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我参加新闻工作（纸质媒体）也有20多年了，这正是中国报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段，报纸越办越多，越办越厚，越办越对老百姓的心思，哈哈，还有一样，就是报纸上的差错率也居高不下。且不说别人了，我自己编辑的版面，回头一看，累计起来也可以算是“千疮百孔”的，真是惭愧得很！正所谓“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新闻出版界的若干同仁，对这种现象近乎无可奈何，甚至有点儿见怪不怪、麻木不仁了。但还是有一些专家，抱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信念，为维护祖国语言的规范使用，有时大声疾呼，恳切陈辞，而更多时候是埋头搜集资料，分析“病例”，以儆众人。于是，我们又看到了蔡维藩先生刚刚出版的《报纸常见语文差错1000例》（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反映出这种难能可贵的不懈努力。
　　提起蔡维藩先生，《今传媒》的读者应该是熟悉的，他在这里发表了多篇著作，都是针对着大众传媒语文应用方面的差错，如2006年的“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们听的是歌声，蔡维藩却听出了“弦外之音”，就是文化素质考察所提供的标准答案及评委解答中的差错，他就此如庖丁解牛般加以分析，洋洋洒洒几千字写下来，登在《今传媒》上，看了真叫人振聋发聩，忍不住一声叹息：我怎么就没听出来呢？而蔡维藩在这方面的著作，如《咬咬〈咬文嚼字〉》《鸡蛋里头挑骨头——给三大报寻个错》，在新闻出版界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读者也相当多。
　　蔡维藩的这部新作，其实是在他2006年参加“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中积累下来的。就在这次活动中，他获得了一等奖。他细细阅读了2006年6月、7月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从中发现和点评了1000多处差错，于是就形成了这本书。人有病，要由医生来诊断、治疗；同样，语言的运用方面不妥当，也是一种“病”，也应该由高明的“语言医生”搜集病例，让人们读了以后增长知识，防止再错。立志学医的要看大量的病例，立志学法律的要看大量的案例，同样，蔡维藩先生苦心搜集整理的语言病例，对我们新闻出版从业者也提供了镜鉴。
　　1000个语文“病例”，蔡维藩先生分成“上编：百科知识”、“下编：语言文字”两个部分。“看病”是一个枯燥的过程，但蔡维藩却能点评得很有趣味。在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为蔡先生博学的知识基础而惊讶，为他认真的学术态度而感动。法律法规，党史党建，国土版图，历史事件，文学艺术，工程技术，他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呀！一位高明的中医，只要看一看病人的脸色，就大致知道了他的病情；一位高明的工程师，一听机器的声音，就知道哪儿出了毛病。而在这神奇的“一看”、“一听”的背后，不知凝聚了多少的刻苦钻研、勤奋学习、苦思苦想！“党旗上不是镰刀斧头”，“清朝不能再以满清相称”，“不要使用‘WTO成员国’的提法”，“‘心肌梗塞’应写作‘心肌梗死’”……蔡先生挑出的这些差错，我们不知错了多少次，甚至以谬为正，形成了思维定势。看来如果知识基础不牢，差错是很难避免的。而蔡先生的认真态度，从“甘肃没有87个县”这一条就可见一斑。他看到报道里说“对甘肃全省87个县的地价进行了核算”，立刻产生了怀疑：甘肃有那么多的县吗？于是通过查找各种资料，证实了这个数字是不对的。若是我们手下有这个数字，我们会不会生疑，会不会去查对呢？而全书中的好多例子，蔡先生都是引用了权威资料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正是这种认真的科学态度，才能让人们对他的纠错非常信服。他也是以博学的知识基础和认真态度，形成了自己在挑错方面的“品牌”效应，人们确信，他找出的错误，肯定就是无可辩驳的。
　　对蔡先生的这部著作，我已经阅读了两三遍。1000个“病例”，如果我能记住1/3的话，以后在工作中也会减少很多差错。而在阅读之中我也产生了几点联想。一是我们对报纸的差错要多加重视，要想办法减少它，不能说消灭吧，起码也要减少得微不足道，才说得过去。现在已经有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你看看，语言文字用对了没有，还关系到法律呢！二是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也不要因为差错而产生畏难情绪，失去工作信心。正所谓“不干不错，干就有错，但不干就是最大的错！”就差错问题，我曾对青年同志说笑话：不管他有多高的学问，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人没写过错字，啊，隔壁的王老太太从来没写过错字，因为她从来不会写字，从来没写过字！心中有了灵感，就放开手脚，一气呵成，大胆地写下去好了！写成之后再推而敲之，改掉差错，堵上漏洞。在写作和编辑的闲暇时间里，多钻研一下学问，日积月累，也许，我们的笔下就会产生既充满灵气的作品，同时又是在语言文字上中规中矩的作品。三是对在各地新闻出版管理机构中的审读说的。蔡维藩先生并没有语言文字方面的学历，也没担任过这方面的职务，可以算是个编外的“审读”。若是我们编内的审读能从他身上得到启发，提高自己的审读水平，相信我国的出版物会更加洁净，更加规范。
　　（作者系大连日报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