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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斯特兰奇在其著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中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理论。她把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并认为安全、生产、金融、知识这四个基本因素构成了结构性权力。这四种基本权力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而,对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理论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权力结构;安全;生产;金融;知识
斯特兰奇将权力结构分为了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种基本权力结构和贸易、运输、能源、福利四种次级权力结构,次级权力结构是对基本权力结构的辅佐,本文仅对基本权力结构进行阐述。
一、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
在探究权力过程中,斯特兰奇的结构性分析理论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她界定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区别。她认为,联系性权力是指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而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1]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它不是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2]在世界体系里,结构性权力来源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
结构性权力来源于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等。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四个基本结构作为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也是国际政治中权力构成的基本要素。斯特兰奇认为,权力不仅存在于提供安全的行为体那里,而且也存在于能控制信贷和金融的行为体那里,还存在于掌握了知识的人那里。因而,结构性权力相对于联系性权力更加隐性。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表明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来源的多元化,这一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关于权力的研究。
二、四种基本权力结构来源于四种价值观念的不同组合
斯特兰奇从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问题,认为不同的社会模式在安排政治经济顺序时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3]她在开篇引入一个荒岛的故事来说明不同价值观念在不同的排序组合中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样态,而不同的运作方法实际上就是权力和市场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事实上,人们对秩序、安全、财富、社会和谐及谋求一个公正的社会等问题哪个居首位,各有自己的摆法,在给予某种价值观念优先考虑和不同的价值观念组合比例方面也有区别,一个明显的教训是,不同的社会在安排政治经济顺序时,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4]
在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组合比例方面,各个社会是有区别的。斯特兰奇认为必须首先考虑人类设法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接着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或不同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不同制度反映出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大观念不同的比例组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组合的性质是权力问题,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三、四种基本权力结构的内涵
在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中,生产、安全、金融、知识结构是其重要理论的组成和支撑,也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基础。
(一)安全结构
斯特兰奇认为安全是人类基本需要中最根本的一种。[5]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在运用这种权力时,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己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会关系方面取得了特权。因此,安全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中谁得到什么产生影响,只要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威胁着个人的安全,为别人提供免受威胁的保护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务方面使用权力。在人类社会组织中相对于财富、平等和自由而言,安全不得不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因而谁能为他人提供安全,谁就取得了控制他人的权力。
(二)生产结构
生产几乎在所有政治经济学中都是根本性问题。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进行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以及土地、劳力、资本和技术如何组合等各种安排的总和。[6]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左右了世界其余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生产逐步国际化,由主要服务于本国市场的生产结构转向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三是美国取代了各国的生产结构。生产体系的国际化造就了许多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包括生产技术、资金、人才等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拥有了这些权力,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可以凭借其所占有的资源对所有国的经济及其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不断地输入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从文化上取得控制所在国的权力。
(三)金融结构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权力是掌握在能够提供安全或拒绝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的手里和能够提供金融信贷者手中。[7]金融结构就是支配信贷可获胜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总和。金融结构实际上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建立信贷的权力由政府和银行分享,二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是由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决定的。斯特兰奇认为,全球金融体系有社会主义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金融市场之分、有原始的金融结构和发达金融结构之分,这必然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矛盾,造成不稳定和增加不平等,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四)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就是决定什么是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8]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開拓和获取知识,控制知识传播的渠道,并且能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尊重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9]知识结构部分包含了信仰、知识和理解及其传送渠道。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容易被人们忽视和低估,它所衍生的力量一般来说是扩散的,也是无法计算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衍生的力量常常存在于不让其他人获得知识之中,知识结构中活动的人和机构所取得的权威必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知识结构的变化对国际关系影响表现在,一是各国之间的竞争正在变成争夺知识结构领导权的竞争;二是各国在获得知识和享用知识方面的这种权力越来越大小不一;三是知识结构的变化引起国内外的权力、社会和势力重新分布。
四、四种基本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斯特兰奇在解释四个基本结构的关系时设计了一个四面体模型(四棱锥)来说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四面体形状结构中每一面代表四种结构中的一种,权力就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的关系产生影响的,一国在世界政治中某个方面取得的有利地位就会影响到该行为体在其他结构中的权力。这四个权力基本来源相互影响和依赖、相互作用和制约、相互联系和支撑,每个面都会与其他三个面接触,都受到其余三个面的支持、参与和阻碍[10],并且依靠它们才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个面都是结构性权力概念最显著的特点,都是整体性存在的,任何一面都不会始终或必然与其余三个面更加重要,缺少任何一个结构力量就会导致整体结构失衡。
参考文献
[1]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2]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3]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4]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5]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6]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7]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8]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9]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10]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关键词:权力结构;安全;生产;金融;知识
斯特兰奇将权力结构分为了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种基本权力结构和贸易、运输、能源、福利四种次级权力结构,次级权力结构是对基本权力结构的辅佐,本文仅对基本权力结构进行阐述。
一、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
在探究权力过程中,斯特兰奇的结构性分析理论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她界定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区别。她认为,联系性权力是指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而结构性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1]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它不是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2]在世界体系里,结构性权力来源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
结构性权力来源于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等。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四个基本结构作为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也是国际政治中权力构成的基本要素。斯特兰奇认为,权力不仅存在于提供安全的行为体那里,而且也存在于能控制信贷和金融的行为体那里,还存在于掌握了知识的人那里。因而,结构性权力相对于联系性权力更加隐性。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表明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来源的多元化,这一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关于权力的研究。
二、四种基本权力结构来源于四种价值观念的不同组合
斯特兰奇从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关系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问题,认为不同的社会模式在安排政治经济顺序时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3]她在开篇引入一个荒岛的故事来说明不同价值观念在不同的排序组合中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样态,而不同的运作方法实际上就是权力和市场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事实上,人们对秩序、安全、财富、社会和谐及谋求一个公正的社会等问题哪个居首位,各有自己的摆法,在给予某种价值观念优先考虑和不同的价值观念组合比例方面也有区别,一个明显的教训是,不同的社会在安排政治经济顺序时,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4]
在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组合比例方面,各个社会是有区别的。斯特兰奇认为必须首先考虑人类设法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接着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或不同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不同制度反映出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大观念不同的比例组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组合的性质是权力问题,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三、四种基本权力结构的内涵
在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中,生产、安全、金融、知识结构是其重要理论的组成和支撑,也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基础。
(一)安全结构
斯特兰奇认为安全是人类基本需要中最根本的一种。[5]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在运用这种权力时,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己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会关系方面取得了特权。因此,安全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中谁得到什么产生影响,只要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威胁着个人的安全,为别人提供免受威胁的保护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务方面使用权力。在人类社会组织中相对于财富、平等和自由而言,安全不得不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因而谁能为他人提供安全,谁就取得了控制他人的权力。
(二)生产结构
生产几乎在所有政治经济学中都是根本性问题。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进行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以及土地、劳力、资本和技术如何组合等各种安排的总和。[6]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左右了世界其余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生产逐步国际化,由主要服务于本国市场的生产结构转向适应于为世界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三是美国取代了各国的生产结构。生产体系的国际化造就了许多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包括生产技术、资金、人才等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拥有了这些权力,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可以凭借其所占有的资源对所有国的经济及其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不断地输入它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从文化上取得控制所在国的权力。
(三)金融结构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权力是掌握在能够提供安全或拒绝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的手里和能够提供金融信贷者手中。[7]金融结构就是支配信贷可获胜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之总和。金融结构实际上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建立信贷的权力由政府和银行分享,二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是由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决定的。斯特兰奇认为,全球金融体系有社会主义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金融市场之分、有原始的金融结构和发达金融结构之分,这必然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矛盾,造成不稳定和增加不平等,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四)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就是决定什么是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8]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開拓和获取知识,控制知识传播的渠道,并且能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尊重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9]知识结构部分包含了信仰、知识和理解及其传送渠道。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容易被人们忽视和低估,它所衍生的力量一般来说是扩散的,也是无法计算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衍生的力量常常存在于不让其他人获得知识之中,知识结构中活动的人和机构所取得的权威必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知识结构的变化对国际关系影响表现在,一是各国之间的竞争正在变成争夺知识结构领导权的竞争;二是各国在获得知识和享用知识方面的这种权力越来越大小不一;三是知识结构的变化引起国内外的权力、社会和势力重新分布。
四、四种基本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斯特兰奇在解释四个基本结构的关系时设计了一个四面体模型(四棱锥)来说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四面体形状结构中每一面代表四种结构中的一种,权力就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的关系产生影响的,一国在世界政治中某个方面取得的有利地位就会影响到该行为体在其他结构中的权力。这四个权力基本来源相互影响和依赖、相互作用和制约、相互联系和支撑,每个面都会与其他三个面接触,都受到其余三个面的支持、参与和阻碍[10],并且依靠它们才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个面都是结构性权力概念最显著的特点,都是整体性存在的,任何一面都不会始终或必然与其余三个面更加重要,缺少任何一个结构力量就会导致整体结构失衡。
参考文献
[1]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2]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3]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4]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5]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6]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7]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8]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9]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10]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