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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元年（1796），川楚教乱爆发，波及五省，持续九年，丧生百万，清衰由此始。此次教乱的特色，是大批胥吏参与叛乱。胥吏叛乱的一个重灾区是湖北襄阳府，知府胡齐仑会同襄阳县施南同知张瑢“于旬日之内，亲拿城内城外书役奸细，正法二百数十名”。另一个重灾区为湖北当阳县，据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县令闻变，“传集书役”，捕“邑中习教者”：
书役齐声说：“我等即白莲教也。更谁捕？”令拍案怒骂：“汝辈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为？”令拂袖起，群役争先拉杀之，遂啸聚，据当阳县城。
这则记录，道听途说，不尽符合史实，但流传很广，正说明时人印象强烈。当阳失陷后，湖广总督毕沅上奏，称：“收复之日，必须按名擒捕，处以极刑，缘坐家属，并搜净胥吏余伙，不使一名漏网。”（相关奏谕口供，均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事后，死亡失踪的当阳胥吏一千二百余人，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宜都、保康、保县、枝江、龙山等县的胥吏也参与叛乱，只是人数少些。此外，其他叛首如徐添德、罗其清、张书号等，也是胥吏或被革胥吏。
美国汉学家白瑞德（Bradly Reed）据清代巴县衙门档案，著《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办差役》（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称胥吏为政府“爪牙”，但川楚教乱里，“爪牙”赫然成了“寇仇”。
一、从“爪牙”到“寇仇”
川楚教乱，史料不少，但实录不多，民国六年（1917），彭延庆的手稿《当阳县避难记》被发现，填补了空缺。
彭延庆，字衍之，四川丹棱人，因罪贬当阳，未几，当阳失陷，于难中写下该稿（按，手稿附后人写的传略，说彭曾在江西、湖北等省任知县约二十年，致仕途遇乱，逃居当阳，跟正文略有出入，当是为先人讳）。经查，写《蜀碧》的清代史家彭遵泗，其子与手稿作者姓字皆同，年龄相近，也曾就读锦江书院，整理印行《蜀碧》，而《当阳县避难记》数次提及张献忠。由此推测，两者为同一人，有史学家传；而且，彭遵泗生于蜀乱以后，《蜀碧》只是资料汇编；《当阳县避难记》却出于耳闻目睹，可信度更高。
当阳失陷前，彭延庆就发现，“衙、尉二署书役军流人等，均有入教”。嘉庆元年农历二月十四日，白莲教逼近，县令黄仁登门巡查，门卫请求发火药，黄仁不知所措，旁边的衙役嗤之以鼻，斥为“熊相公”，“词色竟无长官”。彭延庆参与护城，巡视发现教徒，众人呼叫“放炮”，掌炮衙役拒不肯放。十五日，教徒逼近城门，衙役雷启明、张志廷亲自开门，教徒一拥而入。彭延庆与之遭遇，被刺伤，退回住宅，次日黎明，衙役席云峰、朱光典带教徒上门抢劫，彭延庆幸免于难，逃出城去，路遇总役王之亮，赫然发现他也是白莲教徒……
清廷三令五申，禁绝白莲教，胥吏身为“爪牙”，知法犯法，为何？
从史料看，入教，有的胥吏是求子求平安。比如胥吏席云峰叛后，投信称：“初劝食教，止言免祸消灾，谁知今日叛义谋反也。”被捕后，又供称最初是无子入教，当为实情。多数则意在图利。清代胥吏的工食银，自康熙初年起，平均年俸为六两。因物价上涨，这笔薪酬极菲薄，难以养家糊口，即使如此，也只有部分在编胥吏能得，吏书及“临时工”的白役是无份的，只能从民间榨取酬劳，俗称“陋规”。清廷默许陋规的存在，条件是不能过分，出乱子。彭延庆称，当阳有“正册书役一千六百”，查《同治当阳县志》，乾隆五十八年，人口约为十五万，由此计算，胥吏与百姓之比约为一比九十五。由此比例，可知胥吏们“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的难度，新起的白莲教正提供了另外的获利渠道。
川楚教乱，刘之协为教义传播者，到川楚六年，进展神速，徒子徒孙，不可计数。据口供，叛乱胥吏，大多入教不到一年（川楚教乱的传教途径，参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传教迅速，原因甚似传销，只不过，传销卖“商品”，白莲教卖“教义”。据《当阳县避难记》：“教内功夫，分数级，以拈法行之，出钱多者，其得功夫愈多，名列诸人前。”入教要交根基银，下线越多，地位越高，得银越多。据教徒王兰供，他一年内就搜集交给教首姚之富“根基银一万有零”，而当时租九亩地，年租只白银二两，可见利润之高。胥吏游走于政府与百姓之间，发展下线有优势，因为经济欲求迫切，只要禁令流于虚文，他们很难拒绝入教的诱惑。
此外，大批胥吏入教，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头领入教，下属跟风。襄阳府与当阳县成为胥吏叛乱的重灾区，跟两地总役齐林与王之亮都入教当有关联。
刘之协到川楚，本就预谋叛乱（详后），但多数胥吏纯粹图利，无意造反，不料刚入教，就撞上乾隆高压，逼上了梁山，这是历史的偶然因素。从史料看，官府和教徒都承认教徒是被逼反的。教徒李潮供称，胥吏们“沿乡托名查拿邪教”，“藉此勒索，贿赂即为良民，无钱财即为教匪，混行擅杀，抄掳家财，作践妇女”。刘之协趁机煽动，“若不造反，也站不住了”，胥吏由此掀起叛乱。
发动叛乱的，是胥吏；直接激起叛乱的，还是胥吏。
二、在官府与秘密教门之间
当阳叛乱，是“大叛乱”里的“小断片”；川楚叛乱，为“大历史”里的“小事件”，但牵扯到世人向来忽视的“大历史”，那就是秘密教门。
秘密教门起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公认兴盛始于宋，因流民及游民大增，滋生了“拉帮结派”并“逃避自由”的教门，因不合正统，被官府压制，转入地下。古代史研究，多谈士大夫，罕提秘密教门，这是“士大夫中心主义”的流风余韵。普遍认为，中国人缺乏“彼岸意识”，但元明清白莲教，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殉身者，何止百万，这不是“彼岸意识”？秘密教门能量之大，超乎想象：明兴，始于红巾军叛乱；明衰，始于白莲教叛乱。清衰，始于川楚叛乱，极于太平天国，终于义和拳。离开秘密教门，中国史就讲不清楚。 秘密教门崛起，如近世的民族国家崛起，实为“组织革命”。人为社会生物，生存竞争，多借村落、宗族、宗教、国家等组织进行，如《上海滩》歌词说：“如大江一发不收，转千滩，转万滩，也未平息其中争斗。”此种竞争演进，二十世纪中国不陌生，我们从“一盘散沙”剧变为“举国体制”，何啻走兽变飞禽？也非二十世纪独有，而贯穿人类史，只是时而剧烈、时而和缓罢了。
组织竞争，胜出的一大关键，看“动员”与“控制”人力资源的能力：前者，是吸引人员的能力；后者，是管理人员（首先是“军事化管理”）的能力。川楚教乱的特点，是不起于乱世或饥荒，而起于和平时期，川楚百姓的生活水平，全国居中上（参李建民《清嘉庆元年川楚白莲教起事原因的探讨》）。刘之协到川楚只六年，就吸引了成千上万信徒，况且当时交通，远非今日可比（后来鸦片战争，内地绿营调往浙江前线，路上也得走数月）。由此可见白莲教的动员能力之强。但它控制人员的能力很弱，没有太平天国严密，战斗力弗如远甚。虽如此，它能跟清廷周旋九年，波及五省，可见其活力。
当时地方，除了官府，暴力集团主要是族群、盗匪与秘密教门。川楚教乱中，清廷担心的苗民与啯匪都未与叛，战争在官府与秘密教门之间进行，而官府PK秘密教门，本是对垒了千年的“局”。
秘密教门跟盗匪比，貌似有点“虚”，但能量之大，盗匪不能及。梁山好汉为盗匪集团，非秘密教门，但他们在《水浒传》里讨平的方腊，正是秘密教门食菜事魔（即摩尼教，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猜测，其人员构成可能为“私盐贩子+秘密教门”）。《水浒传》是虚构的小说，作者不熟摩尼教，把方腊当一般反贼写了，但他写梁山好汉破辽国完好无损，征方腊损兵折将，可见方腊非同小可。事实是，对付方腊，北宋被迫动用二十万部队，元气大伤，种下了覆灭的祸根；梁山叛乱？区区一名太守足矣。“煽动力”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教义煽动的“热情”，可补暴力“技术”之不足，梁山好汉作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利益组织，徒有“义气”的口头禅，缺乏秘密教门的动员能力。张献忠与李自成，要没赶上陕北饥荒这一“马尔萨斯事件”，也未必能猛烈崛起。
川楚教乱，胥吏正活跃在官府与秘密教门这两大集团之间。
据《当阳县避难记》：“教匪内有潘和尚……曾充捕厅书识，被革，又充县书，亦革。”这个“鲁智深”，胥吏当不成，最后投身秘密教门，正是叛乱胥吏的一个象征：小说里，前胥吏、现盗匪的梁山好汉倒向官府，最后灭了秘密教门；现实中，当阳胥吏倒向秘密教门，最后为官府所灭。
三、传教人·狂信者·实干家
美国思想家霍弗（Eric Hoffer），把投身群众运动者分三类：“传教人”（men of words）、“狂信者”（the fanatics）与“实干家”（the 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的“传教人”，包括耶稣、卢梭、希特勒在内，还指出激发群众运动的传教人往往有两个特征：一、知识分子，二、外来影响。
这话，卓见在焉，但需补充及修正：
希特勒，从今日知识分子看，是知识浅陋的妄人，但在纳粹党是“元首”。刘之协，从士大夫看，是愚昧无知的神棍，但在白莲教是“天王”。秘密教门的传播与延续，一个重要环节是宝卷，有宝卷，就有了教首的位子，握住了权力与财源，所以秘密教门的宝卷多为家传，跟汉魏士族的经学传承近似。宝卷里也有“黄金屋”“颜如玉”，认为它不算知识，大谬。事实上，神棍本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巫，儒是从巫中演化而来的。巫与儒，这两派知识分子的斗争，史不绝书。到了宋代，士大夫联合官府发动轰轰烈烈的“废淫祠”运动，秘密教门叛乱也大起，其中关联，因果明显。今日中国，乡村还是多巫（笔者家乡也如此），只是知识分子身份早被吊销了。一九六八年，美国人类学家焦大卫（David K. Jordan）调查发现，巫术对东南沿海村落仍有大影响。（参《神·鬼·祖先：一个台湾乡村的民间信仰》）更早又如何？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霍弗讲“外来和尚好念经”，我以为欠准确。耶稣之于犹太教，卢梭之于基督教，希特勒之于德意志帝国，算外来么？白莲教出自佛道，信奉弥勒佛。据季羡林考证，弥勒佛即古中东的弥赛亚，白莲教的“末世”即欧美的“千禧年”。不过，弥勒佛来华千年，早非外来（否则基督教于欧美也是外来了）。但是，包括白莲教在内的秘密教门，历来反正统：不但反儒家，而且反佛道正统。刘之协所传教义，也倡“三教合一”，连嘉庆都觉得“大意不过劝人为善”。但这不能只看教义，得看行动，正如理解太平天国不能只看洪秀全编的《圣经》。据彭延庆，白莲教宣扬“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别读九书十三经”，这不是佛道正统敢讲的话。五十年后，太平军烧儒书，砸孔庙，洪秀全甚至不准儿子读四书五经这类“妖书”，最能彰显此类反正统运动的特性。所以，“传教人”，准确的说法是“反正统的知识分子”，影响如霍弗所说，是“从没有知识分子处创造新知识分子，或在已有知识分子处诱导他们与当局决裂”，我们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都能发现类似情况（参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霍弗还指出，“传教人”“狂信者”与“实干家”三类角色，有人只任其一，有人两者皆有，有人三者皆全。希特勒就兼“传教人”“狂信者”“实干家”于一身，只是“实干家”不怎么当行。刘之协也兼“传教人”“狂信者”与“实干家”于一身，“实干家”同样不怎么在行。清廷视他为教乱首恶，殊不知他还有后台，那就是河南鹿邑王氏收元教（白莲教一支）。其实，他是王家派到川楚的“狂热者”，深信王家将出真命天子，“狂热并算计着”，让“真主牛八”王双喜认他为义父，事成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层隐秘，他被清廷虏获后，千刀万剐，也秘而不宣，甚至伪供，直到二十年后清廷破获王家，才弄明白其中内幕（参《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
那么，川楚教乱中，胥吏是“传教人”，是“狂信者”，还是“实干家”？ 答曰：他们不是“传教人”，也很少是“狂信者”（主要是百姓），基本为“实干家”。胥吏作为官府的“权力代理”，周旋于百姓与官府之间，逐利是“职业惯习”，行动能力强，宗教色彩弱。这一“阶层特性”，有得有失：得，是保持机动，熟悉官府的运作模式，清楚如何对付官府，胜任军事职能。李自成与张献忠都当过胥吏；川楚教乱平定后没几年，发动新叛乱的天理教（白莲教一支）教首林清也当过衙门书办。皆非偶然。失，是威逼利诱当行，煽动百姓则非所长。叛乱胥吏攻占当阳后，最高首领自号“元帅”，刘之协却为“天王”。川楚教乱，与叛胥吏成军事领袖的不少，当精神领袖的却无，倒是原襄阳府总役齐林之妻，大名鼎鼎的王聪儿，为夫报仇与叛后，一跃成为精神领袖。
霍弗指出，“实干家”的特性，是把信仰当作“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行动能力很强。当阳胥吏里，王之亮堪称典范。此人为恩释军流，期满留任总役。黄仁器重他，对他“言无不听，计无不从”，结果，带人搜捕黄仁的，正是他。攻陷当阳后，王之亮跟教首杨启元（清廷档案记为“杨起元”）关系很好：
之亮病，启元朝夕省视，购医药，凡所思食者无不致之。之亮愈，谓启元曰：“即我父母，不能如是。今生不能报恩，俟来生报汝也！”之亮同居之流犯李正朝乘隙杀启元。之亮窃其头，献将军，赏六品顶戴，银五百两……
此事，史料甚多，但《当阳县避难记》提供了其他文献没有的细节：王之亮跟黄仁交好，捕黄仁；跟杨启元交好，杀杨启元；对彭延庆也不错，放他一马。心狠手辣，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行动性极强，把胥吏的“实干家”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十几年后，入教只数年的林清迅速崛起，组织叛乱，攻入紫禁城，被捕后坦承“原是意图敛钱，后来哄诱的愚民多了，就希图富贵，干出这样事来”，则是“实干家”的另一典范。
四、当阳县小叛乱·《水浒传》大历史
《当阳县避难记》记录了黄仁被杀的过程：
执黄老爷跪前讯之。要钱不应，掌嘴，点头，以整千钱压其身。又讯要银，亦如之。以银大锭掷其面。又问：“尔惯打榔头？”打脚踝四十，割一耳，掷刀于地曰：“我辈不屑杀尔，尔自杀！”执刀，呼：“母亲，儿今不得养汝！”划喉下一刀。众以矛刺之，弃其尸于报恩寺山后。
记其他同僚：“萧教谕藏大成殿天花板，被搜跌伤。王训导匿民家。萧把总逃回远安本营。典史马十九日夫妻缢于头役严守慎家。”
《同治当阳县志》则记黄仁“知不济，遣子士骐怀印绶赴州，次日城陷，仁厉声骂贼，遇害甚惨”；记马栋：“教匪啸聚城外，栋率居民守西门，不就寝者三昼夜，及陷，栋与妻对缢于庭”；记随彭延庆逃亡未果，后陷城中的新选教谕罗启鳌，“杜门数日，郁郁不食死”；记儒学训导萧文灿，“教匪陷城，焚学署，灿堕楼死”。另有巡检夏永谦，因驻河溶，暂免于难，但两年后，白莲教三过当阳，“谦纠合乡勇数百人筹防堵，会官军失利，贼长驱入河溶，乡勇不能支，谦与次子存宽陷阵，死之”。
当阳叛乱，县级班子，或逃或死，无一入教，也无一叛降；胥吏却多为叛首，对比鲜明，凸显了官府内部的“阶层差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论史，认为“事件”背后有大历史的“结构”在。这一阶层差异背后的大历史“结构”，是从察举制最后演化出来的科举制。
胥吏叛乱，古来有之，汉代君臣就多出身胥吏，但秦汉胥吏，地位非科举制后的当阳胥吏可比。今日看科举制，多重其汲才功用，少及其宗教功用。韦伯著《儒教与道教》，指明儒家有宗教成分，科举制是维持儒教的根本制度。颇具慧眼。今日去古渐远，我们容易把“官府”混同于“政教分离”的“政府”。其实不然。我们读赵承炳、杜凤治、周长森等清代县令的日记，就可发现其日常行政包括入庙行香祭祀之类，赵承炳甚至连天蓬元帅庙都去祭祀！事实上，县令要拜庙（当然，得是国家认可的“正神”）不积极，给人告发，是可能丢官的。“官府”是“政府”，也是“教会”，实为教权政体之一种，这才是历史的庐山真面目。
教权政体，世界史常见，其中关键，在“教权”与“政权”的合一，至于是“教权”大，还是“政权”大，则是次要问题。隋唐以下中国，除了韦伯，学者通常不归入教权政体，原因是当代学术把宗教讲窄，列“地狱”与“上帝”为必要ABC，以为儒家不算宗教。其实，道德学说、意识形态与宗教，向非泾渭分明，佛家演化成佛教即如此。儒家没地狱与上帝，是士大夫不需要，如需要，自可演绎出来。东南亚华人移民创立的各类儒教，就有了地狱与上帝。晚清儒家太谷学派的北宗，以“传教人”张积中为中心，聚于山东黄崖山，向秘密教门演化，“狂信者”与“实干家”猛增，清廷恐惧，于同治五年（1866）派兵围剿，酿成“黄崖山教案”，也是一例。今日主流的“政教分离”，不过二百多年，为时很短；反倒是民族国家兴起后，教权政体与之融合，“现代化”以后，陆续兴起。其实，倡导“政教分离”的法国革命（与川楚教乱同时），最初也是教权政体，“传教人”卢梭设计的公民国家，原型为加尔文派的日内瓦，为基督教世界最严格的教权政体。影响所及，其门徒罗伯斯庇尔虽然反教会，却也要搞太上感应节（参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的“文明化”，也是民族国家的“教权化”，最后建起天皇“万世一系”的教权政体。从“组织竞争”看，断定“政教分离”已胜“教权政体”，实在为时尚早。
欧洲式教权政体，基督教独大，罢黜百家；东亚式教权政体不同，采取“国家宗教”管公域、“私人宗教”管私域的结构，是为“儒道（佛）互补”。德川幕府，武家当国，封建割据，没有清廷、朝鲜、越南施行科举制的条件，但明治维新大一统后，也迅速建立此种结构，设国家神道为“国家宗教”，屈佛教与基督教为“私人宗教”（参岛薗进《国家神道と日本人》）。跟其他教权政体比，儒教社会通过科举制，允许“神职人员”向“行政官员”流动，虽然宗教色彩淡了，却也免了“阶层固化”之弊，自有其长处。反之，同代的俄国，官员是官员，僧侣是僧侣，彼此严禁流动，导致了“阶层固化”，是后来僧侣子弟因生计艰难，转向革命的一大要因。 儒学“被行政化”后，成了“国家宗教”，士绅成了官府的“宗教信徒”，甚至“神职人员”。黄仁为彭延庆同学，“以孝廉选调当阳，为诸生时，同业锦江书院，言论气节，儒者家风”。这样的人，要他与叛，不但阶层有“利益冲突”，心理也有“宗教冲突”。黄仁的死，是“行政官员”之死，也是“宗教信徒”兼“神职人员”之死。像后来参与捻军叛乱“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苗沛霖这类秀才，不是没有，毕竟是极少数。川楚教乱，仅数名武生与叛，一名还供称被逼，可见儒教之强。官员是“隐教徒”，学绅是“隐官员”，是为“国家宗教”的“潜规则”。
正因儒教的“国家宗教”特性，官府在对付秘密教门的漫长历史中，发展出让士绅渗透乡村，实施“宗教监控”的策略。宋代科举兴盛，士绅大增，这是官府发动“禁淫祀”运动的底气。清代士绅，远盛历代。据张仲礼推算，太平天国前，生监总数近一百一十万；湖北生监，接近该省人口的百分之一。彭延庆说：“白莲教窃发于当阳县境，四乡邻人，设卡稽拒，阻杀良民，劫夺财物，其统率者，俱皆生监矣！”批评士绅滥杀攘夺，却也道明了士绅的平叛功用。教乱后，石香居士著《戡靖教匪述编》总结，认为“惟举贡文武生监往往竭智尽力，与贼相持，绝无一人被屈”，确近实情。事实上，这成了五十年后，清廷鼓励士绅组织团练，抵御太平军的“历史经验”。
但是，科举制在造就士绅的同时，皇权出于“分而治之”的权力制衡，严禁胥吏科考，从而制造了“官府内部矛盾”。
这一趋势，始于隋，成于宋，沿袭于明清。元代前期废科举，以吏为官，政治大坏，朱元璋登基后宣称“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清袭明制，乾隆朝更明确把书吏之外的胥吏定为“贱役”，禁其科考。科举制前，吏为低级官员，胥为衙役，身份有别；科举制后，官位渐被举子垄断，吏的地位下降，逐渐胥吏并称，归为一类，沦为官府底层。他们位于权力末端，说是官人，没工食银；说是百姓，有官府授予的“合法伤害权”（吴思语），汉学家杜赞奇借用商业术语，把他们归入“掠夺型经纪”，很形象。抢案子办确是衙门“生意”，今存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就有胥吏“夺票争案”，请县令裁决的记录多件（见《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胥吏之于官府，纯粹利益关系。
梁山好汉，胥吏甚多：宋江（押司）、李逵（牢子）、戴宗（押牢节级）、武松（步兵都头）、朱仝（马兵都头）、杨雄（押狱）……宋江再“吏道纯熟”，也就一名胥吏而已，为何“挥金似土”“排难解纷”，谁见了都“纳头便拜”？无他，这是胥吏的“白日梦”。隐士的乌托邦，是桃花源；胥吏的乌托邦，在梁山泊。
梁山好汉，如教乱胥吏，都称“官逼民反”，实为“官逼吏反”，为“官府内部矛盾”（胥吏为官府接触百姓的“神经末梢”，跟百姓矛盾更尖锐）。梁山好汉，如教乱胥吏，少功名之人。胥吏以暴力为业（书吏算文人，但附属于暴力系统），“吃血饭”，跟盗匪最近，身份容易互换，跟官绅倒远。宋江跟晁盖哥俩好，跟通判黄文炳却是死敌，把对方“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又将其脔割，“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这是个“羡慕嫉妒恨”的隐喻：在胥吏眼里，官绅多半如黄文炳，“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其实，这个黄文炳，忠君，硬气，死到临头还扬言“小人已知过失，但求早死”，活生生一个“曾国藩”，可看不出是“阿谀谄佞之徒”。
秘密教门反儒家，首先是宗教矛盾；胥吏反官家，首先是利益矛盾，他们反的，不是“赵官家”，而是“官与绅”。自然，矛盾不始于科举制，但制造“官吏分流”的科举制是激化矛盾的要因。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役齐声说：“我等即白莲教也。更谁捕？”令拍案怒骂：“汝辈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为？”令拂袖起，群役争先拉杀之，遂啸聚，据当阳县城。
这则记录，道听途说，不尽符合史实，但流传很广，正说明时人印象强烈。当阳失陷后，湖广总督毕沅上奏，称：“收复之日，必须按名擒捕，处以极刑，缘坐家属，并搜净胥吏余伙，不使一名漏网。”（相关奏谕口供，均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事后，死亡失踪的当阳胥吏一千二百余人，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宜都、保康、保县、枝江、龙山等县的胥吏也参与叛乱，只是人数少些。此外，其他叛首如徐添德、罗其清、张书号等，也是胥吏或被革胥吏。
美国汉学家白瑞德（Bradly Reed）据清代巴县衙门档案，著《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办差役》（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称胥吏为政府“爪牙”，但川楚教乱里，“爪牙”赫然成了“寇仇”。
一、从“爪牙”到“寇仇”
川楚教乱，史料不少，但实录不多，民国六年（1917），彭延庆的手稿《当阳县避难记》被发现，填补了空缺。
彭延庆，字衍之，四川丹棱人，因罪贬当阳，未几，当阳失陷，于难中写下该稿（按，手稿附后人写的传略，说彭曾在江西、湖北等省任知县约二十年，致仕途遇乱，逃居当阳，跟正文略有出入，当是为先人讳）。经查，写《蜀碧》的清代史家彭遵泗，其子与手稿作者姓字皆同，年龄相近，也曾就读锦江书院，整理印行《蜀碧》，而《当阳县避难记》数次提及张献忠。由此推测，两者为同一人，有史学家传；而且，彭遵泗生于蜀乱以后，《蜀碧》只是资料汇编；《当阳县避难记》却出于耳闻目睹，可信度更高。
当阳失陷前，彭延庆就发现，“衙、尉二署书役军流人等，均有入教”。嘉庆元年农历二月十四日，白莲教逼近，县令黄仁登门巡查，门卫请求发火药，黄仁不知所措，旁边的衙役嗤之以鼻，斥为“熊相公”，“词色竟无长官”。彭延庆参与护城，巡视发现教徒，众人呼叫“放炮”，掌炮衙役拒不肯放。十五日，教徒逼近城门，衙役雷启明、张志廷亲自开门，教徒一拥而入。彭延庆与之遭遇，被刺伤，退回住宅，次日黎明，衙役席云峰、朱光典带教徒上门抢劫，彭延庆幸免于难，逃出城去，路遇总役王之亮，赫然发现他也是白莲教徒……
清廷三令五申，禁绝白莲教，胥吏身为“爪牙”，知法犯法，为何？
从史料看，入教，有的胥吏是求子求平安。比如胥吏席云峰叛后，投信称：“初劝食教，止言免祸消灾，谁知今日叛义谋反也。”被捕后，又供称最初是无子入教，当为实情。多数则意在图利。清代胥吏的工食银，自康熙初年起，平均年俸为六两。因物价上涨，这笔薪酬极菲薄，难以养家糊口，即使如此，也只有部分在编胥吏能得，吏书及“临时工”的白役是无份的，只能从民间榨取酬劳，俗称“陋规”。清廷默许陋规的存在，条件是不能过分，出乱子。彭延庆称，当阳有“正册书役一千六百”，查《同治当阳县志》，乾隆五十八年，人口约为十五万，由此计算，胥吏与百姓之比约为一比九十五。由此比例，可知胥吏们“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的难度，新起的白莲教正提供了另外的获利渠道。
川楚教乱，刘之协为教义传播者，到川楚六年，进展神速，徒子徒孙，不可计数。据口供，叛乱胥吏，大多入教不到一年（川楚教乱的传教途径，参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传教迅速，原因甚似传销，只不过，传销卖“商品”，白莲教卖“教义”。据《当阳县避难记》：“教内功夫，分数级，以拈法行之，出钱多者，其得功夫愈多，名列诸人前。”入教要交根基银，下线越多，地位越高，得银越多。据教徒王兰供，他一年内就搜集交给教首姚之富“根基银一万有零”，而当时租九亩地，年租只白银二两，可见利润之高。胥吏游走于政府与百姓之间，发展下线有优势，因为经济欲求迫切，只要禁令流于虚文，他们很难拒绝入教的诱惑。
此外，大批胥吏入教，或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头领入教，下属跟风。襄阳府与当阳县成为胥吏叛乱的重灾区，跟两地总役齐林与王之亮都入教当有关联。
刘之协到川楚，本就预谋叛乱（详后），但多数胥吏纯粹图利，无意造反，不料刚入教，就撞上乾隆高压，逼上了梁山，这是历史的偶然因素。从史料看，官府和教徒都承认教徒是被逼反的。教徒李潮供称，胥吏们“沿乡托名查拿邪教”，“藉此勒索，贿赂即为良民，无钱财即为教匪，混行擅杀，抄掳家财，作践妇女”。刘之协趁机煽动，“若不造反，也站不住了”，胥吏由此掀起叛乱。
发动叛乱的，是胥吏；直接激起叛乱的，还是胥吏。
二、在官府与秘密教门之间
当阳叛乱，是“大叛乱”里的“小断片”；川楚叛乱，为“大历史”里的“小事件”，但牵扯到世人向来忽视的“大历史”，那就是秘密教门。
秘密教门起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公认兴盛始于宋，因流民及游民大增，滋生了“拉帮结派”并“逃避自由”的教门，因不合正统，被官府压制，转入地下。古代史研究，多谈士大夫，罕提秘密教门，这是“士大夫中心主义”的流风余韵。普遍认为，中国人缺乏“彼岸意识”，但元明清白莲教，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殉身者，何止百万，这不是“彼岸意识”？秘密教门能量之大，超乎想象：明兴，始于红巾军叛乱；明衰，始于白莲教叛乱。清衰，始于川楚叛乱，极于太平天国，终于义和拳。离开秘密教门，中国史就讲不清楚。 秘密教门崛起，如近世的民族国家崛起，实为“组织革命”。人为社会生物，生存竞争，多借村落、宗族、宗教、国家等组织进行，如《上海滩》歌词说：“如大江一发不收，转千滩，转万滩，也未平息其中争斗。”此种竞争演进，二十世纪中国不陌生，我们从“一盘散沙”剧变为“举国体制”，何啻走兽变飞禽？也非二十世纪独有，而贯穿人类史，只是时而剧烈、时而和缓罢了。
组织竞争，胜出的一大关键，看“动员”与“控制”人力资源的能力：前者，是吸引人员的能力；后者，是管理人员（首先是“军事化管理”）的能力。川楚教乱的特点，是不起于乱世或饥荒，而起于和平时期，川楚百姓的生活水平，全国居中上（参李建民《清嘉庆元年川楚白莲教起事原因的探讨》）。刘之协到川楚只六年，就吸引了成千上万信徒，况且当时交通，远非今日可比（后来鸦片战争，内地绿营调往浙江前线，路上也得走数月）。由此可见白莲教的动员能力之强。但它控制人员的能力很弱，没有太平天国严密，战斗力弗如远甚。虽如此，它能跟清廷周旋九年，波及五省，可见其活力。
当时地方，除了官府，暴力集团主要是族群、盗匪与秘密教门。川楚教乱中，清廷担心的苗民与啯匪都未与叛，战争在官府与秘密教门之间进行，而官府PK秘密教门，本是对垒了千年的“局”。
秘密教门跟盗匪比，貌似有点“虚”，但能量之大，盗匪不能及。梁山好汉为盗匪集团，非秘密教门，但他们在《水浒传》里讨平的方腊，正是秘密教门食菜事魔（即摩尼教，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猜测，其人员构成可能为“私盐贩子+秘密教门”）。《水浒传》是虚构的小说，作者不熟摩尼教，把方腊当一般反贼写了，但他写梁山好汉破辽国完好无损，征方腊损兵折将，可见方腊非同小可。事实是，对付方腊，北宋被迫动用二十万部队，元气大伤，种下了覆灭的祸根；梁山叛乱？区区一名太守足矣。“煽动力”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教义煽动的“热情”，可补暴力“技术”之不足，梁山好汉作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利益组织，徒有“义气”的口头禅，缺乏秘密教门的动员能力。张献忠与李自成，要没赶上陕北饥荒这一“马尔萨斯事件”，也未必能猛烈崛起。
川楚教乱，胥吏正活跃在官府与秘密教门这两大集团之间。
据《当阳县避难记》：“教匪内有潘和尚……曾充捕厅书识，被革，又充县书，亦革。”这个“鲁智深”，胥吏当不成，最后投身秘密教门，正是叛乱胥吏的一个象征：小说里，前胥吏、现盗匪的梁山好汉倒向官府，最后灭了秘密教门；现实中，当阳胥吏倒向秘密教门，最后为官府所灭。
三、传教人·狂信者·实干家
美国思想家霍弗（Eric Hoffer），把投身群众运动者分三类：“传教人”（men of words）、“狂信者”（the fanatics）与“实干家”（the 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的“传教人”，包括耶稣、卢梭、希特勒在内，还指出激发群众运动的传教人往往有两个特征：一、知识分子，二、外来影响。
这话，卓见在焉，但需补充及修正：
希特勒，从今日知识分子看，是知识浅陋的妄人，但在纳粹党是“元首”。刘之协，从士大夫看，是愚昧无知的神棍，但在白莲教是“天王”。秘密教门的传播与延续，一个重要环节是宝卷，有宝卷，就有了教首的位子，握住了权力与财源，所以秘密教门的宝卷多为家传，跟汉魏士族的经学传承近似。宝卷里也有“黄金屋”“颜如玉”，认为它不算知识，大谬。事实上，神棍本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巫，儒是从巫中演化而来的。巫与儒，这两派知识分子的斗争，史不绝书。到了宋代，士大夫联合官府发动轰轰烈烈的“废淫祠”运动，秘密教门叛乱也大起，其中关联，因果明显。今日中国，乡村还是多巫（笔者家乡也如此），只是知识分子身份早被吊销了。一九六八年，美国人类学家焦大卫（David K. Jordan）调查发现，巫术对东南沿海村落仍有大影响。（参《神·鬼·祖先：一个台湾乡村的民间信仰》）更早又如何？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霍弗讲“外来和尚好念经”，我以为欠准确。耶稣之于犹太教，卢梭之于基督教，希特勒之于德意志帝国，算外来么？白莲教出自佛道，信奉弥勒佛。据季羡林考证，弥勒佛即古中东的弥赛亚，白莲教的“末世”即欧美的“千禧年”。不过，弥勒佛来华千年，早非外来（否则基督教于欧美也是外来了）。但是，包括白莲教在内的秘密教门，历来反正统：不但反儒家，而且反佛道正统。刘之协所传教义，也倡“三教合一”，连嘉庆都觉得“大意不过劝人为善”。但这不能只看教义，得看行动，正如理解太平天国不能只看洪秀全编的《圣经》。据彭延庆，白莲教宣扬“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别读九书十三经”，这不是佛道正统敢讲的话。五十年后，太平军烧儒书，砸孔庙，洪秀全甚至不准儿子读四书五经这类“妖书”，最能彰显此类反正统运动的特性。所以，“传教人”，准确的说法是“反正统的知识分子”，影响如霍弗所说，是“从没有知识分子处创造新知识分子，或在已有知识分子处诱导他们与当局决裂”，我们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都能发现类似情况（参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霍弗还指出，“传教人”“狂信者”与“实干家”三类角色，有人只任其一，有人两者皆有，有人三者皆全。希特勒就兼“传教人”“狂信者”“实干家”于一身，只是“实干家”不怎么当行。刘之协也兼“传教人”“狂信者”与“实干家”于一身，“实干家”同样不怎么在行。清廷视他为教乱首恶，殊不知他还有后台，那就是河南鹿邑王氏收元教（白莲教一支）。其实，他是王家派到川楚的“狂热者”，深信王家将出真命天子，“狂热并算计着”，让“真主牛八”王双喜认他为义父，事成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层隐秘，他被清廷虏获后，千刀万剐，也秘而不宣，甚至伪供，直到二十年后清廷破获王家，才弄明白其中内幕（参《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
那么，川楚教乱中，胥吏是“传教人”，是“狂信者”，还是“实干家”？ 答曰：他们不是“传教人”，也很少是“狂信者”（主要是百姓），基本为“实干家”。胥吏作为官府的“权力代理”，周旋于百姓与官府之间，逐利是“职业惯习”，行动能力强，宗教色彩弱。这一“阶层特性”，有得有失：得，是保持机动，熟悉官府的运作模式，清楚如何对付官府，胜任军事职能。李自成与张献忠都当过胥吏；川楚教乱平定后没几年，发动新叛乱的天理教（白莲教一支）教首林清也当过衙门书办。皆非偶然。失，是威逼利诱当行，煽动百姓则非所长。叛乱胥吏攻占当阳后，最高首领自号“元帅”，刘之协却为“天王”。川楚教乱，与叛胥吏成军事领袖的不少，当精神领袖的却无，倒是原襄阳府总役齐林之妻，大名鼎鼎的王聪儿，为夫报仇与叛后，一跃成为精神领袖。
霍弗指出，“实干家”的特性，是把信仰当作“野心家自我实现的工具”，行动能力很强。当阳胥吏里，王之亮堪称典范。此人为恩释军流，期满留任总役。黄仁器重他，对他“言无不听，计无不从”，结果，带人搜捕黄仁的，正是他。攻陷当阳后，王之亮跟教首杨启元（清廷档案记为“杨起元”）关系很好：
之亮病，启元朝夕省视，购医药，凡所思食者无不致之。之亮愈，谓启元曰：“即我父母，不能如是。今生不能报恩，俟来生报汝也！”之亮同居之流犯李正朝乘隙杀启元。之亮窃其头，献将军，赏六品顶戴，银五百两……
此事，史料甚多，但《当阳县避难记》提供了其他文献没有的细节：王之亮跟黄仁交好，捕黄仁；跟杨启元交好，杀杨启元；对彭延庆也不错，放他一马。心狠手辣，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行动性极强，把胥吏的“实干家”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十几年后，入教只数年的林清迅速崛起，组织叛乱，攻入紫禁城，被捕后坦承“原是意图敛钱，后来哄诱的愚民多了，就希图富贵，干出这样事来”，则是“实干家”的另一典范。
四、当阳县小叛乱·《水浒传》大历史
《当阳县避难记》记录了黄仁被杀的过程：
执黄老爷跪前讯之。要钱不应，掌嘴，点头，以整千钱压其身。又讯要银，亦如之。以银大锭掷其面。又问：“尔惯打榔头？”打脚踝四十，割一耳，掷刀于地曰：“我辈不屑杀尔，尔自杀！”执刀，呼：“母亲，儿今不得养汝！”划喉下一刀。众以矛刺之，弃其尸于报恩寺山后。
记其他同僚：“萧教谕藏大成殿天花板，被搜跌伤。王训导匿民家。萧把总逃回远安本营。典史马十九日夫妻缢于头役严守慎家。”
《同治当阳县志》则记黄仁“知不济，遣子士骐怀印绶赴州，次日城陷，仁厉声骂贼，遇害甚惨”；记马栋：“教匪啸聚城外，栋率居民守西门，不就寝者三昼夜，及陷，栋与妻对缢于庭”；记随彭延庆逃亡未果，后陷城中的新选教谕罗启鳌，“杜门数日，郁郁不食死”；记儒学训导萧文灿，“教匪陷城，焚学署，灿堕楼死”。另有巡检夏永谦，因驻河溶，暂免于难，但两年后，白莲教三过当阳，“谦纠合乡勇数百人筹防堵，会官军失利，贼长驱入河溶，乡勇不能支，谦与次子存宽陷阵，死之”。
当阳叛乱，县级班子，或逃或死，无一入教，也无一叛降；胥吏却多为叛首，对比鲜明，凸显了官府内部的“阶层差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论史，认为“事件”背后有大历史的“结构”在。这一阶层差异背后的大历史“结构”，是从察举制最后演化出来的科举制。
胥吏叛乱，古来有之，汉代君臣就多出身胥吏，但秦汉胥吏，地位非科举制后的当阳胥吏可比。今日看科举制，多重其汲才功用，少及其宗教功用。韦伯著《儒教与道教》，指明儒家有宗教成分，科举制是维持儒教的根本制度。颇具慧眼。今日去古渐远，我们容易把“官府”混同于“政教分离”的“政府”。其实不然。我们读赵承炳、杜凤治、周长森等清代县令的日记，就可发现其日常行政包括入庙行香祭祀之类，赵承炳甚至连天蓬元帅庙都去祭祀！事实上，县令要拜庙（当然，得是国家认可的“正神”）不积极，给人告发，是可能丢官的。“官府”是“政府”，也是“教会”，实为教权政体之一种，这才是历史的庐山真面目。
教权政体，世界史常见，其中关键，在“教权”与“政权”的合一，至于是“教权”大，还是“政权”大，则是次要问题。隋唐以下中国，除了韦伯，学者通常不归入教权政体，原因是当代学术把宗教讲窄，列“地狱”与“上帝”为必要ABC，以为儒家不算宗教。其实，道德学说、意识形态与宗教，向非泾渭分明，佛家演化成佛教即如此。儒家没地狱与上帝，是士大夫不需要，如需要，自可演绎出来。东南亚华人移民创立的各类儒教，就有了地狱与上帝。晚清儒家太谷学派的北宗，以“传教人”张积中为中心，聚于山东黄崖山，向秘密教门演化，“狂信者”与“实干家”猛增，清廷恐惧，于同治五年（1866）派兵围剿，酿成“黄崖山教案”，也是一例。今日主流的“政教分离”，不过二百多年，为时很短；反倒是民族国家兴起后，教权政体与之融合，“现代化”以后，陆续兴起。其实，倡导“政教分离”的法国革命（与川楚教乱同时），最初也是教权政体，“传教人”卢梭设计的公民国家，原型为加尔文派的日内瓦，为基督教世界最严格的教权政体。影响所及，其门徒罗伯斯庇尔虽然反教会，却也要搞太上感应节（参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的“文明化”，也是民族国家的“教权化”，最后建起天皇“万世一系”的教权政体。从“组织竞争”看，断定“政教分离”已胜“教权政体”，实在为时尚早。
欧洲式教权政体，基督教独大，罢黜百家；东亚式教权政体不同，采取“国家宗教”管公域、“私人宗教”管私域的结构，是为“儒道（佛）互补”。德川幕府，武家当国，封建割据，没有清廷、朝鲜、越南施行科举制的条件，但明治维新大一统后，也迅速建立此种结构，设国家神道为“国家宗教”，屈佛教与基督教为“私人宗教”（参岛薗进《国家神道と日本人》）。跟其他教权政体比，儒教社会通过科举制，允许“神职人员”向“行政官员”流动，虽然宗教色彩淡了，却也免了“阶层固化”之弊，自有其长处。反之，同代的俄国，官员是官员，僧侣是僧侣，彼此严禁流动，导致了“阶层固化”，是后来僧侣子弟因生计艰难，转向革命的一大要因。 儒学“被行政化”后，成了“国家宗教”，士绅成了官府的“宗教信徒”，甚至“神职人员”。黄仁为彭延庆同学，“以孝廉选调当阳，为诸生时，同业锦江书院，言论气节，儒者家风”。这样的人，要他与叛，不但阶层有“利益冲突”，心理也有“宗教冲突”。黄仁的死，是“行政官员”之死，也是“宗教信徒”兼“神职人员”之死。像后来参与捻军叛乱“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苗沛霖这类秀才，不是没有，毕竟是极少数。川楚教乱，仅数名武生与叛，一名还供称被逼，可见儒教之强。官员是“隐教徒”，学绅是“隐官员”，是为“国家宗教”的“潜规则”。
正因儒教的“国家宗教”特性，官府在对付秘密教门的漫长历史中，发展出让士绅渗透乡村，实施“宗教监控”的策略。宋代科举兴盛，士绅大增，这是官府发动“禁淫祀”运动的底气。清代士绅，远盛历代。据张仲礼推算，太平天国前，生监总数近一百一十万；湖北生监，接近该省人口的百分之一。彭延庆说：“白莲教窃发于当阳县境，四乡邻人，设卡稽拒，阻杀良民，劫夺财物，其统率者，俱皆生监矣！”批评士绅滥杀攘夺，却也道明了士绅的平叛功用。教乱后，石香居士著《戡靖教匪述编》总结，认为“惟举贡文武生监往往竭智尽力，与贼相持，绝无一人被屈”，确近实情。事实上，这成了五十年后，清廷鼓励士绅组织团练，抵御太平军的“历史经验”。
但是，科举制在造就士绅的同时，皇权出于“分而治之”的权力制衡，严禁胥吏科考，从而制造了“官府内部矛盾”。
这一趋势，始于隋，成于宋，沿袭于明清。元代前期废科举，以吏为官，政治大坏，朱元璋登基后宣称“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清袭明制，乾隆朝更明确把书吏之外的胥吏定为“贱役”，禁其科考。科举制前，吏为低级官员，胥为衙役，身份有别；科举制后，官位渐被举子垄断，吏的地位下降，逐渐胥吏并称，归为一类，沦为官府底层。他们位于权力末端，说是官人，没工食银；说是百姓，有官府授予的“合法伤害权”（吴思语），汉学家杜赞奇借用商业术语，把他们归入“掠夺型经纪”，很形象。抢案子办确是衙门“生意”，今存清代巴县衙门档案就有胥吏“夺票争案”，请县令裁决的记录多件（见《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胥吏之于官府，纯粹利益关系。
梁山好汉，胥吏甚多：宋江（押司）、李逵（牢子）、戴宗（押牢节级）、武松（步兵都头）、朱仝（马兵都头）、杨雄（押狱）……宋江再“吏道纯熟”，也就一名胥吏而已，为何“挥金似土”“排难解纷”，谁见了都“纳头便拜”？无他，这是胥吏的“白日梦”。隐士的乌托邦，是桃花源；胥吏的乌托邦，在梁山泊。
梁山好汉，如教乱胥吏，都称“官逼民反”，实为“官逼吏反”，为“官府内部矛盾”（胥吏为官府接触百姓的“神经末梢”，跟百姓矛盾更尖锐）。梁山好汉，如教乱胥吏，少功名之人。胥吏以暴力为业（书吏算文人，但附属于暴力系统），“吃血饭”，跟盗匪最近，身份容易互换，跟官绅倒远。宋江跟晁盖哥俩好，跟通判黄文炳却是死敌，把对方“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又将其脔割，“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这是个“羡慕嫉妒恨”的隐喻：在胥吏眼里，官绅多半如黄文炳，“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其实，这个黄文炳，忠君，硬气，死到临头还扬言“小人已知过失，但求早死”，活生生一个“曾国藩”，可看不出是“阿谀谄佞之徒”。
秘密教门反儒家，首先是宗教矛盾；胥吏反官家，首先是利益矛盾，他们反的，不是“赵官家”，而是“官与绅”。自然，矛盾不始于科举制，但制造“官吏分流”的科举制是激化矛盾的要因。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