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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的影响。翻译背后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因素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重视。晚清时期的翻译因其背景的特殊性逐渐进入了学者的视野。本文着重以吴梼和周瘦鹃对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的翻译为例，探讨翻译活动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因素，为人们对翻译作品的解读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翻译 马克·吐温 The Californian’s Tale 吴梼 周瘦鹃 晚清
一、引言
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作品，其写作风格，语言特色，作品主题以及不同时期的作品都显示了其在创作中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合理巧妙的情节来建构深刻的主题寓意，以揭示资本主义的现实和政治环境。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进入了翻译家的视野。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无论在译本的选择还是在翻译风格上都体现出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晚清时期由于翻译活动的独特性逐渐进入了学者的研究领域。晚清时期是翻译文学的初起。晚清经历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一些人开始考虑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文艺方面的译作是从林纾开始的。而在翻译小说初起时，“政治小说”非常流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文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古文译法进行译述，以林纾最为出名，另一种是白话译书，此类翻译方法的特点主要是将原文的内容，用白话口语，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翻译。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对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的翻译明显体现了白话文的风格。
本文选取晚清时期翻译家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的翻译作品进行对比，不仅仅局限于翻译作品的语言特色和译作风格，作者还将进一步探讨翻译活动背后的历史文化影响。
二、历史文化影响下翻译文本的语言风格
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规范可大致概括为译意的翻译策略，归化的语言与表现形式。对小说的翻译规范体现在白话短篇，文言长篇，以及文言长篇章回体的奇特组合。然而，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白话不可逆转的取代文言而成为翻译的主流动态。本文中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在语言风格上都极大地体现了晚清时期以白话文为主流的语言风格，两位译者对翻译原文的归化程度可谓贯穿全文。这种白话的翻译风格完全改变了原文的行文风格，这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这种不忠于原文的翻译是否得体？对原文的传播是否存在影响？使译文读者会不会对马克·吐温的写作风格产生误解？关于晚清时期翻译风格的评价主要包含两种观点：一是指责晚清译者不忠于原著语言与情节，另一种是肯定性评价。钱钟书先生曾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到 “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发现许多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也恰恰是这部分‘讹’能起到一些抗腐作用。”两个观点各有依据，前者基于传统的翻译规范，而后者眼界较为宽泛，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翻译观，把翻译局限于文本的研究框架下，而是将翻译活动置于其所处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下。
吴梼和周瘦鹃对马克·吐温这部短篇小说的文言风格极大地顺应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潮流。虽然两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不忠实可能会导师读者对原著作者的误解，但并没有因此阻碍了翻译过程中译者想要传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相比于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忠实，这种思想的传播更为重要。
三、历史文化影响下译作文本的选择
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分别选择对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为译作对象，是否只是简单的对外文小说的翻译还是有其深刻的特殊用意呢？作者为什么单单挑选了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而非其它作品呢？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马克·吐温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回顾中国的翻译发展历程，马克·吐温的作品在中国翻译领域，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特点。这些差异与各个时期历史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翻译活动的影响力不仅仅存在于对外文作品的传播，更在于它背后对文化思想的影响。马克·吐温在中国的翻译开始于20世纪初期，以1905年严通在《志学报》上发表的由其所译的讽刺性小说《俄黄独语》为开端，该小说具有反封建，拥护社会主义的倾向。而由吴梼所译的《山家奇遇》则批判了美国社会对“淘金热”的狂热追求。那么为什么当时吴梼会选择翻译《山家奇遇》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时期，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人们抨击封建制度的禁锢，资产阶级的贪婪与罪恶。除此之外，美国狂热的“淘金”潮流吸引了一大批的人流涌向美国，其中不乏大多数的中国人。人们渴望发财，渴望金钱，渴望奢靡的生活，这无不透露着资本主义的贪婪与腐朽，为了迎合当时的思想潮流，有力的抨击资本主义丑陋的嘴脸，《山家奇遇》应时而生，这部悲情又带有讽刺色彩的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淘金梦”的破碎，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另外，不容我们忽略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美国实施的排华法案，深刻打击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美国的这种歧视态度让国民为之愤慨。《山家奇遇》中美国“淘金梦”的破碎强有力的抨击了美国政府。由此，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吴梼《山家奇遇》的翻译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由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而刻意为之。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吴梼翻译的《山家奇遇》是以日本译者抱一庵主人对马克·吐温原著的日译版本为原型翻译的。那么吴梼为什么会选取日文译作进行翻译呢？这背后存在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呢？
四、《山家奇遇》——吴梼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对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按字面意思我们可译为“加利福尼亚故事”，而对晚清时期译者吴梼和周瘦鹃来说他们分别译为《山家奇遇》和《妻》。仅一个标题的翻译就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其翻译的语言策略值得学者的思考。本小节着重对吴梼的翻译进行深入分析，有关周瘦鹃的版本笔者将在下一小节着重介绍。 经研究可得知吴梼《山家奇遇》的翻译是从日本学者抱一庵主人的日译版本转译而来，而非直接英文原著。《山家奇遇》这一标题也是直接从日版译文《山家の恋》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而成的。对照英文原文，可以发现吴梼的译本与原文内容上存在着些许的出入，甚是是误译和漏译。那么这些误译和漏译究竟是吴梼故意为之还是由于日版译文翻译的缺陷造成的呢？为什么吴梼要选择日文译作进行翻译呢？这不得不提吴梼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吴梼的翻译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太阳》杂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对吴梼的解读不能停留在译作本身，只有回到原译本所在的日本脉络和历史语境下，才能从整体上认知到吴梼翻译的文学活动和思想。吴梼在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作家有七国之多，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他译的作品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山家奇遇》便是其中一篇。日本明治时期的《太阳》杂志受当时日本历史文化的影响，收集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在晚清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国内引进外国文学的局限和当时“西学”的热潮，《太阳》杂志为吴梼的译作选择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日文译作的作品反应的意识形态又与当时中国的情景存在相符的特征，因此吴梼通过对日文译作的转译，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正是由于转译的原因，对于吴梼译文和英文原作之间出现的差异，我们 不能简单得归结于吴梼的改译，错译和漏译，而因把译文置于日文译本背景下。虽然晚清时期存在“创造性的改译”之风，但对于吴梼转译的特殊性，应该有区别的对待。
五、《妻》与“哀情巨子”——周瘦鹃
一个译作《山家奇遇》，一个译作《妻》，单从题目来看，很难让人把两篇译作联系在一起。让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周的翻译手法。晚清时期，小说翻译逐渐进入翻译领域。其中周瘦鹃的译作多以短篇小说为主。除了其特有的翻译手法，使得他的译作颇受欢迎之外，他在对标题的处理上也可谓煞费苦心。乔澄澈（2012）曾总结分类周瘦鹃对短篇小说标题翻译的四种策略：1）戏仿中国传统小说；2）直译策略；3）意译策略；4）标题表明小说的结局。其中《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把它归入意译策略这一层。意译策略的使用让周瘦鹃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意译的选择不仅能够使得读者较容易明白文章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现译者的态度观点。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讲述的是一位深爱妻子的丈夫因妻子的离世而变得精神恍惚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梦”时期。周瘦鹃直接将原文标题意译为《妻》简单明了，直接突出文章描述的重点——离世的妻子，通读文章悲剧的故事，返回到标题《妻》，不免使人感觉到一股哀情之意，而这又恰与周瘦鹃“哀情巨子”的形象相符，可以说《妻》的翻译是成功的。那么周瘦鹃又为何选择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呢？
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由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发展而来，即鸳鸯蝴蝶派。形式上，他们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特色，而短篇最可读的首推传奇故事，也即他们仍然承袭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周瘦鹃则是鸳鸯蝴蝶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阅读周的译文《妻》，不难发现他的翻译风格与鸳鸯蝴蝶派的吻合——古代白话小说，短篇传奇，言情。马克·吐温的此短篇小说一改往日的幽默风格，描写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行文构造布满传奇神秘色彩，这一独特的创作风格刚好符合具有哀情巨子之称的周瘦鹃的风格，一个《妻》把原文的悲剧色彩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合读者对他的特有期待。语言风格上不仅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也顺应了鸳鸯蝴蝶派自身的特点。马克·吐温 的这篇悲情短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顺应了周瘦鹃的风格，因此周以本篇文章做为译作的选择并不足为奇。
六、清末民初马克·吐温作品在译介的地位与影响
民国时期是马克·吐温在中国翻译的滥觞期。对马克·吐温作品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是政治性的，幽默性的，讽刺性的。人们鲜有从诗学的角度来剖析鉴赏他的作品。晚清时期译者吴梼和周瘦鹃的译作《山家奇遇》和《妻》是以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为原型进行翻译的。两位译者翻译都以白话文为基础，归化翻译的策略符合当时读者的需求，同时也较好的促进了文章的传播。其中周瘦鹃的《妻》看似表达凄美的爱情故事，映衬周瘦鹃“哀情巨子”的形象，实则背后译文的选择存在复杂的历史文化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吐温的作品定位于充满幽默讽刺性的政治小说，因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偏爱运用马克·吐温的小说来表达对社会黑暗现实和制度的批判。吴梼和周瘦鹃对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批判作用。当时由于对美排华法案的愤怒，反美浪潮的影响，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黑暗的讽刺与批判，两位译者抓住美国狂热“淘金梦”的破碎，借由马克·吐温这篇看似悲情实则具有批判意味的短篇小说，有力的抨击了美国的歧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黑暗，贪婪，以及“淘金梦”带来的浮躁和迷失。周瘦鹃的《妻》笔者认为较之吴梼的《山家奇遇》更胜一筹，译者不仅仅保留了原文的悲情色彩，照应了自己“哀情巨子”的形象，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悲剧凄惨的爱情故事，满足了读者的期待，同时悲剧的产生有力的抨击了美国“淘金梦”的狂热，使读者在情感上达到共鸣，在悲剧故事的隐藏下间接有效的迎合了当时反美的思潮，把翻译中的政治无意识体现的淋漓尽致。
清末民初对马克·吐温作品的政治阐释，加之当时的社会意识影响，吴梼和周瘦鹃顺应历史背景，改译马克·吐温的语言风格，使用归化的白话译法，迎合读者需求和时代背景，通过译作传递思想。此时的作品并不是为了介绍外来作家，而是思想的传递，因此两位译者的白话译风在当时并无不当之处。
七、总结
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活动涉及到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它同时是不同文化思想交流的途径。本文作者将研究重点放置在晚清时期的翻译，以吴梼和周瘦鹃对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的翻译为例，探讨了翻译背后的历史文化影响。吴梼和周瘦鹃独特的白话译法——这种明显的归化译法不是随意为之，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对此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翻譯活动中的政治无意识也在两位译者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只不过对这些现像的分析都离不开翻译活动背后所在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值得翻译界学者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崔琦.吴梼的翻译活动与日本《太阳》杂志[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91-97.
[2]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李德超，邓静.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影响[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1）： 123-127.
[4]刘小刚.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11）：1-5.
[5]廖七一.晚清文学翻译语言的“变格”[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2）：65-68.
[6]乔澄澈.周瘦鹃短篇小说标题翻译策略[J].语文建设，2012 （22）.
[7]裘禾敏.晚清翻译小说的误读、误译与创造性误译考辨[J].外国语，2010（4）：64-72.
[8]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唐婕.意识形态操纵下的马克·吐温作品译介史[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2）：74-77.
[10]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24）：16-23.
[11]吴梼.《山家奇遇》——日本抱一庵主人《山家の恋》重译[M].中国商务印书馆.
[12]杨金才，于雷.中国百年来马克·吐温研究的考察与评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8）：132-144.
[13]于雷.民国时期马克·吐温在中国的文学旅行[J].美与时代（下），2010（8）：54-56.
[14]周瘦鹃.《妻》——马克·吐温The Californian’s Tale译文[M].包天笑《小说大观》，上海文明书局发行，民国4年（1915）.
【关键词】翻译 马克·吐温 The Californian’s Tale 吴梼 周瘦鹃 晚清
一、引言
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作品，其写作风格，语言特色，作品主题以及不同时期的作品都显示了其在创作中用幽默讽刺的语言，合理巧妙的情节来建构深刻的主题寓意，以揭示资本主义的现实和政治环境。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主题思想进入了翻译家的视野。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无论在译本的选择还是在翻译风格上都体现出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晚清时期由于翻译活动的独特性逐渐进入了学者的研究领域。晚清时期是翻译文学的初起。晚清经历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一些人开始考虑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文艺方面的译作是从林纾开始的。而在翻译小说初起时，“政治小说”非常流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翻译文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古文译法进行译述，以林纾最为出名，另一种是白话译书，此类翻译方法的特点主要是将原文的内容，用白话口语，以章回小说的形式进行翻译。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对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的翻译明显体现了白话文的风格。
本文选取晚清时期翻译家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的翻译作品进行对比，不仅仅局限于翻译作品的语言特色和译作风格，作者还将进一步探讨翻译活动背后的历史文化影响。
二、历史文化影响下翻译文本的语言风格
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规范可大致概括为译意的翻译策略，归化的语言与表现形式。对小说的翻译规范体现在白话短篇，文言长篇，以及文言长篇章回体的奇特组合。然而，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白话不可逆转的取代文言而成为翻译的主流动态。本文中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在语言风格上都极大地体现了晚清时期以白话文为主流的语言风格，两位译者对翻译原文的归化程度可谓贯穿全文。这种白话的翻译风格完全改变了原文的行文风格，这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这种不忠于原文的翻译是否得体？对原文的传播是否存在影响？使译文读者会不会对马克·吐温的写作风格产生误解？关于晚清时期翻译风格的评价主要包含两种观点：一是指责晚清译者不忠于原著语言与情节，另一种是肯定性评价。钱钟书先生曾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到 “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发现许多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也恰恰是这部分‘讹’能起到一些抗腐作用。”两个观点各有依据，前者基于传统的翻译规范，而后者眼界较为宽泛，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翻译观，把翻译局限于文本的研究框架下，而是将翻译活动置于其所处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下。
吴梼和周瘦鹃对马克·吐温这部短篇小说的文言风格极大地顺应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潮流。虽然两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不忠实可能会导师读者对原著作者的误解，但并没有因此阻碍了翻译过程中译者想要传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相比于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忠实，这种思想的传播更为重要。
三、历史文化影响下译作文本的选择
吴梼和周瘦鹃两位译者分别选择对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为译作对象，是否只是简单的对外文小说的翻译还是有其深刻的特殊用意呢？作者为什么单单挑选了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而非其它作品呢？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马克·吐温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回顾中国的翻译发展历程，马克·吐温的作品在中国翻译领域，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特点。这些差异与各个时期历史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翻译活动的影响力不仅仅存在于对外文作品的传播，更在于它背后对文化思想的影响。马克·吐温在中国的翻译开始于20世纪初期，以1905年严通在《志学报》上发表的由其所译的讽刺性小说《俄黄独语》为开端，该小说具有反封建，拥护社会主义的倾向。而由吴梼所译的《山家奇遇》则批判了美国社会对“淘金热”的狂热追求。那么为什么当时吴梼会选择翻译《山家奇遇》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时期，反封建，反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人们抨击封建制度的禁锢，资产阶级的贪婪与罪恶。除此之外，美国狂热的“淘金”潮流吸引了一大批的人流涌向美国，其中不乏大多数的中国人。人们渴望发财，渴望金钱，渴望奢靡的生活，这无不透露着资本主义的贪婪与腐朽，为了迎合当时的思想潮流，有力的抨击资本主义丑陋的嘴脸，《山家奇遇》应时而生，这部悲情又带有讽刺色彩的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淘金梦”的破碎，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另外，不容我们忽略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美国实施的排华法案，深刻打击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美国的这种歧视态度让国民为之愤慨。《山家奇遇》中美国“淘金梦”的破碎强有力的抨击了美国政府。由此，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吴梼《山家奇遇》的翻译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由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而刻意为之。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吴梼翻译的《山家奇遇》是以日本译者抱一庵主人对马克·吐温原著的日译版本为原型翻译的。那么吴梼为什么会选取日文译作进行翻译呢？这背后存在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呢？
四、《山家奇遇》——吴梼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对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按字面意思我们可译为“加利福尼亚故事”，而对晚清时期译者吴梼和周瘦鹃来说他们分别译为《山家奇遇》和《妻》。仅一个标题的翻译就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其翻译的语言策略值得学者的思考。本小节着重对吴梼的翻译进行深入分析，有关周瘦鹃的版本笔者将在下一小节着重介绍。 经研究可得知吴梼《山家奇遇》的翻译是从日本学者抱一庵主人的日译版本转译而来，而非直接英文原著。《山家奇遇》这一标题也是直接从日版译文《山家の恋》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而成的。对照英文原文，可以发现吴梼的译本与原文内容上存在着些许的出入，甚是是误译和漏译。那么这些误译和漏译究竟是吴梼故意为之还是由于日版译文翻译的缺陷造成的呢？为什么吴梼要选择日文译作进行翻译呢？这不得不提吴梼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吴梼的翻译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太阳》杂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对吴梼的解读不能停留在译作本身，只有回到原译本所在的日本脉络和历史语境下，才能从整体上认知到吴梼翻译的文学活动和思想。吴梼在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作家有七国之多，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他译的作品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山家奇遇》便是其中一篇。日本明治时期的《太阳》杂志受当时日本历史文化的影响，收集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在晚清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国内引进外国文学的局限和当时“西学”的热潮，《太阳》杂志为吴梼的译作选择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日文译作的作品反应的意识形态又与当时中国的情景存在相符的特征，因此吴梼通过对日文译作的转译，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正是由于转译的原因，对于吴梼译文和英文原作之间出现的差异，我们 不能简单得归结于吴梼的改译，错译和漏译，而因把译文置于日文译本背景下。虽然晚清时期存在“创造性的改译”之风，但对于吴梼转译的特殊性，应该有区别的对待。
五、《妻》与“哀情巨子”——周瘦鹃
一个译作《山家奇遇》，一个译作《妻》，单从题目来看，很难让人把两篇译作联系在一起。让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周的翻译手法。晚清时期，小说翻译逐渐进入翻译领域。其中周瘦鹃的译作多以短篇小说为主。除了其特有的翻译手法，使得他的译作颇受欢迎之外，他在对标题的处理上也可谓煞费苦心。乔澄澈（2012）曾总结分类周瘦鹃对短篇小说标题翻译的四种策略：1）戏仿中国传统小说；2）直译策略；3）意译策略；4）标题表明小说的结局。其中《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把它归入意译策略这一层。意译策略的使用让周瘦鹃有很大程度的自由。意译的选择不仅能够使得读者较容易明白文章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现译者的态度观点。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讲述的是一位深爱妻子的丈夫因妻子的离世而变得精神恍惚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梦”时期。周瘦鹃直接将原文标题意译为《妻》简单明了，直接突出文章描述的重点——离世的妻子，通读文章悲剧的故事，返回到标题《妻》，不免使人感觉到一股哀情之意，而这又恰与周瘦鹃“哀情巨子”的形象相符，可以说《妻》的翻译是成功的。那么周瘦鹃又为何选择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呢？
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由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发展而来，即鸳鸯蝴蝶派。形式上，他们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特色，而短篇最可读的首推传奇故事，也即他们仍然承袭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周瘦鹃则是鸳鸯蝴蝶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阅读周的译文《妻》，不难发现他的翻译风格与鸳鸯蝴蝶派的吻合——古代白话小说，短篇传奇，言情。马克·吐温的此短篇小说一改往日的幽默风格，描写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其中行文构造布满传奇神秘色彩，这一独特的创作风格刚好符合具有哀情巨子之称的周瘦鹃的风格，一个《妻》把原文的悲剧色彩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合读者对他的特有期待。语言风格上不仅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也顺应了鸳鸯蝴蝶派自身的特点。马克·吐温 的这篇悲情短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顺应了周瘦鹃的风格，因此周以本篇文章做为译作的选择并不足为奇。
六、清末民初马克·吐温作品在译介的地位与影响
民国时期是马克·吐温在中国翻译的滥觞期。对马克·吐温作品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是政治性的，幽默性的，讽刺性的。人们鲜有从诗学的角度来剖析鉴赏他的作品。晚清时期译者吴梼和周瘦鹃的译作《山家奇遇》和《妻》是以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为原型进行翻译的。两位译者翻译都以白话文为基础，归化翻译的策略符合当时读者的需求，同时也较好的促进了文章的传播。其中周瘦鹃的《妻》看似表达凄美的爱情故事，映衬周瘦鹃“哀情巨子”的形象，实则背后译文的选择存在复杂的历史文化影响。
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吐温的作品定位于充满幽默讽刺性的政治小说，因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偏爱运用马克·吐温的小说来表达对社会黑暗现实和制度的批判。吴梼和周瘦鹃对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批判作用。当时由于对美排华法案的愤怒，反美浪潮的影响，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黑暗的讽刺与批判，两位译者抓住美国狂热“淘金梦”的破碎，借由马克·吐温这篇看似悲情实则具有批判意味的短篇小说，有力的抨击了美国的歧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黑暗，贪婪，以及“淘金梦”带来的浮躁和迷失。周瘦鹃的《妻》笔者认为较之吴梼的《山家奇遇》更胜一筹，译者不仅仅保留了原文的悲情色彩，照应了自己“哀情巨子”的形象，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悲剧凄惨的爱情故事，满足了读者的期待，同时悲剧的产生有力的抨击了美国“淘金梦”的狂热，使读者在情感上达到共鸣，在悲剧故事的隐藏下间接有效的迎合了当时反美的思潮，把翻译中的政治无意识体现的淋漓尽致。
清末民初对马克·吐温作品的政治阐释，加之当时的社会意识影响，吴梼和周瘦鹃顺应历史背景，改译马克·吐温的语言风格，使用归化的白话译法，迎合读者需求和时代背景，通过译作传递思想。此时的作品并不是为了介绍外来作家，而是思想的传递，因此两位译者的白话译风在当时并无不当之处。
七、总结
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活动涉及到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它同时是不同文化思想交流的途径。本文作者将研究重点放置在晚清时期的翻译，以吴梼和周瘦鹃对马克·吐温短篇小说The Californian’s Tale的翻译为例，探讨了翻译背后的历史文化影响。吴梼和周瘦鹃独特的白话译法——这种明显的归化译法不是随意为之，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对此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翻譯活动中的政治无意识也在两位译者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只不过对这些现像的分析都离不开翻译活动背后所在的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值得翻译界学者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崔琦.吴梼的翻译活动与日本《太阳》杂志[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91-97.
[2]胡翠娥.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李德超，邓静.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不该遗忘的角落——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翻译活动及影响[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1）： 123-127.
[4]刘小刚.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11）：1-5.
[5]廖七一.晚清文学翻译语言的“变格”[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2）：65-68.
[6]乔澄澈.周瘦鹃短篇小说标题翻译策略[J].语文建设，2012 （22）.
[7]裘禾敏.晚清翻译小说的误读、误译与创造性误译考辨[J].外国语，2010（4）：64-72.
[8]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唐婕.意识形态操纵下的马克·吐温作品译介史[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2）：74-77.
[10]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24）：16-23.
[11]吴梼.《山家奇遇》——日本抱一庵主人《山家の恋》重译[M].中国商务印书馆.
[12]杨金才，于雷.中国百年来马克·吐温研究的考察与评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8）：132-144.
[13]于雷.民国时期马克·吐温在中国的文学旅行[J].美与时代（下），2010（8）：54-56.
[14]周瘦鹃.《妻》——马克·吐温The Californian’s Tale译文[M].包天笑《小说大观》，上海文明书局发行，民国4年（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