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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自信是指对本民族文化及文化传统的肯定与认可，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动力。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能体现一个民族个性鲜明的“文化身份”。在国内，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对民族自身建立文化自信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音乐作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文化自信。本文试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音乐体系的视角来说明民族文化以个性鲜明的身份参与世界文化交流是尤为重要的。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理论;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81-02
现如今，民族文化越来越被学界重视。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术上。但是在这两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出一些矛盾：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是应该进行充分保护，还是任其自由发展的问题;二是要不要引入西方音乐理论进行本民族音乐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二者的研究来阐述面对这两种矛盾的问题中，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一、对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点传承与保护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文化在近代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弱势，导致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我国。而如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确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侗族大歌
侗族大歌是著名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09年被世界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侗族大歌1959年被郭可诹、萧家驹等老一辈音乐家发现整理，于1986年远赴法国巴黎演出，由此扬名世界。在国内，2000年后一大批音乐理论学者前往考察侗族的大歌、生活习惯和婚姻家庭习惯等。
侗族并没有文字，他们传承文化的方式只有语言及他们土生土长的艺术，其中就以侗族大歌为主要代表。
侗族大歌都是在特定时间进行表演，这里的表演也只是侗族内部的一种习俗，到了特定的时候，必然会演出。侗族大歌中也带有一定的即兴因素，这取决于传承文化的关键人物“歌师”，他们会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较为固定的旋律进行改编，这也是侗族大歌一种鲜明的民族特色。
如今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侗族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侗族大歌表现的内容逐渐脱离了侗族的实际生活，想要进行改进也缺乏基本的素材来源。
类似侗族大歌这样的困局，无论是充分保护还是自由发展，都不能有效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作为局外人的旅客看到的是真正的侗族大歌吗？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侗族人，真的会为了这种“走秀式”的表演而抛弃他们的即兴传统与习俗传统吗？这些问题值得人们去深思。
（二）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
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在2016年10月被评为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其原貌保持完好，甚至在国家的支持下对秧歌的服装道具也有了一些改善。
在叶家人看来，跳秧歌就是一种“玩儿”，在扭秧歌的时候不会带有一丝负担，在他们扭秧歌的过程中，会发自内心地笑。这种心态从侧面反映出叶家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赋予了他们极具感染力的艺术表现。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人来说，对自己民族文化一定是高度认同的，即使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渗入，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数百年来的生活习惯与民族文化习俗。
对于侗族大歌来说，生活习惯就是其文化自信的根基;对于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来说，“玩儿”就是其文化自信的根基。
二、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
中华文化传承五千年，从未发生过中断。从商朝开始就有关于音乐的记载，直到周朝，开始正式确立礼乐制度，利用音乐治国。在随后的各朝各代均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和部门，通过古书以文字谱的方式记载音乐作品。
直到清朝末期，西方的入侵使中华传统音乐的传承受到了较大冲击。再至后来，萧友梅、青主等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积极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并将其引入中国，催生了盛行一时的“西方式”的音乐教育。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各地方戏曲、民间歌曲大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向下传承，所以其音乐基础理论也并未得到良好地整理。直到1995年，杜亚雄先生出版了《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一书，改变了中国乐理的现状，乐理教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折。之后，他连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中国音乐作为东半球音乐文化的代表，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理论。王光祈先生谈到中国乐理时说：“吾炎黄子孙……数千年以来，学者辈出，讲求乐理，不遗余力。故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
西方乐理讲求和声复调的纵向协和，而中国乐理讲求旋律的和谐动听，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中国的民族乐理向前发展的道路还很长，但作为一名中国的理论学者来说，要以积极的眼光去看待，树立文化上的自信。
三、通过上述研究引发的几点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显著增强，各国之前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加深，外来强势文化以及新世纪新文化也在与传统文化进行着激烈地碰撞。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不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更应当多关注其内在的生命力，增强本民族文化自信，对本民族文化树立起高度认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上文叙述的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受到关注和照顾，不难看出通过国家的大力扶持，原来默默无闻的、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化慢慢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被业界皆知，享誉世界。 虽然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侵入，但几千几百年来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和历史底蕴，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
在这种条件下，文化系统内部的高度文化自信已使其文化处于高度和谐，作为文化管理者需要对他们进行资金支持，以及尽量记录和保存。
（二）中国民族乐理
中国近现代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颇深，虽然目前在大学都开设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论等中国民族音乐课程，但是中国古代已成体系的宫廷音乐等在学习音乐的学生中亦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一无所知。
中国的民族乐理也是如此。虽然从1995年第一本中国乐理著作《中国民族基本乐理》到现在也在不断更新，不断充实。但現在在大学的课程中，中国民族乐理的理论依然少有。
对中国音乐学者来说，关于中国本民族的基本乐理，需要加深了解，使中国民族乐理成为人们对于音乐本体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使本民族的基本乐理成为世界音乐文化中的一股强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华文化自信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音乐工作者在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上，应当抱有乐观积极的心态。实际上国内业界学者也在努力，也在做新的尝试，有一些试验音乐家，如赵晓生的阴阳太极作曲法、龚琳娜试图对中国编钟古曲的还原等，都在为构成具有个性鲜明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本民族文化抱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树立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以此为基础去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是尤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杜亚雄.中西乐理之比较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3）.
[2]杨晓.南侗“歌师”论述——小黄侗寨的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1）.
[3]杜亚雄.中国乐理是“易”的乐理[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3，（4）.
[4]高厚永.高奏黄钟大吕之律，沸腾中国音乐之血——喜读杜亚雄、秦德祥编著的《中国乐理教程》 [J].音乐艺术，2013，（2）.
[5]刘金玲，崔学荣.文化自信视野中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山东传统音乐文化为例[J].东岳论丛，2016，（2）.
[6]李宜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自信与传承——以内蒙古自治区与云南省为例[J].当代音乐，2018，（5）.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理论;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81-02
现如今，民族文化越来越被学界重视。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现与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术上。但是在这两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出一些矛盾：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是应该进行充分保护，还是任其自由发展的问题;二是要不要引入西方音乐理论进行本民族音乐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二者的研究来阐述面对这两种矛盾的问题中，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一、对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点传承与保护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一。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文化在近代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弱势，导致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我国。而如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确立高度的文化自信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侗族大歌
侗族大歌是著名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09年被世界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侗族大歌1959年被郭可诹、萧家驹等老一辈音乐家发现整理，于1986年远赴法国巴黎演出，由此扬名世界。在国内，2000年后一大批音乐理论学者前往考察侗族的大歌、生活习惯和婚姻家庭习惯等。
侗族并没有文字，他们传承文化的方式只有语言及他们土生土长的艺术，其中就以侗族大歌为主要代表。
侗族大歌都是在特定时间进行表演，这里的表演也只是侗族内部的一种习俗，到了特定的时候，必然会演出。侗族大歌中也带有一定的即兴因素，这取决于传承文化的关键人物“歌师”，他们会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较为固定的旋律进行改编，这也是侗族大歌一种鲜明的民族特色。
如今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侗族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侗族大歌表现的内容逐渐脱离了侗族的实际生活，想要进行改进也缺乏基本的素材来源。
类似侗族大歌这样的困局，无论是充分保护还是自由发展，都不能有效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作为局外人的旅客看到的是真正的侗族大歌吗？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侗族人，真的会为了这种“走秀式”的表演而抛弃他们的即兴传统与习俗传统吗？这些问题值得人们去深思。
（二）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
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在2016年10月被评为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其原貌保持完好，甚至在国家的支持下对秧歌的服装道具也有了一些改善。
在叶家人看来，跳秧歌就是一种“玩儿”，在扭秧歌的时候不会带有一丝负担，在他们扭秧歌的过程中，会发自内心地笑。这种心态从侧面反映出叶家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赋予了他们极具感染力的艺术表现。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人来说，对自己民族文化一定是高度认同的，即使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渗入，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数百年来的生活习惯与民族文化习俗。
对于侗族大歌来说，生活习惯就是其文化自信的根基;对于满族叶氏“大浪花”秧歌来说，“玩儿”就是其文化自信的根基。
二、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
中华文化传承五千年，从未发生过中断。从商朝开始就有关于音乐的记载，直到周朝，开始正式确立礼乐制度，利用音乐治国。在随后的各朝各代均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和部门，通过古书以文字谱的方式记载音乐作品。
直到清朝末期，西方的入侵使中华传统音乐的传承受到了较大冲击。再至后来，萧友梅、青主等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积极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并将其引入中国，催生了盛行一时的“西方式”的音乐教育。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各地方戏曲、民间歌曲大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向下传承，所以其音乐基础理论也并未得到良好地整理。直到1995年，杜亚雄先生出版了《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一书，改变了中国乐理的现状，乐理教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折。之后，他连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中国音乐作为东半球音乐文化的代表，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理论。王光祈先生谈到中国乐理时说：“吾炎黄子孙……数千年以来，学者辈出，讲求乐理，不遗余力。故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色。”
西方乐理讲求和声复调的纵向协和，而中国乐理讲求旋律的和谐动听，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中国的民族乐理向前发展的道路还很长，但作为一名中国的理论学者来说，要以积极的眼光去看待，树立文化上的自信。
三、通过上述研究引发的几点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显著增强，各国之前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加深，外来强势文化以及新世纪新文化也在与传统文化进行着激烈地碰撞。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不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更应当多关注其内在的生命力，增强本民族文化自信，对本民族文化树立起高度认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上文叙述的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受到关注和照顾，不难看出通过国家的大力扶持，原来默默无闻的、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化慢慢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被业界皆知，享誉世界。 虽然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侵入，但几千几百年来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和历史底蕴，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
在这种条件下，文化系统内部的高度文化自信已使其文化处于高度和谐，作为文化管理者需要对他们进行资金支持，以及尽量记录和保存。
（二）中国民族乐理
中国近现代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颇深，虽然目前在大学都开设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概论等中国民族音乐课程，但是中国古代已成体系的宫廷音乐等在学习音乐的学生中亦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一无所知。
中国的民族乐理也是如此。虽然从1995年第一本中国乐理著作《中国民族基本乐理》到现在也在不断更新，不断充实。但現在在大学的课程中，中国民族乐理的理论依然少有。
对中国音乐学者来说，关于中国本民族的基本乐理，需要加深了解，使中国民族乐理成为人们对于音乐本体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使本民族的基本乐理成为世界音乐文化中的一股强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华文化自信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音乐工作者在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上，应当抱有乐观积极的心态。实际上国内业界学者也在努力，也在做新的尝试，有一些试验音乐家，如赵晓生的阴阳太极作曲法、龚琳娜试图对中国编钟古曲的还原等，都在为构成具有个性鲜明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本民族文化抱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树立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以此为基础去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是尤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杜亚雄.中西乐理之比较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3）.
[2]杨晓.南侗“歌师”论述——小黄侗寨的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1）.
[3]杜亚雄.中国乐理是“易”的乐理[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3，（4）.
[4]高厚永.高奏黄钟大吕之律，沸腾中国音乐之血——喜读杜亚雄、秦德祥编著的《中国乐理教程》 [J].音乐艺术，2013，（2）.
[5]刘金玲，崔学荣.文化自信视野中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山东传统音乐文化为例[J].东岳论丛，2016，（2）.
[6]李宜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自信与传承——以内蒙古自治区与云南省为例[J].当代音乐，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