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对汉人颁布了“薙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很多明朝的遗老遗少原想保住中原汉族的束发习惯，以身试法，却因此丧身殒命。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也照方抓药，倡导民众剪辫子，以此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
　　其实，在满清统治江河日下的20世纪初，知识阶层，甚至有些清朝宗室就自觉开始剪辫子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章太炎在上海当众剪掉辫子，举国轰动。1902年以后，清政府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群起而效之，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学校里的学生基本都剪了辫子。 同年，清末重臣爱新觉罗·载泽带队到西方考察宪政，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占了一半。而具讽刺意味的是，1908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所拍摄的慈禧太后出殡的照片，纸糊的新军士兵的脑后也看不到辫子了。可见在晚清，尤其是1900年“庚子之乱”后，清政府对辫子的纠结已经逐渐模糊了。
　　当时社会各界关于“辫子”的议论也风起潮涌。当剪辫运动席卷全国时，革命军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宣讲团和“剪辫队”，不仅沿街盘查讲演，而且“服务上门”。有的地方为了迅速达到剪辫子的奇效，招术很雷人，譬如对于自愿剪掉辫子的同胞，奖励大肉面一碗。
　　1917年7月，张勋与康有为一伙人抬着溥仪搞的复辟闹剧中，宣示了一个所谓的“九条大政”，它的第九条说：“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迫于形势，为了拉拢人心，清末皇室在原来的立国根本问题上也是要作出妥协的。
　　然而有趣的是，作为汉族人的张勋在复辟入见宣统时，据说是一边叩头痛哭流涕地表达忠心，一边“以手探脑后，挐尺余长之小辫，举以示之”，把瑾太妃感动得直抹眼泪，连连夸他为忠臣。
　　“自清祚鼎革后，稍有智识之士，无不剪发，即爱新觉罗氏之宗室子孙，毅然去辫者，亦复不少。”在《复辟之黑幕》一书中曾有记载，当复辟中的张勋见清朝皇室贵族溥伦也“自由断发”，就“大不为然，斥其非爱新觉罗氏之肖子。”两人互为攻讦。
　　在张勋开列的复辟宣统朝廷的官员名单上“凡前清官僚，自亡国后，保存发辫而不服官于民国者为上选，可得内阁宰辅位次;有发辫而曾应民国之聘出山者为次选，可得尚书、侍郎之职;至若无发而又为民国官员者，虽有奇材异能，亦屏而不用。”在张勋看来，才华能力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有“辫子”。这样一来，“京师理发铺之假辫，售卖一空。”参与复辟的诸人“无不脑后有辫发垂垂”。
　　在复辟派中有一个人的辫子很引人注目，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的“辫子”长只二十厘米左右，造型“蓬蓬如蒲草者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自己一直逃命国外，自辛亥年后才回国，蓄辫子至今只五年。众人又问他为什么一回国就蓄发？他说，早就料到有今日之复辟。可惜没多久，复辟闹剧就寿终正寝。
　　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向光绪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呼吁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装，给国民做个榜样。他甚至还“高瞻远瞩”地把工业时代与辫子联系到了一起，“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折子写得振振有辞，时过19年，到了复辟时，康有为就不再谈他以前的调子了。
　　满清灭亡后，学贯中西、个性张扬的大学者辜鸿铭依然留着长辫，穿长袍，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当辜鸿铭梳着小辫儿走进北京大学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先生很淡定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此言一出，素来狂傲激越的北大学生们鸦雀无声。而辜鸿铭的辫子以及这句“辫子”名言成为历史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