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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网络路径模型”。在此分析框架内，采用网络路径分析方法，从“森林”而不是“树木”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对我国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部机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研究结论表明，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目前的关系是需求遵从为主，供给主导为辅，
关键词：长三角；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互动机制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可以追溯到Bagehot(1873)。他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共同强调了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与其实体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联系。Goldsmith提出一个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资金流向最佳使用者，如一个经济中资金可以取得最高社会收益的地方，从而可以加速其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绩效”。还有更多的证据则在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例如，Goldsmith发现虽然在究竟是金融因素加速了经济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只是反映了由其他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个可信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但是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了在1860年～1963年期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其金融资产占GNP的比率表现为长期向上漂升。事实上Jung(1986)通过对56个国家二战后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些研究都充分肯定了实体经济与金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影响。但对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未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因此，后来的学者就金融系统作用的途径做了积极的探索。Merton(1995)和Levine(1997)等人分析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指出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于：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分散和聚集；配置资源；监督管理者、促进公司治理；动员储蓄；便利商品和服务的交换。Levine(1997)等人认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金融系统的上述功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King和Levine(1993)认为，大部分文献仅仅限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而现实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地一维关系，而是受到其他多个变量互动地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二维路径图形来表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不是孤立地相互影响着的。而是由很多中间因素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我们在图1中总结了King和Levine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金融中介通过促进有潜力的企业。促使企业的创新，从而促进企业提高产出，进而经济增长。Schumpeter(1912)也指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其次金融中介促进企业的发展的同时，会通过与消费者来传导对金融中介的反向影响。最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有着直接的影响，即金融的发展也要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近年来，中国金融系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和创新。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改制上市改善了管理效率，明确了企业目标函数，另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藩篱，使得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和公司治理功能得以提升。从而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谈儒勇(2000)，韩廷春(2002)，王志强等(2003)，沈坤荣等(2004)就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目前，我国的经济处于转型阶段，整个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转变，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非常不平衡，东部某些地区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西部某些省份却仍在为消除贫困而努力。而通过加总而成的宏观层面的数据则掩盖了这些事实。使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变的更加模糊。因此，对于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必须要深入到地区层面才能把握到基本现实。从而得出更接近实际的研究结论(周立和王子明，2002)。长三角地区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06年该地区的GDP达到全国的1/4，该地区金融发展也比较快，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地方，因此，我们将沿着King和Levin的分析框架，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动机制做一个实证分析。
二、基于King—Levin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本文中，我们用各地区存贷款总额与GDP之比来衡量该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我们研究的样本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15个地级以上的城市。由图2可知。在长三角地区，三个省会城市金融发展水平比较相似，而且远远超出其他地级市的水平，其他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也比较接近，反映了我国资源配置的权力垄断(陈志武，2006)。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散点图(图3)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各点分布较均匀。人均GDP与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一般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取了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方法，采用AMOS软件进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分析路径和因果关系的方法，在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使用非常流行，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使用较少，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的数据。而SEM是用来处理截面数据的，并且要求样本量比较大。本研究采取变通的方法，将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三地共15省市2000年～2004年共4年的截面数据集中在一起，看作一个大的截面数据集，也就基本达到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最低要求。当然，这样有一个暗含的假定，假定2000年-2004年中外部的环境基本稳定，各个分析变量的关系保持稳定。不存在序列相关。事实上，这4年，无论是中央执行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是地方政府实施各项政策基本都是稳定的。
对于金融发展的指标，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对于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并未采用，我们采用了国内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信贷额比GDP的指标。对于消费者收入，我们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度量。而对于企业，由于模型中考虑的是封闭条件下的，我们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取性。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内资企业工业产值比GDP和地区国内资本的投资比GDP来度量。经济增长则用人均GDP增幅来衡量。考虑到国内数据获取的可能性，我们对King和Levin(1993)的模型进行简化性的了修改，将企业创新的内部过程略去，只留下企业这个变量，只研究金融中介与企业的关系。而金融中介由于分散风险促进消费者收入在目前还得不到体现，或者说非常勉强，故我们将此路径略去。得出如下路径图：
定义以下6条路径：R1：金融中介到企业发展的正向影响关系。R2：消费者收入到进人中介的正向影响关系。 R3：企业对消费者收入的正向影响关系。R4：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的正向影响关系。R5：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关系。R6：消费者收入对企业的正向影响关系。将数据导人AMOS6，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得到整体的拟合度非常好。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King—Levin的模型中的路径没有一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模型直接应用在长三角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经过一定地修正。
三、模型的改进及其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King-Levin模型在长三角的特殊环境下并不直接成立。因为K-L模型暗含一个前提条件，经济增长是封闭的。我们必须改造符合长三角开发经济的特点。在长三角，企业的产出大部分是加工制造业，而加工制造业大部分是中间产品，中间产品。消费者对中间产品的生产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我们将上面路径系数为零。而且最不显著的R6路径略去，认为消费者收入对企业影响不大。并且。我们将并将外资企业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以反映开放经济的条件。
在长三角地区。由于外资企业的大量扩张客观上需要与国外基本一致的高效的银行体系。比如高效的支付系统，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我们假设在因外资企业的进入。本土银行在与国外银行的业务往来的过程中。本土的银行的管理水平，风险意识，科技含量可以得到提升。本土相对落后的金融系统应该会在努力与国际接轨。适应外资企业的要求。而外资企业地进入对消费者收入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促进雇员以及竞争者工资水平地提高，从而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外企的进入会使得国内企业的可得资源减少，加剧了竞争。国内企业的雇员收入有可能反而能不能提高。具体外资企业对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影响还要看数据的分析。据此。我们在K—L模型5条路径假设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假设：
该模型反映了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复杂路径关系。将路径系数去处量纲影响，标转化估计后得到的SEM图如下：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外资企业对金融中介起了明显地促进作用。这表明，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大力促进了的长三角的金融中介的发展，外资企业“催熟”了本地金融业的发展。
第二，本地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而金融中介发展对本地企业的发展的正面影响是不太显著的。在长三角地区，金融中介对本地企业的促进作用这一条道路还不畅通。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目前国有企业在本地企业中仍然占较大比例。国有企业本来就获取了充分的金融资源，因此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它们影响，从而传导给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小。由于缺乏整个长三角的数据，我们对江苏省的数据分析表明。如果将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模型中剔除。本地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显著性将大大提高。这表明。政府应该在这个渠道多下功夫，特别是要取消银行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种种信贷歧视。使得他们要与国有企业有平等的地位，使得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促进企业的创新，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三，消费者收入对金融中介的影响为负。并且不太显著的，这说明，在长三角人们收入增加对促进金融中介发展的道路还不畅通。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相对金融的发展需要而言人均收入还相对较低造成的。
第四，经济增长显著促进金融发展。Patrick(1966)把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观点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Supply—leading)；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的称为需求遵从(Demond—following)。由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影响的系数要大于本地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按照这种说法，目前在长三角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是需求遵从为主，供给主导为辅的局面。
关键词：长三角；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互动机制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可以追溯到Bagehot(1873)。他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共同强调了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与其实体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联系。Goldsmith提出一个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资金流向最佳使用者，如一个经济中资金可以取得最高社会收益的地方，从而可以加速其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绩效”。还有更多的证据则在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例如，Goldsmith发现虽然在究竟是金融因素加速了经济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只是反映了由其他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个可信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但是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了在1860年～1963年期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其金融资产占GNP的比率表现为长期向上漂升。事实上Jung(1986)通过对56个国家二战后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些研究都充分肯定了实体经济与金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影响。但对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未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因此，后来的学者就金融系统作用的途径做了积极的探索。Merton(1995)和Levine(1997)等人分析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指出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于：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分散和聚集；配置资源；监督管理者、促进公司治理；动员储蓄；便利商品和服务的交换。Levine(1997)等人认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金融系统的上述功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King和Levine(1993)认为，大部分文献仅仅限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而现实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地一维关系，而是受到其他多个变量互动地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二维路径图形来表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不是孤立地相互影响着的。而是由很多中间因素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我们在图1中总结了King和Levine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金融中介通过促进有潜力的企业。促使企业的创新，从而促进企业提高产出，进而经济增长。Schumpeter(1912)也指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其次金融中介促进企业的发展的同时，会通过与消费者来传导对金融中介的反向影响。最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有着直接的影响，即金融的发展也要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近年来，中国金融系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和创新。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改制上市改善了管理效率，明确了企业目标函数，另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破除了资本市场发展的藩篱，使得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和公司治理功能得以提升。从而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谈儒勇(2000)，韩廷春(2002)，王志强等(2003)，沈坤荣等(2004)就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目前，我国的经济处于转型阶段，整个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转变，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非常不平衡，东部某些地区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中西部某些省份却仍在为消除贫困而努力。而通过加总而成的宏观层面的数据则掩盖了这些事实。使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变的更加模糊。因此，对于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必须要深入到地区层面才能把握到基本现实。从而得出更接近实际的研究结论(周立和王子明，2002)。长三角地区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06年该地区的GDP达到全国的1/4，该地区金融发展也比较快，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地方，因此，我们将沿着King和Levin的分析框架，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动机制做一个实证分析。
二、基于King—Levin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本文中，我们用各地区存贷款总额与GDP之比来衡量该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我们研究的样本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15个地级以上的城市。由图2可知。在长三角地区，三个省会城市金融发展水平比较相似，而且远远超出其他地级市的水平，其他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也比较接近，反映了我国资源配置的权力垄断(陈志武，2006)。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散点图(图3)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各点分布较均匀。人均GDP与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一般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取了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方法，采用AMOS软件进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分析路径和因果关系的方法，在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使用非常流行，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使用较少，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的数据。而SEM是用来处理截面数据的，并且要求样本量比较大。本研究采取变通的方法，将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三地共15省市2000年～2004年共4年的截面数据集中在一起，看作一个大的截面数据集，也就基本达到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最低要求。当然，这样有一个暗含的假定，假定2000年-2004年中外部的环境基本稳定，各个分析变量的关系保持稳定。不存在序列相关。事实上，这4年，无论是中央执行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是地方政府实施各项政策基本都是稳定的。
对于金融发展的指标，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对于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并未采用，我们采用了国内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信贷额比GDP的指标。对于消费者收入，我们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度量。而对于企业，由于模型中考虑的是封闭条件下的，我们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取性。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内资企业工业产值比GDP和地区国内资本的投资比GDP来度量。经济增长则用人均GDP增幅来衡量。考虑到国内数据获取的可能性，我们对King和Levin(1993)的模型进行简化性的了修改，将企业创新的内部过程略去，只留下企业这个变量，只研究金融中介与企业的关系。而金融中介由于分散风险促进消费者收入在目前还得不到体现，或者说非常勉强，故我们将此路径略去。得出如下路径图：
定义以下6条路径：R1：金融中介到企业发展的正向影响关系。R2：消费者收入到进人中介的正向影响关系。 R3：企业对消费者收入的正向影响关系。R4：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的正向影响关系。R5：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关系。R6：消费者收入对企业的正向影响关系。将数据导人AMOS6，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得到整体的拟合度非常好。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King—Levin的模型中的路径没有一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模型直接应用在长三角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经过一定地修正。
三、模型的改进及其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King-Levin模型在长三角的特殊环境下并不直接成立。因为K-L模型暗含一个前提条件，经济增长是封闭的。我们必须改造符合长三角开发经济的特点。在长三角，企业的产出大部分是加工制造业，而加工制造业大部分是中间产品，中间产品。消费者对中间产品的生产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我们将上面路径系数为零。而且最不显著的R6路径略去，认为消费者收入对企业影响不大。并且。我们将并将外资企业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以反映开放经济的条件。
在长三角地区。由于外资企业的大量扩张客观上需要与国外基本一致的高效的银行体系。比如高效的支付系统，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我们假设在因外资企业的进入。本土银行在与国外银行的业务往来的过程中。本土的银行的管理水平，风险意识，科技含量可以得到提升。本土相对落后的金融系统应该会在努力与国际接轨。适应外资企业的要求。而外资企业地进入对消费者收入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促进雇员以及竞争者工资水平地提高，从而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外企的进入会使得国内企业的可得资源减少，加剧了竞争。国内企业的雇员收入有可能反而能不能提高。具体外资企业对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影响还要看数据的分析。据此。我们在K—L模型5条路径假设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假设：
该模型反映了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复杂路径关系。将路径系数去处量纲影响，标转化估计后得到的SEM图如下：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外资企业对金融中介起了明显地促进作用。这表明，外资企业大量进入大力促进了的长三角的金融中介的发展，外资企业“催熟”了本地金融业的发展。
第二，本地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而金融中介发展对本地企业的发展的正面影响是不太显著的。在长三角地区，金融中介对本地企业的促进作用这一条道路还不畅通。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目前国有企业在本地企业中仍然占较大比例。国有企业本来就获取了充分的金融资源，因此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它们影响，从而传导给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小。由于缺乏整个长三角的数据，我们对江苏省的数据分析表明。如果将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模型中剔除。本地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显著性将大大提高。这表明。政府应该在这个渠道多下功夫，特别是要取消银行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种种信贷歧视。使得他们要与国有企业有平等的地位，使得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促进企业的创新，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三，消费者收入对金融中介的影响为负。并且不太显著的，这说明，在长三角人们收入增加对促进金融中介发展的道路还不畅通。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相对金融的发展需要而言人均收入还相对较低造成的。
第四，经济增长显著促进金融发展。Patrick(1966)把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观点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Supply—leading)；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的称为需求遵从(Demond—following)。由于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影响的系数要大于本地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按照这种说法，目前在长三角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是需求遵从为主，供给主导为辅的局面。