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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建立了一条由上海通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秘密通道,后来这条通道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交通线,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比喻成“人体的血脉”,并对这条交通线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深有感触地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血脉不通是不行的!”
输送优秀人才,加强中央苏区领导力量
中央苏区创建之后,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于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央苏区,规模较大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之交,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各省开辟了多块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其中有中央和各地方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以及派出到苏联学习的党员和旅欧学生,包括叶剑英、徐特立、张爱萍、左权、项英、邓发、萧劲光等。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导致在上海的党中央地下机关和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后来在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的缜密部署下,大批干部被及时转移至中央苏区。另外,共产国际也指示要派60%原本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到苏区去,因此中共中央抽调了一些干部到中央苏区。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刘少奇、蔡纫湘、邓小平、金维映、李克农、胡底、钱壮飞、潘汉年等。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城市制造白色恐怖,党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而中央苏区则取得了三次反“围剿”胜利,进入较稳固的发展期,并正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所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上海党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这样既可以避开上海等大城市的白色恐怖,又可以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这次经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有博古、张闻天、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吴亮平、陈威明(又名沙可夫)、钱之光、杨尚昆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除了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护送外,交通线还担负经常性的护送任务,从1930年到长征前,通过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的,还有兵工厂、制弹厂、造布厂、印刷厂的多批技术工人以及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进入中央苏区。他们到了中央苏区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和特长,在党、政、军、发动群众和文艺宣传等各方面施展才华,成绩显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传递重要文件情报,确保中央苏区信息畅通
中央红色交通线,除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重要渠道外,还是中央苏区对外通信的重要窗口。当时,红军虽有少量的小型电台,但是这种电台并不能进行远距离通讯。因此,处在重兵包围之中的红军将士,很难得知外面的情况,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不能及时把指示传达下来。为此中央规定,各地的交通站和交通人员必须承担起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责任。同时,各苏区务必形成每逢初一、十五向中央总结工作的文件制度。这样,就勉强确保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信息沟通。
另外,中共中央还专门在香港交通站设立了文件中转机构,具体事务归廖梦醒负责。由于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香港交通站的站长,所以交通站就直接设在廖家。无论是从苏区传出来的报告,还是从上海传过来的指示,都是经过了特殊处理,到了香港以后,必须经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然后才交给交通员发出去。苏区来的文件很多是在草纸上用“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写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刚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细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廖梦醒就要把这些文件重新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运送紧缺物资,确保中央苏区稳定运转
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说苏区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可以勉强自给自足,但是很多物资,如食盐、药品、布匹、电器和军用器械等都很短缺。于是红军不得不把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出去,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和银圆,再拿来购买所需物资。汕头交通站就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购点。站长陈彭年充分利用开电器材料行的便利,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暗地里将各类物资大箱大箱地运往苏区。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时,往往都是隐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好记号之后,再通知苏区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出来抢运。有时候,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
在敌人“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经济封锁下,奋战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的地下交通员们经常在码头、车站遭到虎视眈眈的军警、特务的搜身;在旅店、餐馆突然遇到荷枪实弹的“不速之客”的盘查;在漫漫行途中面对一道道明卡暗哨的堵截……但是红色交通员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冲破重重关卡,安全运送了大量苏区民用、军用等重要物资,确保了中央苏区的正常运转和安全稳定,为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作出重大贡献。
协助党中央完成任务,顺利提取活动经费
1933年1月以前,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日益浓厚,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经费严重缺乏,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得不经常向苏区提取打仗缴获的或打土豪劣绅没收的黄金、珠宝、光洋等物资,以解决党中央活动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直抵福建漳州,取得漳州大捷,这一仗共缴获2000多支枪、6门炮、13万多发子弹、4900枚炮弹、2架飞机,还筹集了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另外还有上百万的银圆。看着这么多的战利品,毛泽东、朱德首先想到的是上海的党中央。在毛泽东、朱德、聂荣臻等领导的安排部署下,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地下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化装成外出做工的贫苦人,将价值5000元的黄金携带在身边的道具里,机智、沉着地躲过土匪、警察的盘查,历尽艰辛,终于将黄金安全地交到上海党中央机关。通过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交通员们安全运送一大批银圆、金条、钱币等物资到上海党中央机关,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到中央苏区提款的任务,为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员地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总之,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延闽粤赣三省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成了中央苏区的“大动脉”。在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之上,紅色交通员们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特务、暗探们的盘查与追踪,顺利地完成传递文件、情报,护送干部,运送物资,提取经费等任务,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伟大贡献。
责任编辑 / 程芳池
输送优秀人才,加强中央苏区领导力量
中央苏区创建之后,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于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来到中央苏区,规模较大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之交,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各省开辟了多块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力量,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其中有中央和各地方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以及派出到苏联学习的党员和旅欧学生,包括叶剑英、徐特立、张爱萍、左权、项英、邓发、萧劲光等。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导致在上海的党中央地下机关和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后来在周恩来、聂荣臻等人的缜密部署下,大批干部被及时转移至中央苏区。另外,共产国际也指示要派60%原本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到苏区去,因此中共中央抽调了一些干部到中央苏区。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刘少奇、蔡纫湘、邓小平、金维映、李克农、胡底、钱壮飞、潘汉年等。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城市制造白色恐怖,党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而中央苏区则取得了三次反“围剿”胜利,进入较稳固的发展期,并正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所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上海党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这样既可以避开上海等大城市的白色恐怖,又可以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这次经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有博古、张闻天、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吴亮平、陈威明(又名沙可夫)、钱之光、杨尚昆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等人。除了这三次较大规模的护送外,交通线还担负经常性的护送任务,从1930年到长征前,通过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的,还有兵工厂、制弹厂、造布厂、印刷厂的多批技术工人以及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进入中央苏区。他们到了中央苏区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和特长,在党、政、军、发动群众和文艺宣传等各方面施展才华,成绩显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传递重要文件情报,确保中央苏区信息畅通
中央红色交通线,除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重要渠道外,还是中央苏区对外通信的重要窗口。当时,红军虽有少量的小型电台,但是这种电台并不能进行远距离通讯。因此,处在重兵包围之中的红军将士,很难得知外面的情况,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不能及时把指示传达下来。为此中央规定,各地的交通站和交通人员必须承担起传达中央文件,输送党内宣传品,并打探各地动向的责任。同时,各苏区务必形成每逢初一、十五向中央总结工作的文件制度。这样,就勉强确保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信息沟通。
另外,中共中央还专门在香港交通站设立了文件中转机构,具体事务归廖梦醒负责。由于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香港交通站的站长,所以交通站就直接设在廖家。无论是从苏区传出来的报告,还是从上海传过来的指示,都是经过了特殊处理,到了香港以后,必须经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然后才交给交通员发出去。苏区来的文件很多是在草纸上用“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写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刚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细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廖梦醒就要把这些文件重新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运送紧缺物资,确保中央苏区稳定运转
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说苏区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可以勉强自给自足,但是很多物资,如食盐、药品、布匹、电器和军用器械等都很短缺。于是红军不得不把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出去,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和银圆,再拿来购买所需物资。汕头交通站就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购点。站长陈彭年充分利用开电器材料行的便利,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暗地里将各类物资大箱大箱地运往苏区。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时,往往都是隐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好记号之后,再通知苏区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出来抢运。有时候,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
在敌人“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经济封锁下,奋战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的地下交通员们经常在码头、车站遭到虎视眈眈的军警、特务的搜身;在旅店、餐馆突然遇到荷枪实弹的“不速之客”的盘查;在漫漫行途中面对一道道明卡暗哨的堵截……但是红色交通员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冲破重重关卡,安全运送了大量苏区民用、军用等重要物资,确保了中央苏区的正常运转和安全稳定,为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作出重大贡献。
协助党中央完成任务,顺利提取活动经费
1933年1月以前,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日益浓厚,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经费严重缺乏,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得不经常向苏区提取打仗缴获的或打土豪劣绅没收的黄金、珠宝、光洋等物资,以解决党中央活动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直抵福建漳州,取得漳州大捷,这一仗共缴获2000多支枪、6门炮、13万多发子弹、4900枚炮弹、2架飞机,还筹集了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另外还有上百万的银圆。看着这么多的战利品,毛泽东、朱德首先想到的是上海的党中央。在毛泽东、朱德、聂荣臻等领导的安排部署下,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地下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化装成外出做工的贫苦人,将价值5000元的黄金携带在身边的道具里,机智、沉着地躲过土匪、警察的盘查,历尽艰辛,终于将黄金安全地交到上海党中央机关。通过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交通员们安全运送一大批银圆、金条、钱币等物资到上海党中央机关,顺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到中央苏区提款的任务,为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员地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总之,这条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绵延闽粤赣三省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成了中央苏区的“大动脉”。在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之上,紅色交通员们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线,闯过特务、暗探们的盘查与追踪,顺利地完成传递文件、情报,护送干部,运送物资,提取经费等任务,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伟大贡献。
责任编辑 / 程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