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傩戏”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存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余绪的“瑰宝”，是延续几千年的文化、图腾崇拜的遗址，其独具特色的戏剧文化艺术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当追溯“傩戏”的起源时，可从面具谈起。面具是中国傩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自新石器时期便被赋予神秘、狞厉的艺术色彩和图腾崇拜等象征的艺术形式。上古时期人们在求生存、求发展的社会思潮及意识形态中创造出面具，自此来纵观“傩”之源到“戏”之流，历经文化形式演变，内容遵从不同的主题历程而发展。“傩”这一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社会现象的变更、精神文明的进步，不断革新精进，成为一颗传播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种子。迄今为止，“傩戏”和种类繁多的面具艺术遗绪仍流传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使人们能够窥见这如珍宝般绚烂的古老艺术，是全面了解五千年华夏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 面具;傩戏;傩文化;源流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85-03
　　现今“傩戏”在词典里被释义为：“地方戏曲剧中的一类，流行在中国南方部分地区以及湖北西部山区。”由古代逐疫活动中的傩舞发展而成来，多戴面具，表演较原始单一。从远古时期先民意识层面于蒙昧阶段提起。在“万物有灵、图腾”等观念支配下，出现不同程度、不同样貌的祈求活动及成果，先民通过思维意识企图通过咒词、道具等手段来战胜“本能力”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求生、求安的心灵慰藉。随社会的进步，这些思维混沌的体现方式逐渐革新，违背科学的文化走向衰落。“傩”开始向程式化、世俗化、艺术化的方向转变，“傩”的成分弱化、“戏”的成分则增强，慢慢沉淀在历史长河中。在这张历史纵横交错的网中，本文仅从远古时期到近古时期中不同朝代“傩戏”的流变进行简单的脉络梳理。
　　一、源于面具的“傩”文化
　　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亚洲西部近东地区发现用于丧葬的面具，这不仅使面具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有据可依也表明此时已初具丧葬仪式的雏形。纵观夏朝成立前，旧石器时期先民以“群”为单位聚居，过着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生活，为求生存、求发展，伴随着狩猎活动、图腾崇拜及“巫”的观念先后出现，在客观上为面具起源创造了条件，同时面具下的文化形态也逐步诞生。荒蛮时期，为达到战胜“自然力”，制作了多元化用途的功能性面具，如狩猎的先民会借兽形面具麻痹诱骗猎物，在“万物有灵”的观念驱使下，不单麻痹被捕动物的灵魂同时也防止死去的动物进行报复，部落战争成为人类由野蛮跨至文明的助产剂。征战时佩戴兽形面具，对面部和头部进行防护的同时其夸张变形的样态起到从心理上震慑住敌人的作用。此时面具是意识的产物，先民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被认为是神灵等的化身。面具的出现、应用和发展，使其在不成熟的萌芽时期赋予了有意义的活动，为傩舞的出现做了积淀。《拾遗记·神农氏》记载：“百兽率舞”，点出“舞”的意味。描绘了人们边歌边舞，披兽皮、戴假面模仿百兽的拟态表演，而舞蹈表演者均扮成野兽的形象。先民的智慧在狩猎、舞蹈、战争等活动中及制作的多功能面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社会的发展，“美”的意识也逐渐增强，为后期“傩舞”的发展提供线索。
　　二、“傩礼”的出现
　　从夏朝到有神权意味的商周，发达的青铜制造业和仰神传说将面具由幼稚过渡至成熟，统治阶级常常举行活动祈福。戴面具的人主持的活动逐步产生，面具此时成为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春秋战国诸侯争霸，长期的兼并战为国家统一产生了条件，随着国家的发展理性精神的发扬给这些活动造成强有力的冲击。步入铁器时代，面具流布虽受到影响但并未绝迹。春秋战国后期，由巫赋予的戴面具活动已有形式意味，成为傩文化形态的雏形。至周代，这些关系国民生计的重大活动，有“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的媒介之说。
　　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制礼作乐”，受礼治纲领的影响“傩”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被纳入“礼”的范畴。宫廷“傩”盛行的同时民间更是不胫而走。有三种形式的“傩礼”，也称“三时之傩”。一为“国傩”或“国人傩”，它以周王和诸侯为主体，于季春之月在都城内举行;二为“天子傩”，顾名思义，专门为周王进行活动，于秋季第二月举行;三为“大傩”，民间“乡傩”，为驱逐阴气，于冬季之月全民参与的规模最大的活动。周人认为自然的变换属阴阳失调、寒暑交替的时节，于是在这三时行“傩”以同疫病等相抗衡。“傩”此时已具备较完善的形态，场面盛大且举办次数较多。家家户户在郊野进行的“乡傩”是最早的民间傩仪，也称“乡人傩”，形式灵活随意，没有诸多的礼制约束，因此在娱乐化和世俗化方面比宫廷傩礼先行一步。《周礼·夏官》中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①所指“方相氏”为从事此活动的神职人员。作为傩活动的主导人物，面带“?头”由整张熊皮制成丑恶狞厉假头形象，着黑衣红裤，右手执长把兵器，左手执盾器。索室逐疫的“时傩”和走在棺柩前，于墓地进行的“大喪”为他的两个职能。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曾侯棺内两侧髹漆彩绘的神人神兽图被称为“迄今所知最早的傩仪图”。周代傩礼较完整，占梦、方相氏驱傩和赠堂环节囊括其中被视为后世傩礼的样板。占梦是傩活动的前奏礼，由“狂夫四人”驱傩，最后将堂屋里不祥的梦送走。反观原始社会早期至周代，从面具起源下的求存活动到戴面具的“傩仪”形成，原始先民发挥精神意识力量，用戴面具活动等手段同思维意识中的形象对话，向恶劣的环境同“神”来索取所需的生活条件。当意识步入思想文明的时代，“万物有灵”的产物经时间的洗礼，送来一份具有固定程式的“傩礼”。
　　三、“傩礼”的演变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随即新的“礼”在秦汉出现，打破周代礼治束缚的同时在原有典礼基础上为“傩礼”加入鲜活的世俗成分，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为“傩礼”初步走向娱乐化和世俗化的演变创造新的格局。届时，三时之傩仅保留“大傩”，在方相氏和百隶的基础上加入男童女童。东汉前期驱傩咒词的出现是娱乐化转向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傩文化的重大突破。比起史前到先秦的呼喊之声，此时驱傩咒词则是一种有具体内容的说唱形式，提高了仪式的可观性。对于创造出傩戏雏形的标志“方相与十二兽舞”，不仅在东汉末期、秦汉时期的娱乐化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东汉末期宫廷傩礼中也是娱乐化的里程碑。较先秦相比，此时活动规模日益扩大，首次将宫廷大傩称为“逐疫”，民间傩仪称为“逐除”。但两汉仍承袭周代旧制，依照季节的更替举行，不过将“大傩”在除夕日进行的传统改为蜡日前一天举行，时间上发生了变化的同时阵容较庞杂，主领仍为方相氏担当，领头人为宦官，身后排列着百名侲子，区别是驱傩的助阵子均为童子，进攻方增加“有衣毛角”的十二兽戴面具扮相。这“一唱一舞”的鲜活形式已显露出些许傩戏的端倪。秦汉时期“礼崩乐坏”的到来将傩礼被列入五礼中，成为重民聚集的盛大典礼，随社会的变迁和礼制的改革，向世俗化、娱人化发展。 　　隋唐时期，“傩”娱乐性增强，观赏大于形式。宫廷傩礼中方相氏的职能被“工人二十二人”分配、削弱，娱人化增强。唐初，虽方相氏由男巫替代，但“堂赠”仍承周礼，是四种傩制中形式最严肃的，歌舞成分占主导地位。高宗时，显庆傩制虽依唐初但也有所调整，此时方相氏一改左手执盾的形象并增设重要环节，走进求佛拜神阶段。玄宗时，为最完整的开元傩制，较显庆比更规范、完整，方相氏在其中仅担当唱傩辞和跳傩舞的职员。晚唐时，傩礼成为独具特色的“阅傩”，增加了 “五十人合唱”，冲破宫廷傩制，是不分王公贵族众民同享的表演。而唐代傩仪世俗化的重大突破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进庙会，“庙会”属娱乐同商业结合的集市形式，是民间的“戏场”，唐代也称其场地为“庙市”，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时间内演出的集市。玄宗时，傩仪被搬进了庙会，但受城坊和宵禁的限制，一般只能白天在寺庙里或寺庙附近的场地上进行活动，囊括着“送故”和“迎新”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驱逐和还愿部分在现代傩仪中仍有迹可寻。先秦至隋唐，“驱逐”是傩仪必备功能，在仪式和民间傩仪相结合的唐代，扩大傩仪的使用范围和功能，顺利过渡到宋代傩仪的革新体系中。
　　四、“傩戏”的发展
　　宋代，迎来“傩文化”转折期，是“礼”向“戏”的过渡时期进入表演化程，由方相氏与十二神兽为主神的时代到多为人形的时代。《续通志·礼略·时傩》记：宋史官不记傩，“直以戏视之”。②北宋末期就有呈街头巡演性质的“埋祟”表演形式，特点就是“千人假面”。宋代出现神祗形象的产物并成为主流对唐代傩制产生冲击，其“戏”的意味趋于清晰，逐渐成为主体并大于“驱疫”，此时方相氏、十二神兽等均已不见踪迹。从秦汉时期傩仪倾向娱乐化、世俗化开始，经隋唐至宋，是傩仪向“戏”靠拢的过程，在民间傩仪的反向驱使下，实现了到戏剧表演艺术的过渡，印证了“比宫廷更早将娱乐与驱傩结合起来的，还是民间百姓”。如“打夜胡”将娱乐与驱傩完美结合的民间傩仪，人们扮成判官、钟馗等形象，沿门逐疫的同时行乞、卖艺，戏剧因素极强。当傩礼入庙会后充斥着戏剧的意味，人物的增多、情节的复杂，并有庙会、戏场、变戏场等有名称的演出场地，都是唐代“傩”关键性演变的力证。宋代一改“沿门”习惯，成为在固定场所“勾栏”中进行的表演，属街头卖艺行为。部分“勾栏”外的“傩”也从“驱逐”的仪式受“勾栏”演出形式的影响，被同化着走向供民众欣赏娱乐的戏剧化形式，成为民间戏剧“傩戏”。
　　唐宋时期，“傩仪”含于“戏”中，“戲”寓于“傩仪”里，为后世“傩戏”大面积的成形夯下扎实而多元的基础。从傩戏的雏形——汉代末期的“方相和十二兽舞”到隋唐的傩仪庙会演出至宋“埋祟”中钟馗等神抵形象同“跳钟馗”“钟馗嫁妹”等具有情节的装扮表演中可清晰地看到由“傩仪”到“傩戏”的转变。在音乐、歌舞、戏剧等艺术因子的渗透下，傩文化顺利由神灵化转向角色化、神权化转向世俗化。其性质已成为表演性和娱乐性兼并的演出形式，成为流传至今的“傩戏”。
　　明代，趋于成熟的“傩戏”分为宫廷傩戏和民间傩戏，宫廷傩仪同汉唐时体制基本相同，由方相氏和侲僮作以舞为主的逐疫动作，于岁除时进行驱傩仪式，突出表现人们现世的需求。伴随“鸣锣擂鼓”“火传万户”壮大声势，这支百人以上的大型戏剧队伍以“驱逐”为宗旨同宫廷傩仪呈一体化戏剧表演。民间傩仪有以傩戏为单纯的敬拜傩神的“傩戏”和在迎神赛社的庞大队伍中剧目独立演出的“迎神赛社类傩戏”，二者存在重叠现象。前者较常见是仪式层面的傩戏，其本身就是戏剧，囊所有民间傩仪;后者大多从傩仪中剥离，但仍为“驱逐”的性质。明代“傩戏”同世俗戏剧相互汲取又各自发展。明末清初，地方戏蓬勃兴盛于各个地区，为“傩戏”汲取戏曲形式提供养料，端公戏、傩唐戏随之发展。
　　清代，成为基本定型的”傩戏”样态，开始真正的具备传承雏形。此时一位艺人在《孟姜女》的演唱时配上丰富动听的小锣等伴奏，改良创新了曲和调的变化，被称“傩戏腔”但仍缺相应伴奏。康熙到民国年间，傩戏步入兴盛。在湘西形成的傩戏康熙年间由沉水流入长江流域的各地区，在贵州、安徽、青阳等地衍生出不同派别及艺术风格，并风行。而北方傩戏依旧保持传统形式伴随明显的戏剧色彩。南方傩戏地处多元，大多称“地戏”，主要表演开财门、扫开场、跳神、扫收场四部分。二者演出方式差别较大但审美和娱乐趋向却几近相同。如在花鼓灯中汲取养分的湖南、湖北傩戏;在徽剧和目连戏的沃土上成长的江西、安徽傩戏等等。“傩戏”的流传从明清各地域间经济文化的交融逐渐由南北转为东西，大规模人口流动将傩文化一并带入，经融合发展，最终形成新的、更具适应力的傩文化系统。
　　五、总结
　　纵观源远流长的傩文化历史。从原始社会早期各具功能的面具开始，便赋予它“驱逐”的主题意味。到夏、商、周这个神权统治的时代，迎来娱神娱人的“傩”，增添一抹神秘色彩。傩“礼”的生命活力诞生在“制礼作乐”的背景下，向程式化迈进的同时也标志着原始思想混沌的人类到文明进步的历史演变。傩文化渐渐向四方扩张在夏、商、周这中原文化的祭奠期，自东而西、由北至南的流传在两宋时期。由宋代传至我国多民族的明清时期，“傩”文化的种子在中国的沃土上孕育成长。这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其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此，对于本篇论述，也仅仅是对“傩文化”由原始社会时期到清代的简单梳理。
　　注释：
　　①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②（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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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简介：
　　徐晓晨，女，汉族，宁夏银川人，舞蹈硕士，新疆艺术学院，研究方向：舞蹈历史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