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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我，那么另一个人
也会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米沃什：《诱惑》
文学因人类的精神需要而存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受人类所处时代的综合因素影响并决定。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诗歌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必然随时代生活的延续而常在常新。从诗经到乐府民歌、从格律诗到歌赋、散曲，再到近代旧体诗词，漫漫三千多年，中国古代汉语诗歌的变化一直处在“微调”当中。而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用白话文来抒写“新诗”，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风，并逐渐取代了用文言文写作诗歌的主体地位。至今，“新诗”经过百年发展历程，已从迷茫中的“尝试”，走到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现代汉语诗歌自由创造之路。最近两年，在各类纸质媒介和网络平台的助推下，“新时代诗歌”颇受读者关注，形成了当下诗歌创作、交流中较为突出的话题，成为一种诗歌现象和一种诗歌生态。但我们有必要加以直视，弄清楚什么叫“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之说从何而来？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下，暂时无人宣称他为“新时代诗歌”命了名，也没有谁为“新时代诗歌”下过准确的概念——或许，本无须如此。以下几个事件，能为我们对“新时代诗歌”之说的来源提供一定的观察、判断依据：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二、从2018年1月起，《诗刊》（上半月刊）头条栏目改为“新时代”。2019年第4期《星星·诗歌原创》增设了“放歌新时代”栏目。国内许多诗歌刊物也相继开辟了新时代诗歌栏目。三、2019年8月，“新时代诗歌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诗歌”的时代性、人民性、主体性和美学建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同时，还举办了“新时代诗论奖”颁奖及《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发式;四、2019年11月，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致辞中说：“我们正处在亘古未有的伟大变革之中，时代和人民召唤着伟大的诗歌作品，新时代，诗歌何为，诗人何為，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她还引用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文学主张来勉励广大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提法，源于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确定;“新时代诗歌”，以“新时代”作为时间界线和人文概念来界定，并以十九大召开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作为现代汉语诗歌存在的大背景。
现在，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这个时代，“倾听过春雷运动的人，都会记忆顽固/深信春天已经自天外抵达”（李少君：《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不论是出于对与自身生存息息相关的时代风云的关心，还是出于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一个正常的诗人，纵使没有“用诗歌去拥抱、见证新时代、书写新时代”，也应当多多少少“对春天有所表示”。当然，毫无表示，也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无可厚非。而在当下的诗歌现场，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分诗人并无新时代诗歌创作上的实际作为，他们几乎仍然延续惯常的状态，似乎特意保持观望，又似乎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茫然失措，无从入手;与此不同的是，一部分诗人反应比较快，他们正把不少精力投在新时代诗歌创作中来。
在不断涌现的“新时代诗歌”作品中，我们看到：身处扶贫工作第一线，亲眼目睹民众居住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升，云南80后诗人王单单从易迁户住上现代城镇楼房的切身体验入手，写下民众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在诗中他通过父子俩的对话，用儿子充满童真的提问“爸爸从老家那边看过来？我们现在像不像天上的星星？”来记录了“今昔变样，生活好到天上去”的话外之音。情感真挚自然，语言质朴而不着痕迹。文学性、艺术性相对超群;当诗人谢宜兴亲临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便受到切实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冲击：“一路红灯笼领你进村，下党红了/像柑橘柿树，也点亮难忘的灯盏//蓝天下林地茶园错落成生态美景/茶香和着桂花香在空气中漫漾”，还得到了深刻的思想认识：这个省定贫困乡，山清水秀、资源丰富，却一直陷于贫困境地，直到1988年建乡，才逐渐迎来了旧容换新貌的艰难蜕变。作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上的一座小乡村，下党乡的命运改变，“与大国有一样的起伏悲欢”，毕竟，中国摆脱贫穷落后惨遭外敌践踏的局面，挺身站立，以新的形象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此等翻天覆地之变，细述起来，尽是屈辱之悲和血泪之苦，谈何容易！同样，在地处14个连片特困带之一的乌蒙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逐渐实现了从奴隶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跨越，跑步走在奔小康的路上。有感于此，彝族青年诗人阿炉·芦根在诗中发出无限深情的咏叹：“祖国啊！感谢你带我一步千年地前进/……/一个背负镣铐的时代沉入历史深渊/千万枚彝人的银饰海潮一般飞升起来。”
脱贫致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双双提升，这一切，决定力量在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坚持不懈的奋斗，也跟无数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分不开。当社会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反映在一个公民的身上，那就是他的行为、思想和精神面貌。新时代诗歌当中，挖掘、发现脱贫攻坚一线干部人员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的有感染力的作品并不少。从广西诗人田湘的诗句中，我们能读到作者对“第一书记”的理解，言语中透出敬意和赞美：“听从一枚党徽的召唤/你告别繁华都市，奔赴僻远山村/你要去研读一本从未读过的书/去翻开花开的中国最温情的一页/去完成一道时代最伟大的命题/——精准扶贫”;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藏族邮政员其美多吉三十年如一日驾驶邮车穿行在从康定到德格的邮路上，服务于本职工作，又积极联系、帮助民众——在风雪阻路、进退无路的危难关头，他用随车带上的氧气罐、红景天、肌苷口服液等等，挽救过上百位陌生人的生命。想到这样一个在和平年代甘心默默奉献的工作者，这样一位平凡又了不起的四川“阿哥”，诗人龚学敏没有抑制情绪，他直接唱出内心的敬重和颂扬之意：“阿哥，让我用三十年的邮路，/熬一碗酥油茶，敬你。”“阿哥，让我用三十年的雪线，/酿一碗青稞酒，敬你。” 当今世界，信息化大潮激荡环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蓬勃发展，加快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革，也加深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在对物联网小镇居民生活的观察中，湖北诗人车延高流露了对当下生活的肯定、对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的憧憬，其情绪，隐含着新奇和惊喜：“现在，他们很超前/考虑利益分享/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模式/考虑一个小镇，怎么和地球村/平起平坐”（《物联网小镇》）。是的，我们生活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的这个和平年代，是上天的眷顾，更是一代代勤劳又勇敢的人民艰苦奋斗甚至拿血肉之躯去换取的结果。而这一切，是以强大的科技与国防力量发挥无比重要的保障作用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能体会军旅诗人刘笑伟为国家开展“朱日和练兵”而生发的澎湃激情和满腔自豪：“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在辽阔的、深褐的大漠戈壁疾驰，/翻腾起隆隆的雷声。//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电磁的闪电蓄满山冈，/巨舰驶向深蓝。/……/我们是神舟，是北斗，/是天河，是天宫，是嫦娥，是蛟龙，/是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自豪的微笑。”（《朱日和：钢铁集结》）;也容易理解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确信和热切期待：“创造过奇迹的巨人，必将在/世界的注目中再次成为奇迹。/……/我们将再次出发，吹号者/就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他用堅定的意志、勇气和思想，/向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了新时代——前进的号角……”（《时间的入口》）。
通过以上文本解读，我们能看到：“新时代诗歌”着力于记录“新时代、新生活”。从创作题材上观察，可见诗人视野里出现的时下的高铁、磁浮、快递、WiFi、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半导体、蛟龙号、辽宁舰、高纯晶硅、特色小镇、七号界碑、精准扶贫、大国工匠、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朱日和军演、历史文化名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社会生活现象、形象、意象，相当普遍，而在最近几十年来的诗歌里却是寥寥无几;在立意上，“新时代”语境下的现代汉语诗歌，重在书写社会光明面和人间正能量，诗意基调明亮、能量充足，彰显当代诗人正视个体的现实生活和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积极心态，反映诗人对人与时代的关系的思考与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诗人抒发爱家爱国情怀的从容与庄重。与以“民族独立与解放”为总主题、以“悲凉、沉郁的焦灼感”为总体美学追求的20世纪中国诗歌相比，格调和气质大为不同;也与因轻视中国传统教育、粗浅理解“个性解放、追求自我”观念，而沉迷于为个体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哭哭啼啼的无趣无聊之作，形成境界和气象上的极大差距。
这就是说，在当前社会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积极描绘时代面貌、大方歌咏时代精神的现代汉语诗歌出现了，像车马变道一样，忽然超越了最近三十年来绝大部分诗人倾心于按摩自我、怨叹社会、回避抒写“祖国”、漠视时代发展进步的诗歌“常态”，转向积极的现实社会关注和时代人文观照，体现了时代生活对诗人业已形成的思想认识和诗学观念的震荡与警醒，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传统文人看重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开阔与大气，以及当代诗人思索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自觉和担当历史使命的意识，正在回归。
那么，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集体走到“新时代诗歌”的道路上，会不会成就一种理想的文学景观呢？答案是：不会。与大多数诗人刻意“站在弱者这一边”，专写人性险恶、社会阴暗和文化病态一样，“新时代诗歌”如果无视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种种现实问题，而大书社会正能量、特写生活之光鲜亮丽，甚至蜂拥而上歌功颂德，唾沫横飞，那也是偏颇、扭曲的文学理解、非健康的艺术表达。毕竟，文学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心灵需要。任何人都乐于接受真、善、美，而厌弃假、丑、恶;任何人都心知肚明：刻意本身就是一种矫情、一种虚伪、一种残缺、一种病态，不论是对于光明还是黑暗，赞美还是鞭挞，有义还是无情。
一个时代正常的、完好的文学生态，应该是由文学的全面、艺术的真实构成的，唯有如此，才配上这样的评价：准确地、充分地理解了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学先人很早就提供了端正的范例。例如，千古诗圣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写作“三吏三别”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困苦，也揭示过“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的社会矛盾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差距，而他人格健全美好，诗风敦厚，并不故意放弃记录所处时代的部分真实：国家富强、人民生活美好。在《忆昔二首》里，他意在感叹社会生活的今非昔比，但还是通过记录小县城人丁兴旺、生活富裕景象，为开元盛世留下了一笔珍贵写照：“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他家居成都，并非总是轻松愉悦，而后人还是看到他对烂漫春光的歌咏，对适意情怀的抒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同样，一代诗仙李白，随大唐由盛转衰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有济世理想，却无法实现，他批判政治黑暗、鞭挞统治阶级的腐朽，蔑视权贵，却也从不吝啬对壮丽河山的描绘和赞扬：“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开元年间，他漫游东鲁，作《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记录了受友人盛情款待的经历和感受，反映了盛唐生活景象：社会繁荣、财阜物美，民众的精神面貌比较激昂飞扬。祖国各地一片祥和，人在他乡，也有在家乡的舒适感。还有，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让后人看到了盛唐泱泱大国的磅礴气势：“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杜牧的《过华清宫》，虽然用意在于揭露骄奢的宫廷生活，但还是非常形象地刻画了晚唐都城的宏伟气势：“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整个唐代绵延近300年，既反映社会不公、生存艰难，也不惜笔墨颂扬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美好的诗人，可谓数不胜数;唐代诗人让文学在记录历史、承载人文上发挥了应有的功能，该赞美就赞美，该批判就批判。可见，遥远的那个历史阶段，诗人正常，诗歌也正常，多么让人怀恋！
从古至今，读诗、写诗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不能要求，也不应该要求人人非得写光明而不写黑暗，但是，诗歌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必然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修养，进而影响人的生存质量。这就要求诗歌创作有端庄纯正的导向，使诗歌走在文学的正道上。在这一点上，“新时代诗歌”积极抒写当代社会正面发展与变化，与回避正面抒写时代变化的现象形成一定的比照，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导引和自主构建，具有拨反纠正的能量。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诸多西方哲学家、作家、诗人的作品纷纷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使得我们漠视诗经、唐诗、宋词等传统经典文学，盲目膜拜西方文学，以致一些人头也不回地走在文学的迷途之中。有人认为，“海子的写作第一次让当代诗具有一种游牧情结”，对“洞察当代诗的语言的多样性”产生了启发意义。而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全文13970字，在文中查找“诗经”“屈原”“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这几个字眼出现的次数为0，“陶渊明”出现1次;查找另几个字眼，则看到“上帝”19次，“伟大”40次，“神”47次，“王”56次。面对这样的一份中国诗歌“诗学”提纲，谁能对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未来充满信心？
综上，从目前看来，“新时代诗歌”侧重于抒写社会正能量、歌咏时代的光明面，与揭露社会伤疤、挖苦文化局限的常见的诗歌形成明显对照，尽管诗作数量和文本质量大有提升的空间，却也着实对当代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然而，这不是什么样的诗歌占领了主体地位的问题，而是新时代的现代汉语诗歌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如何走向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高峰的问题。正如吉狄马加所言：“这就要求诗人们将个体生命经验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找到更好的交合点。事实证明，越是伟大的诗人越是如此。”
也会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
——米沃什：《诱惑》
一个诗歌话题，或一种诗歌现象
文学因人类的精神需要而存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受人类所处时代的综合因素影响并决定。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诗歌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必然随时代生活的延续而常在常新。从诗经到乐府民歌、从格律诗到歌赋、散曲，再到近代旧体诗词，漫漫三千多年，中国古代汉语诗歌的变化一直处在“微调”当中。而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用白话文来抒写“新诗”，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风，并逐渐取代了用文言文写作诗歌的主体地位。至今，“新诗”经过百年发展历程，已从迷茫中的“尝试”，走到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现代汉语诗歌自由创造之路。最近两年，在各类纸质媒介和网络平台的助推下，“新时代诗歌”颇受读者关注，形成了当下诗歌创作、交流中较为突出的话题，成为一种诗歌现象和一种诗歌生态。但我们有必要加以直视，弄清楚什么叫“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之说从何而来？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下，暂时无人宣称他为“新时代诗歌”命了名，也没有谁为“新时代诗歌”下过准确的概念——或许，本无须如此。以下几个事件，能为我们对“新时代诗歌”之说的来源提供一定的观察、判断依据：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二、从2018年1月起，《诗刊》（上半月刊）头条栏目改为“新时代”。2019年第4期《星星·诗歌原创》增设了“放歌新时代”栏目。国内许多诗歌刊物也相继开辟了新时代诗歌栏目。三、2019年8月，“新时代诗歌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诗歌”的时代性、人民性、主体性和美学建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同时，还举办了“新时代诗论奖”颁奖及《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发式;四、2019年11月，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致辞中说：“我们正处在亘古未有的伟大变革之中，时代和人民召唤着伟大的诗歌作品，新时代，诗歌何为，诗人何為，这就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她还引用唐代文学家、思想家韩愈的文学主张来勉励广大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提法，源于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确定;“新时代诗歌”，以“新时代”作为时间界线和人文概念来界定，并以十九大召开前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作为现代汉语诗歌存在的大背景。
现在，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这个时代，“倾听过春雷运动的人，都会记忆顽固/深信春天已经自天外抵达”（李少君：《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不论是出于对与自身生存息息相关的时代风云的关心，还是出于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一个正常的诗人，纵使没有“用诗歌去拥抱、见证新时代、书写新时代”，也应当多多少少“对春天有所表示”。当然，毫无表示，也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无可厚非。而在当下的诗歌现场，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分诗人并无新时代诗歌创作上的实际作为，他们几乎仍然延续惯常的状态，似乎特意保持观望，又似乎对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茫然失措，无从入手;与此不同的是，一部分诗人反应比较快，他们正把不少精力投在新时代诗歌创作中来。
描绘时代面貌，书写时代精神
在不断涌现的“新时代诗歌”作品中，我们看到：身处扶贫工作第一线，亲眼目睹民众居住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升，云南80后诗人王单单从易迁户住上现代城镇楼房的切身体验入手，写下民众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在诗中他通过父子俩的对话，用儿子充满童真的提问“爸爸从老家那边看过来？我们现在像不像天上的星星？”来记录了“今昔变样，生活好到天上去”的话外之音。情感真挚自然，语言质朴而不着痕迹。文学性、艺术性相对超群;当诗人谢宜兴亲临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便受到切实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冲击：“一路红灯笼领你进村，下党红了/像柑橘柿树，也点亮难忘的灯盏//蓝天下林地茶园错落成生态美景/茶香和着桂花香在空气中漫漾”，还得到了深刻的思想认识：这个省定贫困乡，山清水秀、资源丰富，却一直陷于贫困境地，直到1988年建乡，才逐渐迎来了旧容换新貌的艰难蜕变。作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上的一座小乡村，下党乡的命运改变，“与大国有一样的起伏悲欢”，毕竟，中国摆脱贫穷落后惨遭外敌践踏的局面，挺身站立，以新的形象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此等翻天覆地之变，细述起来，尽是屈辱之悲和血泪之苦，谈何容易！同样，在地处14个连片特困带之一的乌蒙山区，凉山彝族自治州逐渐实现了从奴隶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跨越，跑步走在奔小康的路上。有感于此，彝族青年诗人阿炉·芦根在诗中发出无限深情的咏叹：“祖国啊！感谢你带我一步千年地前进/……/一个背负镣铐的时代沉入历史深渊/千万枚彝人的银饰海潮一般飞升起来。”
脱贫致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双双提升，这一切，决定力量在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坚持不懈的奋斗，也跟无数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分不开。当社会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反映在一个公民的身上，那就是他的行为、思想和精神面貌。新时代诗歌当中，挖掘、发现脱贫攻坚一线干部人员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的有感染力的作品并不少。从广西诗人田湘的诗句中，我们能读到作者对“第一书记”的理解，言语中透出敬意和赞美：“听从一枚党徽的召唤/你告别繁华都市，奔赴僻远山村/你要去研读一本从未读过的书/去翻开花开的中国最温情的一页/去完成一道时代最伟大的命题/——精准扶贫”;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藏族邮政员其美多吉三十年如一日驾驶邮车穿行在从康定到德格的邮路上，服务于本职工作，又积极联系、帮助民众——在风雪阻路、进退无路的危难关头，他用随车带上的氧气罐、红景天、肌苷口服液等等，挽救过上百位陌生人的生命。想到这样一个在和平年代甘心默默奉献的工作者，这样一位平凡又了不起的四川“阿哥”，诗人龚学敏没有抑制情绪，他直接唱出内心的敬重和颂扬之意：“阿哥，让我用三十年的邮路，/熬一碗酥油茶，敬你。”“阿哥，让我用三十年的雪线，/酿一碗青稞酒，敬你。” 当今世界，信息化大潮激荡环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蓬勃发展，加快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革，也加深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在对物联网小镇居民生活的观察中，湖北诗人车延高流露了对当下生活的肯定、对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的憧憬，其情绪，隐含着新奇和惊喜：“现在，他们很超前/考虑利益分享/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模式/考虑一个小镇，怎么和地球村/平起平坐”（《物联网小镇》）。是的，我们生活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的这个和平年代，是上天的眷顾，更是一代代勤劳又勇敢的人民艰苦奋斗甚至拿血肉之躯去换取的结果。而这一切，是以强大的科技与国防力量发挥无比重要的保障作用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能体会军旅诗人刘笑伟为国家开展“朱日和练兵”而生发的澎湃激情和满腔自豪：“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在辽阔的、深褐的大漠戈壁疾驰，/翻腾起隆隆的雷声。//这是战斗的集群在集结。/电磁的闪电蓄满山冈，/巨舰驶向深蓝。/……/我们是神舟，是北斗，/是天河，是天宫，是嫦娥，是蛟龙，/是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自豪的微笑。”（《朱日和：钢铁集结》）;也容易理解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确信和热切期待：“创造过奇迹的巨人，必将在/世界的注目中再次成为奇迹。/……/我们将再次出发，吹号者/就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他用堅定的意志、勇气和思想，/向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了新时代——前进的号角……”（《时间的入口》）。
变道，超越以往的诗歌常态
通过以上文本解读，我们能看到：“新时代诗歌”着力于记录“新时代、新生活”。从创作题材上观察，可见诗人视野里出现的时下的高铁、磁浮、快递、WiFi、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半导体、蛟龙号、辽宁舰、高纯晶硅、特色小镇、七号界碑、精准扶贫、大国工匠、C919大飞机、港珠澳大桥、朱日和军演、历史文化名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社会生活现象、形象、意象，相当普遍，而在最近几十年来的诗歌里却是寥寥无几;在立意上，“新时代”语境下的现代汉语诗歌，重在书写社会光明面和人间正能量，诗意基调明亮、能量充足，彰显当代诗人正视个体的现实生活和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积极心态，反映诗人对人与时代的关系的思考与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诗人抒发爱家爱国情怀的从容与庄重。与以“民族独立与解放”为总主题、以“悲凉、沉郁的焦灼感”为总体美学追求的20世纪中国诗歌相比，格调和气质大为不同;也与因轻视中国传统教育、粗浅理解“个性解放、追求自我”观念，而沉迷于为个体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哭哭啼啼的无趣无聊之作，形成境界和气象上的极大差距。
这就是说，在当前社会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积极描绘时代面貌、大方歌咏时代精神的现代汉语诗歌出现了，像车马变道一样，忽然超越了最近三十年来绝大部分诗人倾心于按摩自我、怨叹社会、回避抒写“祖国”、漠视时代发展进步的诗歌“常态”，转向积极的现实社会关注和时代人文观照，体现了时代生活对诗人业已形成的思想认识和诗学观念的震荡与警醒，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传统文人看重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开阔与大气，以及当代诗人思索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自觉和担当历史使命的意识，正在回归。
那么，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集体走到“新时代诗歌”的道路上，会不会成就一种理想的文学景观呢？答案是：不会。与大多数诗人刻意“站在弱者这一边”，专写人性险恶、社会阴暗和文化病态一样，“新时代诗歌”如果无视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种种现实问题，而大书社会正能量、特写生活之光鲜亮丽，甚至蜂拥而上歌功颂德，唾沫横飞，那也是偏颇、扭曲的文学理解、非健康的艺术表达。毕竟，文学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心灵需要。任何人都乐于接受真、善、美，而厌弃假、丑、恶;任何人都心知肚明：刻意本身就是一种矫情、一种虚伪、一种残缺、一种病态，不论是对于光明还是黑暗，赞美还是鞭挞，有义还是无情。
拨反纠正，回归文学正道
一个时代正常的、完好的文学生态，应该是由文学的全面、艺术的真实构成的，唯有如此，才配上这样的评价：准确地、充分地理解了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学先人很早就提供了端正的范例。例如，千古诗圣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写作“三吏三别”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不幸和困苦，也揭示过“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的社会矛盾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差距，而他人格健全美好，诗风敦厚，并不故意放弃记录所处时代的部分真实：国家富强、人民生活美好。在《忆昔二首》里，他意在感叹社会生活的今非昔比，但还是通过记录小县城人丁兴旺、生活富裕景象，为开元盛世留下了一笔珍贵写照：“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他家居成都，并非总是轻松愉悦，而后人还是看到他对烂漫春光的歌咏，对适意情怀的抒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同样，一代诗仙李白，随大唐由盛转衰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有济世理想，却无法实现，他批判政治黑暗、鞭挞统治阶级的腐朽，蔑视权贵，却也从不吝啬对壮丽河山的描绘和赞扬：“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开元年间，他漫游东鲁，作《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记录了受友人盛情款待的经历和感受，反映了盛唐生活景象：社会繁荣、财阜物美，民众的精神面貌比较激昂飞扬。祖国各地一片祥和，人在他乡，也有在家乡的舒适感。还有，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让后人看到了盛唐泱泱大国的磅礴气势：“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杜牧的《过华清宫》，虽然用意在于揭露骄奢的宫廷生活，但还是非常形象地刻画了晚唐都城的宏伟气势：“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整个唐代绵延近300年，既反映社会不公、生存艰难，也不惜笔墨颂扬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美好的诗人，可谓数不胜数;唐代诗人让文学在记录历史、承载人文上发挥了应有的功能，该赞美就赞美，该批判就批判。可见，遥远的那个历史阶段，诗人正常，诗歌也正常，多么让人怀恋！
从古至今，读诗、写诗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不能要求，也不应该要求人人非得写光明而不写黑暗，但是，诗歌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必然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认识和精神修养，进而影响人的生存质量。这就要求诗歌创作有端庄纯正的导向，使诗歌走在文学的正道上。在这一点上，“新时代诗歌”积极抒写当代社会正面发展与变化，与回避正面抒写时代变化的现象形成一定的比照，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导引和自主构建，具有拨反纠正的能量。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诸多西方哲学家、作家、诗人的作品纷纷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使得我们漠视诗经、唐诗、宋词等传统经典文学，盲目膜拜西方文学，以致一些人头也不回地走在文学的迷途之中。有人认为，“海子的写作第一次让当代诗具有一种游牧情结”，对“洞察当代诗的语言的多样性”产生了启发意义。而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全文13970字，在文中查找“诗经”“屈原”“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这几个字眼出现的次数为0，“陶渊明”出现1次;查找另几个字眼，则看到“上帝”19次，“伟大”40次，“神”47次，“王”56次。面对这样的一份中国诗歌“诗学”提纲，谁能对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未来充满信心？
综上，从目前看来，“新时代诗歌”侧重于抒写社会正能量、歌咏时代的光明面，与揭露社会伤疤、挖苦文化局限的常见的诗歌形成明显对照，尽管诗作数量和文本质量大有提升的空间，却也着实对当代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然而，这不是什么样的诗歌占领了主体地位的问题，而是新时代的现代汉语诗歌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如何走向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高峰的问题。正如吉狄马加所言：“这就要求诗人们将个体生命经验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找到更好的交合点。事实证明，越是伟大的诗人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