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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严重超发，被视为推高物价、引发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11月份以来，对于央行超发货币引发通胀的争论甚嚣尘上。
有分析称，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货币已严重超发近43万亿元，这也是推高今年物价、引发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央行否认了这一说法，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央行对物价和通胀的重视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央行在过去一个月里一次加息和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正从“适度宽松”走向“稳健”。
超发43万亿？
最早引发争议的是这样一组数据：2000年，中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M2）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M2余额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今年9月末，M2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比差多出将近42.774万亿元。
“超发货币”43万亿由此而来。而按照最新统计，10月末，M2余额已达69.98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幅比上月再高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10月CPI已达4.4％，创下25个月以来新高。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不过，央行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在11月9日出席国际金融论坛2010年北京全球年会时表示，这种计算方法不科学，经济增长意味着货币增发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这既是经济本身的需求，也有货币周转速度的影响。央行对货币货币供应量有总的调控目标，不会放任通货膨胀，会密切关注热钱流入等，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
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11月1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央行超发货币43万亿元引发通胀”的说法并没有依据。他指出，M2是个存量概念，GDP是流量概念，两者不能直接相减，更不能用一个时点上的存量数去减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流量数。
针对经济学界一般采用M2/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值在1以下，新兴市场国家相对较高，为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而今年9月底，中国M2/GDP已高达2.6倍，张健华认为，这主要是受国内较高的储蓄率、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金融创新不足以及外汇占款太多导致国内基础货币不断增加等特殊因素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央行官员的上述表达其实很微妙。分析人士指出，央行官员的说法是否认会引发高通胀，并称相关计算方法不科学，但并未谈到货币到底是不是超发了。而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却明确表示：货币发行量等四种因素导致物价上涨过快，但他也强调“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言下之意并非中国独有。
“被动超发”之手
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
前央行副行长、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她表示，“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近日也提出，中国现在让人担心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太大，已超出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在其博客中则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他认为，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然而，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后，汇率形成机制里却开出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全部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随着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天量货币被释放出来。而不管央行是主动超发货币，还是被动超发货币，产生的结果都是导致通胀。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在吴晓灵看来，10月20日央行加息，就是希望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
她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標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有学者亦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事实上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治理通胀必须砍掉央行那只超发货币之手，但要做到这点，还需要从汇改入手。当前，中国M2余额已近70万亿元，而2009年中国GDP总量才33.5万亿元。这些货币的消化，最终将推高物价水平。尽管上调存款准备金能迅速收回货币，但是央行回收货币的那只手总是敌不过超发货币的那只手。
对于加息或升值会否引来热钱，放大流动性总量。有经济学家指出，热钱进入中国绝对不是奔人民币美元利差来的，而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成长，以及中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化。如果利率水平有所提高，导致资产价格不急剧上升，反而热钱不会流入。汇率政策上，虽然渐进升值的路子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最优，但却依然是各方较能够接受的共识性选择。
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未来人民币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从长期来看或能解决部分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表示，一国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
进入11月份以来，对于央行超发货币引发通胀的争论甚嚣尘上。
有分析称，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货币已严重超发近43万亿元，这也是推高今年物价、引发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央行否认了这一说法，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央行对物价和通胀的重视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央行在过去一个月里一次加息和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正从“适度宽松”走向“稳健”。
超发43万亿？
最早引发争议的是这样一组数据：2000年，中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M2）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M2余额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今年9月末，M2余额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比差多出将近42.774万亿元。
“超发货币”43万亿由此而来。而按照最新统计，10月末，M2余额已达69.98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幅比上月再高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10月CPI已达4.4％，创下25个月以来新高。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不过，央行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央行副行长马德伦在11月9日出席国际金融论坛2010年北京全球年会时表示，这种计算方法不科学，经济增长意味着货币增发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这既是经济本身的需求，也有货币周转速度的影响。央行对货币货币供应量有总的调控目标，不会放任通货膨胀，会密切关注热钱流入等，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
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11月1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央行超发货币43万亿元引发通胀”的说法并没有依据。他指出，M2是个存量概念，GDP是流量概念，两者不能直接相减，更不能用一个时点上的存量数去减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流量数。
针对经济学界一般采用M2/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值在1以下，新兴市场国家相对较高，为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而今年9月底，中国M2/GDP已高达2.6倍，张健华认为，这主要是受国内较高的储蓄率、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金融创新不足以及外汇占款太多导致国内基础货币不断增加等特殊因素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央行官员的上述表达其实很微妙。分析人士指出，央行官员的说法是否认会引发高通胀，并称相关计算方法不科学，但并未谈到货币到底是不是超发了。而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却明确表示：货币发行量等四种因素导致物价上涨过快，但他也强调“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言下之意并非中国独有。
“被动超发”之手
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
前央行副行长、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她表示，“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近日也提出，中国现在让人担心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太大，已超出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在其博客中则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他认为，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然而，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后，汇率形成机制里却开出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全部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随着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天量货币被释放出来。而不管央行是主动超发货币，还是被动超发货币，产生的结果都是导致通胀。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在吴晓灵看来，10月20日央行加息，就是希望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
她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標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有学者亦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事实上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治理通胀必须砍掉央行那只超发货币之手，但要做到这点，还需要从汇改入手。当前，中国M2余额已近70万亿元，而2009年中国GDP总量才33.5万亿元。这些货币的消化，最终将推高物价水平。尽管上调存款准备金能迅速收回货币，但是央行回收货币的那只手总是敌不过超发货币的那只手。
对于加息或升值会否引来热钱，放大流动性总量。有经济学家指出，热钱进入中国绝对不是奔人民币美元利差来的，而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成长，以及中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化。如果利率水平有所提高，导致资产价格不急剧上升，反而热钱不会流入。汇率政策上，虽然渐进升值的路子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最优，但却依然是各方较能够接受的共识性选择。
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未来人民币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从长期来看或能解决部分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表示，一国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