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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种的退化”问题的追问贯穿了莫言全部长篇家族小说的创作过程，这种索解在《檀香刑》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民族悲剧是个体命运异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檀香刑》 种的退化 狂欢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每一次的家族创作，莫言一定都是痛苦的，因为他既对现实不满意，但在寻梦的过程中，最终让他在敬佩自己祖先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原因，制度和压迫都像无形的大网，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紧紧地将人物锁在命运的定轨上，生存得麻木而愚昧。所以，纵读莫言的全部家族小说，他的每一次寻梦无不是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热忱出发，而最终也无不是带着深深的遗憾而离开。这种以“种的退化”为由头的寻梦，经历了对个体原因、民族风物礼仪的徘徊与探求后，最终落脚在对民族生存环境的考察上，这是认识深化的过程。
一 由人性进入历史——“种的退化”质疑
《檀香刑》是莫言酝酿了长达五年之久而推出的一部新作。作品既是一场历史的猫腔大戏，也是一部活生生的现实的大戏，这部作品“原生态地显示了庙堂、民间和看客的生命形态”，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创写是“批判与赞美”并行的，究其原因是莫言进入历史的态度：同情式地审视历史。所以我们看到犯了强奸罪的余大牙即余占鳌的叔叔，在被处斩前表现的顺从和勇敢，有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气概。他们身上既有着源自原始的野性，又有着人类进步过程中自律的一面，而这种两面性鲜明地体现在余大牙身上。这种笔法也体现在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人的身上。后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所以为人的真诚、可贵的一面，他们绝非生活中那一类势利、猥琐、龌龊或十恶不赦的小人，而是有着天然的缺点和后天的优点的普通人。他们正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阴暗与光辉。
在《檀香刑》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曾经描写过的吃人和嗜血的主题全新意义的展开，这是一种极致境地中人性的异化，这种尖锐的表达是对人性的一种探索，更是作家思考民族、国家的大环境与个体生存之关系的重要视角。在这种背景下，人的兽性与残忍被披露得狰狞可怕，同时人的高贵与尊严也在这种境遇中完美地书写了自己。但无论是刑法当中的施行者，还是受刑者，毫无疑问都是特定社会制度、社会背景下的牺牲品，尽管施行者对受刑者甚至怀着敬畏的心情，但在一种高压的政治环境里，面临着死亡与顺从的二难选择，这些施行者身上同样传达出一种无奈的悲哀。
孙丙等人的经历却隐藏着大悲哀——妻女的惨景，从孙丙被德国人奸妻杀子后的经历，可以发现他的生命状态由入戏逐渐演变到癫狂的变化历程。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也使他的生命达到了无以比拟的极致。他用强大的生命力和勇气来反抗压迫与侵略，他的多半由其原始生命力及生命欲求所激起的英雄行为使得他凭借着《檀香刑》的刑台跳出了一曲美丽的生命之舞。
二 个体命运与历史底色的交混——“种的退化”探析
莫言笔下人物美丽的人生轨迹就像水面的泡沫，总是以灭亡收尾，这无疑是他痛心棘手的：社会的大环境不允许人站着生存，没有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所有的人都因为社会环境的逼凌而导致或人或兽的二难选择，作“人”就只能选择死亡，这是社会对人性的“异化”。权奸当道、卖国求荣；外敌入侵，里里外外的压迫，留给人们的似乎只有两条路：反抗然后死去，或者顺从然后罪恶。这是一个时代的民族悲剧。在这里，“种的退化”表现为个体在大环境中的或丑陋或罪恶的表演。
《檀香刑》描写孙丙号召民众揭竿而起的场景：
“一二十天后的一个下午，孙丙穿着白袍，披着银甲，背插着六面银色令旗，头带着银盔！盔上簇着一朵拳大的红樱，脸抹成朱砂红，眉描成倒剑锋，足蹬厚底靴，手提枣红棍，一步三摇，回到了马桑镇。他的身后，紧跟着两员虎将……”
作者用狂欢戏剧的语言描写了孙丙及其所带领的民众，显示了他们的愚昧、盲从和对世界形势的无知。他们的可悲可笑之处在于在一个不恰当的时代里演绎着过去的光荣，犹如堂吉诃德式的可怜可笑。但孙丙及其追随者面临的是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社会背景，所以这种对人性的异化达致了一个高压的极点，孙丙的反抗和面对死亡的从容选择，是国家民族得以延续的强力，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生力。只是，孙丙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英雄行为失却了他的用武之地。当孙丙笑着走向刑台的时候，当孙丙至死不肯屈服的时候，这引发的是一种何等的悲哀！在这一层次上，“种的退化”上升为一种民族的悲剧。它不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是一部借刑场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在这部作品中，莫言依然坚持了双线并进的认识方式，在孙丙及其追随者身上，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同时，在这种强悍和悲壮的背后，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隐喻特质，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并直指极权话语的深层结构，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再一次受到尖锐的审视”，“《檀香刑》不仅在叙事形式上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个人、残酷与诗意、悲剧与喜剧等二元共生的奇妙状态，而且还通过这种形式自身的整合，透示出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和生命本源的某种深邃而复杂的理解”。这部作品可谓寓悲于喜、悲喜交集，这种狂欢式的表现方式达到了极致，从而使得作品既可读又意蕴深邃。透过人物的生平际遇，折射出了时代的悲哀。
随着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教育、科技方面的进步，远远地超过了中华民族，尤其是清朝晚近期，随着列强的入侵，越发暴露了精神上自足而实力上落后的现状。其实早在《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就感受到了余占鳌的末路悲哀，尽管他保卫家园、英勇杀敌，只可惜武力、财力等都已无法与日军对抗。请看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最具黑色喜剧色彩的是“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也各扛着一盘”。这样一支民间自卫队将去打伏击，今天想来，难免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这场对敌的伏击战，在六天后，引来了日本鬼子四百多人、伪军六百多人，把整个村庄包围的像铁桶一样。战斗的结局是“数百名男女死在高粱地里，辗转翻滚的半死的乡民，压倒了无数的红高粱”，当鬼子撤退后，儿子询问爹爹余占鳌：“爹，我们到哪儿去？”“爷爷没有回答”。从余占鳌的末路悲哀中，我们感受到了民族衰弱、外敌强权入侵的社会悲剧。而到了《丰乳肥臀》时，作家在纷繁的人物谱系中，仍不忘对司马库的书写：“《丰》这部小说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司马库这个人物……，喜欢他敢做敢为的性格。”但即便如此，现实的悲哀在作家的笔下还是在所难免：司马库作为行走了几千年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代表，随着这种制度在近代的闭守，随着军事等各方面的落后，当列强入侵的时候，终于力不从心，走到了尽头！他的祖上司马大牙和上官斗，尽管对本村有开创之功，但这些老辈英雄，在他们英勇威武的一面，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可笑与幼稚：司马大牙与上官斗对敌摆设的“人粪战”，在若干年后继续在司马库身上重演，可以说是他先是用酒烧桥的办法阻止了敌人进村，最为“高明”的是，半夜掀翻敌人的铁轨，使火车脱轨撞毁，正可谓“继承了他爷爷的遗志，发扬着我们家乡的光荣，只不过他的方式明显地高出祖先一筹”。可是最终的结局是引来了敌人的毁灭性报复，当敌人满载着武器冲进村子的时候，司马库也只好逃之夭夭，殃及了无数生命，单他自家的妻妾亲人就被杀了19口，库之悲哀！民之悲哀！国之悲哀！当一个民族科技、经济、军事的衰弱到外地入侵而无力抵抗的时候，再精华的民族精神、再英勇的百姓英雄，恐也难有回天之力！余占鳌、司马大牙、司马库的行为让我们为之敬服的同时，亦含着眼泪哑然失笑，他们的行为不可不谓幼稚荒唐。民族的衰弱和败落正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背景和原因。那些可敬可爱的人和民族的末世之音让我们唏嘘感叹！如果说作家在上述两部作品中，都还没有将笔力集中在这一问题的表现上，那么在《檀香刑》中，作家则给予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从最初的余占鳌到司马库到孙丙，这些人物形象一路走来，在《檀香刑》中有了最为清晰的身影。
三 由历史切入人性——“被退化的种”
孙丙是典型的传统文化孕育长大的中华儿孙，尤其是他的戏子身份，使他传唱过大量的传统剧目，而我国的传统戏剧文化集中表现和代表了传统生活观念。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孙丙同时接受了传统文化中各种的精华和糟粕。他身上既有强烈的家国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又自满自足、不思进取、中庸乐世，这些观念代表了以孙丙为代表的大多数市民追求的理想生活。他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各种英勇无畏、慷慨赴死的英雄的一个侧影。但可悲的是，孙丙所处的时代已今非昔比。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因而当时的中国，从政治上讲仍处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或半统治状态下，而千余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则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失去了独立与民主，并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失去了独立主权的中国皇权已无力保护它的臣民，甚至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压榨、统治中国人民。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看到了孙丙勇敢赴死，却无人主持正义的寂寞结局。
如果说孙丙是普通百姓的代表，钱丁“表征的却是庙堂知识分子这个文化类群可能存在的尴尬命运”，作品在他身上同样进行了生存悲剧的外在追因。钱丁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历经了10年苦读，走上了仕途，满怀为国为民浪漫理想，但与孙丙一样，钱丁的理想注定成空，时代的背景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悲剧。报效国民的理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徒有满腹才华与一腔热忱，在乾坤颠倒的世界里，不但抱负不得施展，还随时可能有杀身之祸，以军阀为代表的统治势力任意践踏他们的尊严、人格，从这一点上说，钱丁是苦闷彷徨的。所以在“势”与“民”之间，他艰难从事、优柔寡断，甚至多次屈服于威权之下，这是一种可怕的民族现象！“钱丁不是一个可笑的小丑，他的意义在于笑过之后的悲哀，这悲哀源自一种震颤灵魂的疼痛”。在整个民族处于备受外敌压榨、国内政权相与支持、狼狈为奸的社会背景下，民族官员的妥协退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表现得如此无奈。钱丁作为一个旧时代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身上继承了旧时代的积习，如好虚饰、爱显摆，追求感官享受等。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代国家官员，当面临整个社会黑暗腐朽甚至国将不国时，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钱丁终于从彷徨中走来，面对现实勇敢作战，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精神正代表了民族的希望和力量。“正是严酷的刑术政治环境将人物的生存悲剧推向了反思的高潮”。钱丁同样成为我们既爱且恨的亲切典型。这种“种的退化”现象直指近代以来民族的落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国不强，民以弱。这是造成“种的退化”的大环境原因。大环境的衰弱，是国家落后、民族积弱造成的时代痛苦。
站在个体的角度看到的个体是可怜的，站在民族背景的角度看到的个体是可悲的，孙丙和钱丁是“被退化的”，莫言让我们看到了“庄严的悲剧与荒谬的血痕”，看到了“五四”启蒙历史主义主题的重现。
参考文献：
[1]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 孔范今：《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3] 周蕾：《末世沉浮：一个庙堂知识分子的生存解析——析莫言〈檀香刑〉中的人物钱丁》，《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程艳芳，女，1977—，河北青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写作学，工作单位：沧州师范学院。
关键词：《檀香刑》 种的退化 狂欢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每一次的家族创作，莫言一定都是痛苦的，因为他既对现实不满意，但在寻梦的过程中，最终让他在敬佩自己祖先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原因，制度和压迫都像无形的大网，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紧紧地将人物锁在命运的定轨上，生存得麻木而愚昧。所以，纵读莫言的全部家族小说，他的每一次寻梦无不是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热忱出发，而最终也无不是带着深深的遗憾而离开。这种以“种的退化”为由头的寻梦，经历了对个体原因、民族风物礼仪的徘徊与探求后，最终落脚在对民族生存环境的考察上，这是认识深化的过程。
一 由人性进入历史——“种的退化”质疑
《檀香刑》是莫言酝酿了长达五年之久而推出的一部新作。作品既是一场历史的猫腔大戏，也是一部活生生的现实的大戏，这部作品“原生态地显示了庙堂、民间和看客的生命形态”，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创写是“批判与赞美”并行的，究其原因是莫言进入历史的态度：同情式地审视历史。所以我们看到犯了强奸罪的余大牙即余占鳌的叔叔，在被处斩前表现的顺从和勇敢，有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气概。他们身上既有着源自原始的野性，又有着人类进步过程中自律的一面，而这种两面性鲜明地体现在余大牙身上。这种笔法也体现在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人的身上。后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所以为人的真诚、可贵的一面，他们绝非生活中那一类势利、猥琐、龌龊或十恶不赦的小人，而是有着天然的缺点和后天的优点的普通人。他们正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中的阴暗与光辉。
在《檀香刑》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曾经描写过的吃人和嗜血的主题全新意义的展开，这是一种极致境地中人性的异化，这种尖锐的表达是对人性的一种探索，更是作家思考民族、国家的大环境与个体生存之关系的重要视角。在这种背景下，人的兽性与残忍被披露得狰狞可怕，同时人的高贵与尊严也在这种境遇中完美地书写了自己。但无论是刑法当中的施行者，还是受刑者，毫无疑问都是特定社会制度、社会背景下的牺牲品，尽管施行者对受刑者甚至怀着敬畏的心情，但在一种高压的政治环境里，面临着死亡与顺从的二难选择，这些施行者身上同样传达出一种无奈的悲哀。
孙丙等人的经历却隐藏着大悲哀——妻女的惨景，从孙丙被德国人奸妻杀子后的经历，可以发现他的生命状态由入戏逐渐演变到癫狂的变化历程。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也使他的生命达到了无以比拟的极致。他用强大的生命力和勇气来反抗压迫与侵略，他的多半由其原始生命力及生命欲求所激起的英雄行为使得他凭借着《檀香刑》的刑台跳出了一曲美丽的生命之舞。
二 个体命运与历史底色的交混——“种的退化”探析
莫言笔下人物美丽的人生轨迹就像水面的泡沫，总是以灭亡收尾，这无疑是他痛心棘手的：社会的大环境不允许人站着生存，没有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所有的人都因为社会环境的逼凌而导致或人或兽的二难选择，作“人”就只能选择死亡，这是社会对人性的“异化”。权奸当道、卖国求荣；外敌入侵，里里外外的压迫，留给人们的似乎只有两条路：反抗然后死去，或者顺从然后罪恶。这是一个时代的民族悲剧。在这里，“种的退化”表现为个体在大环境中的或丑陋或罪恶的表演。
《檀香刑》描写孙丙号召民众揭竿而起的场景：
“一二十天后的一个下午，孙丙穿着白袍，披着银甲，背插着六面银色令旗，头带着银盔！盔上簇着一朵拳大的红樱，脸抹成朱砂红，眉描成倒剑锋，足蹬厚底靴，手提枣红棍，一步三摇，回到了马桑镇。他的身后，紧跟着两员虎将……”
作者用狂欢戏剧的语言描写了孙丙及其所带领的民众，显示了他们的愚昧、盲从和对世界形势的无知。他们的可悲可笑之处在于在一个不恰当的时代里演绎着过去的光荣，犹如堂吉诃德式的可怜可笑。但孙丙及其追随者面临的是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社会背景，所以这种对人性的异化达致了一个高压的极点，孙丙的反抗和面对死亡的从容选择，是国家民族得以延续的强力，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生力。只是，孙丙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英雄行为失却了他的用武之地。当孙丙笑着走向刑台的时候，当孙丙至死不肯屈服的时候，这引发的是一种何等的悲哀！在这一层次上，“种的退化”上升为一种民族的悲剧。它不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是一部借刑场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在这部作品中，莫言依然坚持了双线并进的认识方式，在孙丙及其追随者身上，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同时，在这种强悍和悲壮的背后，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隐喻特质，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并直指极权话语的深层结构，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再一次受到尖锐的审视”，“《檀香刑》不仅在叙事形式上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个人、残酷与诗意、悲剧与喜剧等二元共生的奇妙状态，而且还通过这种形式自身的整合，透示出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和生命本源的某种深邃而复杂的理解”。这部作品可谓寓悲于喜、悲喜交集，这种狂欢式的表现方式达到了极致，从而使得作品既可读又意蕴深邃。透过人物的生平际遇，折射出了时代的悲哀。
随着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教育、科技方面的进步，远远地超过了中华民族，尤其是清朝晚近期，随着列强的入侵，越发暴露了精神上自足而实力上落后的现状。其实早在《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就感受到了余占鳌的末路悲哀，尽管他保卫家园、英勇杀敌，只可惜武力、财力等都已无法与日军对抗。请看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最具黑色喜剧色彩的是“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哑巴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也各扛着一盘”。这样一支民间自卫队将去打伏击，今天想来，难免让人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这场对敌的伏击战，在六天后，引来了日本鬼子四百多人、伪军六百多人，把整个村庄包围的像铁桶一样。战斗的结局是“数百名男女死在高粱地里，辗转翻滚的半死的乡民，压倒了无数的红高粱”，当鬼子撤退后，儿子询问爹爹余占鳌：“爹，我们到哪儿去？”“爷爷没有回答”。从余占鳌的末路悲哀中，我们感受到了民族衰弱、外敌强权入侵的社会悲剧。而到了《丰乳肥臀》时，作家在纷繁的人物谱系中，仍不忘对司马库的书写：“《丰》这部小说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司马库这个人物……，喜欢他敢做敢为的性格。”但即便如此，现实的悲哀在作家的笔下还是在所难免：司马库作为行走了几千年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代表，随着这种制度在近代的闭守，随着军事等各方面的落后，当列强入侵的时候，终于力不从心，走到了尽头！他的祖上司马大牙和上官斗，尽管对本村有开创之功，但这些老辈英雄，在他们英勇威武的一面，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可笑与幼稚：司马大牙与上官斗对敌摆设的“人粪战”，在若干年后继续在司马库身上重演，可以说是他先是用酒烧桥的办法阻止了敌人进村，最为“高明”的是，半夜掀翻敌人的铁轨，使火车脱轨撞毁，正可谓“继承了他爷爷的遗志，发扬着我们家乡的光荣，只不过他的方式明显地高出祖先一筹”。可是最终的结局是引来了敌人的毁灭性报复，当敌人满载着武器冲进村子的时候，司马库也只好逃之夭夭，殃及了无数生命，单他自家的妻妾亲人就被杀了19口，库之悲哀！民之悲哀！国之悲哀！当一个民族科技、经济、军事的衰弱到外地入侵而无力抵抗的时候，再精华的民族精神、再英勇的百姓英雄，恐也难有回天之力！余占鳌、司马大牙、司马库的行为让我们为之敬服的同时，亦含着眼泪哑然失笑，他们的行为不可不谓幼稚荒唐。民族的衰弱和败落正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背景和原因。那些可敬可爱的人和民族的末世之音让我们唏嘘感叹！如果说作家在上述两部作品中，都还没有将笔力集中在这一问题的表现上，那么在《檀香刑》中，作家则给予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从最初的余占鳌到司马库到孙丙，这些人物形象一路走来，在《檀香刑》中有了最为清晰的身影。
三 由历史切入人性——“被退化的种”
孙丙是典型的传统文化孕育长大的中华儿孙，尤其是他的戏子身份，使他传唱过大量的传统剧目，而我国的传统戏剧文化集中表现和代表了传统生活观念。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孙丙同时接受了传统文化中各种的精华和糟粕。他身上既有强烈的家国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又自满自足、不思进取、中庸乐世，这些观念代表了以孙丙为代表的大多数市民追求的理想生活。他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各种英勇无畏、慷慨赴死的英雄的一个侧影。但可悲的是，孙丙所处的时代已今非昔比。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因而当时的中国，从政治上讲仍处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或半统治状态下，而千余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则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失去了独立与民主，并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失去了独立主权的中国皇权已无力保护它的臣民，甚至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压榨、统治中国人民。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看到了孙丙勇敢赴死，却无人主持正义的寂寞结局。
如果说孙丙是普通百姓的代表，钱丁“表征的却是庙堂知识分子这个文化类群可能存在的尴尬命运”，作品在他身上同样进行了生存悲剧的外在追因。钱丁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历经了10年苦读，走上了仕途，满怀为国为民浪漫理想，但与孙丙一样，钱丁的理想注定成空，时代的背景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悲剧。报效国民的理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徒有满腹才华与一腔热忱，在乾坤颠倒的世界里，不但抱负不得施展，还随时可能有杀身之祸，以军阀为代表的统治势力任意践踏他们的尊严、人格，从这一点上说，钱丁是苦闷彷徨的。所以在“势”与“民”之间，他艰难从事、优柔寡断，甚至多次屈服于威权之下，这是一种可怕的民族现象！“钱丁不是一个可笑的小丑，他的意义在于笑过之后的悲哀，这悲哀源自一种震颤灵魂的疼痛”。在整个民族处于备受外敌压榨、国内政权相与支持、狼狈为奸的社会背景下，民族官员的妥协退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表现得如此无奈。钱丁作为一个旧时代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身上继承了旧时代的积习，如好虚饰、爱显摆，追求感官享受等。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代国家官员，当面临整个社会黑暗腐朽甚至国将不国时，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钱丁终于从彷徨中走来，面对现实勇敢作战，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精神正代表了民族的希望和力量。“正是严酷的刑术政治环境将人物的生存悲剧推向了反思的高潮”。钱丁同样成为我们既爱且恨的亲切典型。这种“种的退化”现象直指近代以来民族的落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国不强，民以弱。这是造成“种的退化”的大环境原因。大环境的衰弱，是国家落后、民族积弱造成的时代痛苦。
站在个体的角度看到的个体是可怜的，站在民族背景的角度看到的个体是可悲的，孙丙和钱丁是“被退化的”，莫言让我们看到了“庄严的悲剧与荒谬的血痕”，看到了“五四”启蒙历史主义主题的重现。
参考文献：
[1] 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 孔范今：《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3] 周蕾：《末世沉浮：一个庙堂知识分子的生存解析——析莫言〈檀香刑〉中的人物钱丁》，《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程艳芳，女，1977—，河北青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写作学，工作单位：沧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