，2004）。因此，本文风险夹缝中的农民工群体其主观幸福感必定较低。
（二）不同的风险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的第一要义是安全感，即稳定的职业、收入、家庭和社会环境是获得幸福感的基础。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即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不同风险因素对其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根据以往对农民工和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本文将农民工面临的潜在风险因素概括为四类，包括职业收入风险、家庭生活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风险。一些学者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子分为经济性的显性因子和非经济性的隐性因子两大类（谢识予，2009），风险也可以分为经济类风险和非经济类风险，只是风险通常是潜在和隐性的。进城农民工基本上处于“就业制度与福利制度、保障制度的三位一体、高度重合”的单位社会圈子之外，首先面对的就是职业风险。研究发现，职业不安全感对人们的职业幸福感造成了显著的消极影响（冯冬冬，2008）。很多研究表明，职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民工从工作和职业获得的幸福感很低（吴静，2007：叶鹏飞，2011），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职业的不稳定及失业是经常造成心理困扰的来源，而失业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超过任何其他因素（Clark，2008）。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幸福经济学开始最早也是研究最深入的一个分支领域，我们所关注的职业、收入不平等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正向或负向效应也已有浩繁的文献，不再赘述。 很多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是从属于婚姻质量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邢占军，2003：章洵，2007：陈晓菁，2011），特别是对于经济水平较低的群体，单身离婚者的抗风险能力要远远低于已婚者，Sarracino（2008）就发现，已婚者在低收入国家的幸福感要强于高收入国家。婚姻是农民工个体幸福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来源，已婚者的幸福感通常高于未婚者；生育子女及一定的子女数量也是家庭稳定和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此外，家庭居住环境作为抵御风险的“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马丹，2011）。
农民工融入城市，其主要标志就是他们与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其中社会保障是最重要的内容，但长期以来，他们却被社会保障体制拒之于门外，社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面临着养老、医疗、工伤、住房等系统风险。进城务工人员得到的保障越多，越能有效降低工作生活可能遇到的风险；相反地，在务工地没有任何保障将会面临包括医疗健康在内的更多的风险。社会保障的风险对工作幸福感和生活幸福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Easterlin（2010）对中国幸福感的研究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的下降与失业率升高、社会保障网络解体及收入差距扩大有关，特别提到了中国养老保险“像一张布满补丁的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1亿多人口只享受极少的社会保障，或者根本没有被社会保障网络所覆盖。他们无法通过个人及家庭自避或将风险转移出去，只有依靠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才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存在社会融入风险，社会融入风险的大小既取决于农民工对所进入的城市在心理上是否有强烈认同，又取决于在行动上是否能够适应和参与城市社会生活。与经济不安全感相比，无归属感的存在会更加严重地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社会认同程度越高，农民工切实感受到的社会尊重、社会容纳程度和对城市社会的融入程度越高，其幸福感就越高。“身份”矛盾使他们在身份认同方面产生了困扰和焦虑，而充分的社会参与与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部分心理落差。社会组织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网络资源、信任及生活习惯融入等因素能够较大幅度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袁浩等，2011；Han，2012）。
本文所指的潜在的风险就是指某些影响因素发挥负面作用进而损害幸福感的可能性。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若是对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态和幸福感发挥正向的积极效应，表明潜在风险可能不大，而那些对幸福感具有负面消极作用的因素可能会引发心里的不平衡，或不安，甚至恐慌。在未确认积极和消极因素之前，本文假设所有因素都有同样风险。为此，本文将立足于农民工阶层所对应的风险地位及其潜在风险因素，利用包括了农民工的职业收入风险因素、家庭生活风险因素、社会保障风险因素、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风险因素在内的风险指标体系对农民工幸福感评价进行测度，以探究农民工阶层城市生活幸福感的本质和来源。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1年7月至12月在全国31各省市自治区所进行的入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本研究最终有效样本为42954个。据调查，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类型、行业部门及相应的工资待遇均具有底层性。家庭月均收入均值仅3345元，低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仅36.5%的人接受过单位提供的职业培训；享有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是22.6%、26.7%、30.8%、13.9%、10.2%、5.1%。可见，农民工自身判断面临社会风险冲击的轻重缓急的排序为工伤事故风险、医疗救治风险、老年养老风险、失业救济风险及生育风险。而就业收入的高度不稳定性是各种风险可能出现的根源。因此，无论在教育、职业、收入、保障、交往、融入社会身份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工作生活都潜伏着各种风险和不安全感。
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y）。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通过询问受访者“您在本地生活工作的幸福感如何？”将受访者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赋值为1=不幸福，2=一般，3=幸福。由样本分布得知，感到“幸福”仅占38.39%，这表明农民工对自己在城市打工的生活质量总体上的满意程度较低。因其是非连续序数（ordered）变量，本文采用序数逻辑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与通常的回归模型不同，序数逻辑模型的回归系数不是解释变量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边际效应。变量分布及定义见表1。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四个维度，即职业收入风险、家庭生活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风险。
职业收入潜在风险反映的是农民工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多寡和经济地位的高低，资源多、经济地位高，承受的风险相对较小，资源少、经济地位低，风险可能较大。它包括9个变量：被调查者的工作经验（年）、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单位性质、工作强度（小时）、培训、个人月收入对数、家庭月收入对数、相对收入及经济负担。
婚姻家庭潜在风险反映的是农民工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稳定程度高低，越是已婚家庭并与有子女，有房屋产权，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就相对较强；反之，抵御风险能力较差。纳入了4个变量：婚否、婚龄、子女数及住房情况（单位提供、自费租房、自购房）。
社会保障潜在风险指的是农民工需要享有怎样的社会风险冲击的轻重缓急的排序为工伤事故风险、医疗救治风险、老年养老风险、失业救济风险及生育风险。而就业收入的高度不稳定性是各种风险可能出现的根源。因此，无论在教育、职业、收入、保障、交往、融入社会身份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工作生活都潜伏着各种风险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够保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不会降低。这里涉及了农民工在户籍地享有的保障（低保或农合）和在流入地获得的低保、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险8个变量。 社会参与及融入潜在风险测量的是农民工认为自己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当前社会的一份子，被包容接纳，得到本地成员的尊重和支持。由社会参与、社会关系、休闲生活、社会认同感4个变量组成。受访者“是否参加了文体、公益等社会活动？” 、“在本地与谁来往最多？”、何种休闲？是否喜欢和融入现在居住的城市？”、“是否愿意转为本地城镇户口？”等。
此外，在回归模型中还控制了一些个人的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民族、户籍地、流入地等控制变量。
三、模型分析
从表2的回归模型可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风险因素在统计上均显著。模型1、2分别是以有序逻辑回归法（Ordered Logistic）和最小二乘回归法（OLS）估计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模型3～6依次验证了职业收入、家庭、社会保障及社会融入等风险地位因素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从模型拟合结果可以发现，除各变量的系数值存在差异外，其显著性和系数方向基本保持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
首先，对于主观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模型1和2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各变量基本显著，即风险地位因素在主观幸福感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从调整后的R（0.101）来看，模型拟合度较好，各个因素对模型具有较好解释力。
从模型3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家庭月均收入、个人工资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有否经济负担均与幸福感都有显著相关关系。家庭月均收入同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家庭收入越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就越高；个人工资绝对收入在 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绝对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反而降低；绝对收入增加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于收入不变和减少者。与相对收入比较发现，主观幸福感高低可能在于个体将自身收入与周围人作比较，而绝对收入是比较的基础。二是工作经验、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培训及工作强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有显著相关关系，表明不同教育职业背景的农民工在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并非工作经验越多的农民工幸福感越高，工作到一定年限，经验带给收入的产生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最高，小学及以下的人幸福感最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幸福感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依次是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作强度越大，劳动时间越长，工作幸福感越低；培训与幸福感正相关，说明培训有助于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增强。
模型4显示，是否拥有子女、子女数量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子女数平方的系数也仍然是显著正相关，表明仅有婚姻而没有子女的家庭组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育有子女的家庭，子女数量越多的家庭幸福感更高，但在模型中加入子女数量的平方变量之后，子女数量呈负相关，而子女数平方是正相关，呈现“U”型结构，说明拥有一定数量的子女幸福感才更高，子女过多抚养成本升高，会降低幸福感。是否结婚和结婚年限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作用，这与既往结论略有差异。
由模型5可知，仅拥有农村低保、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范围内的保障的农民工幸福感最低。享有城市工作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其中享有工伤保险的人幸福感更高，这是因为农民工阶层所从事的主要是技术含量低但危险系数高的职业，企业出于劳动保护的需要，为劳动者提供工伤保险。结合两个模型，关于住房，自费租房者和自购房者的幸福感均低于单位提供住房者，由于住房公积金的拥有比例仅有5.1%，因此住房公积金对幸福没有显著影响。
通过模型6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参与社区文体、公益、计划生育、选举活动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明参与社会活动对幸福感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有助于其融入城市居住社区，有利于提高幸福感。二是与社会交往较少的农民工相比，与本地定居的同乡和本地居民来往越频繁的农民工幸福感越高，说明其融入本地人群体的程度更高，与户籍地同乡和流入地定居的外地户籍居民来往越多的人，幸福感越低。这与在流入地生活的时间长短有关，本文将打工者在本地居住的年限与其社会交往的交互项放入模型中检验，得到结果显示，交互项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即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长，社会融入的程度越深广，心里融入的层次就越高，进而幸福感也更高。三是从休闲方式来看，参与城市社会生活休闲方式的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说明务工者更乐于选择符合城市社会生活普遍的生活乐趣，也表明他们怀有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心理倾向。四是城市认同、身份认同、社会包容水平和迁入意愿都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社会排斥与幸福感负相关，由此验证对城市社会认同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幸福感就越高。而实际上，农民工都期望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机会和资源，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及拥有应当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克服经济融入风险，在城市有立足的经济基础；能够克服心理融入风险，既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又能够被城市市民所接纳，实现城市身份认同的转变。
此外，对个体特征变量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经验研究结论，女性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年龄与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相关；少数民族务工者幸福感高于汉族打工者；从流入地来看，在青海、宁夏、新疆的打工的农民工幸福感最高，在北京的农民工幸福感最低，而从户籍地来看，户籍地为云南的农民工幸福感最低，而户籍地在上海的农民工幸福感最高。
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1年农民工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潜在风险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观幸福感评价。首先，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最低阶层地位群体，多数人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居中，即幸福感受一般，既不感到很幸福，也不感到不幸福。从风险指标来看，农民工面临的职业收入、家庭生活、社会保障、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等潜在的风险因素与幸福感显著相关，它们同时构成了农民工的风险结构和风险源。家庭月均收入、相对收入越高、职业培训机会越多经济负担越轻的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好，职业安全感更高，失业和收入减少的风险较低；拥有自有住房并且享有完善诸如医疗、养老、失业、生育等城镇社会福利的人生活稳定性更高，生活安全感更高；社会参与程度越高，流入地社会关系越多，且社会认同和融入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归根结底，流动的个体之安全感在于与所在的城市生活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和纽带。尽管个体从婚姻家庭、社会关系及城市融入感获得的主观心理期望在降低城市生活的风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求职、培训、住房，还是社会福利、社会参与、社会支持的完善，都必须依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优先助力扫除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从业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提高其经济能力和职业稳定性，以帮助其达到更高的信任层次。为其提供一个阶层流动的公平环境是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理查德·伊斯特林，等.中国的主观幸福感研究（1990-2010）[J].丁云，么莹莹，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07）.
[2]Francesco Sarracin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positional， relational and social capital components[J].Studie Note di Economia Anno XIII， 2008（03）.
[3]Smyth Russell，Xiaolei Qian.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in Urban China[J].Economics Bulletin.2008（23）.
[4]Knight J.Song L. Gunatilaka R.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04）.
[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2007（06）.
[7]叶鹏飞.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实证分析[J].青年研究，2011（03）.
[8]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01）.
[9]S. Han，et al.The Contextual and Compositional Associ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A Multilevel Analysis from Seoul， South Korea[J].Journal Happiness Stud，2013（04）.
[10]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