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凯一生致力于汉语语法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培育了大量语言学人才，是与王力、吕叔湘齐名的著名语言学大家。他不但出版了《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论》等著作，而且还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近二十种小说，为法国文学的中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1年秋，高名凯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后升入燕大研究院哲学部学习。1937年，受燕京派遣，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y Maspero）。笔者在查阅燕京大学的一份校刊《燕京新闻》时，发现该刊1939年11月4日第六卷第十期“海外友声”栏目内，揭载了当时身在欧洲的高名凯先生寄给母校的一封残简。全文如下：
　　近得本校1937年哲学系毕业同学高名凯君来函，内称现留比京布鲁塞尔。高君曾于8月至柏林，后因战事爆发，不能返法。
　　高君博士论文，曾嘱由本校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兹将原信节录于后：
　　（上略）我在柏林住了不久，就碰到打仗，可以说是倒霉之至！但所得经验不少，也可以说是一种收获。8月末俄德签订不侵犯条约时，我就知道欧洲非打仗不可，当时就想离开，然而因为订购了许多书，还没有到，一时走不了，没有想到时局变化得有如电流之速，一星期后，德国宣布归并但泽，战事就开始了。我那时马上就动身南下，想由瑞士返巴黎，没有想到法国全境已经封锁，进不去，而瑞士也就不许逗留，因此又回到柏林。在柏林每天都在想法离开，然而回法不可能，中立各国又不许外人入境，可以说是毫无办法。幸我前签有回法护照（此护照战后已失效用），我就拿去到比利时使馆交涉，谓系过境回法，并非留比，那时比国代办不知此护照已失效用，就让我过境，于是我就于9月12日到比京布鲁塞尔。比国是中立国，还有法国的外交机关，我就和领事馆交涉准我回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因法国领事馆向巴黎方面请示，尚未得到覆件），不过我想大约多加努力，回法国也许是可能的。我在比京已經四星期了。这里的生活还不坏，如果要避难倒是一个很好的去处，但是来此就为避难，未免太不成话，所以目前的计划，无论如何要回法国去。只要意大利中立，我还要留在巴黎研究一年。如果意大利打起仗来，那也只好回去了，因为不回去，将来地中海封锁就回不去。不过以目前的局面看，意大利的中立大约是不成问题。（下略）高君的通信处为：
　　Kao Ming-kai
　　Chey Wausian Kaé
　　18 Rue des Echevins
　　Brussels. Ixelles Belgium.（Via Siberia）
　　由此文可知，求学欧洲的高名凯先生与母校燕京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柏林的高氏处境十分危险。但法国全境封锁，返回巴黎困难重重。后来经与比利时使馆交涉，他终于得以逗留布鲁塞尔，借道返法。信中内容显示，高名凯1939年9月12日到达布鲁塞尔，写信时已在彼处四个星期，正在作进一步的打算。高氏此信，显然是为了向国内的师友陈述近状，报告平安。
　　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欧洲战局日益严峻，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成为纳粹的觊觎目标。1940年4月20日《燕京新闻》第六卷第二十八期“校友近讯”中刊有一则消息，再次介绍了高名凯在欧洲的近况：
　　高名凯君由40，Rue des Boulangers， Paris来函，略谓：自欧战爆发以来，巴黎市面虽无甚改变，然较战前萧条。犹以往日灯煌辉烛之夜，今已成漆黑一团矣。
　　现时中国在巴黎留学生为数甚少，多因战事回国；燕京校友在巴黎者，只二三人。高君本人亦拟于本年夏季返国。
　　此则消息说明，高名凯当时已回巴黎，准备于该年夏季回国。1940年5月初，高名凯先生终于完成学业，以论文《汉语介词之真价值》获得文科博士学位。5月19日，高名凯在巴黎与里昂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陈幼兰结婚。6月2日，高氏偕新婚妻子离开巴黎。几天后，高名凯夫妇与中国学生三十余人于风声鹤唳之中乘法轮离开马赛，启程归国。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这就意味着，正如高氏先前所料，该船将无法由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东航，只能绕道非洲好望角。
　　1941年初，备尝数个月的海上漂泊之苦后，高名凯终于安抵北平，受聘于燕大国文系。同年3月1日，《燕京新闻》第七卷第二十一期刊发了一则《高名凯抵校》的新闻：“国文学系新聘助教高名凯，已于上星期日（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抵校。将于下星期二日晚于临湖轩教职员讨论会中出席讲演云。”8日，《燕京新闻》第七卷第二十二期于第二版整版刊载了《高名凯归国历险记》，正是根据高名凯的讲演内容，记述了高氏夫妇历尽艰辛、由法返国的经过。据该文所述，高名凯的归国之途风雨飘摇，一波三折。当他们距离好望角仅数日行程时，邮船忽然转舵北航，停泊法属赤道非洲之黑尖港（法文Pointe-Noire，今刚果黑角）。原来法军大败于德，停战协定中有一规定，法国在海上船只必须集停附近法国海港，以防为英国所劫夺。在乘客的焦急之中，该船终于拔锚起程，但仍向北航行，抵靠法属塞内加尔首府达喀尔（Dakar）。这时候，爆发了著名的达喀尔战役。这次战役由英国舰队与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共同发起，旨在夺取维希法国控制下的达喀尔，以及法国最强大、最具威胁、尚未完工的“黎塞留”号战舰。在轰炸中，高名凯等人所在的船舶险些被流弹击沉。躲过一劫的该船停泊了数月，再次起程，继续北航至卡萨布兰卡，乘客们登岸暂居。滞留此地的高名凯一行人每日向维希中国大使馆请命，焦心如焚。后来，幸有一只轮船载送法国官员前往安南（今越南）。高氏等中国乘客数度向维希当局请求，才获允随此船东返。不料，安抵西贡（今胡志明市）后，船主请所有乘客下船，谓已达此行的终点，拒绝再航。高氏等人无奈之下，只能另搭一只法国邮船，经菲律宾抵达上海，结束了长达八个月的海上漂泊之旅。回到母国怀抱的高名凯，由此开始了报效祖国的事业。
　　《高名凯归国历险记》刊出后不久，高名凯为燕京大学水星社编辑的《燕京水星》半月刊撰写了散文《出了巴黎》，载1941年4月25日该刊第一卷第三期。文章追记了巴黎沦陷前的情景和高名凯离开巴黎的经过，既描写了高氏在母校的催促下急于返国的心情，也反映了法国朋友在时局板荡下忧虑的精神状态。该文不仅是一篇关于沦陷前巴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研究高名凯生平不得不读的一篇重要史料。
　　1992年，语文出版社曾推出《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1957年至1962年高名凯写给王安石、徐通铿等的十一封书信。编者按云：“高名凯先生的书信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十年浩劫）散失殆尽，现在从幸存的书信中选择一些发表于此，这是了解高名凯先生生活、工作、思想的某些片段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上文介绍的几则高名凯史料，显然是了解高先生在留学欧洲时期和归国伊始“生活、工作、思想的某些片段”的珍贵文献。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二战的腥风血雨，而且能够窥见民国学人异邦求学的坎坷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